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蒙学

蒙学不自清代始，在中国是早已有之。《学记》说“党庠”“术序”，当是早期地方蒙学的雏形，或是一种设想。其有历史可考者，则为汉代的书馆。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2]王充《论衡·自纪篇》也提到他“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书丑得鞭”。魏晋南北朝时期，魏人邴原，在书舍，“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龀之中，嶷然有异”[3]。这里说的书舍即蒙学。晋人束晰撰《发蒙记》、顾恺撰《启蒙记》，梁周兴嗣作《千字文》，后齐颜之推作《训俗文字略》，都是当时蒙学教育活动的反映。唐代有个窦易直，曾“就业村学教授”[4]，顾蒙在广州书写“《千字文》授于聋俗”[5]。著名的童蒙课本《蒙求》即唐人李瀚所作。元禛的《长庆集》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唐代还有《兔园册》，经考证为“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于“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村童”[6]。宋代“都城内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7]。南宋诗人陆放翁《秋日郊居》诗：“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作者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8]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政府劝农立社，社立社学，“农隙使子弟入学”[9]，这社学也是蒙学性质。明代社学亦在各府州县建立，收民间幼童15岁以下的入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10]。明初《文渊阁书目》和《绿竹堂书目》记载有《对相识宇》一书，“对相”就是对图之意，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看图识字课本，说明蒙学课本到了明代，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