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义理在于经世
明末清初，儒学发展有一大的转变。在此之前，陆王心学在明朝士大夫阶层影响深远，其学本起于对程朱理学末流的修订。揆诸学术史，大凡一种新学派初起时，都是应时代所需，生动而有活力，而当其在学界推广开来，以至被奉为一尊时，其学派末流常拘守其程式，从而失却其创造精神，最终难免被救其偏邪的学派所取代。程朱学是这样，陆王学也是这样。程朱理学的兴起，是儒学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面临玄学、佛教、道教的挑战不断进行综合创新的集其大成者，其学以“理”为本体、“即物穷理”为方法，将自然、社会、个人连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有机整体，儒学的面貌为之一新，但到后来程朱学末流却将“格物”发挥得支离破碎，物物相格而迷失道体。对此，陆王学号召“理”本不必外求，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就在于妄念未动之初的“良知”，每个人想且能成为圣人的方法就是“致良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程朱学原先在人性修养问题上气质之性（常人）与义理之性（圣人）过于玄远的距离，从而补强了个体进行道德修养的主体性，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晚明陆王学末流最遭人诋毁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个人的主体性过于放荡，无所制约，以至出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满街圣人”。
由于陆王学本质上只是对程朱学末流的一种修订，也就是说陆王学从大框架上来讲仍然属于理学（宋学）的体系，因此，陆王学崩坏的结果并非是程朱学复兴的契机，反而是理学（宋学）整体走向下坡路的标志。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痛感晚明陆王学清谈误国的教训，号召“经学即理学也”，并视“舍经学以言理学者”为“邪说”，企图以名物训诂之扎实成就挽回阳明学的空疏，并倡导在治经的过程中养成学以致用的“经世”学风，由此有清一代的治学主流由理学（宋学）转向了经学（汉学）。但是由于清初统治者力行严密的文字狱，大部分学者渐渐失去了顾炎武通经以致用的经世精神，而沦为皓首穷经、不问政事的纯考据学者。在此过程中，宋学中程朱学一支渐有一阳来复之生机，文学中则有桐城派倡导“文以载道”，这两派均对汉学埋头考据的倾向不满，时起相抗之势，但由于总体实力单薄，还未足以转移风气。
时至道光、咸丰年间，西方列强及太平军队日益陵夷清廷，清朝呈衰微之势。眼见于此，曾国藩遂不随流俗埋首考据，争于文字之末、猎名之具，而是高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文宗桐城古文，学出程朱理学，与相关道友同气相求，砥砺志气，立下改造学术风气与士人风尚的志向。他曾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与如此观感：“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辨之术，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如何对此治理呢？他很自信地给出答案：“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3]总之，他认为天地、国家、贤人德业之立，都必须归本于诚意正心、躬行实践的理学精神。
观其一生，程朱理学确为其立身行事的根基。他非常注意“居敬穷理”，观其家书中示弟的日课中，我们可以略窥其“主敬”之法“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4]，此种如履薄冰、精诚贯注的为人行事作风，确实是理学家穷理得道的不二法门。同时，他也非常注意“慎独内省”，并常以倭仁的“诚意工夫”为榜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5]
但他出于程朱学，而又谨防自己陷入程朱末流“居敬而偏于静，格物而病于琐”的弊端，于是他又将张载气学引入自己的修养体系，开辟了“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的博大胸怀。这样，他对己要求之严就并非是独善其身，而是希望提高自身境界后，可以登高一呼，发挥影响他人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的作用[6]。(https://www.daowen.com)
而要移风易俗，他认为大力提倡“刚直”与“忠诚”两种人格最为重要，在他看来，做人唯有刚直，才能保其本然之善，避免奸猾世故之气质地侵袭；做人唯有忠诚，才能尽心尽力，完成可大可久之“德业”。[7]
曾氏对程朱理学与张载气学的有机结合，更好地体现了儒家推己及人的仁道抱负，是对理学的一个新发展。
不仅如此，曾氏还根据现实政治、军事实践的需要，进一步将当时势如水火的汉学与宋学、义理学与经世学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整合。当时的理学家倭仁、唐鉴守卫理学门户甚严，倭仁在对待是否学习西方技术的问题上，即坚守夷夏大防，认定“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8]，唐鉴也告戒曾氏“经世即在义理内”。在当时清朝所处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此种言论无疑有胶固墨守之嫌。曾国藩比这些理学家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在坚持理学基本理念的前提下，能适时地打破门户，兼采他学的合理之处。在对待汉宋学的关系上，他对“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9]的两学派互相攻讦的状况非常不满，而认为汉学家所标榜的“实事求是”学风实际上与宋学家的“即物穷理”宗旨是相通的[10]，由此他申明：“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11]。
在对待义理学与经世学的关系上，他则打破理学家用义理学涵盖经世学的思路，而发挥顾炎武当初通经以致用的宗旨，将经世学列为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的一门学问。这样，曾氏新理学的特点就昭然若揭了——义理需与经世结合，方为明体达用。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同是理学家且还是师友关系，倭仁会痛斥学习西艺的举动，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原因就在于前者过于担心夷夏关系变动所带来的道统的迷失，而后者则认为“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非但不相妨碍，而且引进西艺，恰可更好地捍卫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