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蒙学教育论著选读

程董二先生学则

［题解］

程端蒙，字正思，南宋孝宗淳熙七年乡贡，补太学生，因与权贵议论不合，遂不复应举，而专意学术，有《性理字训》、《毓蒙明训》等。董铢字叔重，官金华尉，为人善辩论，有《性理注解》等，人称槃涧先生。程董二人均为朱熹门人，又同是德兴人，“共为此书，将以教其乡人子弟。”这一学规纲目条列，编次颇为有法；其内容“一则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而使人有所持循。”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极适合于旧时的学校，所以在过去影响很大。

凡学于此者，必严朔望之仪[1]

其日昧爽[2]，直日一人[3]，主击版。始击，咸起盥漱，总栉衣冠[4]。再击，皆着深衣或凉衫升堂[5]。师长帅弟子诣先圣像前，再拜，焚香讫，又再拜，退。师长西南向立，诸生之长者，率以次东北向再拜，师长立而扶之。长者一人前致辞。讫，又再拜，师长入于室，诸生以次环立。再拜，退，各就案。

谨晨昏之令

当日击版如前，再击，诸生升堂序立[6]，俟师长出户，立定，皆揖，次分两序，相揖而退。至夜将寝，击版，会揖如朝礼，会讲、会食、会茶，亦击版如前。朝揖会讲以深夜或凉衫，余以道服褙子[7]。

居处必恭

居有常处，序坐以齿[8]。凡事必直身正体，毋箕踞，倾倚[9]，交胫摇足。寝必后长者，既寝勿言，当昼勿寝。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后长者，毋背所尊，毋践阈[10]，毋跛倚。

视听必端

毋浮视，毋倾听[11]。

言语必谨

致详审，重然诺，肃声气。毋轻，毋诞，毋戏谑喧哗。毋及乡里人物长短，及市井鄙俚无益之谈。

容貌必庄

必端严凝重，勿轻易放肆，勿粗豪狠傲，勿轻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为诡异华靡，毋致垢弊简率[12]。虽燕处[13]，不得裸袒露顶；虽盛暑，不得辄去鞋袜。

饮食必节

毋求饱，勿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非节假及尊命不得饮，饮不过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长呼唤，师长使令，及己有急干[14]，不得辄出学门。出必告，反必面[15]，出不易方，入不逾期。

读书必专一

必正心肃容，计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务泛观，毋务强记。非圣贤之书勿读，无益之文勿观。

写字必楷敬

勿草，勿倾欹[16]。

几案必洁净

位置有伦，简帙不乱[17]。书笥衣箧，必谨扃钥[18]。

堂室必洁净

逐日直日，再击版如前。以水洒堂上，良久，以帚扫除尘埃，以巾抆拭几案[19]。其余悉令斋仆扫拭之[20]。别有秽污，悉令扫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齿

年长倍者，以丈；十年长，以兄，年相若者[21]，以字，勿以“尔”“汝”。书问称谓亦如之。

接见必以定

凡客请见，师坐定，直日击版，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师长，命之退则退。若客于诸生中有自欲相见者，则见师长毕，就其位见之。非其类者，勿与亲狎。

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

弹琴、习射、投壶[22]，各有仪矩[23]，非时勿弄。博弈鄙事[24]，不宜亲学。

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

择谨愿勤力者[25]，庄以临之，恕以待之。有小过者诃之，甚则白于师长[26]。惩之不悛[27]，众禀师长遣之，不许直行己意。苟日从事于斯而不敢忽，则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童蒙训

［题解］

南宋诗人吕本中，字居仁，绍兴进士，官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因忤秦桧罢官。除了诗作、诗话之外，吕氏的著作还有《春秋解》、《师友渊源录》等。与其它同类性质的著作主要辑录前人文献不同，此书三卷，则完全是自行撰作，记载了作者所见所闻的元祐遗老及师友的格言正论、德谊善行。“中间如申颜、李潜、田腴、张琪、侯无可诸人，其事迹史多失传，赖此犹可以考见大略，固不仅为幼学启迪之资矣。”四库馆臣还推论，此书原有内外两篇，一以商榷学问，一以品评文章，现存者仅是原书的一半。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矣。

孔子已前，异端未作，虽政有污隆，而教无他说，故《诗》《书》所载，但说治乱大概。至孔子后，邪说并起，故圣人与弟子讲学，皆深切显明，《论语》、《大学》《中庸》皆可考也。其后《孟子》，又能发明推广之。

大程先生名颢[28]，字伯淳，以进士得官。正献公为中丞[29]，荐之朝，用为御史，论新法不合，罢去。泰陵即位[30]，以宗正臣召[31]，未受命，卒于家，其门人共谥为明道先生。先生尝以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合于圣人，仲舒之学，度越诸子者以此。故门人以先生学之所就，以明道见其志焉。

小程先生名颐，字正叔，举进士，殿试不中，不复再试。元祐初，正献公与司马温公同荐[32]，遂得召用，侍讲禁中，旋又罢去，遂不复用。绍圣中贬涪州，元符还洛，大观间卒于家。学者谓之广平先生，后居伊阳，又谓之伊川先生。二程先生自小刻励，推明道要，以圣学为己任，学者靡然从之，当时谓之二程。

二程始从周茂叔先生为穷理之学[33]，后更自光大。茂叔名敦颐，有《太极图说》传于世，其辞虽约，然用志高远可见也。正献公在侍从时，闻其名，力荐之，自常调除转运判官。茂叔以启谢正献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于高贤无一日之雅。

张戬天祺与弟载子厚[34]，关中人，关中谓之二张。笃行不苟，为一时师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圣学，亦多资于二程者。吕大临与其叔兄弟后来苏昺等皆从之学[35]，学者称子厚为横渠先生。天祺之为御史，用正献公荐也。二程与横渠，从学者既盛，当时亦名其学为张程云。

荥阳公年二十一（一本作十九）时[36]，正献公使入太学[37]，在胡先生席下，与伊川先生邻斋。伊川长荥阳公才数岁，公察其议论大异，首以师礼事之。

其后杨应之国宝[38]、邢和叔恕[39]、左司公待制皆师尊之[40]。自后学者遂众，实自荥阳公发之也。

关中始有申颜者[41]，特立独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为之起，从而化之者众。其后二张更大发明学问渊源[42]。伊川先生尝至关中，关中学者皆从之游，致恭尽礼。伊川叹洛中学者弗及也。

伊川洗生尝识杨学士应之于江南，常称其伟度高识、绝人远甚。杨学士是时犹未师伊川也。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学也，天下之人谓之湖学，学者最盛。先生使学者各治一事，如边事、河事之类，各居一斋，日夕讲究。其后从学者多为时用，盖先生教人务有实效，不为虚言也。是时孙公莘老名觉[43]、顾公子敦名临[44]，最为高第。

正献公之在侍从也，专以荐贤为务，如孙莘老觉、李公择常、王正仲存[45]、顾子敦临、程伯淳颢、张天祺戬等，皆为一时显人。

正献公既荐常秩，后差改节[46]，尝对伯淳有悔荐之意。伯淳曰：“愿侍郎宁白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少替。”公敬纳焉。

