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工程”——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三）“ 读书工程”——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元代书院重视讲学读书，史蒙卿、程端礼尊崇朱学，强调读书，是其学术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读书工程”，即《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的制定是对元代书院教育的一大贡献且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从理论渊源上讲，陆学末流放弃读书，空悟人生导致的流弊是程朱理学受到重视的学术原因，而从现实来看，南宋以后，官学教育的流弊，学校教学制度的不完善和学校教育的失教，而当元代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必然要求学校教育走上有秩序、稳定、规范的运行轨道，又是读书之风形成的客观历史原因。南宋以降的官学腐败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学官不良，师道不立。二是教学制度不备，学校失教。清代吴尚友在《回澜书院记》中指出“儒学诸生与司铎往来颇疏。或有因试事而两月一见者矣，或有路远而终岁不得一见者矣。”这实质上是无教学可言。而元代书院正是受到此一刺激而产生和发展的，所谓庠序之教不修，则立精舍以为讲习之所。所以往往学校兴则书院不盛，学校不立则书院大昌。吴尚友《回澜书院记》批评官学的腐败后，极力赞以书院的讲学读书之风：“萃生徒于一堂，昼有讲，夜有读，讲业请益，订期角艺，无风雨晦明之间，有赏奇析疑之乐。”书院以学术大师直接教授生徒，学生都是慕大师的道德学问，不避千里，拜门入墙，不存在师道不立的问题。而且书院教学严谨，以传授学术为主，读书讲学的空气十分浓厚，与只管考课的官学很不相同。所以，程端礼认为，相对于官学来说，书院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也应该是讲学读书，书院就是因为官学失教、唯考课是务而由“前代志道之士”讲学读书而产生的。他在《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中分析书院的产生说：

余谓自后世所教与所宾兴者，一非先王三物之旧。州、县学之设，虽或如前日之盛，有司所以劝勉督程者，不过趋其文辞之工以要人爵。故所得之士，不惟德业无以追配古昔之万一，而离道失望者往往有之。故前代志道之士，宁弃举业，确守师说，与其同志讲学于宴闲之地，以自脱于有司督程之外，此书院之所由建也。

正是在这一书院与读书的认识基础上，他在主持江东书院时，针对官学教育的失误而制定了他著名的、旨在指导一般学生读书自学的“读书工程”。这可以说是他“读书工程”产生的直接的现实原因。黄溍《跋进学工程》说：“易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其时也。记诵辞章云乎哉？记诵词章末矣，后生小子犹有废而弗为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书所为作也。”

从理论来源上讲，“读书工程”是以朱子的读书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综合了“朱子读书法”、《学校贡举私议》、《白鹿洞书院学规》、史蒙卿的读书“训语”和《程董二先生学则》等前代书院讲习的基本传统和成果，融合了程端礼书院讲学的宗旨和原理、原则[1021]等而制定的一个详细的读书教学课程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制定虽然并不仅仅是专门为书院教学的，但由于它集中体现了书院读书讲学的精神，所以一直是被书院教学所采用的。

“读书工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朱子的“为学之道”：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而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读书分年日程》引）

这个“为学之道”，既说明了读书的基本原理和本质，又讲明了读书的途径和方法。“读书工程”即是按照这个思想来展开的。

朱子后学辅汉卿根据朱子的“为学之道”的精神所辑的“朱子读书六法”及“先儒”的读书论对“读书工程”又有着纲领和原则的意义。他早年师从史蒙卿时，即在史蒙卿的指导下，按“朱子六法”读书。他回忆说：“余自早年受学于甬东果斋史先生，授朱子读书六法……才识虽陋，粗知兢兢固守而不敢废其一”。后来他在学校执教时，亦以此施教，并成为他订定《日程》的主要思想框架。他在延佑二年的自序中说：“余不自揆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与朋友共读，……盖一本辅汉卿所粹朱子读书法修之，而先儒之论有裨于此者亦间取一二焉。”他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也说：“惟精庐初建，端礼……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读书分年日程》卷一的前注中他也说过：“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著期限，紧著课程之说修。”胡文楷为《读书分年日程》作“跋”道：“宋朱子有读书法六条……元程畏斋因编为此书，其自称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端礼本其法而推实之，虽每年月日读书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条为纲领。”[1022]但程端礼对所谓朱子读书六法又有自己的理解。一是他自己又直接从朱子论读书之法中辑了六条并有两条古人读书法来对辅汉卿的六条加以补充和把握、辅氏所辑六条是“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他所辑的六条则更具体，可以说是对辅氏六条分别作出更具体的、带实施操作性质的说明。“敛身正坐、缓视微吟”基本上是补充说明“居敬持志”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与辅氏同；“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是说明“著紧用力”的；古人读书法的“未熟快读足遍数，已熟缓读思理趣”是补充说明“熟读精思”的。二是他以孔子的“博文约礼”来把握朱子的读书法，指导“读书工程”的制定。他认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是孔子教人的根本大法，“孔子之教，颜子之学，不越乎博文约礼二事，”也是“学者舍是无以用力之地。”他认为，朱子读书六法就是孔子“博文约礼”之教的具体化。他说：“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而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己体察之两条。盖熟读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体察即约礼之事。”他认为这就是所谓“颜子之学”的根本，所以颜子赞叹孔子善教时也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不但是世界上那些“读书其怠忽间断者”，即“其终日勤劳、贪多务广”者，他们之所以“终身无得”，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一根本大法。在他看来，朱子读书之法经他以孔子的博文约礼一贯释，就明白大悟了。它比朱子的六法更能具体地、有效地指导读书了。他自信地说：“使朱子复生，身登其门，耳闻其诲，未必若是之详且要也。”程端礼说，他在书院的教学中，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教学的。[1023]

