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学风及其源流与特征
谈到史蒙卿、程端礼，就不能不谈到四明学风，因为史、程都被称为是“四明”（浙东四明山一带，甬水流域。或称“甬上”、“甬东”、“浙东”等）学者。缘自南宋偏安以来，东南地区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学术思想活跃之地，四明学风直接影响着宋末元初的学风，史、程的教育活动主要即在这一地区。而谈到四明学风就不能不谈到朱陆之异。因为宋末元初的四明学者普遍是传陆学的，而朱学在南宋末曾遭禁止，列为伪学。元初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即是要以朱变陆。
陆九渊和朱熹本都是讲心性之学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陆九渊以“心”为宇宙的本质。他说过：“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969]宇宙（时间和空间）本是万物的存在形式，而与“心”相等，则“心”即成了事物存在的唯一形式。他也讲“理”，但他的“理”与“心”是同一个概念，也是事物的存在形式而不是事物的属性。他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970]朱熹则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先在法则，它派生一切，“心”也是“理”所派生的。由此引出朱、陆两家在认识论和教育论上的差异。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否定人的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吾心”所固有，因而用不着在客观事物中去寻找知识、认识真理，只要发明本心，认识自己即可认识大千世界和终极真理。他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之所固然者耳。”[971]既然万物皆备于我，则为学之道，就在于恢复本心。一个人恢复了本心，便得了一切，既用不着研究客观事物，也用不着读书。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972]而朱熹则主张格物穷理，先做下学工夫，从读书入手，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豁然“贯通”，归之于对原则和真理的直接把握。这与陆九渊的直指本心，先立其大者，主张先发明本心，从原则出发，然后使之博览的为学入手的路径是很不相同的。这也就是“鹅湖之会”的主要分歧。此外，朱熹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醇儒”（标准的人），而陆九渊只提“做一个人”，（现实中具体的合乎标准的人），他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己，非有为也。”[973]这种人不只具有人的形体，而是要不失本心，“要当轩昂奋发，莫凭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974]
南宋末年，甬上学者皆传授陆学，所谓“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975]直指本心，先立其大，以成人为目标，因而不以读书为务成为他们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而元初四明学风以朱变陆主要也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
陆学在南宋书院讲学中本曾盛极一时。应天精舍学者愈数千人。后来象山书院一脉传人很多，大都集中在两地：一是江西，一是浙东。江西门人多是簇拥象山讲席，着力于构筑陆派门户，对陆学学旨没有多少发明，以傅梦泉、邓约礼、傅子云等为首，史称“槐堂诸儒”。《宋元学案》有《槐堂诸儒学案》述其学术渊源。浙东传人折服陆氏“本心”之说，著力于陆九渊心学旨趣的阐发，以杨简、袁燮、沈焕、舒璘四人为代表，左右四明学风。四学者活动和影响的慈溪、鄞县、奉化一带地处四明山麓、甬江流域，故后人称之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976]他们都是传陆学的，常常开讲会，盛况超过槐堂。朱熹的门人陈北溪在回陈师复的信中说：“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简）袁（燮）贵显，据要津唱之。”《东莱学案》也说：“时明州诸先生多里居。慈湖开讲于碧沚，沈端先讲于竹洲，絜斋则讲于城南之楼氏精舍，……其于诸讲院，无日不会也。”他们都以陆学为宗旨，大力倡传，使甬上陆学盛极一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述其学术渊源说：“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盖本乾淳诸老一辈也。”[977]“甬上四先生之传陆学，杨、袁、舒皆自文安（陆九渊），而沈自文达（陆九龄）”[978]可说都是陆学的嫡传。在他们四个人中，杨、袁的辈分资格比沈、舒低，但学术影响却比沈、舒早，也比沈、舒大。全祖望在《广平定川学案》中两次提到：“甬上四先生之传陆学，杨、袁以显达，其教大行，然较其年齿资格，则在沈、舒之下。”“杨、袁之年辈后于舒、沈，而其传反盛。……然舒、沈之平实，又过于杨、袁也。”他们为学讲论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陆九渊的“本心”、“大本”，提出所谓“心之精神”作为讲学的宗旨。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分析四明四先生的学风旨趣，指出：
杨简、舒璘、袁燮、沈焕，所谓四明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谓之圣”一语，而絜斋之告君，亦曰“古之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以心之精神而己。”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文信国（文天祥）云：“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定川（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絜斋（袁燮），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鸣呼盛哉。
