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训蒙方法
中国传统蒙学中的精华，集中体现在训蒙方法上，这里主要是指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两方面的内容。虽然，教育方法是受教育内容所制约的，以灌输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蒙学教育，它的方法当然有很大的局限，但这种制约和局限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决定，适应儿童身心特征和我国语言规律的训蒙方法，在规范变更之后，在新的条件下仍可适用。所以当历史的发展宣告了传统蒙学教学内容中许多成分的过时和陈腐之后，人们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所摸索出的并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套训蒙方法，却因为它相对的超然性，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吸取和借鉴。
训蒙方法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承认儿童年龄和生理的特殊性，提倡顺应其天性施教。这可以看作是孔子“因材施教”原则的具体体现。明代理学家王守仁，在总结前人和自己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最典型和最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于歌诗，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异之习礼者，非但肃其成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96]歌诗、习礼和读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其志意，肃其成仪和开其知觉，而且在于通过这些途径，使儿童的天性得以尽情地表现。这里，儿童的身心特征最大限度地被强调。正是基于这种观点，王阳明痛斥了那些末俗庸鄙之见，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囚狱而不肯入，视师长为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97]逆儿童的性情，一味地严督苛责，只能造成学生与学校的对立，造成学生与老师关系的紧张，求其为善的目的，反而酿成驱之于恶的结果。
儿童乐嬉游而惮拘检的性情，决定了蒙学教育既不能严督苛责，也不能一味放纵、而必须宽严有节，宽猛相济。一方面要严，蒙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收放心”，也就是使儿童乐嬉游的天性一定程度地受到约束，因此，对儿童日常生活行为仪则作出详细的规定也就特别必要。传统伦理道德所禁绝之处，即使儿童也毫无通融的余地，而必须循守，并且，儿童“心易放而难收”，正因为儿童是处在学习阶段，对日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规定也就尤其要严格。另外，绵密而不间断的功课日程，对用功或勤奋的要求，也可以看作是严的表现。一味放纵儿童乐嬉游的性情而不加任何拘检，只能使之心粗气浮，轻扬佻达，狂诞胡为。
另一方面，如果“急为惩劝，恐流于匪比”[98]，因而又必须严中有宽。只要与传统道德不发生根本的冲突，就不妨使遂其乐，即过偶有过误，也不就“徒事呵斥而扑责”，而有必要曲为引导，好言劝谕。崔学古把这种方法概括为“爱养”，认为一味地恐吓扑责“以威示警，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以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99]此外，鉴于“小儿无长精神”，不能让儿童成天埋头书本，只是认字、读书和写作，苦其心志，困其精神，而有必要让其嬉乐游戏，以散其困倦，古人称之为活机。
所谓的“宽”，还可以理解为对学生多方进行表彰鼓舞，或者说以正面教育为主。有一份成绩，就要曲为表彰，使其意识到寸有所长，从而增强自信心。如果因其顽劣愚钝，只是斥责，或对之有轻忽之心，只能使之安于下流，不思进取。王筠说得好：“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故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欣，而唯命是从矣。若日以夏楚为事，则其弟固苦，其师庸乐乎？[100]”奖掖鼓舞的意义就在于能使学生在日进月渐之中，能有自得之乐，即使愚钝，也不至于沮丧无为，而能从师长的鼓舞中，增长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从一定意义上说，少授专精的训蒙方法也可以看作是与这种以奖掖鼓舞为主的方法相关联的。几乎所有讲训蒙方法的书，都强调教授学生书文不在多，而在于精熟。如急躁贪多，刻意求速，此处未详，彼处又起，一直是这样潦草地做功夫，则什么也学不好。特别是对长于记忆而短于理解的儿童来说，如果这样草率地做功夫，拔苗助长，躐等前行；到头来更是什么都学不了。古人所以那么强调背书，并不完全是因为书文的内容有多么重要，而是把背诵看作是一项重要的教学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精熟不忘。温书或理书的意义也是如此。因此，量资循序一直是蒙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原则。老师家长，都要根据子弟的资禀，循序渐进，“不必性急于一时，而在操功于悠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优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开、生机日活。”[101]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人们还总结出了这样的经验，这就是按学生的资禀，如果能授二百字，只授一百字，能念十行，只与之七八行，“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102]要时常让学生不感到多，不感到难，从而保持信心，不断进取。
蒙学教育的对象，决定了这种教育必须坚持的浅显的原则，传统蒙学教育的成功，与把这条原则贯穿在蒙学教育的各个阶段是分不开的。
