1.指定读书范围

曾国藩既是清末宋明理学的顽固派代表，又是早期洋务派首领，在其经世致用的观点支配下，他对教育内容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十一种书是必读的，这就是除《五经》《四书》之外的《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和姚姬传所辑的《古文辞类纂》及曾国藩亲自摘抄的《十八家诗抄》等。他告诫儿子纪泽：“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112]除读上述必读书外，他还要求儿子读天文书籍，读《几何原本》，要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知晓目录分类之法。在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致纪泽儿的信中，他以自己的读书教训告诫儿子道，他生平学问上有三耻，要求儿子要引以为戒。说；“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诶，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曾国藩的儿子纪鸿在研究古算学方面确取得了相当成就，应当说与这种强调自然科学的学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