荥阳公尝说：“杨十七学士应之乐善少比，闻一善言，必书而记之。”荥阳公尝书于壁云：“惟天子为能备物，惟圣人为能备德。”应之遽取笔录记之。

杨应之劲挺不屈，自为布衣以至官，于朝未尝有求于人，亦未尝假人以言色也。笃信好学，至死不变。荥阳公尝赠之以诗云：“独抱遗经唐处士，差强人意汉将军。”应之元祐间用范丞相尧夫荐馆职不就[47]，试除太学博士，出为成都转运判官。有属官与之辩论，应之嘉其直，即荐之朝。其自成都召为校书郎，有远房舅在蜀中，官满，贫不能归，应之尽以成都所得数百千遗之，其自立如此。

邵尧夫先生受学于李挺之之才[48]，李之才受学于穆修伯长[49]，穆伯长受学于陈抟希夷[50]，其所传先天之学[51]，具见于《易图》与《皇极经世》。故程伯淳作尧夫墓志云：推其源流，远有端绪。震，东方也；巽，南方也；离，南方之卦之类，此入用之位，如天地定位，乾南而坤北，山泽、风雷、水火相对，即先天之位。先生既没，其学不传，人能知其名而不知其用也。尝欲传其学于伊川，伊川不肯。一日与伊川同坐，闻雷声。问伊川曰：“雷从何方起？”伊川云：“从起处起。”盖不领其意。先生既没，元祐间谥康节。

邵康节以十二万四千五百年为一会，自开辟至尧时正当十二万年之中数[52]，故先生名雍，字尧夫。名雍，取黎民于变时雍也，字尧夫，取当尧时中数也。四千五百年数未详。其居洛阳，亦取天地之中。

邵康节居卫州之共城，后居洛阳。有商州太守赵郎中者，康节与之有旧[53]，尝往从之。时章惇子厚作令商州[54]，赵厚遇之。一日，请康节与章同会。章豪俊自许，议论纵横，不知敬康节也。语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赵守因谓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为甚详。”康节因言：“洛人以见根拔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见枝叶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见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长官所说，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惭服。赵因谓章：“先生学问渊源，世之师表，公不惜从之学，则日有进益矣。”章因从先生游，欲传数学[55]，先生谓章：“须十年不仕宦，乃可学。”盖不之许也。

虔州人李潜君行笃自守[56]，不交当世，年五十余，监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右丞范公彝叟为发运使[57]，始深知之，力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书郎。绍圣中力求去，知蕲州，遂请老[58]。君行之学，专以经书《论语》《孟子》为正，舍此皆不取。如“七世之庙，可以观德[59]，”则专守七庙，其他言庙数不同者，皆无取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60]，”则是合祭天地无疑也，其言南北郊，其言园丘郊禘异礼[61]，皆不取也。其学简而易明，以行己为本，不为空言，东莱公与叔父舜从皆与之游[62]。

君行先生尝言：“学者当以经书《论语》、《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众说，其轻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田腴诚伯笃实士[63]，东莱公与叔父舜从之交游也，尝从横渠学，后从君行游。诚伯每三年治一经，学问通贯，当时无及之者。深不取佛学。建中靖国间，用曾子开内翰荐[64]，除太学正，崇宁初罢去。

诚伯叔父明之，亦老儒也，然专读经书，不读子史，认为非圣人之言，不足治也。诚伯认为不然，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如不遍览，非博学详说之谓。”

徐积仲车先生山阳人[65]，小许榜登科，初从安定胡先生学，潜心力行，不复仕进。其学以至诚为本，积思六经，而喜为文词，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见安定先生退，头容少偏，安定忽厉声云：‘头容直’。某因自思，不独头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后因具公裳以见贵官[66]，又自思云：‘见贵官，尚必用公裳，岂有朝夕见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母至孝，山阴人化之。

先生尝为文训励学者云：“仲车先生一日升堂，训诸生曰：诸君欲为君子，而使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君子，犹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诸君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君子，犹可也；父母欲之、乡人荣之，诸君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为小人，未之有也。”

元符三年，荥阳公自和州谪居，起知单州，道过山阴，因出过市桥，桥坏，坠水而不伤焉。仲车先生年几七十矣，作《我敬诗》赠公云：“我敬吕公，以其德齿。敬之爱之，何时已已。美哉吕公，文在其中。见乎外者，古人之风。惟贤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荡有喜。”诗后批云：“前日之事，桥梁腐败，人乘蹉跌，而公晏然无伤，因有神明阴相其德，愿为本朝自重，生民自重[67]。”

熙宁初，荥阳公监陈留税务。时汪辅之居陈留[68]，恃才傲物，独敬重公。横渠先生闻之，语人云：“于蛮貊之邦行矣[69]，于吕原明见之。”

正献公尝称荥阳公于张文潜云[70]：“此子不欺暗室[71]。”

荥阳公之监陈留税务也，章枢密质夫楶知县事[72]，雅敬爱公。一日，因语次暴陵折公，公不为动，质夫笑曰：“公诚厚德可服，某适来相试耳[73]。”

元祐中，荥阳公在经筵[74]，除司谏，姚舍人辉中勔当制词云[75]：“道学至于无心，立行至于无愧，心若止水[76]，退然渊静。”当时谓之实录。建中靖国元年，丰相之稷迁礼部尚书[77]，荐荥阳公自代，词云：“心与道潜（一作志以道宁），湛然渊静，所居则躁（一作里）人化，闻风则薄夫敦[78]。”

荥阳公入大学时二十一岁矣，胡先生实主学，与黄右丞安中履[79]、刑尚书和叔恕同斋舍。时安中二十六岁，为斋长，和叔十九岁。安中方精专读书，早晨经书，每授五百遍，饭后史书，可诵者百遍，夜读子书，每授三百遍。每读书，危坐不动，句句分明。和叔时虽少，当世时务，无不通晓；当世人材，无不遍知。

荥阳公教学者读书，须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声重则记牢。

正献公简重清静，出于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声色华耀，视之漠然也。范公内翰淳夫祖禹实公之婿[80]，性酷似公。后荥阳公长婿赵仲长演严重有法[81]，亦实似公焉。

正献公教子既有法，而申鲁国夫人，简肃公讳宗道之女[82]，闺门之内，举动皆有法则。荥阳公年十岁，夫人命对正献公，则不得坐，命之坐则坐，不问不得对，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诸妇侍立，诸女少者，则从妇傍。

正献公年三十余，通判颍州，欧阳文忠公知州事[83]，焦伯强千之方从欧阳公学[84]，正献公令伯强处书室，命荥阳公从学焉。其后正献公罢归京师，请伯强同行，欧阳公有送行诗，所谓有能掇之行，可谓仁者勇者也。伯强性耿介不苟，危坐终日，不妄笑语。每诸生有不至，则召会，面切责之，不少假借[85]。荥阳公幼时，正献公与夫人严毅如此，就师傅而得伯强，其后有成，非偶然也。荥阳公尝言：“中人以下，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正献公年三十余，通判颍州，已有重名。范文正公以资政殿学士知青州[86]，过颍来复谒公，呼公谓之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欧阳永叔在此，太博宜频近笔研。”申国夫人在厅事[87]，后闻其语，尝举以教荥阳公焉。前辈规劝恳切，出于至诚，类如此也。