《白鹿洞书院教条》和《程董二先生学则》对于“读书工程”的订定也有直接的借鉴作用。他认为，对于他的“读书工程”来说，《白鹿洞书院教条》是“宏纲大目”的范型，提供了“人知所用力”的途径；而《程董二先生学则》则是日用常仪训练的规范，“使人有所持循”。这两个学则正好贯通了朱子的大小学之教，合而施之，则“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此外，《真西山教子斋规》与“程董学则”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此外，史蒙卿的《果斋训语》对“尚志”、“居敬”、“穷理”、“反身”四个读书的基本理论范畴，引孔孟朱子之语详加论证，对于深刻理解朱子读书法，以及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对于课程和教材的选定都对“读书工程”的订定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的作用。

综之，程端礼在书院及学校教学实践中，正是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在综合运用前人的读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系统、全面完整的“读书工程”。这个“工程”作为一个实施的教学课程计划，从教育目标、学习年限；到课程书目，读书次第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它集中地体现了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1.读书的过程是一个人生修养和价值实现的过程

把读书与做人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陆学末流的偏弊和弱点，元初朱学的兴起和对陆学的拨乱反正正是由此而来。史蒙卿和程端礼都重视读书，把读书放在人的生命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来加以理解。他们力主将人生的修为和实践贯彻在读书明理的基础上，贯彻在对社会和人生的经验把握和理性知解上，落实在全面体认文化传统和价值真谛的过程中，以读书来指导人生。在他们看来，读书与人生是同一过程，读书本身即是人生。人生既是读书的起点和根据，又是读书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因此，他们认为：

第一、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心理准备是正确读书的根本保证。“居敬持志”是读书的依据，也是为人的起点。它的基本理论来源是朱子的“为学之道”最后落实在“居敬而持志”。朱熹说：“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而不可以顷刻之不存者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1024]他所强调的正是读书应心思专一，境界高远，不受外界物欲的扰乱，要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在读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史蒙卿训学，首论“尚志”和“居敬”。他认为“为士莫先于尚志”，首先要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他所尚的志，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新义，是孔子的“志学”、孟子的“仁义”、程子的“道”和“圣”，以及陆象山的“先立乎其大”的意思。但他认为，“志”是人生价值的导向，它与“流俗”和“利欲”是相抵牾的。他说：“大抵为士莫先于尚志，……言学便当以道为志，言人便当以圣为志。苟此志不立而唯流俗是循，利欲之趋，则终身坠于卑陋而不足与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为士哉！”原来学人的本质就是志向高远，以道义人生为职志者。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中也规定：“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居敬”则是“涵养本原”的工夫。史蒙卿认为，“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固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非自外而得之也。”人的价值的完成，成圣成贤的根据，都在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只要“端庄静一以涵养之”，使其得以自然发挥，人的本质不受干扰，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人欲自然听退”，这就是人生价值实现的保证，“以此穷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诚，乃学问之本源也。”这样，人生态度对于读书学习来说，就具有了本源或根据的意义。程端礼引用朱熹《记经史阁》的话说，许多人读书之所以失败，陷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名于禄，”读书越多，越无事功之实，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这一读书的本原，这就是所谓“不诚无物，虽勤无益。”如果人们知道“为学之本有无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待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间清明纯粹，真有以为读书之地，……则天下之理必有以尽其纤悉而一以贯之，异时所以措诸事者，亦将有本而无穷矣。”[1025]这个读书之本即是清明的本心，而清明的本心就是有“志”，“持敬”就是“志在于斯”，“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1026]这就是说，无事时敬在心上，有事时敬在事上。无事时敬在心上，是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界的物质引诱；有事时敬在事上，是使接人待物合于封建道德标准。读书时，思想固然不能受外界物欲的扰乱；闲暇时，也要时时想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这里、程端礼特别强调一个“畏”字，以“敬畏”之心时常提醒，惮已守志。他自号“畏斋”，即有以敬畏之心时常提醒的意思。他认为敬畏之心，洞见隐微，是最能提契本心的。他有《畏斋箴》一篇，说明此意：“恐懼修省，严恭寅畏；夙兴夜寐，克己复礼；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莫见乎隐，十目所视；莫显乎微、十指所指；毋试尔心，上帝临汝。”要求以对待上帝的神圣心态来对待人生、对待学问，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来做人，来读书。

至于“持志”，程端礼认为即是“立志”。他说，“朱子谕学者曰：‘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1027]“四书”中有不少关于“立志”的说教，但都说得比较原则。程端礼对“立志”作了较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认为读书的根本宗旨在发明义理，而不在谋求功利；读书的目的在做好人（道学家），而不在当贵人等。经程端礼这一解释，“居敬持志”实际上成了读书的宗旨和目的。欲为圣贤、欲为蒲柳，有系于此，所以是读书之首要。

在程端礼看来，“存心”、“存性”、“敬”、“静”都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它既是读书的依据，又是与人生价值的实现相一致的。人的价值的完成即在于“成性”，而“性”的本体是“静”的；又因为“心统性情”，所以，求“性”的方法就在于“居敬”以“存心”。这样“存”出来的心就是一个“虚闲静一”之心，有了这个“心”，就会动静皆定，读书得义理，为人成圣贤，是圣贤蒲柳的分水。他为云中赵去疾作《存存斋铭》道：

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性性之存，天与其全，知礼毕具，无异愚贤。心统性情，性体惟静，心乘气机，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动静皆定。无间无杂，始曰存存，虚闲静一，细微纠纷，弗谨弗养，千里其奔，勉强安行，圣贤是分，效天法地，道义之门。此外，他还有《存心堂铭》、《求放心斋铭》等，都阐明了人生价值与读书的同一关系。

