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读书做人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关心子女前程的重要措施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可谓是“高官”了。然而他认为：“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109]从“长久之计”考虑，以勤俭耕读方面教育子女，乃是兴家安身的根基。他在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儿纪泽的书信中指出：“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家中新居富托，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告诫儿子，“天下多难”，故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因“此等均未必可靠。”他以为世事多变，大富大贵靠不住，故教儿辈一意读书，不可从军。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致儿纪泽、纪鸿的信中指出：“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曾国藩在给儿子及夫人的书信中，多次强调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种心愿来自他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冷静观察和忧虑，故他反复告诫儿辈，身处乱世，不要对清王朝抱太大的希望，官场腐败，尔虞我诈，相互倾轧，非但难以立功，而且个人身家性命亦难保。

如果立志向学，“以读书立身为事”，则可待时而见用于世。曾国藩的心愿和教育观，在当时士大夫阶层已普遍存在，这是仕官之家对子孙“爱之以其道”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