荥阳公尝言：“世人喜好言‘无好人’三字者，可谓自贼者也。包孝肃公尹京时[88]，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两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愿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辞曰：‘亡父未尝以百金委人也’。两人相让久之。”公因言：“观此事而言无好人者，亦可少愧矣，人皆可以为尧舜，盖观于此而知之。”

荥阳公张夫人，待制讳昷之之女也[89]，自少每事有法，亦鲁简肃公外孙也。张公性严毅不屈，全类简肃，简肃深爱之，家事一委张公。夫人，张公幼女，最钟爱，然居常至微细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饮食之类，饭羹许更益，鱼肉不更进也。时张公已为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矣，及夫人嫁，吕氏夫人之母，申国夫人姊也，一日来视女，见舍后有锅釜之类，大不乐，谓申国夫人曰：“岂可使小儿辈私作饮食坏家法耶？”其严如此。

叔父舜从既与东莱公从当世贤士大夫游，尝训子弟曰：“某幸得从贤士大夫游，过相推重，然某自省所为，才免禽兽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大夫过相与耶？”因思前辈自警修身如此。

正献公交游，本中不能尽知之，其显者范蜀公[90]、司马温公、王荆公[91]、刘原甫也[92]。

荥阳公交游，则二程、二张[93]、孙莘老、李公择、王正仲、顾于敦、杨应之、范淳夫、黄安中、邢和叔、王圣美也[94]。东莱公交游，则李君行、田明之、田诚伯、吴坦求、陈端诚、田承君、陈莹中、张才叔、龚彦和及彦和之弟大壮也[95]。

张横渠诗云：“若要居仁宅，先须入礼门。”温公作横渠词曰：“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先有所据守。”

然则横渠之教，以礼为本也。后程门高弟张绎思叔作伊川祭文云[96]：“在昔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数，或观于礼。学者趋之，世济其美。独吾先生，淡乎无味。得道之真，死其乃已。”或得于数，盖指康节，或观于礼，谓横渠也。

明道作邵康节墓志云：“昔七十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尔。其余门人，各以己之所宜者为学，虽同尊圣人，所因而入者，门户则众矣。况后此千余岁，师道不立，学者莫知所从来，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醇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学者，岂所谓门户虽众，各有所因而入者欤？语成德者[97]，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矣。”观此志文，明道所以处康节者，无余蕴矣。

李公择尚书尝与荥阳公诸贤，讲论行已须先诚实。只如书帖言语之类，不情缪敬[98]，尽须削去。如未尝瞻仰而言瞻仰，未尝怀渴而言怀渴，尽须去之，以立其诚。

伊川尝言：“今僧家读一卷经，便要一卷经中道理受用；儒者读书，却只闲读了，都无用处。”

顾公子敦内翰尝语东莱公云：“学者须习不动心，事绪之来[99]，每每自试，久久之间，果能不动，则必自知曰：‘我不动矣’”。由此观之，前辈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陈莹中右司尝言：“学者须常自试，以观己之力量进否。《易》曰：或跃在渊，自试也，此圣学也。”

绍圣中，顾公子敦被谪，过京师，东莱公与叔父往见之。子敦再三讲论行己如何云：“守至正以俟天命，观时变以养学术。”

刘公待制器之尝为本中言[100]，少时就洛中，师事司马公，从之者二年，临别问公所以为学之道，公曰：“本于至诚。”器之因效颜子之问孔子曰：“请问其目”。[101]公曰：“人不妄语始。”器之自此专守此言，不敢失坠。后任磁州司法，吴守礼为河北转运使[102]，严明守法，官吏畏之。吴与器之尊人有旧[103]，相待颇异众，器之不以为喜。一日，有人告磁州司户赃污于转运使者，吴亲至磁州，欲按其事，召器之至驿舍堂中。器之心不喜，曰：“常时相待少异，我已不自喜，况今召我至堂中，人得无疑我乎？”吴因问司户赃污如何，器之对曰：“不知。”吴因不悦曰：“与公有契，所以相问，何不以诚告？”明日，吴阅视仓库，召司户者谓曰：“人诉尔有赃，本欲来按尔，今刘司法言尔无之，如去，且谨视仓库，俟北京回，仓库不如法，必案无疑也。”于是众方知器之长者，然器之心常不自快，曰：“司户实有赃，而我不以诚告，其违司马公教乎？”后因读《扬子》[104]云：“君子避碍通诸理”。然后意方释然，言不必信，如此而后可。

器之尝为予言：“当官处事，须权轻重，务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谓中。”因言元祐间，尝渴见冯当世宣徽，当世言：“熙宁初，与陈旸叔、吕宝臣同任枢密[105]，旸叔聪明少比，遇事之来，迎刃而解。而吕宝臣尤善称停事[106]，每事之来，必称停轻重，令必得所而后已也，事经宝臣处划者，人情事理，无不允当。”器之因极言称停二字，最吾辈当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详思熟讲也。宝臣盖惠穆公也。

杨应之学士言：“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耳。”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107]，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108]，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一非能以道训戒子弟），皆有法度。群居相处，呼外姓尊长，必曰某姓第几叔；若见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尝敢呼字也；其言父党交游[109]，必曰某姓几丈，亦未尝敢呼字也。当时故家旧族，皆不能若是。

顷见陈莹中与关止叔诏与荥阳公书问[110]，其言前辈与公之交游，必平阙书云某公某官[111]，如称器之则曰待制刘公之类；其与己同等，则必斥姓名，亦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谢良佐云[112]。此皆可以为后生法。

张才叔庭坚专务以直道进退，不求苛得。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才叔之学，盖主于此。

张思叔因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113]”。慨然有得，盖能守此，则无不可为之事。

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仪礼》等等[114]，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自此脱然有得，自然度越诸子也[115]。不如此，则是躐等[116]，犯分陵节，终不能成。孰先传焉，孰后倦焉，不可不察也。

吕与叔尝作诗曰：“文如元凯徒称癖[117]，赋若相如止类俳[118]，惟有孔门无一事，只传颜氏得心斋[119]。”

横渠读《诗》诗云：“置心平易始知诗。”杨丈中立云[120]：“知此诗，则可以读三百篇矣[121]。”

韩公持国维闲居颍昌[122]，伊川先生尝自洛中往访之，时范右丞彝叟纯礼亦居颍昌。持国尝戏作诗示二公云：“闭门读《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顾我未能忘世味，绿尊红芰对西曛。”