怎样来“居敬”、“持志”呢？程端礼承袭乃师，从“静存”与“动察”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他说：“果斋先生常于座间大书‘静存动察，四字以自检点”[1028]并把这两个命题与读书问题相联系。以“静存”来说，传习理学的书院，都要求存天理、去人欲，明心以见性，因而静存内省都是很普遍的方法。程端礼的“读书工程”虽然没有规定静坐的功课，却列出程子“四箴”，朱子《敬斋箴》、西山《夜气箴》和天台南塘陈先生《夙兴夜寐箴》，要求生徒“熟悉体察。”如《夙兴夜寐箴》中有“昧爽乃兴，漱栉衣冠，端坐敛形，提掇此心，皎如日出，严肃整齐，虚明静一，乃启方册”；“方寸湛然，凝神息虑，动静循环，惟心是监”等就是静存以读书的要求。他在《朱子调息箴》。下引双峰语录注释说，静坐是存静的基本入手处，对于初学者而言，只能以“静”求“敬”，因为“为初学而言，盖他从纷扰中来，此心不定如野马，……故教他静坐，待此心宁后，却做工夫。”并认为朱子的调息方法与释氏之念佛号、数珠，道家之数息，都是同一作用，都在“收此心使之专一在此。”这也是读书的心理准备状态。从“动察”来看，“动察”即以读书所求来考察衡量要求所谓寻常应对进退之节，即人的道德行为。史蒙卿“每教学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诗揭于座右。”[1029]其诗的主旨即是“寻常应对尤须谨，造次施为莫放疏。”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中特别揭出《白鹿洞书院教条》的“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程董二先生学则》的“朔望之仪”、“晨昏之会”，要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以及《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对“学礼”、“学坐”、“学行”、“学立”、“学言”、“学揖”、“学诵”、“学书”的规定作为其读书生活中日用自持的“动察”准则。在这里面，学习的行为与生活的行为是统一不分的。史蒙卿、程端礼正是企图通过这种“静存”、“动察”的训练，为读书明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使人能正确地读书，把读书与人生过程自觉地统一起来。

第二，读书的本质是为了实现道义人生。史蒙卿认为，人生的价值虽然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价值的实现在于本质的外化。但由于气质之偏、物欲纷杂之蔽，如果不通过读书求理，并以读书求来之理指导人生实践，就很难保证人的本质的正常发挥。他说：“天理之全体固浑然于吾心矣。然一心之中虽曰万理咸具，天序天秩，品节灿然，苟非稽之圣贤，讲之师友，察之事物，验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极至，则知有所蔽而行有所差”，因此，《大学》之教在诚意、正心、修身之前有格物致知的阶段；《中庸》在笃行之前有学、问、思、辨的过程，都是把人生实践放在读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程端礼十分推崇颜子之学。颜子之学的本质即是成圣之学。程颐曾作《颜子所好何学论》说：“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程端礼以颜子之学来概括朱子读书六法，实在也即是以道义人生作为读书的根本目的的意思。颜子不同于三千子的根本之处即在于以道义人生来指导读书。

程端礼在“读书工程”的“纲领”中，一方面引用朱熹《记稽古阁》的话说，人的价值都是内在的，“仁义礼智以为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为用”，都是人皆有之的价值基础，但由于“气禀物欲之私”的蔽障，这种内在本质“不能以自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在天地万物的运行中所具有的价值真谛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形式，那就是圣人之书。他说：“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因此，读书是“博文”的“大而急”者。他认为，由于书中都是圣贤道理、嘉言懿行。日夜专心读书，长期对越古人，就能培养人的“大本”。培养和激发出人终身受用，取之不尽的价值源泉。他说：“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他还说，《大学》的所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虽然“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但“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吉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至于食货源流兵刑法制”等，都存之于书，“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上其至善精微之极”，所以“必曰读书”。必须通过外在的读书明理，“讲乎此理之实，及其浃洽贯通而自得之”，使内在的价值根据与外在的“物理”（价值真谛）贯通一致，这才能完成人生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圣人之教人“不使学者收视反听，一以反求诸心为事，而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的根本道理。

基于这种认识，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理论都十分强调“反身”和“切己体察”，要求把读书与人生实践的目标、义务、责任等自觉地联系起来，贯彻在人生实践之中，史蒙卿指出，必须把读书“所穷之理反之于身以践其实”，在日用常行，特别是在念虑起灭之间求其当然、寻其必然。“无稍间断”地存天理，灭人欲，自能一旦豁然，成圣成贤，完善自身，实现自我：“穷则独善其身可以继往圣而开来学，达则兼善天下可以参天地而赞化育，其功用有不可胜穷者。”[1030]程端礼也指出，“必以身任道。静存动察，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始可言学。”他认为，“切己体察”的本质就是人与理的自觉统一，“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一方面，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放在具体的价值情景中，去体认与知解真理和价值真谛，把握圣贤之意。如读经的时候要体会圣人作经之意与自己本心的联系，读史的时候，就要把自己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如何区处”，再把自己的这种主意与诸德的论议相比较，寻找差距.定其是非。另一方面，是要体之于身，以此实践人生，如克己复礼。如主敬行恕，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他在晚年病重之中，曾经很严肃沉痛且不无遗憾地对他的学生们说：“学问之道，俱在圣经贤传，吾尝述矣。真知实践则存乎其人，尚懋之哉！”[1031]在人的短短的一生中，实践人生价值，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还提出，士子读书学习，应该严格地履行《蓝田吕氏乡约》，“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因为这样一来，“学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实，惟恐得罪于乡评，则读书不为空言而士习厚矣”，才能真正有益于教化，使个人在社会过程得以完善。

