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工程”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史蒙卿、程端礼都是以朱子读书思想来指导读书教学的，“读书工程”的制定将他们的读书理论具体化、客观化、系统化和制度化为课程计划，对他们的教学实践和当时及后来的学校、书院的教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程端礼回忆说，他到江东书院以后即公开以此施教。[1063]从他元统三年所写的后记来看，在元统三年之前，“读书工程”即广泛传播，当时的传本有安定刘谦父、崇德吴氏义塾、台州路学、平江甫里书院陆氏；池州建德学冯彦思等刊本和江东书院、安西、高邮、六合等处的抄本多种。在他身后“读书工程”曾被国子监取法并颁于郡县学校“以为学者法”。
相对于对地方官学的影响来说，读书工程对书院教学的影响在元代远没有在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影响那么显著。这是因为，元代书院，南方多入元不仕的学术大师主持，不令习应举之业，如当时在八华山授徒的许谦即“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1064]而北方书院虽重应举，却又不重如程端礼那样广博艰苦的读书。明初大行科举，永乐时又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读书的范围和科考的内容都集中在程朱性理之学，再加上书院的完全官学化，“读书工程”得到书院的广泛采用。明中叶以后，王阳明、湛若水之辈控制了书院，又走上陆学末流的老路，不会死心眼采用程端礼的读书办法。[1065]但是，“读书工程”重视读书讲学的精神却是与书院教学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同时，明代以后的书院，多数是“四书”、“五经”、性理书籍和学作科举程文并重的，所以，程端礼的“读书工程”还是常为多数书院教学所采用。只是由于各书院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各有应变。如有的书院没有学前和小学阶段，有的书院特别重视“工程”中的某一因素而加以发挥，而大多数书院则直接承袭“工程”的形式而订立自己的课程计划。胡文楷在为《读书分年日程》作“跋”时指出：“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说得是有道理的。
明代中叶，王学主宰书院教学。但王守仁讲学书院，也订有“日程”表，把课程分为三类：一是诗歌，二是习礼，三是读书，并订有每天的功课次第为五节：一、考德；二、背书、诵书；三、习礼或作课艺；四、复诵书、讲书；五、歌诗。这一“日程”表在形式上是明显受到“读书工程”启发的。
清代初年，朱学代替了王学，程朱理学与举业毕归于一，“读书工程”在书院教学中被普遍采用。雍正时已认为书院也应教人读书应举，以供朝庭使任。乾隆在上谕中明白指出书院教学要遵朱熹的学规和程端礼的“日程”。乾隆六年上谕说，“书院制度所以异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立之仪节，以约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课程，使贯通乎经史；其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后来陈士师《重订读书分年日程序》中十分赞扬乾隆时的这一措施，认为这是真正崇儒重道的办法，并号召士子“遵奉勿替”，宗此为学。他说：“乾隆年间特诏天下郡县学校颁此书以励学者，嘉惠儒林之意，岂非至优极渥，而为士子者所当敬谨遵奉勿替者欤”。清初的李颙、陆世仪主讲书院，订定课程计划是这一时期书院教学的典范，不但形式，即内容也多来自程氏《日程》。
到了清乾嘉之际，朴学大盛，虽然反对程朱理学，却提倡扎扎实实地读书。程端礼的课程计划形式被吸收并加以发挥。那时，较大的书院除课时文外，也课经史。不少书院立了课程，有的总提读那些书籍，有的还分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
一般都用功课簿或功课册、日程簿等，注明学习情况。陈宏谋《培远堂集》载书院条规，反映乾隆中紫阳等书院学习情况。其中有一条为：“诸生各列功课簿一本”，“功课日程皆遵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法”。又载：“端溪书院嘉庆四年冯敏昌掌教时，订定生徒各立一功课册。”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也用此办法。
清代末期的几所著名近代书院所制订的课程计划也明显地受到程端礼“读书工程”的影响。广雅书院分课程为四门，并各举其要义。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所设的课程更为丰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详细订定了《读书分月课程》作为学约的附记。《读书分月课程》用表列式，上面一行记月份，月份下分两栏：一栏列专精之书，一栏列涉猎文书。以第一月为例，专精之书为：读书法，礼记学记。少仪篇，管子弟子职篇，孟子、春秋公羊传。涉猎之书为：宋元学案象山上蔡学案、朱子语录训门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格致须知天文、地学、地理、地志。
以上种种，各有发展，但总的说是受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影响的。这些都是近代课程论输入以前，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形成的并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实施的中国自己的课程计划。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理论并不仅仅是书院教学的成果，“读书工程”也并不仅仅是书院的课程计划，但却受到书院教学的普遍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读书理论和“读书工程”的课程安排，根本上体现了元代及元以后的书院特征，适应了元代及元以后书院官学化的过程。