龚殿院彦和夬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间签判瀛州，与弟大壮同行，大壮尤特立不群。曾子宣帅瀛欲见[123]，不可得。一日径过，彦和邀其弟出，不可辞也，遂出相见，即为置酒，从容终日乃去。因题诗壁间，其两句云：“自惭太守非何武[124]，得向河间见两龚。”[125]近日贵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难及也。绍圣中，彦和为监察御史，未能去，大壮力劝其兄早求罢，彦和遂去。大壮不幸早卒，虽彦和之弟，实畏友也[126]。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弟子请先往，君行问其故，曰：“科场近，欲先至京师贯开封户籍取应。”[127]君行不许，曰：“汝虔州人，而贯开封户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宁缓数年，不可行也。”

正献公幼时，未尝博戏[128]，人或问其故，公曰：“取之伤廉，与之伤义。”

荥阳公尝言：“孙莘老、李公择之为友友也。”

荥阳公尝言：“吕吉甫尝称李公择有乐正子之好善。”[129]

荥阳公尝言：“所在有乡先生处，则一方人自别，盖渐染使之然也。人岂可以不择乡就士哉？”

侯叔献者[130]，少有声名。熙宁初，屡来求见正献公、荥阳公，因为公言叔献可比赵清献[131]，正献深不以为然，云：“赵清献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一作方做成到此地位），后生有多少事，岂可便比前辈？”既而叔献果建水事求进。

姜潜至之[132]，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诗，云：“招悔吝，损心气。”

明道先生尝至禅寺，方饭，见趋进揖逊之盛，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矣。”

正献公为枢密副使，年六十余矣，尝问太仆寺丞吴公传正安诗己之所宜修[133]，传正曰：“毋敝精神于蹇浅。”荥阳公以为传正之对，不中正献之病，正献清净不作，为患于太简也。本中后思得正献问传正时，年六十余矣，位为执政，当时人士皆师之。传正公所奖进，年才三十余，而公见之，犹相与讲究，望其切磋，后来所无也。荥阳公独论其问答当否，而不言下问为正献公之难，盖前辈见俗纯一，习与性成，不以是为难能也。

正献公每时节，必问诸生有何进益。

荥阳公尝言：“少时与叔祖同见欧阳文忠公，至客次[134]，与叔祖商议见欧阳公叙契分求纳拜之语[135]。及见欧阳公，既叙契分，即端立受拜，如当子侄之礼。”公退而谓叔祖曰：“观欧阳公礼数[136]，乃知吾辈不如前辈远矣。”

本中尝问荥阳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数日，或月十日。其为尊卑也微矣，而圣人直如是分别长幼[137]，何也？”公曰：“不特圣人直重先后之序，如天之四时，分毫顷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荥阳公为人处事，皆有久长之计，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见人，口不能言，手不能书，而养疾者，乃问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适足增苦。故公尝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饮食衣裳寒热之类，及常所服药、常所作事（常所服药，如理中圆之类，常所作事，如梳头洗手之类，及作某亲等书），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则可减大半之苦。凡公为人处事，每如是也。

王尚书敏中古[138]，每事必为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旧日，北使经由州郡，每北使将至，民间假贷供张之具至烦扰。敏中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经由处，皆支官钱置什物，储之别库，专待人使，自此河朔无复假贷之扰矣。王公临事每如此也。荥阳公与诸父自少，官守处未尝干人举荐[139]，以为后生之戒，仲父舜从守官会稽，人或讥其不求知者，仲父对词甚好，云：“勤于职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本中往年，每侍前辈先生长者，论当世邪正善恶，是是非非，无不精尽。至于前辈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汉唐先儒解释经义或有未至，后生敢略议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折之，曰：“先儒得失，前辈是非，岂后生所知？”杨十七学士、应之兄弟、晁丈以道[140]，规矩最严，故凡后生亲近此诸老者，皆有敦厚之风，无浮薄之过。

前辈士大夫，专以风节为己任，其于褒贬取予甚严。故其所立，实有过人者。近年以来，风节不立，士大夫节操一日不如一日。夏侯旌节夫[141]，京师人，年长本中以倍，本中犹及与之交。崇宁初，召任诸州牧授学制，既颁，即日寻医去。后任西京幕官，罢任当改官，以举将一人，安惇也[142]，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沉京师，至死不屈。唐丈名恕唐恕，唐介之孙，曾为华阳令，罢归后杜门躬耕，后起用为监察御史。，字处厚，崇宁初，任荆南知县。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几三十年。范文正平子夷[143]，忠宣公之子。忠宣公当国，子夷是时官当入远，不肯用父恩例，卒授远地。后为祥符尉，当绍圣初，与中贵人争打量地界[144]，与辨曲直，不屈，得罪去。刘丈跂斯立蹈[145]（此处有阙文——注者），皆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学知名，仕州县，自处约甚，人不知其为宰相子也。汪革信民[146]，政和间诸公，熟闻其名，除国子博士，欲渐用之，竟辞不受。谢逸无逸[147]，临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荐[148]，坚却之。凡此诸公，皆卓然自立一时，不愧古人。尔来流俗，不复以此为贵矣。

韩魏公留守北京[149]，有幕官每夜必出游宴，同官皆欲谮之，虑公不听。一日相约，至日晚，见公议急事，乞召幕官，久之不至，众方欲白公所以，公佯惊曰：“某忘记，早来，某官尝白某，早出见一亲识矣。”其宽大容人之过如此。又尝久使一使臣，求去参选[150]，公不遣，如是数年，使臣怨公不遣，则白公：“某参选，方是作官，久留公门，止是奴仆耳。”公笑屏人谓曰：“汝亦尝记某年月日，私窃官银数十两置怀袖中否？独吾知之，他人不知也。吾所以不遣汝者，正恐汝当官不自慎，必败官尔。”使臣愧谢，公之宽弘大度，服人如此。

崇宁初，本中始问杨中立先生于关止叔，止叔称杨先生学有自得、有力量。尝言：“常人所以畏死者，以世人皆畏死，习以成风，遂畏死耳，如习俗皆不畏死则亦不畏死也。凡如此，皆讲学未明、知之未至而然。”

东莱公尝言：“凡众人日夕所说之话，如赵丈仲长诸公，都无此话也；众人所作之事，如杨公应之、李公君行诸公，都不做众人做的事也。”

李公公择，每令子妇诸女侍侧，为说孟子大义。

唐充之广仁每称[151]：“前辈说后人不能忍诟，不足以为人；闻人密论不能容受而轻泄之者，不足以为人。”

陈公莹中，闽人也，而专主北人，以北人而后可以有为，南人轻险易变，必不可以有为。

待制叔祖都不说梦[152]，云：“既妄也，何用说为？”

明道先生尝语杨丈中立云：“某作县处，凡坐起等处，并贴‘视民如伤’。四字要常观省。”又言：“某常愧此四字。”

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不同者，皆私心也，至于公则不然。”

陈公莹中言：“人之为恶，虽至于谋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临刑之际，说‘我悔也’，便赦他，便须用他。”

荥阳公尝言：“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唯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