此外，程端礼还针对社会上部分知识分子轻视为“吏”的现象，提出“儒吏一致”论的观点，作为儒者的新的人生价值观，主张把道义人生落实在具体的为官作吏的人生实践中。他认为，为官作吏本是读书士子参与社会生活、读书致用的唯一途径，将它与读书目的自觉地联系起来并给予说明，对于指导人生实践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作《儒吏说》，认为“儒”与“吏”，一为学者之名，一为仕之名，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读书学习的两个方面或过程：“儒其体也，吏其用也”。上古三代完美之世，儒行吏事，吏以儒行，作为学者来说，学用是一致的，这就是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秦汉以后，儒吏分裂，章句之儒与文法之吏各行其是，儒不愿为吏，吏不以儒行，儒术仅仅成为吏事之装饰，所谓“章句儒无以胜文法吏。”[1032]因而不能收儒吏之实效。现在朝廷推诚朱子之真儒实学，作为学者来说，就应该自觉地“以儒术而行吏事于从政”，使至人之道真正见之于生民之事。这既是儒者的责任，也是儒者的义务。儒吏二道并没有轻重之分。即使为区区“路吏”，作为一个儒者，也要尽职尽责，做一个“儒吏”。他在《送宋主簿诗卷序》中，以其“以儒试吏”为尉、为簿。为参佐的生活实践和政绩建树，批评了“儒者不可任，俗坏不可化，州县参佐不可为”的庸俗仕途观念，指出不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为儒还是为吏，都要能以儒行吏事，都应能尽职、尽言，既能为学者，又能为吏事，能移风易俗，有所建树，也就尽到了一个学者的义务和职责，这就是一个学者的价值。

2.读书学习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必须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水平和学习内容的内在逻辑来安排，循序而渐进

朱熹《论语集注》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云：“此但言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循序”指的是修养工夫，循先“下学”（人事）后“上达”（天理）的程序；“渐进”指的是如流水盈科而后进、音乐成章而后达那样，学习也要在以前学习的基础才能有所进展。程端礼“读书工程”引朱子《答汪尚书书》的话，批评“近世言道学者”，不循“下学上达之序”，“失于太高”，“读书讲义，率常以径义超绝，不历阶梯为快，而于其间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处，每皆忽略厌弃，以为卑近琐屑，不足留情。以故，虽或多闻博识之士，其于天下之义理，亦不能无所未尽。”他在《读书分年日程原序》中指出读书不循序而进的危害，认为很多人为学终不能有所成，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学不努力，而在于其“失序无本”，这是学习上最令人悔恨的事情。程端礼还进一步认为，为学失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不知为学的下学上达之序，它的本质乃在于人们的读书目的不是求道，求“真知自得之实”，而是“资正谊明道之书”以沽名钓誉，“助其谋利计功之私”，谋利干禄。所以，且不说这种人不能有成，“终身陷于小人儒而不自知，”即使一旦获取功名，走上仕途，也往往是“离道失望，贪酷罢软而不自知愧也。”[1033]随其滔滔流俗浮沉而已。

程端礼指出，不论是学校还是书院，教学读书，都必须严立课程，才能真正培养人才。如果仅仅是科举改革“宾兴有术”，在考试上将理学与举业统一起来，而“学校法未立”，则不论是人才选拔还是学校教育都仍然会走到空虚无用的老路上去，即培养不出，也选拔不出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他说：“学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学，不过随其学官之所知所能，故犹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沉潜自得之实。所试经义，固守反复虚演之旧格，而试官不能推本设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1034]没有统一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学校教育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障。他认为，只有以朱子《白鹿洞学规》“正其宏纲”，以程董学则为其“节目”，又确守辅氏所粹朱子读书六法，施之教学，才能有“造士之实”，才能与科举制度的精神相吻合。这样，不论是学校还是书院，“皆可以为藏修游息之所矣”，才能真正成为教育机关。

程端礼制定“读书工程”的最大目标，就是力图把教育目的和内容、途径和方法、课程安排与教材选择等，纳入一个有序的操作系统之中。这个“序”主要有相互照应的两条线：一是人的身心发展的水平，依此，他把人的读书生活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学前——小学——大学；二是书的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依此，他把要读的书分为三个层次：性理基础、四书五经正文和注说，文史与写作应试。并与读书的阶段紧密配合起来。

八岁入学之前是学前教育阶段，主要读《性理字训》，一方面进行识字教育，一方面进行性理基础知识教育。他说这一方法是“朱子以孙莘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1035]主要用诗歌和口授的形式进行教育。同时，在这一时期，还要进行基本的行为培养，以朱子的《童子须知》来规范儿童的早期行为。

八岁开始到十三、四岁是小学教育阶段，主要学习内容是“四书”、“五经”的正文。其读书的顺序是：《小学》书正文—《大学》经传正文—《论语》正文一《孟子》正文—《中庸》正文—《孝经》刊误—《易》正文—《书》正文—《诗》正文—《仪礼》、《礼记》正文—《周礼》正文—《春秋》经《三传》正文。这个读书次序是很有讲究的，它完全是朱熹读书思想的体现。朱熹对于读“四书”的次序和要求有过一段明白的说明：“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1036]朱熹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读《四书》有先后次序。而这个次序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来考虑的，也是从“四书”理解上的难易来考虑的；第二，“四书”是一套“经典”，所谓“定其规模”，就是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对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把握古代圣贤的“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在《四书》的基础上，才能读“五经”。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1037]二程与学生也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或问穷经旨，当何所先？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1038]上了阶梯才可以登堂入室；掌握了“四书”的要领，才可以进一步读“五经”。程朱的这种读书次序，影响了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六七百年，程端礼正是翼羽其说而作是论的。同时，他在经学教育上，与一般经、注同时进行的办法也有一些不同。程端礼重视早读经正文，是想趁儿童这一时期记忆力极强的条件，使其熟悉经典原文，为下阶段的深入理解经典义理打下基础。所以、陆桴亭说：“四明程端礼有家塾分年读书法教童子读‘四书’‘五经’，先令读正文，既毕然后读注亦可。盖子弟读书，大约十岁前有记性，以后渐否。若令先读正文，虽子弟至愚，未有不于十岁前完过者。此亦读书之一法。”[1039]读书的量也要随“日力性资”的变化循序而进，“由一二百字渐增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而已”，不能过多。[1040]在这个阶段，他还特别提出要切戒作诗演文“虚费时日”。他认为，在这个阶段作诗演文，不仅会延误儿童熟记经典原文的时机，造成终身的失误，而且最易夺志，使学者着意功名，目光短浅。他说：“此正为己为人、务内务外、君子儒、小人儒所由分。此心先入者为主，终此身不可夺，不惟妨功、最是夺志。”[1041]此外，这一时期还要继续进行有意的行为培养，要求“说《小学》书，即严幼仪[1042]。”