“心之精神”成了他们为学讲论的中心话题，由动静云为的修炼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风姿，是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格物致知，读书明理对于做一个人来说，却并不是必要的。杨简认为“心之精神”，是人的一切价值活动的根据和立足点，“此心即道”。要保证这种道本之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不起意”，人的一念之差，就会失去道本之心：“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979]“人性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980]而所谓不能起的“意”，即是“利心”、“私心”、“权心”等利害得失之“心”。只要人没有这些利害得失之心，即保有“此虚明不起意之心”，则一切动静云为，“自然无所不照”，因此，一念之起，就是为学修行的关键，它是从书上学不来的。读书对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来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他认为，“六经”皆只是心的直接表现而已。他说：“变化云为，兴观群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直而达之，则《关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鹊巢》婚礼天地之大义，本心也；《柏舟》忧郁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而品节焉，《礼》也；其和乐，《乐》也；其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达于政事，《书》也。”[981]在这里，他比他的老师更走极端。
陆九渊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书还是要读的。他则完全否定读书，在意念上做工夫，脱离经传而直接指向本心。这一方面虽然使人的心性修养从书本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少了许多教条的约束和形式化的虚浮；但另一方面又使人的品德修养失去价值标准和行为依据。所以，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指出：“慈湖……不能如象山，一切经传有所未得处便硬说辟倒，此又学象山而过者也。”[982]袁燮较之杨简的“泛滥夹杂”，虽然也算是“有绳矩”，[983]但仍然是主“心”教的。他说；“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说：“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984]舒璘在四先生中被看成是与朱学有牵连的人物。全祖望《广平先生类稿序》中曾说，舒璘的学术渊源于他岳父童持之，而童是杨文靖的高弟，而杨“受业于张公南轩（张轼），因偏求于晦翁（朱熹）、东莱（吕祖谦）而卒业于存斋。”
但他仍被时人和后世学者看成是“真有得于陆”的人，认为他在传陆学者中的地位，有似于勉斋（黄干）在传朱学者中的地位。[985]（《广平定川学案》引冯云濠案语）他也明确地提出过发明本心是为学大旨，所谓“本源既明，是处流出，以是裕身则寡过，以是读书则蓄德，以是齐家则和，以是处事则当。”[986]故其论学，少谈抽象的学理，而多重根绝利欲，立身清介的品质涵养。他说：“某愚不肖，动不知学，溺心利欲之场，以为读书著文但为科举计。既冠，游上庠，获见四方师友，耳闻心受，皆古圣贤事业，乃始渐知曩曰之陋，勉而企之，因不能进，中夜以思，觉好乐贪羡之心扫除不尽，是心终之获与圣贤同。”[987]沈焕渊源于陆九龄，走的也是陆九渊的心学路数，认为“心”是人的根本：“余观人之心，精诚所达，离天高地厚、豚鱼细微，金石无情，有感必通。”[988]因而他也主张修养在于“先立大本”，为学在于“要而不博”。他说：“吾儒急务，立大本，明大义耳。本不立，义不明，虽讨论时务，条目何为。”[989]“务识大体，非圣贤之书未尝好，史籍繁杂，采取至约。以为简易工夫，要而不博。友人向伯升博通诸书，遗诗箴之曰：“为学未能识肩背，读书万卷终亡羊。”[990]沈焕的这种学风旨趣，对袁变有着直接的影响。袁燮曾经在写给沈焕的信中，回忆自己怎样受到沈焕“植根本”、培“精神”的指教而放弃了“务记览”以读书穷理的为学道路的。他说：“如予与君往还时，方务记览，耻一不知，日夜劳苦。君为予言：吾儒之学，在植根本，无妄敝其精神。予恍然异之。听君议论，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轨通衢，而反视余所习者，索纡缭绕，直荒蹊曲径而已。乃弃其旧业，精思一意，求所为根本者。”[991]对于读书，沈焕“每称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会意欣然忘食，此真读书者。”[992]于此可见其读书观之一斑。
陆学在浙东盛极一时，它因甬上的陆学传人（主要是槐堂诸儒及甬上四先生）的宣扬而兴盛，也因他们的荒弊而衰落。其直接原因就是，在陆九渊是以发明本心为入门，并不废弃读书，《东发日钞》说：“象山之学，虽谓此心自灵，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为言议，然亦未尝不读书，未尝不讲授，未尝不援经析理。”《王阳明语录》中也说到：“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明理。”只是要人以心读书，以经注我，而浙东陆学传人则走向极端，以发明本心为究竟，直至废书不读，除“悟”以外无他事，使为学之道走进了“空虚寂寞”的死胡同，黄百家称之为“狂慧”，他在《东发学案》中说：“当宋季之时，吾浙东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这种情况，全祖望也指出过。他曾说：“槐堂论学之旨，以发明本心为入门，而非其全功，……槐堂弟子多导前说，以为究竟，是其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993]这种放弃读书，直追心迹的为学之方，受到当时及后来学者的广泛批评。朱熹的学生陈淳就曾公开指其为“异端”、“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以为妙诀，又假托圣人言，牵就释意以文盖之。”[994]在四先生中，受到批评最多的是杨简。陈淳在《答陈伯藻书》中，就指出杨简不重读书的缺憾：“杨敬仲持循笃而讲贯略。”全祖望说：“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而坏其教者实慈湖。”[995]这坏其教指的就是以发明本心为究竟。他说：“发明本心，陆氏但以为入门，而文元遂以为究竟。故文元为陆氏功臣，而失其传者亦有之。”黄宗羲也指出杨简废书不读，只是“克私意”，“以不起意为宗”，于其行事，不如朱熹于“意”有是非之分行事可靠，“所以自视宵汉，悠悠过目下梢，只成得个狂妄也”（《慈湖学案》）。这种为学之方只能走向“狂妄”一途。黄百家说：“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996]袁蒙斋《记乐平文无遗书阁》也指出，杨简虽然“平生履践，无一瑕玷。处闺门如对大宾，在暗室如临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谨，未尝须臾放逸”，但读书论文却有乖圣道，“若夫掇拾遗论，依仿近似，而实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敬之哉。”[997](https://www.daowen.com)