荥阳公尝言：“朝廷奖用言者，固是美意，然听言之际，亦不可不审。若事事听从，不加考核，则是信谗用谮，非纳善言也。如欧阳叔弼[153]，最为静默，自正献当国，常患不来，而刘器之乃攻叔弼，以为奔竟权门。器之号当世贤者，犹善误如此，况他人乎？以此知言之道，不可不审也。”

崇宁初，荥阳公谪居符离，赵公仲长讳演，公之长婿也，时时自汝阴来省公；公之外弟杨公讳环宝[154]，亦以上书谪监符离酒税。杨公事公如亲兄，赵公事公如严父，两人日夕在公侧。公疾病，赵公执药床下，屏气问疾，未尝不移时也，公命之去然后去。杨公慷慨独立，于当世未尝少屈；赵公谨厚笃实，动法古人，两人皆一时之英也。饶德操节[155]、黎介然确[156]、汪信民革，时皆在符离，每公疾病，少间则必来见公，而退从杨公、赵公及公之子孙游焉，亦一时之盛也。赵公每与公子弟及外宾客语，但称荥阳公曰公，其尊之如此，杨公与他人语称荥阳公，但曰内兄，或曰侍讲，未尝敢字称也，盖荣阳公中表[157]，惟杨氏兄弟，尽事亲事长之道，可为后生法。荥阳公为郡处，令公帑多蓄鳆鱼诸干物，及笋干蕈干，以待宾客，以减鸡鸭等生命也。

徐仲车先生畜犬，孳生至数十，不肯与人。人或问之，云：“不忍使其母子相离。”

孙文元忠学士朴[158]，正献公所荐馆职也。尝为本中言：“某尝对侍讲讥笑程正叔，一日侍讲责某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说，只拣他疑似处非笑他，何也？’某因释然心服，后不敢复深议正叔。”今世之士，如孙丈之服义亦少有也。侍讲谓荥阳公也。

荥阳公尝言：“少年为学，唯检书最有益，才检便记得精，便理会得仔细。”又尝言：“读书编类语言，相似者事做一处，便见优劣是非。”

荥阳公尝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盖自攻其己恶，日夜且自点检，丝毫不尽，不慊于心矣，岂有工夫点检他人耶？”

或问荥阳公：“为小人所詈辱，当何以处之？”公曰：“上焉者知人与己本一，何者为詈，何者为辱，自无忿怒心地；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与此人等也，如此自处，忿必自消也。”

荥阳公尝说：“王介甫解经，皆随文生义，更无含蓄，学者读之，更无可以消详处，更无可以致思量处。”

田诚伯常力辟释氏轮回上说[159]，曰：“君子职当为善。”

荥阳公尝言：“孝子事亲，须事事躬亲，不可委之使令也。”尝说：“《谷梁》言：‘天子亲耕，以供粢盛[160]，王后亲蚕，以供祭服，国非无良农工女也，以为人之尽事其祖祢[161]，不若以己所自来者也’。此说最尽事亲之道。”又说：“为人子者，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心未尝顷刻离亲也。事亲如天，顷刻离亲，则有时而违天，天不可得而违也。”

范文正公爱养士类，无所不至，然有乱法败众者，亦未尝假借。尝帅陕西日，有士子怒一厅妓[162]，以瓷瓦劈其面，涅之以墨，妓诉之官，公即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尔既坏人一生，却当坏尔一生也。”人无不服公处事之当。

荥阳公尝大书“治人事天莫若啬”于所坐壁上，修养家以此为养生要术，然事事保慎，常令有余，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于此，不止养生也。老子之论，亦当于理矣。

焦伯强千之先生，尝称东汉（此处有阙文——注者）一节，至颜子（此处有阙文——注者）。荥阳公不以为然，《列子》称狐父之盗食爰旌目[163]，爰旌目义不食其食，两手据地，而殴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则盗矣，而食非盗也，以人之盗，因谓食为盗，而不敢食，是失名实者也。

《易》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大抵居困否之世[164]，惟贫与贱，则可以免苟[165]，居权宠，拥富厚，鲜有不及者。季札谓晏平仲：[166]“子速纳邑与政[167]，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栾、高之难[168]。大抵春秋之世，以无邑与政为可以免。齐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169]，卒不受也，曰：“庆氏之邑足欲[170]，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与子雅邑[171]，辞多受少，与子尾邑[172]，受而稍致之，公以为忠，而有宠。卫与公孙免全邑六十[173]，辞曰：“宁子唯多邑[174]，故死，臣惧死之速及也。”公固与之，受其半。郑子张有疾，归邑于公，而使黜官、薄祭，尽归其余邑，曰：“吾闻之，生于乱世，贵而能贫，民无求焉，可以后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子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处乱世自全之道，可以为万世贪冒不厌以至破家亡国者之至戒也。

荥阳公尝言：“子产有数事失君子气象者[175]，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宁以他规我，如此之类，全无君子气象。”又言：“张良说汉祖诈秦[176]，卒大不类子房平日所为。”

外高祖侍郎晋阳王公讳子融[177]，尝编集京师世家家法善者，以遗子孙。

前辈尝有编类国朝以来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文也。

京师曹氏诸贵族，卑幼不见尊长，三日必拜。

元符末，叔祖待制坐元祐党人[178]，贬道州，未至，先遣人赁屋两间，时公亦挈家往，既至，室窄陋甚，更益一间。以公状，郡守不敢往见，是时上皇即位，已议褒用矣。韩原伯川先贬道州[179]，公以俱在谪籍[180]，不敢相见。既原伯与公俱复官内现徙，原伯先受命，往见公，亦不敢与相见，未受复官命也。前辈慎事如此，其亦能远祸矣，然且不免，则亦命也。

苏子由崇宁初居颍昌[181]，时方以元祐党籍为罪，深居自守，不复与人相见，逍遥自处，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以至于没，亦人所难能也。

崇宁间，张公芸叟既贬复归[182]，闭门自守，不交人物。时时独游山寺，芒鞋道服[183]，跨一羸马，所至从容饮食，一瓯淡面，更无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后生取法焉。

崇宁间，饶德操节、黎介然确、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论文会课[184]，时时作诗，亦有略诋及时事者，荥阳公闻之，深不以为然。时公疾病方愈，为作“麦熟缲丝”等曲诗、歌咏当世，以讽止饶黎诸公。诸公得诗惭惧，遽诣公谢，且皆和公诗，如公之意，自此不复有前作矣。

张琪（此处有阙文——注者），美，京畿人，久游太学，诸生多称之。擢第后，守官卫州，陈公莹中为郡，颇厚待琪，礼遇独异众人，琪深感公恩意，然亦不能晓独异之意。崇宁间，琪官宿州，诸公贵人数欲招致之，琪感陈公见待，终不肯进。盖琪之为人，贤而差弱，陈公所以异待之者，欲以坚其意也，琪终能自守。前辈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术矣。