自十五岁起，是志学之年，进入“成人”教育阶段。由此开始，“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抄读“四书”、“五经”经注、或问、本经传注，其顺序是《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论语或问》（合于《论语集注》者抄读）—《孟子或问》（合于《孟子集注》者抄读）—《周易》（抄读）—《尚书》（抄读）—《诗》（抄读）—《礼记》（抄读）—《春秋》（抄读）。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明了圣道所以然之理，并且在这个寻理的过程中，培养起人生的“大本”。他说：“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1043]有了这个“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看史读文学作文（这个问题后面还有详论）。其顺序是《通鉴》—《韩文》—《楚辞》—学作文。他说：“为学之法，自合接续明经。今以其学文不可过迟，遂次读史，次读韩文、次读《离骚》，次学作文，然后以序明诸经”。这一步不仅仅是专为科举考试而设，更重要的也是对“四书”、“五经”的进一步的理解、消化和应用的过程。在学完作文以后，还要求立即再明一经，并且要“手自抄读”，深入体会，加以贯通。

此外，程端礼还要求将“循序渐进”的原则落实在具体的读书方法上，要求象朱熹所说的那样“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以字句言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以进度言之，“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1044]这就是说，读书时，宁可点滴积累，逐步深化，也不要好高鹜远，流于空虚。

程端礼认为，他所安排的这个读书次序，是有根有据，行之有效的，“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按照这个次序，到二十四、五岁，最长也不过三十岁，便可学业修成。他说，“世之欲速好径，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曰读书作文而白首无成者，可以观矣。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云。”[1045]

3.学习理学与完成举业毕贯于一

循序渐进的核心内容是要把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纳入程朱理学的轨道，使程朱理学精神与举业和谐一致起来。因此，程朱理学与举业在同一过程中的完成，是他订定《日程》的基本课题和循序渐进的根本依据。所以有人评说：“元程畏斋本朱子意作《读书分年日程》一编，以示学者，俾知诵数讲贯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甚大且速，非为科举之士言之也。然而为科举之学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经蔑古之失，而渐以趋夫博闻强识之途。”[1046]

元代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教育政策上程朱理学与举业的统一，可以说是《读书分年日程》产生的再一个现实原因。在程端礼看来，程朱理学与举业的一贯，不论是对教育还是对科举来说，都是最完满的。教人读书，就是要贯彻这一精神。他在卷二中解释说：“方今圣朝科制，明经一主程朱之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开志道之士，此诚今日学者之大幸，岂汉唐宋科目所能企其万一？”但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为教失序”，“先贤教人格言大训……置之无用之地”，所以他才“敢私著于此，以待职教养者取焉”。在《日程》序言中，他也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说：“今明经一主朱子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之士，……尚不自知而忍紊耶！嗟夫，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固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试资也。”所以，他才“不自揆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在《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中，他也指出：“洪惟国朝，自许文正公以朱子学光辅世祖皇帝，肇开文运，百年之间，天下学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经以上溯孔孟，其功大矣。贡举之制，又用朱子‘私议’，明经主程朱说，并用古注疏，经义不拘格律，盖欲学者读经，有沉潜自得之实，其所作经义能条举程朱与注疏之说，辨汉儒传注之得失，一洗宋末反复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以便志道之士”，因此，他才“以朱子读书之法为学者劝。”

从他所开列的教科书来看，几乎全都直接来自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朱熹没有提到的，也都是后来的程朱一派人物的作品。在学前教育阶段，程端礼要求用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者）取代传统的千字文之类。这是因为《千字文》作为唐宋以来的儿童识字课本，内容虽然以“夫贞妇节，君圣臣忠”之类的封建纲常为核心，但却终究比较粗俗，而且没有同“四书”中的范畴相衔接，显得缺乏理性色彩。所以，理学家们就十分重视蒙童教育的理学化，知识化、通俗化三者的结合。朱熹曾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作了普及理学教育的尝试。

程端蒙《性理字训》比较完满地实现了朱熹的意愿，以简短的文字，整齐的韵语、对仗的形式，溶铸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使儿童谐于唇吻，易于记诵，幼小的心灵即受到理学的熏陶。初、中等教育的教材实际上主要是《四书集注》，是朱熹用毕生精力把“四书”纳入理学轨道的书，它以洗炼的文字阐述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精华，在所有阐述朱熹思想的著作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正如他的学生李性传所说，是书“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故余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1047]同“四书”、“五经”本身相比，《四书集注》与理学教育的“成人”培养目标更为接近，是一部成熟的教学用书。因而程端礼把它作为“成人”教育的中心教材。他还认为程朱派的性理教材对于“科举”选人来说，也是最适用的。他说：“春秋大义，意主夺予，孟子以来，诸家宗此，程公新裁，克己复礼，学不苟同，并可经世。”[1048]他还说：“今制本朱子贡举私议之意，明经传注所主所参所用性理制度训诂毕备，一洗汉唐宋之陋，非真读书不足以应之，诚志士千古之一快也。”[1049]强调读书，实际是要求读朱子的书。

