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学的师生

清代的义学、义塾、村学、村塾，都是一种蒙学。有的是地方政府设立，有的是地主、商人设立，有的由市民或农民集资设立。它的主要教育对象为15岁以下儿童，入学的多数为城市民子弟和农村的农民子弟。其中，有的只求粗识些文字，就走上谋生的道路；少数升入高一级教育结构，如当地的小书院；也有的当作科举应试童生的预备性教育。

蒙学教师简称蒙师，有的是当地的童生或穷秀才，有的连童生秀才头衔也没有。《儒林外史》第二回描绘山东薛家集一个六十多岁蒙师周进，“却还不曾中过学”，即仅仅是个童生，没中上秀才。他偶尔到贡院门口想挨进去看看，却“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家长贽见蒙师，赠送的银子，“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潦倒青衫”，是蒙师生活的普遍写照。清代光绪年间有李森庐的，以出外教读谋生，某年逼岁除，不能归，寄其妻诗，有“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句，这不止光绪时为然。生活于康熙、乾隆年间的郑板桥，早年家贫也当过蒙师。既达，作诗自嘲：“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饿清间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66]

蒙师文化水平低，有的连《三字经》《千字文》犹不能卒读，乃有“先生不如鼠”之嘲，意思是老鼠于无米。油可窃时，还会于故纸堆中啮书籍。(https://www.daowen.com)

蒙师文化水平低，和他们的生活待遇有关系，因为稍有才识、衣食有奔头的，都不愿当教师，所谓“家有三斗粮，不作孩子王”。他们在社会上无地位，归根结底是政府不重视。清教育家张履祥曾慨然言之：“蒙师之责至重，而世轻贱之。举业之学至陋，而世尊隆之。可谓不知类矣！”[67]清崔学古也呼吁改变蒙师状况，指出：“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日易为功。甚矣，不可不慎也。”[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