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蒙卿、程端礼的讲学活动、学术渊源与为学宗旨
在四明学风以朱变陆的过程中，直接发挥作用的，当首推史蒙卿，关于史蒙卿的教育活动及思想资料，现存的已极少，详细情形也已很难弄清。根据现存较早的可信资料，如袁桷的《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蒋学镛的《鄞志稿·儒林传》来看，只知道，其先世中，与学术有关的，只有他的祖父史弥巩。“以儒学致显，当贵时，独卑退自持，先人称为独善先生。”[1006]独善先生是正宗传陆学的，其兄弟辈如史弥忠、史弥坚、史弥林等，都是杨、袁门下杰出人物。[1007]王应麟的父亲即出其门下。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据说“生而奇颔秀目，七岁善属文，年十二入国子学。通《春秋》、《周官》经，复兼词赋”。[1008]父出任湖北提刑，蒙卿往归省，即从巴川阳公岊学《易》、《春秋》一年，“复归国学，”受到太学祭酒江万里、参政杨挺时的器重。咸淳元年登进士弟，授景陵主簿。此后做了十来年幕僚。在仕途生活中，他比较善于融通上下级关系，善于说服人。咸淳十年改江阴教授，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后复改平江教授（《宋元学案补遗》称“尝授平江首郡博士”），入元遂不仕，袁桷铭其“贞洁陆沉，志裂金石，”自号静清。晚岁历厄穷，设教于乡，讲道不辍，所谓“执丸障澜，尽瘁不休”，欲以教学逞其报国之志。从学者盖众，《宋元学案补遗》说：“家贫无资，门弟子执茅者，屦交户外，”程端礼兄弟即是在这时候从学的。后来又在天台山隐居讲学八年，大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史蒙卿与书院讲学也很有关系。在他身前未见其有书院活动，死后有甬东静清书院，是祭祀史蒙卿的。《鲒
亭集外编》卷十六有《甬东静清书院记》详道其事，是程端礼的父亲改造郑安晚祀其师东莱门人楼昉的旧房而成的。此外，他还留有《果斋训语》一篇，讲读书之道，似乎是对书院教学而发的。
史蒙卿的直接学术师承，全祖望说：“莲荡㬊氏之学传于阳氏，阳氏之学传于吾乡史氏，即静清也。”又《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上）也说㬊徐“字亚夫、号莲塘、涪陵人……受业文公，所著有《孟子注》今佚，门人阳枋、阳岊。”《宋史》“史弥巩”中附说史蒙卿是师承巴川阳恪（以斋），梓材在《静清学案》引中力辩其误，并举出程端礼、袁桷、黄文献的证述。指出，程端礼在识读书工程纲领后说过“果斋先生早师常德小阳先生、大阳先生，阳先生师涪陵㬊先生，㬊先生师朱子，未尝言及以斋。”程端礼是史蒙卿最有成就的入门弟子，从其学者多年，其说应该是可信的。袁桷作的墓志铭也说是“从巴川阳公岊学《易》、《春秋》”。黄文献亦说：“继朱子之学者，自㬊氏渊（徐）、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岊以至于史氏”。因此，“知先生所受业者小阳先生，非小阳之子。”则史蒙卿的学术师承应是朱子→㬊徐→小阳→史蒙卿，则其学术宗旨应是宗朱学的了。所以全祖望在《静清学案》开头就按语指出：“四明史氏皆陆学，至静清始改而宗朱。渊源出于莲荡㬊氏。”
从学术旨趣来看，一方面，史蒙卿基本上坚持朱学的下学上达的道路，求明体以达用。《静清学案》说：“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袁杨。其言朱子之学，自黄东发与先生始。黄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务明体以达用。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因此，他注重读书、注重文献的学习与研究，主张读书以明理而导行，明体以达用。袁桷《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称他“于诸经穷探微旨，证坠缉缺，不溺于谀闻。剖释正大而折衷，一归于前哲，论古今得失，心探情伪以暴其罪。正色愤然，若造庭而受其责也。”可见其对待文献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并且把读书与做人的修养联系起来，认为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做人的修炼过程，这是很有意义的。《邓巴西文集》中有一篇为《静清集》作的“序”，其中也极力称道史蒙卿本于关洛、穷探朱程理学微旨的学风及对朱学在元代展开的积极意义。他说：“先生蚤知覃思，六经长益，隽永关洛之绪言，以推穷化几，探索理奥，故其言精核雅赡，可规古作者之林。譬之美曲
以为酒醴，均律吕以中琴瑟，有本者固如是。”这是直以史蒙卿为宋学正宗嫡传了。同时，他对当时的科举程文，不重实学，也极为反感。袁桷《庭述师友渊源录》说他“拙程文，默诵《五经》”。
他认为，正是当时的人才选拔方式，特别是教师的选拔，以科举落榜者充之，造成了当时不务实学的虚诞学风。他说：“斯文剥衷余数十年。师表郡县学者，应格则得。未尝于其人。后生不说学也未尝知学。剔伪务实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虚谈异。”这显然是针对陆学末流以空谈为务而言。
