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学即是礼学
曾国藩调和汉宋、综合义理与经世的目的，无非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挽救衰败的士风、学风及王朝命运，而其足以维系人心、彰显仁德的落脚点从何找寻呢？曾氏将注意力放在了“礼学”上。他尝言：“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12]将理学与礼学结合、仁心与礼制归一，这尤其是曾氏学说特出于其他理学家、而足以自成一代儒宗的地方。
曾氏认为，孔孟之道的精髓是“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但是数千年来儒者多讲仁义，对礼制却重视不够。[13]征诸儒学史孟荀两支路线，孟子一脉虽接着孔子的话头而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似乎内外并重，但实际上其重心历来在于向内返求性善之本、仁义之源，程朱理学尤其变本加厉；唯荀子一脉执其性恶论，而较为注重外部的礼仪制度建设，但却被唐宋以来的道学家排斥在道统之外。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曾氏对儒学史上仁礼传承不平衡的批评，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恰恰是出自对现实儒学状况的不满。一是不满于当时汉宋两家势成水火的虚骄状态。他认为欲从根本上平息汉宋无谓之争，“必从事于礼经，考覆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14]二是出于现实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他认为太平军的最大“罪状”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5]，而要恢复错乱的伦理纲常秩序，唯有从崇礼、兴礼开始。
由于以上原因，曾氏接过荀子隆礼的大旗，畅言：“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6]由于曾氏对于礼学如此重视，同时代的人如李鸿章等人即评价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但需辨明的是，曾氏这里表出“礼”，并非将之视为儒家伦理的本体，而是将之置于儒家“仁”德得以实现的依托，所谓“内仁外礼”即是“以仁为体，以礼为用”之意，但是，由于曾氏已经意识到，处于当时那种“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一味从“尽心养性”的道体上下工夫已不周世用，“修齐治平”的功业唯有从研习古人“治礼”的实学上去努力，方为徵实有效。这种正其谊也要计其功的经世致用倾向，实际上已为将儒家正统伦理尤其是自宋儒以来较为特出的内省之路扭转到外铄的轨道上来，打开了一个缺口。
如果说明末清初顾炎武发动儒学思想变革的纲领是“经学即理学”，那么此时曾国藩发动儒家思想变革的纲领就可说是“理学即礼学”。顾氏当初提出的纲领是在理学（宋学）虽遭世人诟斥但其观念结构尚在影响士人头脑之时，故其倡导经学时，所用的思维逻辑是我们应该从经学上去发挥真正的理学精神；而到曾氏提出自己纲领时，一度已占据儒学主流地位的经学（汉学）正因其支离琐碎，于国事无补，而遭到理学（宋学）派的强势反击，曾氏虽出于理学，但其已意识到经学中原有的经世精神非常有用。如果再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儒学史，可以发现秦火之后，荀子对整理儒学典籍、传承儒学余绪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学家常讲两汉以来所传之经学皆荀学，而荀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礼制，经学家对礼学也向来注意，经学与礼学此种微妙的联系，可以启发我们曾氏“理学即礼学”的思维，实际上暗含着用经世致用的礼学（经学）改造理学（宋学）的意味。
曾氏不仅对礼的作用有那么高的认识，并且还将此种认识切实贯穿到实践中去。观其家书，他对于家规、家训、祭礼、祀礼等均有极为剀切详明的指示。观其行军，他更是卓绝于一般军事将领，制定了一整套独具特色、体现理学精神的军礼。军礼在中国古代吉、凶、军、嘉、宾五礼的传承中是最为残缺不全的部分，曾氏作为一个有深厚儒学伦理底蕴的将领，他在此方面用力最勤。在他看来，军队作为一个生死与共的作战集体，必须具有一套极为严密的军中礼制，这套军礼的核心所在就是要灌注一种具有肃敬力、战斗力、凝聚力的理学精神，他指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因此，他在培养军中理学精神上用力至深，所谓：“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军中如有欢欣之象，终归于败而已矣。”[17]并说：“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励，而后可以言战也。”在他的带动下，湘军中许多将领都是深明儒学宏旨的理学家。
萧一山在《清代史》中曾这样评价曾国藩的德行功业：“秦汉以后，政教分离，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就不必兼备于一身。主张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注重事业者，又往往忽略精神的基本条件……曾国藩发圣王经世之义蕴，具双层领袖之资格，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都有特殊的造诣，确属有体有用、内圣外王之学。”[18]萧氏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依儒家伦理标准来看，曾国藩凭其内仁外礼之学的确在清季儒林中具有超乎寻常的人格魅力。拿当时同为“中兴名臣”的李鸿章、左宗棠来比，李鸿章具有特殊的政治军事才能，但却荒于道德文章；左宗棠不仅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且有高出时人的思想见识，但其为人傲气，容人雅量稍有欠缺；反观曾氏功劳越大、声誉越高，其谦卑程度也就越大，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难怪清廷官吏公认其有“古大臣之风”，而成儒林榜样。
总之，曾国藩在洋务运动时期儒家伦理思想上的转承变化轨迹，可说是在西方新伦理思想发生影响之前儒学所做的最后一次内发性的改造运动。这次改造运动从后来的历史进程来看，并未能根本上解决儒学内部暴露出来的危兆，只能以一种儒家伦理精神“回光返照”的印象留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改造运动虽然动用的全是传统资源，但是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兼容并包、突破学术壁垒的精神已为下一期儒家伦理思想与外来西方伦理思想的会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