要求读朱子的书，这原本也是以朱变陆纠正陆学偏弊的一个带实质性的内容。当年陈淳批评甬上陆学四先生不读书时，实际也指的是他们不读朱子的书，并非是任书不读。他说：“其或读书，却读语、孟精义，而不肯读集注；读中庸集解，而不肯读章句或问；读河南遗书，而不肯读近思录；读通书，而不肯读太极图；而读通书只读白本，不肯读文公解本，……异端曲学，赃证暴露。”[1050]程端礼认为，只有学程朱之学，读程朱之书，才能出“真儒”，他说“自程子朱子出而真儒之学复明；自许文贞公以程朱学光辅世祖皇帝而真儒之效复著；近年以程朱之学设科取士而真儒之道渐见于吏治。”[1051]吴师道《题程敬叔读书工程后》也指出程端礼在教材选定和教学方法上，对浙东朱学派人物的“尊信至深”的事实，认为程端礼对朱子读书法的理解和对天台陈茂卿的《夙兴夜寐箴》的重视，都来源于王柏的启发。

理学与举业的“毕贯于一”在实施上直接表现为“理”与“文”的关系问题，表现为“理”与“文”的“毕贯于一”。在史蒙卿、程端礼看来，历来文之所以有价值，即在于它能集中地表达圣贤所体会出来的天地万物的真理。程端礼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说：“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故观孔子责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可谓深戒。”

科举程文引入书院教学是元代书院的一大特色。史蒙卿、程端礼的讲学与当时一些程朱学者主讲的书院不同之处就是公开提出要学习科举程文。本来文章之事是朱子后学晒之为玩物丧志的小艺，但史蒙卿出陆而宗朱，并不与朱子后学一致。却很注重文章的写作。从读书求理与读书作文的关系来讲，史蒙卿提出要“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他说：“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1052]程端礼在“读书工程”中，不仅设计在二十岁之前读书，不令作科举文，而且在“作科举文字之法”下也规定“读看策九日作一日”。程端礼认为“理”与“文”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所谓为学失序，本质上即理文之间本末体用的失序。因为，一方面，科举程文要求的是在“四书”、“五经”中出题，代圣人立言，所以，如果不把“四书”、“五经”正文及注释读透弄懂，不惟作文无功，连看文也难。在这里，“理”作为“本”，既是读书的思想原则，又是读书的内容和方法。因而他在作文法中要求作文“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离开了圣人之道的“文”，是没有内容的空虚之文，是故意做出来的“文人之文”，是最没有价值的“文”，只是“剽窃陈言，缀辑绮语，以夸一时而凯后誉”，“拥被而卧，三年得一联者”，穷毕世之力，所为只是无用之物。其结果只能是“言愈多而眩目，事愈繁而惑心。”“不惟无用，又以凿人之性。”他说，自《诗》以后只有朱子的诗文堪称，原因就在于朱子“不在乎诗”，“未尝有意为文”，而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他说：“诗至七言而衰，律而坏，词而绝。……自朱子出而古诗遗意复见。盖朱子之学不在乎诗，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讽咏劝惩之实。”[1053]因为朱子之诗文阐发了圣人之道。他说，孙叔会的诗写得好，近于朱子，即因推阐了圣人之道。他还论文说：“蜀文再变于魏了翁，了翁学程朱学，故未尝有意为文人之文而文自妙。”[1054]他这种以朱子诗文律天下的做法虽然有失极端，但他以“理”作为“文”的根本标准，对于否定虚文庸词，强调以理为文，文以载道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然端礼所作，尚皆明白纯实，不轨于正，而其持论亦足以矫淫哇艳冶之弊，于文章不为无功。”[1055]

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读书明理所培植的是人生的“大本”，是人生与终极真理相一致的价值本源。“文”是从这本源中“流”出来的。他认为《诗》三百之所以能使“善者有以兴起善心，恶者有以惩创逸志”，使“自天子至于庶人必用之而不可缺”，能“迩之事文，远之事君”，即是因为它来自古人“易直而质确”的本心，发自“不得已”之真情。他赞扬孙叔会的诗能“从容不迫”，即是因其学从程朱，“自明而进乎诚，由孝悌以尽其性，主乎敬以求至不愧不怍之地”。因此，人生的“大本”，生命的价值存在，才是“文”的根本和灵魂。颠倒了“文”与“理”的关系，不但对读书学习作文，而且对人生都是极大的悲哀和不可挽回的失误。他说：“未曾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书无一种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入为主，终身陷于务外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1056]他认为，读书“求理”，本质上又是一个“明道”与“正谊”的过程，即体认终极真理和把握人生价值准则与真谛的过程。不守文理之序的做法，只能培养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小人儒”。他说：“凡读书，才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己计功，未正谊已谋其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大。”正因为“理”与“文”的这种本末体用关系不容颠倒，所以他说，孔子教人，必以志道、据德，依仁居于游艺之先；《周礼·大司徒》必列六艺于六德、六行之后，这就是因为“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1057]因此，他认为，理到性成，自能作文。他说：“经史熟，析理精，有学有识有才，又能集义以养气，是皆有以为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则已，作则沛然矣。”[1058]

在作文的有关立论根据和程式上，程端礼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如作“经问”，必须以《四书集注》为准则，严守所谓“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贯通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的家法，不能有所发挥，更不能离经叛道。作文要“以主意为将军”，意必先立，再以平日所记经籍史料充填等等，其根本的要求即是在程朱理学精神的强化下来作文，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