刘器之论当时人物，多云：“弱实中世人之病。”[185]大抵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避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绍圣崇宁间，诸公迁贬相继，然往往自处，不甚分意。龚彦和夬贬化州，徒步径往，以扇乞钱，不以为难也。张才叔庭坚贬象州，所居至才一间，上漏下湿，中间以箔隔之，家人处箔内，才叔蹑屐端坐于箔外，日看佛书，了无厌色。凡此诸公，皆平昔绝无富贵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贵之心，尚在遇事很难，纵欲坚忍，亦必有不怿之容、勉强之色矣。邹志完侍郎尝称才叔云[186]：“是天地间和气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觉和气袭人也。”

丰公相之稷清节自守，一意直道，更无他说，而未尝绝物[187]，张才叔盖师法之。相之元祐间与荥阳公同在经筵，有女之丧，荥阳公问之曰：“以公定力如此[188]，必无过戚。”相之云：“正为未能如此。”

李君行先生绍圣中致仕，归虔州。元符庚辰岁，诸公既还朝廷，君行驿召赐对，管勾宗子学[189]，比国子司业，盖有阴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尝问从学者：“李君行何以复出？”从学者对曰：“李司业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归矣。”君行既至京师，即引疾得归。

伊川先生尝有门弟子，日赴歌会过差[190]，先生闻之，大不乐，以为如此绝人理，去禽兽无几尔。

正献公作相时，每月以上尊分遗亲旧[191]。杨十七学士应之，公之甥也，月送两壶。杨学士得酒，即送酒家易常酒数壶，欲饮酒即取之。东莱公以为杨学士英气伟度，必不以唇舌间沾玩上尊滋味为美也。得酒贵多，不问美恶，过人运矣。

李君行先生之长了格[192]，笃行博学，克肖其父，而长于四六表章[193]。早岁登科，绍圣中知江宁府上元县。荥阳公知太平州，李以启事贺公，其略有云：“侍讲蕴命，世之雄才，赋经邦之远器。令闻令望，起韦平旧相之家[194]，嘉谋嘉猷，翊舜禹重熙之代[195]。危诚独立，直己不回，从容进退之仪，挺达始终之节。”李寻以病不起，学士大夫惜之。

《国语》：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196]：“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又谓其子：“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又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左传》亦言：“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以此知勤劳者，立身为善之本，不勤不劳，万事不举。今夫细民能勤劳者，必无冻馁之患，虽不亲人，人亦任之常；懒惰者必有饥寒之忧，虽欲亲人，人不用也。公父文文之母，与《左传》所记，皆故家遗俗相传之语，必自圣人出也。然则后生处身居业，其可不以勤劳为先，而懒惰自弃其身哉！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与杨应之学士同在京师，安静自守，诸公以其不附己，不甚肯进用。赵公君锡无愧为中丞[197]，当荐御史，问荥阳公所当荐者，公以应之为对，无愧亦不能用，更举杨畏子安为御史[198]，杨畏后反攻无愧。

绍圣初，应之病卒，苏子由罢知汝州，李君行先生往见之，与之论当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晚。当时议者谓杨李二公如在，言路必不委靡，自己纵无所益，亦必极言而去也。

司马温公既辞宥密之命[199]，名冠一时，士无贤不孝，皆所归重，而两程先生、孙莘老、李公择诸公尤推重正献，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宁末，正献起知河阳，明道以诗送行曰：“晓日都门飐旆旌[200]，晚风铙吹入三城[201]。知公再为苍生起[202]，不是寻常刺史行。”又与温公同饯正献，复有诗与温公云：“二龙闲卧洛波清，此日都门独饯行。愿得贤人均出处[203]，始知深意在苍生。”盖以二公出处无异，且恐温公以不出为高也。及正献公在河阳乞在京宫祠，神庙[204]大喜召还，遂登枢府。人或问二程，以二公出处为有优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吕公世臣也，不得不归见上；司马公争臣也，不得不退处。”盖自熙宁初，正人端士，相继屏伏，上意常不乐，以为诸贤不肯为我用，故正献求在京宫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间，伊川先生既归洛中，寄范公淳父书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实在原明尔。”（原明，荥阳公字也）。伊川尝言：“杨应之在交游中，英气伟度，过绝于人，未见其比，可望以托吾道者。”应之乐善尚德，而议论不苟，以富文忠公处事[205]，犹不免有心，如孙威敏操行不能端一[206]，石守道行多诡激[207]，特以两人附己，乃荐威敏代己，荐守道可任台谏。

又如刘原父文学绝人[208]，而喜讪，韩、富亦加摈抑。凡此之类，未免有心，况常人乎？虽然毫发之失，生于心术，其流之弊，有不可胜言者，岂不要贤师友以正救其微邪？此应之之论也。

太宗真宗朝，睢阳有戚先生者名同文[209]，字同文，有至行，乡人皆化之。睢阳初建学，同文实主之，范文正与嵇内翰颖之父皆尝师事焉，戚纶其后也[210]。所居门前有大井，每至上元夜，即坐井旁，恐游人坠井，守之至夜深，则掩井而后归寝。尝有人盗其所衣衫者，同文适见之，喻盗：“第将去，然至此慎勿复然，坏汝行止，悔无及世。”盗惭谢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

南康学中，至今有戚先生祠堂。范文正初从戚先生学，志趣特异，初在学中，未知己实范氏子[211]，人或告之，归问其母，信然，曰：“吾既范氏子，难受朱氏资给，”因力辞之，贫甚，日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以刀画四段，为一日食。

有道人怜之，授以烧金法，并以金一两遗之，又留金一两谓之曰：“候吾子来，予之。”明年道人之子来取金，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并金二两，皆封完，未尝动也，并以遗之，其励行如此。后登科，封赠朱氏父，然后归姓。

师友渊源，必有所自，未有无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安南军，为守所不礼，两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摄安南[212]，倅与茂叔相善，力庇护之，其后两程皆师事茂叔。陕西侯无可先生[213]，二程之舅，贤豪独立，与申颜先生为友，申先生死，侯先生倾家所有予之。

关止叔尝言：“伊川门弟子，且是信得及师说。”

陈莹中尝作责沈文送其侄孙几叟云：“予元丰乙丑夏为礼部贡院点检官，适与校书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214]，唯伯淳能之。予问公曰：‘伯淳谁也？’公默默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谢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也。’时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来，常以寡陋自愧。得其传者如杨中立先生，亦未之识也，云云。”所谓责沈者，叶公沈诸梁也[215]。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叶公当世贤者，鲁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对也。莹中以谓世有伯淳，而己不知，宜自责者也。今世之人，闻己所不知，其不愠而发谤骂者几希矣，况能自责，日夜以为愧乎？莹中之所以超绝古今，特立独行而不顾，非偶然也。莹中为部司，上曾子宣论日录书云：“目今观之成哀之世[216]，使大臣之门，有负恩之士，则汉之宗社，未至危亡。然则为大臣者，不欺其君，尽忠之士，亦安忍负其门哉！”如此等语，皆足以立懦夫之志矣。其后上吕吉甫书：“列子有言，世以生人为行人，则死人为归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此御寇未了之语[217]，生死无时而不一，四大无时而不离，何待死乃为归乎？其生也心归，其死也形化，归而待化，复何俟于言哉！”其精识远见，殆过古人，此盖诱吉甫使之为善，老子所谓常善救人者也。