蒙学教育是从最基本的识字活动开始的。并且，最初阶段的识字，只需要简单地认识某个特定的字，即知道这个字读音，至于它是什么意思，如何运用，则可以暂时搁置而不予考虑。许多人曾以纸上识字的方法训蒙，即“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姿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103]可见识字的目的十分单一，单一的目的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简明，目标也就更易于达到。在识字过程中，则要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注意通过以形象的提示来加深印象和记忆。“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104]王筠的说法，可以看作是传统蒙学中识字方法的经典概括。
为了使儿童的认字不至于太简单枯燥，识字的成果得到巩固，并为初步的阅读作准备。古人成功地编创了诸如《三字经》、《白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这类读物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句短谐音，读起来琅琅上口，极富情趣，因而便于记诵，颇适合于儿童。对此，古人是有明确认识的，从《弟子职》的作者直到近代的章太炎，几乎所有的蒙学教育家都无一例外地认为韵语是训蒙的最好形式。宋代学者陈淳在谈他编创《启蒙初诵》和《训蒙雅言》的体会时说：“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蒙雅言》。”“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105]
正是基于幼童不宜念长句的考虑，他首创了三字一句的语体，并成为后来流行极广的形式。历史上那些影响最久、使用最广、生命力最强的蒙学读本，无一例外都是用韵语这种形式编辑的。即使朱熹的《小学》，由于没有采用这种形式，也只能陈列在理学家的书斋中供他们生“高山仰止”之叹，而在实际的蒙学教育中，却避免不了“多废”的命运。[106](https://www.daowen.com)
在蒙学教育的初期，教学中是不存在讲解的。字，仅要求认，文句只要求背。“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话虽难听，却有几分真理。
小学阶段是启蒙时期，是学走路的时期，能亦步亦趋也就难能可贵了，因而不应有再高的要求。只是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才有了所谓的“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在讲的过程中，先要逐字讲解，再把一句话串起来讲，并且要讲得如说家常话一般，“如‘学’字，则曰此是看了人的好样，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学读书，学写字，学孝顺爷娘都是。‘悦’字，则曰此是心里欣喜快活的光景。”[107]随着学习的进展，讲解再逐步加深。蒙学教育中讲解意义的不甚重要，还与古人认为小学阶段只是教之以事有关，至于追究事背后的理，则要等到进入大学阶段。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易于理解的故事、图画，在传统蒙学教育中运用得十分普遍。
传统蒙学教育中的学习写字，远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迟，童蒙学习写字，并不象今天的小学生一样，是与识字同时起步的。这不仅牵涉到纸墨笔砚一大堆复杂的书写工具问题，而且古人的写字，从一开始就是一项书法艺术的训练。古代童蒙最初学写的字，不是“人之初”，不是“赵钱孙李”，也不是“天地玄黄”，而一般都是从“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这些笔划最简单的字开始的。在刚开始学写字时，老师还得扶手润字，也就是手把手地教童蒙把笔运腕，等到童蒙于轻重转折有所了解之后，再让他去描红、描仿影，直至临帖。另外，学习写字的过程中，还有诸如先字大字，后写小字，先写“米”字格，后写方格，最后写无字格之类的步骤。
作文训练，特别是为着科举考试而进行的、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委实不是蒙学阶段的一项基本功。但在学习的目的实际上是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的传统社会里，学生为此而学，教师因此而教，蒙学教育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影响。小学阶段属对的训练，早在宋代，就成了与句读相提并论的基础课程，虽然这种训练是为着“辨四声，明虚实，为将来对股表启诗联张本”的目的[108]，但在现阶段，还必须照顾童蒙的特点，从最基本的开始。蒙学阶段的作文训练，不过是“假如出一‘虎’字，对以‘龙’；‘虎’字上增一‘猛’字，对亦增一字曰‘神龙’；‘猛’字上再增一‘降’字，对亦增一字曰‘豢神龙’；‘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对亦增一字曰‘术豢神龙’；‘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对亦增一字曰‘异术豢神龙’”之类。就是这种简单的“文字游戏”，起到了训练重蒙语音、词汇、语法乃至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并且这种通过实际的属对训练写作，显然比通过抽象的原则和高深的理论教导写作，更适宜于童蒙。它寓教于乐，可增可减，极大地增进了童蒙的兴趣，调动了他们创作的积极性。
传统的训蒙方法如上所述，的确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依靠这套方法，传统的蒙学教育也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维系中国文化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价这套方法的作用。
首先，传统的训蒙方法主要是为传播封建伦理道德服务的，可以说，在旧有的规范下，它越有效，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就越大。
其次，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训蒙方法，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人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实际做起来更是千差万别，事实上，与上述方法相冲突抵触的事例也普遍存在。
再者，某个人具体做起来，也会与自己理想化的方法有一定的距离。比如朱熹，对蒙学教育有不少好的见解，但他编了那么多蒙学书，几乎没有一部是成功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即使蒙学教育中精华所在的训蒙方法，其意义也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