表现为：
1.适应了书院的程朱理学化
程朱理学在书院讲学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元代书院官学化的重要内容，元代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定为人材培养和选拔的法定教材和统一标准。因此，对于书院的掌握和控制，必然要求树立程朱理学在书院讲学中的绝对地位。这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宏观调整来控制学校和人才的途径。因此，元代讲学书院的大师，多是讲求程朱理学的。最早的是杨惟中和姚枢讲学太极书院，其他书院也争相仿效，于是，程朱理学便成了元代书院官学化进程中唯一的教学内容。史、程的根源程朱，并使程朱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的“读书工程”，正是适应了元代书院的这一特征的。
2.随着元代书院的普遍设置和官学化过程的推进，地方书院与地方官学在性质和职能上趋向一致
适用于官学的教学措施，自然也适用于书院的教学。这就是《读书分年日程》为一般书院所接受的又一原因。再者，随着官学和书院在性质和职能上的趋向一致，书院不仅要进行成人高等教育，而且还要从事初等教育和教养；书院的培养目标，不仅要研习义理，而且要应试举业。虽然，这一切并不是每个书院都必须做到的，但作为书院的整体职能却是共同承认的。这就要求书院在教学实施上能将这一过程完整地统一起来。“读书工程”的贯穿学前、初等、高等教育，纳教学与科考为一途的教学计划，正是适合这一需要，或者说正反映了这一需要，所以能被书院广泛地采纳。
3.书院官学化过程本质上是政治上的集权化过程，是元代统治者对学校，进而对人才、对社会意识形态加强控制的过程
在新建立的集权形式下，过去书院教学中那种教师随意地自由地讲学，学生随性之所至，自由读书，甚至废书不读的状况是不能允许的了，它必然要求教师在教学实施上的统一化、定型化、严格化和规范化。“读书工程”的课程计划，正是以一种“工程”的意识适应了书院官学化过程的这一对教学的严格、系统、定型、规范的要求而产生的。它在有弹性的基础上，开出书目、分出阶段、厘定出各书先读后读的次序，举出各阶段读书的目的要求，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读书方法，对保证书院肄业生徒能顺利地掌握必须要读的课程，是很有好处的。黄百家很称赞这种读书计划“工程”性质，说它本末不遗，工夫有序，有功于挽救陆学末流以不读书为学的流弊。他说：“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子学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而为之一变。盖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余观畏斋读书日程，本末不遗，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即谓陆子之功臣也。”[1066]他自己也说：“守是，庶乎本末不遗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与理相洽，静存动察而身与道为一，德形于言辞而可法、可传于后，较其所就，岂世俗偏长一曲之学所可同日而语哉？”[1067]
但是，也应该看到，史蒙卿、程端礼由发挥朱子读书法而来的读书理论，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朱子的六条读书法，无论是起首两条所讲的读书宗旨和程序、中间两条所讲的读书起步和家法，还是末两条所讲读书的印证和宽严，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它视读书为认识的唯一途径，内省体验为认识的唯一源泉，从而歪曲了人类认识的过程，只会将人的认识引入歧途。史蒙卿、程端礼又仅取读书，读“古圣贤书”为朱子“致知”、“笃实”的下学工夫，甚至以朱子的书为究竟。他们强调读书，并不是要人们追求真理，培养和指示人们理解和掌握世界的能力和途径，而是要为“立心”之大本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程端礼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说：“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指的就是过去的陆学只有本心论的上面工夫，而缺乏读书笃实的下面工夫，所以成了“无根脚”的谈空说妙。而这下面的工夫，在他说来，只要朱熹讲的读书一项就可以了。所以程端礼专取朱子读书法，作为“读书工程”的所谓为学的步骤和工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笃实有“根脚”，才能避免陆学的“存心”之说“放入无何有之乡”。所不同的是，朱熹的读书，是作为心外体验天理的阶梯，而到史蒙卿、程端礼以朱变陆以后的读书，则成为体验心中之理的步骤和缜密的工夫。
这就是他们取朱熹读书为笃实工夫的精神。这种以“圣经贤传”为笃实的工夫，当然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认识方法。这种以宣扬理学教条为宗旨，以闭门读书为手段，以读书做官为导向的读书思想，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以毕生的精力埋首故纸，研读理学经典，在章句声韵，陈言浮词中追求功名利禄，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甚至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