高邮守晁仲约有大贼过城下[218]，欲攻城守，醵民金与贼，贼乃去。范文正公、富郑公同在政府，郑公建议：“守不能死守，乃以金与贼，失节当诛。”范公以为：“守能醵金却贼为有功，纵不欲赏，安可诛耶？”既退，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举，方欲举之，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范众密告云：“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几人，虽上意亦未定也，而轻道人主以杀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富公曰：“闻高邮人欲食守肉。”范公曰：“高邮守既能为民却贼，民感戴之不暇，岂有欲食守肉之理？”仁庙卒从范公议[219]。明日，富公称疾不出，仁庙问：“宰执富弼何以不出？”范曰：“必是为争高邮事。”上曰：“富弼非卿门人耶？”范曰：“富弼虽与臣相知，然弼为人，守义不回，心不安者，不肯从也，此正是弼好处。”上曰：“此却是卿好处。”后范富俱罢政，富以事召至京师，谮之者甚众，或以为富公有不臣之意，至京城不得见者累日。富公甚恐惧，且悔建议高邮之非，叹曰：“范六丈真圣人[220]，与吾浅见不问。”

荥阳公尝榜文中子数语于家中壁上[221]，云：“子之室酒不绝。”注云：“用有节，礼不缺也。”

周恭叔行己尝言[222]：“见吕与叔博士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浩然之气，充塞天地，虽难得而言，非虚无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则失之矣，又不可忘之也。忘之者不芸苗者也，正其名而取之者，非苗者也。”

伊川先生尝言：“成王不当赐鲁以天子礼乐，使周公在，必不受也。故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223]后世儒者，以为周公能为人臣所不能为之功，故赐人臣不得用之礼乐，此尤伤教害义也。为人臣如周公始可，故：‘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范正平子夷，尧夫丞相之子，贤者也，能世其家。尝言其家家学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尽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学圣人也。若以为州县之职，徒劳人耳，非所以学圣人也。

周恭叔又说：“先生教人为学，当自格物始，格物者，穷理之谓也。欲穷理，直须思始，得思之有悟处始可，不然所学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阴阳不测之谓神（横渠先生云：两在故不测），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然则圣人之道，仁知者皆不能测也。一阴一阳之谓道，仁且知，夫子所以既圣也。乾坤之于易，犹阴阳之于道，仁知之于圣也。故曰：‘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224]

李君行先生说：“武王数纣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庙不享’，历观诸书、皆以郊对社，盖郊者所以祭天，社者所以祭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类，皆出于《周礼》，圣人书中不见也。严父配天之礼，盖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则孔子何得言？则周公其人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225]，盖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则《书》为妄也。”因言：“吾徒学圣人者，当自用意，看《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孝经》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则散看诸书，方圆轻重之来，必为规矩权衡所正也。”又言：“史书尚可，最是庄老，读时大段害道。”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富有之大业；至诚无息，日新之盛德也。

田腴诚伯尝说，他用心多使气胜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常使气胜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为善也。

诚怕又言：“读书须是尽去某人说，某人说之心，然后经可穷矣。”

李君行先生学问以去利欲为本，利欲去则诚心存矣。

李君行先生说，年二十余时，见安退处士刘师正解《春秋》文字[226]，甚爱之，从他观其文，他亦不惜也。后于楚州聚学，他一日见访，问曰：“李君在此何欲？”答曰：“为大人令去应举，令及第后归，今次以期服碍却[227]，欲且就此处修学，以俟后次应举也。”刘曰：“不然，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于是便归乡，然则刘师正者，君行之师与？又云：“尝语君行，今之人所以为学者，某却不会如此为学。”

徐仲车先生少年为母置膳，先过一卖肉家，中心欲买他肉，遂先于市中买他物，而别路于归途为顺。且亦有卖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许买他家肉，若舍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买肉而归，且云已之行信自此始也。又言少年时逐日以衫帽揖毋，一日当见贵官，乃用袱头襕衫[228]，因自念言：“几下之尊，无逾父母，今反不苦见贵官。”自明日以袱头襕衫往揖母焉，家人之见者，莫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己之行敬自此始也。徐仲车见门人多于空中书一“正”字，且云：“于安定处得此一字，亦用不尽。”

徐仲车说：“以信解诚，不能尽诚，至诚无息，信岂能尽之乎？”

伊川先生尝说：“扬子云[229]：‘圣人之言，其远如天，其近如地。’其远者须谓之远，其近者须谓之近也。”

范辩叔说[230]：“今太学长贰博士[231]，居此位者，皆利于养资考求外进也；为之学生者，皆利于岁月而应举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长育人才乎？此于本亦已错了，更不须言也。”

田诚伯说：“仲弓问子桑伯子[232]，子曰：“‘可也简。’仲弓未以为然也，乃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圣人之言为然而问之，而圣人以仲弓之言为然也，学圣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见君行如此说。”

诚伯说：“《公羊》不知圣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伤教害义，至如‘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及‘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此二者尤甚。至令母以子以母及臣无将将则必诛此者尤甚至令西汉时，尊崇丁、傅及诛大臣以为将[233]，谋恶者盖用公羊之说也。其为天下后世害甚矣。”

李朴先之说[234]：“临离洛时，请教于先生，先生言：‘当养浩然之气’。”语光之云：“观张子厚所作《西铭》，能养浩然之气者也。”

先之说：“以举业育人才，不知要作何使用。”

诚伯说：“近世学者，恐无有如横渠先生者也，正叔其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书，似有个所得处。”又云：“每见与叔《中庸解》，便想见其为人。”由是观之，诚伯师横渠也。

刘元承元礼尝师事伊川[235]，说纪侯大去其国，大者，纪侯之名也，齐师未入境而已去之，则罪不在齐侯也，故不书齐侯焉。又见伊川先生说：“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须终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说他师事伊川先生[236]，尝见先生说：“义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礼者节文此者也，皆训诂得尽，惟仁字古今训诂不尽。或以谓仁者爱也，爱虽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惧爱恶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

乐文仲说眉浩学士事亦好[237]，常见人写字不端正，必须劝戒之，或人问之，曰：“每事无不端正，则心自正矣。”

陈正端诚说[238]：“王辅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处[239]，须要说应故也，田明之说《易》所以尤多过者，须要说无应故也。《易》中自说上下敌应、刚柔相应之类甚多，岂得谓之无应？但不可执定耳。”[240]

又说：“邵尧夫先生说，孟子虽不说《易》，然精于《易》者也，且云能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及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非精于《易》，岂及此乎！”

李君行说他每日常多读《易》、《书》、《诗》、《春秋》、《孝经》，间读《孟子》。

田明之说他常只多读《易》、《论语》、《孟子》、《老子》、《杨子》，如《庄子》，未暇读也。

吴叔扬绍圣中尝说[241]：“世人多欲胜于学，故无所不为，惟陈莹中学胜于欲，故有所不为。”且云莹中，“今诸公非不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