本来，杨简的不重读书，实是针对当时朱学的泛滥辞章，唯以读书讲论支离事业为务的流弊而来，实属不得已，“特以当时学者沈溺于章句之学，而不知所以自拔，故为本心之说以提醒之。盖诚欲导其迷途而使之悟。”[998]但他这种方法不仅使后学弃书不读，以悟为宗，而且直接导致了陆学的衰落。杨门后学“乃凭此空虚之知觉欲以浴沂风雪之天机，屏当一切，是岂文元之究竟哉。”[999]“岂意诸弟子辈不善用之，反谓其师尝大悟几十，小悟几十，泛滥洋溢，直如异端，而并文元之学而诬之，可为浩叹者也。”[1000]
上述四明学风，陆学虽曾盛极一时，但到宋末元初，由于陆学末流本身的流弊而走向衰落了。到了元初，朱学得到提倡，开始盛行，四明学风以朱变陆就自然成为学术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提了出来。而这一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强调读书，强调对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强调从经典出发来体会和把握人生。完成这一课题的主要有三个人，这就是史蒙卿，黄震、王应麟。黄百家在《深宁学案》中说：“四明之学，以朱而变陆者，同时凡三人矣，史果斋也，黄东发也，王伯厚也。”他们三个人，或因家庭或朋友关系，都有陆学渊源，却又都摆脱陆学而宗朱学，并且不是一般的拾朱熹牙慧的宗朱派。因此，他们的学术和教育活动，对四明学风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特征即是注重文献，强调读书明理、明体达用。
三个人中，从自觉地扭转学风来说，首先是史蒙卿，但从作用和影响之大，却在黄震和王应麟。黄震，字东发。他虽不赞成“心学”，但却参加杜洲的讲会，对杨简的学行也都有称道之处，但他却是主朱学的。全祖望说：“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所著《东发日钞》百卷，极受有识学者的尊崇，对陆学末流不读书的做法是一个明显的否定。黄百家说：“《日钞》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1001]黄震不搞心法，注重文献。全祖望在《泽山书院（作者按：纪念黄东发而建的）记》中说他：“所造博大精深，”又说他“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收，其功尤巨。试读其《日钞》、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旧讲，大抵求心之所安为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出陆而宗朱，才是真正对朱学有所发明和建树的。王应麟，字伯厚。他的父亲就是史蒙卿的祖父史独善的弟子，是直接传陆学的。他自己是王野的门人，王是真德秀门人，应该说是宗朱学的，但他又曾少师楼昉，楼是吕祖谦的大弟子，所以，全祖望在《深宁学案》中说他“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王应麟也十分重视文献，经史百家、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尤熟习掌故制度，主要著作有《困学纪闻》、《玉海》等，都是文献学的巨著。他曾批评当时不注重文献制度的学习，“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1002]他在文献方面的成就，令时人及后人瞩目。阮元作《学海堂集序》，即把王应麟列为专精史志的代表，“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
此外，北山学派的金华四先生何基（北山）、王柏（鲁斋）、金履祥（仁山）、许谦（白云）对于四明朱学的建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都是金华人。何基是黄干的学生，王柏因何基受学于黄干又投何基门下。金履祥是王柏的学生，又因王柏而入何基之门。许谦是金履祥的学生，他们都是黄干一脉相传的，自然是宗朱的。全祖望说：“勉斋（黄干）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1003]他们都在浙东一带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何基和王柏都任过丽泽书院的山长。他们对四明学风的转变无疑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宗朱而不墨守朱说，注重读书和文献研究，对朱学有所发展和创新。这对于朱学在元代的展开有着实际的意义。《宋史·何基传》说：“基淳固笃实，绝类汉儒。虽一本于熹，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愈出不穷。”王柏不轻信，与何基反复问辩，对朱说尤多创见。
黄百家在《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说：“鲁斋之宗信紫阳，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为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指朱熹之增补《大学》“格物致知”之传）；于《中庸》则以为汉志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此外，他还有天文考、地理考、大尔雅、六义字源、帝王历数等著作。被称为“明体达用之儒”的金履祥。“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1004]所著《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牴牾……世为科举之学者，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1005]认为他这种有所创发，才是朱学的真传。此外他还有历史巨著《通鉴前编》，表年系事，极为精审。《元史·许谦传》称许谦“于书无不读，究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
可见他也不是死守故训的朱门子弟。此外，他对考订也很用工夫。《读诗集传》有《名物钞》八卷，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补先儒之未备。“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靡不该贯，旁及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
综之，从史蒙卿、黄震、王应麟到北山四先生，以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下学上达的为学之道为标榜，纠正陆学末流的废书不读、空言悟本的学风，对宋末元初四明学风的丕变和朱学的确立，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四明之学由此走上了程朱理学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