另一方面，对于朱子之遗教，他并不墨守成规，踵袭固滞，而是注重有所创发，求心之所安为止。袁桷在其所作墓志铭中称他正因为不“固陋株守”，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学术成就，视其为真传朱者。他说：“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悟。先生识是以窥渊懿，经纬一原，合师友之旨，充而弥实，确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这就是说，史蒙卿的学术特征即在于在坚守朱学的基本思想原则、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对朱学加以融通、原合，出入创发。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王应麟有些不同。所以，袁桷在《庭述师友渊源录》中说他：“其学喜奇说，礼部尚书王公多传授之，卒以奇不合于王公。”全祖望也说：“尝闻深宁不喜静清之说《易》，以其嗜奇也。则似乎未必尽同于朱。”[1009]但他又认为，史蒙卿的所谓“未必尽同于朱”并不是对朱学守之不纯，也不是他的朱学的驳杂嗜奇，而正是不墨守朱学成训，对朱学有所发展，才是真正懂得宗朱学的做法，而袁桷以“嗜奇”来解释这种“未必尽同”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史蒙卿之说经与王深宁的不合，则正好“可知静清虽宗主朱学，而具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正如东发亦宗朱学，而于其先，后天图说，改之甚力，盖必若是而始为硕儒。不善学者，但据一先生之言，穷克尽气，不敢少异，而未尝顾其心之安否，是为有信而无疑。学周之道，未之有也。”（袁桷）“以为好奇，是尤不知静清者也。”[1010]邓巴西序《静清集》也说：史蒙卿“所论河图治书，足以抉先儒未发之蕴，又以见学者踵袭固滞，宁使先圣王之旨郁而不彰者可悲也。”足见当时及后人对他的这种宗朱的学风和方式，都是持肯定的态度的。
史蒙卿对朱学的提倡和发挥对四明学风的以朱变陆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在陆学传人众多、风气蔚然的甬上首倡朱学，以纠正陆学末流的偏敝。蒋学镛《鄞志稿·儒林传》（上）说：“淳熙四君子，俱师事陆象山，故四明后学皆宗金溪。自黄文洁及蒙卿私淑考亭。”从家学渊源来说，如前所述，四明史氏全是传陆学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首倡朱学尤其显得艰难可贵。因而，当江汉金仁山之学已广泛传播，“俎豆泽宫”之时，史蒙卿却仍在孤独寂寞中，无人“撷溪毛以问之。”对于这一点，全谢山也深有感触。他说：“先是，吾乡学者，杨袁之徒极盛，史氏之贤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独善先生、和旨先生、鸿禧君、饶州君，皆杨、袁门下杰然者也。静清为独善孙，始由巴陵阳氏以溯朱学。当时只轮孤翼，莫之应和，而黄提刑东发出焉，遂稍稍盛。朱学之行于吾乡也，自静清其功大矣。”[1011]袁桷《静清处世史君墓志铭》也指出史蒙卿兴四明朱学的首倡之功：“时四明之学，翻祖陆氏而崇袁、杨，及沈焕、舒璘继起，复主其说。能表章朱子之学者，自蒙卿始。”黄百家也说：“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子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而为之一变。”[1012]二是他培养了程端礼、程端学兄弟，使四明朱学后继有人，能继其志。蒋学镛《鄞志稿·儒林传》（上）说：“程畏斋兄弟守蒙卿绪言，而四明又盛言朱子矣。”这对于纠正四明陆学末流废书不读，空谈悟本的流弊有着实际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其先世的情况已很模糊，据黄溍为他所作的墓志来看，只知道其先世由都阳迁至都县（今浙江宁波），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在平江做过地方官。据《元史·程端礼传》和《元儒考略》卷三说，程端礼“幼聪悟纯笃，十五岁，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青年时代及从学的情况已不清楚，似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入过太学、国子学之类。入仕以前大约就师从史蒙卿学习，似乎也有一些家学渊源。戴表元《送程敬叔教谕赴建平》诗说：“尔之王父东诸侯，朱门行马高修修。严君家学又继美，少年乡书推上游。”可见他是在家学和乡塾中学习成长的。他似乎也去参加过科举考试，学成后由人推荐在广德之建平、池州之建德两县做过儒学教谕。他自己曾回忆说：“余至大（1308—1311）间教建平。”[1013]“皇庆（1312—1313）间教池之建德。”[1014]据说他很注重为人师表、启发诱导。《宋元学案》说他“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在建平时，县尹王起宗日率僚友听其论说，并命其子王楚鳌受其业。王楚鳌后来出入台阁，为时之名人。在这之后，程端礼又做过信州稼轩书院和建康江东书院的山长，时间较长，也是他一生教育活动的昌盛时期。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都是江东有名的书院，保留着宋代理学家们自由讲学的遗风。特别是江东书院，本为里人所建，在江宁府治，面临秦淮河，吴澄曾在那里讲过学。