程端礼为《日程》所描述的培养目标，更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程朱理学与举业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愿望：“欲经之无不治，理之无不明，治道之无不通，制度之无不考，古今之无不知，文词之无不达，得诸身心者，无不可推而为天下国家之用。”[1059]这就是他理想中治经、通史、达文的“真儒”形象。

4.注重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性理字书不仅是基本的识字教材，更主要的是它涉及的是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做人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理，在《日程》中，性理书的读解贯穿教学计划的始终，除学前阶段专门学习性理书外，在读书的每一个阶段，都规定有专门的时间读性理书。如在读经阶段和读看史阶段，都规定每周各有两夜是重温性理书；在读作举业的阶段规定每天饭后“以性理、制度、治道故事周而复始”。

读、写、说是三项主要的基本训练。《日程》以这三项基本的技能训练为纲展开了基础知识的教育。

读书必须成诵。《日程》引“程董学则”规定，读书“必正心肃容计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为什么要读书成诵呢，程端礼认为，读书成诵就是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语言行为等与圣经贤传融合一致。他引朱熹的话说：“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出，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是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如自己做出来的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己之学也。”[1060]史蒙卿认为，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读熟的程度也各有不同，而经书是必须精熟的。他说：“书自有当熟读者，自有当玩读者，自有当看者，自有当编钞者，惟经要熟读，非同他书，皆读二百遍也。至看《通鉴》，则朱子已令只一遍便要作济河焚舟计，盖可知也。”[1061]程端礼在“读书工程”中把读书法分为看读和倍读（背诵）两种，并特别强调倍读的作用。他说：“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百遍时”，读的遍数越多越好。他规定一段文字要读二百遍，其中看读、倍读各一百遍；长的分段文字还要通倍读二、三十遍，并且要求“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如讲说然，句尽字重。道则句完，不可添虚声，致句读不明，且难足遍数。他日信口举出，须用数珠或记数板子”，要声朗气清，抑扬流畅。倍读熟书要“缓而又缓”，在缓慢的咏吟之中沉潜体会和思索。

程端礼认为，读书成诵不但是体会圣人之道，弄懂经书的方法，而且也是培植人生大本，达到“心”与“理”一的方法。他认为，当一个人把圣经贤传弄得滚瓜烂熟，达到倒背如流、随心所欲的程度的时候，他的语言、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甚至行为方式等都会与圣经贤传达到同化和同一的境界，“若自己做出来的一般”，如此“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这在本质上就是学做圣人的过程，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所以他说，读书要到“去了本子信口说得出”，只有这样，才能“于身心体认得出”，这就是读书要精熟的作用。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的改变必然导致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的改变，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与读书直接相关的是句读和音读的技术问题。程端礼要求学童在十五岁前“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为此，《日程》对句读和音读问题详细地作了技术性的讲解和说明。关于句读点法，《日程》特列出《馆阁校勘法》，对不同文体，不同文意的句子的判断、句与读的划分，各种点法（标点）的使用，从语音、语义等不同角度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有具体的例证，指出典范。对于音读问题，程端礼有着特殊的贡献，他的《日程》第三卷主要是专门论音读的。其中《正始之音序》对字音的产生、源流、声、韵的基本原理等，作了详细的理论说明，对字的读音作了三方面的技术性概括：一是读音含混，不准确的问题，有“字音清浊辨”（162例）、“彼此异音辨”、（42例）、“字音疑混辨”（6例）；二是假借字，他对假借字的产生和划分办法有独到之处，与一般语言学家划分的不同。他区别并详细讲解了假借字问题，并进行了详细的例解：“同音借义”（35例）、“借同音不借义”（45例）、“协音借义”（208例）、“借协音不借义”（133例）、“因义借音”（25例）、“因借而借”（43例）、“语辞之借”（40例）、“五音之借”（5例）、“三诗之借”（3例）、“十日之借”（10例）、“十二辰之借”（12例）、“方言之借”（9例）、“双音并义不为假借”（30例）等，从他的分类来看，不但对音、形、义的关系有独到和深刻的认识，而且还涉及到语法，修辞和文体，完全是针对教学实际要求而来的；三是语言文字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押韵、声与韵、文字的迁革与错别字的确定，以及偏旁部首的错误等，还有关于传统六书的理论问题，都举具体例证加以说明。在字音和句读只有依靠具体的人口授的时代，对句读和音读的这些详细的技术性说明，对于读书方法的客观化和标准化，指导学生从一开始就能正确地读书，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一内容，并不是语言学和训诂学成果的重复，而是“读书工程”作为一个完整的课程教学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抄写和做札记也是读书的一种基本功，它既能强化记忆，并整理读书的思想，仔细体会书中的内容，又可以积累思想资料和素材，为写作打下基础。所以《日程》的安排中特别注意钞写。《日程》规定，学童从入小学起，四日内必以一日写字，以智永真楷作范本，写字要严肃认真，行为规范，“只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笔法要“双勾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偏傍须依《说文》翻楷之体，骨肉间架气象用智永”。从读经开始，要求钞写经文，把意思突出的、自己学习有得的、文体特征集中的等文段抄节下来，反复读看。特别是经文，对每经的抄写内容和范围、标准和注意事项都作了说明和规定。

此外，口述经义也是一项基本要求。口述经义，就是使圣贤之意从自己的心里，通过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而“如同自己做出来一般”流出来的过程。《日程》对每一阶段，每周每日的口讲内容都有具体的时间和程序的安排，要求学生用流畅的语言讲述所习圣经贤传的内容。

5.虚心涵咏与温故知新

朱熹认为，读书的最大障隘是先入之见。“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使之合”，他说，这样不但理解不了圣贤经传的意思，而且还会歪曲他们的本意。他认为，读书首要的是要虚心，“吾与之虚而委蛇”，即不存主观，随他“曲折”去读书，去“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只有这样，“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他借用道家数息的办法并特作《调息箴》来作为屏除心中杂念的办法。

程端礼认为，下学上达的根本即在于抛开章句训诂的翳障而直接体会圣经贤传的本意。他认为读书是下学之事，而圣人所以作经之意才是上面一层事，其言语只是一个形式，这就是“意在言表”。他说：“若读书而能求其意，则由辞以通理而可上达。”这就是说，读书就是要通过语言文字之表，以上达圣人作经之意，这就是下学而上达。如果“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前儒述意以忘言，后学诵言而忘味”，都是下学得不是，因而无由以上达的情况。对不同的书，程端礼局限性有不同的“涵泳”要求，如读经传，他就要求要“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一求其通，又须虚心以为之本。每正文一节，先考索章句透明，然后摘章句之旨以说上下文”，不但要深入理解，还要做到能说会讲，考索透明“若遇说性理深奥精微处，不计数看，直要吃透，记得烂熟乃止”，以“自求性理”，然后还要参考各家传注，以求透乇融会。于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关处，必须抚手看过，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都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在读书的时候要“缓而又缓”，在缓慢的沉吟中沉潜和体会思索。读史的时候，要“虚心反复熟看”，把要看的书分为各种项目，如“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纲纪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等等，都要一一“仔细考求详记”，“逐项思玩”。在此之前，即不可先看他人议论，也不可先立主意。前者“如矮人看场，无益；”后者是“不虚心。”只有在自己考求一番之后，再“参诸儒论断”。“以验学识之浅深”，才能学有所得，暗熟于心。读文，则要求“每篇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胶，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这正如树与杆、枝一样，枝、杆是树的缩小，树是杆、枝的放大，认识杆、枝就跟认识树一样，识得杆、枝也就识得树木。此外还要以有法无法的关系来体会。有法即篇篇有法；无法即篇篇无定法。根本原因是文章本“如化工赋物，皆自然而然，非区区模拟所致”，只有虚心体会其本原，才不致“落第二义”。

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程端礼还要求学者将“性理”、“制度”、“治道”三者综合思考。他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具体做法是，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以朱熹的意见去衡量是非得失。这样就能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熔为一炉。这就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

程端礼又把虚心涵泳与温故知新联系起来。因为反复沉潜的玩索与复习温故以见新在过程上实则是同步的。他说：“倍读熟书”，在缓慢的沉吟中体会和思索，这既是虚心涵泳，又是温故知新。“凡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洽。朱子所谓精思，所谓虚心涵泳，孔子所谓温故知新，以异于记问之学者，在于此也。”[1062]在《日程》中，他安排的每一种课程都是处于不断回旋的上升之中，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过去学习过的内容的复习安排，并列入课程计划。在小学阶段，规定每天有两次复习旧课：一是早晨“倍读册首已读书至昨日书一遍，太长则分。”二是晚上“以序倍读已读书一遍”。读经的阶段，每天有3—4次复习课：一是早晨“倍读册首己读书至昨日书一偏，太长则分；二是单日夜“玩索已读书”，“又玩索性理书”；三是双日夜“以序倍读凡平日已读书一遍”。又“温读性理书”。在十五岁前，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之后，到读史阶段，每周五日内必要分二日“倍温玩索”“四书”、“五经”正文及经注。到了读看韩文的时候，还规定每周六日内分三日“倍温”“四书”经注，诸经正文及温看史。其他各种课程的复习也都有具体时间的安排。在每日的功课中，也总是先复习旧课，然后再授新课。复习的办法有背诵、讲说、问答等多种方式。可以说，不断地复习，也是他的循序而进的原则的具体体现。他的整个“读书工程”都是在不断的复习中推进的。

此外，“读书工程”在指导自觉读书的基础上还十分重视考核和督察。对于书院是否应该用考课的办法来督促学生的学业，书院中一直有争议。反对的人认为这与书院自学为主、优游暇豫的精神不相符。《读书分年日程》从性质上来说，是一个指导自觉读书的课程计划，程端礼也特别提倡自觉的苦读，他在《苦斋铭》中说：“商苦于行、千金在籍；农苦于耕，秋谷万登；士苦于学，拂乱困横；动心忍性，不能乃能，仁熟义精，学道大成。”他所作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讲的是读书的重要性及朱子读书六法的理解，是属于指点性质的；即《日程》所定分年所习内容，也并不强制执行，进程可速可缓，且各从自己力之所至。但他制定“日程空眼簿”则是作为对一周内每天从早到晚的每一个时候的教学进度诸如读书、背诵、讲说、习字、抄书、预习等的督促和考察。他特从朱熹读书法中辑出两条辅氏所没有的：“宽著期限，”“紧着课程”，可看作其“日程空眼簿”的理论依据。程端礼还说读书要有“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精神，“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如救火治病一样急切，如逆水行舟一样坚忍。其实优游暇豫不等于教人懒散，深造自得不等于放任自流，严格要求与自学自得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黄晋卿《跋读书工程》认为程端礼的“日程空眼簿”合于古大学之教的考核程序和精神。他说：“进修之功不能尽出是书，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为是以诱掖之云尔。古者大学之道，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程也。学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致，敬叔将于是书之外有私淑艾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督察和考核有机地纳入课程实施计划，正是程端礼的又一特殊创见和贡献。

总之，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挚着追求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将读书问题纳入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容的有机系统之中，使读书的目的、内容、途径、程序和方法都在同一个过程中得以完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周密、具有实施价值的课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