书院留心学术，提倡朱学，有着良好的读书论学之风。程端礼由“有司台府之命选辟，……以阐教事，学者翕然知所宗仰。”[1015]也是他书院活动的鼎盛时期，据说文宗这时在行营中也曾遣近侍子弟来学，并“赐以金帛牢醴，礼遇甚至。”[1016]这一时期有《江东书院讲义》一篇，详细阐述书院读书的原理原则，是一篇关于书院教育的专论。其主要论学著作《读书分年日程》（《元史》等称为“读书工程”）也主要作于这一时期。则这一时期又是他书院教育理论的重大建树时期。在《送冯彦思序》中他回忆说，皇庆间，他在建德执教时即有自己的“明经作文”之法，延祐（1314—1324）间开科举时，“余首遵科制，参诸子读书法，以其先后本末节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于编，以为学校教法。”书前现存有延佑二年自序，但那时却“藏之经阁”，直到后来“主江东书院”时，才受人请求而施之书院教学，以训迪诸生。《送王季方序》中也有他在江东书院按“读书工程”施教的记载：“余因以辅汉卿所萃朱子读书法六条以辅其志，仅二年，四书易经传注通念晓析，同学者不能及远甚。”他还有一篇《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议及书院的一些问题，也是他书院教育活动的结晶。这之后，因工作勤奋、累考及格，被上名中书授钻山州儒学教授。秩满，以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在这期间，还曾有平章政事赵凉、御史王理举荐他教国子学；御史赵承禧举荐他提举儒学，都未得遂。晚年设教乡里。讲学不辍，“学者及门者甚众”，[1017]并且教化一方。黄溍所作墓志说：“先生归后，郡守王侯元恭踵门礼请先生。学者师帅，闻及帝郡，讲行乡饮酒礼，皆俟先生讨论而后定。”直到他临去世之前，在病重之中。“客有将上京师者，过而言别，相与论宋季事，娓娓不倦，”终致疲惫过度而去世。他临死时还注重到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师表意义。弥留之际，他“目己瞑而头稍偏，门人乐进曰：先生头容稍偏矣！复张目端坐而逝。”[1018]可谓一息尚存即为教不止。卒年七十五。
在程端礼的一生教育活动中，他还十分重视地方教育设施的基本建设，表现出超凡的教育管理的兴趣和才能。他说：“余以……在江左学校四十余年，职思其忧，以为教之根本在乎朱子读书法，养之根本在归侵田赡学之士日裕”，[1019]把教育基本建设看成培养人才的根本问题。在建平，他“增学舍以居其徒，尽复民所占田”，使学田由三百亩扩大到一千亩，保障了学校的正常经费；在稼轩书院时，争回了所有被人占据的前贤遗迹和校产；在钻山，新修庙学，巧妙地与地方豪右斗争，夺回了学校的地产并索赔了损失；在鹅湖书院修了群贤堂，崇祀程朱学统人物，宣扬朱子之学；归家后，帮助地方教官整顿“义凛”，使贫困的“仕族儒家昏丧之不给”者得“实受其惠。”[1020]这些对实际教育都有着现实的积极作用。
在学术渊源与宗旨上，程端礼是直接师承史蒙卿而传朱学以变陆学的。《新元史列传》说他：“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氏之学，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传朱子之绪论。”但他又被时人看作是比史蒙卿，黄震一辈更纯粹的朱学者。全祖望《静清书院记》说：“其足以辅翼二许者，吾乡程敬叔兄弟最醇。……敬叔兄弟得之静清史先生。”黄晋卿跋“读书工程”，甚至认为他是直承考亭门人。他说：“敬叔以文学行谊高一时，其传盖本于考亭门人㬊氏。”程端礼作为“更纯粹”的朱学者，主要即在其“读书工程”完全贯彻朱子读书精神，将读书以明理，以求明体以达用切实地课程化了。《元史新编》说他“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穷理读书之指。”《元儒考略》称：“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氏之学，而朱熹之学不行于庆元。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适用之指。”都说明了程端礼志承乃师，在四明学风以朱变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人曾有以河南二程再出来比拟程端礼兄弟在元初四明朱学宗传中的地位和作用。《元史类编》说：“时人有二程之目。”黄溍所作墓志说：“人比以河南程氏两夫子云”。《子渊诗集》卷五《哀故程敬叔》说：“甬东百家邑，人物萃精英。近者翔三凤（原注：鄞薛景春、史驹甫、程时叔三先生同膺乡荐，时人号为江东三凤。教授苑桂发请札云：河东之三凤重鸣，洛下之二程再出），于今数二程（原注：敬叔、时叔兄弟齐名，人称之为后二程）。读书时有法（原注：著读书纪年工程刻行于世），讲贯旦能评。……德尊群老列，坐有五经横。”这种横经论学、讲贯求用的学术风姿与陆学末流的但“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是大异其趣的。黄南山《先贤畏斋先生赞》也说：“考亭鸣道，先生有传。损倡廉和，伯仲后先。住王之才，希圣之学，四方仰之，二程出洛。”可见时人对他学风的肯定。
总之，史蒙卿和程端礼师生二人为纠正四明陆学末流废书不读，空谈悟本而流入“狂妄”的偏弊，都出陆宗朱，提倡程朱理学的讲贯精神，而在他们的教育活动和学术宗旨上，对于四明学风的以朱变陆来说，其最大的特征和成就即在于强调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