又说：“《字说》‘诗’字从言从寺，诗者法度之言也，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惟诗不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为法度，则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者，诗也、峙也、侍也、痔也、特以其声相近取耳。”

又说：“今之学者，必要一其说，是不知圣人之意也。‘无妄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无所之也；‘无妄之往得志’，言无妄而往，则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则一其所以为无妄之往则异也。”

任淳夫说[242]：“《庄子》儵忽混沌之说，郭象只以‘为者败之’解之[243]，则鲜经者何用多言。”

范子夷说其祖作外任官时，与京中人书：“居京慎勿窃论，曲直不同，任言官时，取小名受大祸。”因言：“吾徒相见，正当论行己立身之事耳。”

又说：“仲尼，圣人也，才作陪臣[244]；颜子，大贤也，箪食瓢饮。后之人不及孔子、颜子远矣，而常叹仕宦不达，何愚之甚？若以自己官爵比方孔颜，侥幸甚矣。”

又说：“凡人为事，须是由衷方可，若矫饰为之，恐不免有变。时任诚而已，虽时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说：“读书须是不要看别人解者，圣人之言易晓，看传解则愈惑矣。”田诚伯说：“不然，须是先看古人解说，但不当有所执择，其善者从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见处也。”

陈端诚说：“《易》须是说到可行处始可。”

陈莹中说：“《书》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盖尧授舜、舜授禹、禹授启，三圣一贤，相继未始失道也，至太康失邦[245]，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尧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夫能如是，故能养其大体而为大人[246]，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见，故能言动以为法则。后之人急急然，唯欲己为是也，恐其畔己，以利诱之，以害殴之天下，终不以为然，而自以为过天下，何愚之甚？”

又说：“安而行之，圣人也，自非圣人，皆利而行之者也。何也？欲迁善远罪，是利于善也；欲忠于君，是利于忠也；欲孝于父，是利于孝也，其余皆然。今之学者，不能见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谈其大者远者，故终汗漫而无成也。”[247]

陈莹中说：“学者非独为己而已也，将以为人也。自王介甫解经，止尚高论，故使学者弃民绝物，管仲、晏婴，霸者之佐[248]，一也。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能死，有反坫[249]，官事不摄[250]，可谓违礼之极矣。崔杼弑君[251]，晏子从容于其间，成礼而后去，可谓有节矣。然孔子之称晏子则曰：‘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称管仲则曰：‘如其仁，如其仁’，岂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济者广、而晏子独善其身而已哉？”

又说：“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此，若为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以上皆绍圣中语）”

前邵倅吴朝奉说：“近世士大夫太不以节操为事。”因说与他：“立节非一朝一夕所能为，盖在平日之所养也。”他甚然之。时李自明在坐[252]，云：“此事闲时说时甚易，在于临事时要执得定耳。”因言：“昔人有自谏官以言事，被责时兼判国子监，乃与诸生往贺焉。盖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责为荣也。既见颜色惨沮，殆不能说话。昔人尚如此，他人未易能也。”吴因言：“自小读书，用得工夫不正当，立节非素养不能。若学得不正，则所养亦非也。”

陈莹中又说：“学者非止读诵语言，撰缀文词而已，将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得’。所谓识者，识其是非也，识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无有纪极[253]，故取天之象焉。”

莹中说：“今有人曰：仕宦显达者，使天下谓之贤人则不可，使天下谓之不贤人则可矣。使天下谓之贤人，是自取其善而归过于其君也；使天下谓之不贤，是自取其恶而归美于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谤之说也[254]。不能尽受其恶名，使恶名不及于君，是李斯而已，何况天下谓之不贤，未必不为其君之累也。”

又说：“范子思所知所守[255]，过于其兄，范氏家学，便有使处。”

又说：“孔子以柔文刚，故内有圣德，而外与人同也；孟子以刚文刚，自信其道，而不为人屈也。众人以刚文柔，故色厉内荏也。却说与他杨子之书，唯是说到孟子之书，如‘自得之’、‘发于面’、‘平旦之气’、‘养浩然之气’之类，皆自得处，孔子则并自得处亦无。”

又说：“学者非特习于诵教，发于文章而已，将以学古人之所为也。自荆公之学兴，此道坏矣。”

又说：“凡欲解经，必先反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后为之说焉。纵未能尽圣人之心，亦庶几矣。若不如是，虽辞辩通畅，亦未免乎凿也[256]。今有语人曰：冬日饮水，夏日饮汤，何也？冬日阴在外，阳在内，阳在内则内热，故令人思水；夏日阳在外，阴在内，阴在内则内寒，故令人思汤，虽甚辩者不能破其说也。然反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呜呼！学者能如是用心，岂曰小补之哉？”

《庄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土苴以治天下国家[257]。曰：是不然。《礼记》曰：“诚者非独成已也，将以成物也。”我之所得者，不能尽推于人，非圣人之道也，但行之一身，有先后耳。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方其穷也，独善一身之道，乃无善天下之道；及其穷也，兼善天下之道，乃独善一身之道也。施于一身，而非有余也，施于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谓圣人之道。学圣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为心，而专以庄周之书为说，乌在其学圣人也？

莹中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寻常人便说作两事，失之远矣。盖语学则益、道则损二卦，未尝偏废也。所损者惩忿窒欲，所益者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也。若用此说，方始可行，不然，则虚语也。”又云：“胡先生在迩英讲《损》、《益》卦，专以损上益下、损下益上为说。”

少仪外传

［题解］

南宋学者吕祖谦，字伯恭，隆兴进士，官至直秘阁著作郎，国史院编修。为学主张经世致用，是金华学派的创始人，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为东南三贤，学者称之为东莱先生。吕氏著作甚丰，其中蒙学著作除本书外，尚有《东莱博议》。本书“《礼·少仪》为名，然中间杂引前哲之懿行嘉言，兼及于立身行己、应世居官之道，所该繁富，不专主于洒扫进退之末节，故名之曰外传，犹韩婴引事说《诗》，自题曰《外传》云尔。”此书最初名为《帅初》，其后更名为《辨志》，最后才定名为《少仪外传》。所以《永乐大典》在收录此书之外，又收录有《辨志录》二卷，其文全与此同。

东莱吕氏曰[258]：“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礼仪》等学，[259]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自此脱然有得，度越诸子[260]。不如此，则是躐等[261]，犯分陵节，终不能成。孰先传焉，孰后倦焉，不可不察也。”

荥阳公尝言[262]：“后生初学，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自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

荥阳公尝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盖自攻其恶，日夜且自点检。[263]丝毫不尽，则慊于心，岂有工夫点检他人邪？”

杨应之学士言[264]：“后生学问，聪明强记不足畏，惟思索问寻究者为可畏耳。”

东莱公尝言：“凡众人日夕所说之话，赵丈仲长诸公都无此话也[265]。众人所作之事，如杨公应之、李公君行诸公[266]，都不做众人做底事也。”

荥阳公教学者读书，须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声重则牢记。

司马文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惟绝编[267]，迨能背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讲诵者，乃终身不忘矣。（并《童蒙训》）

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病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甚则至于徇私意，义理都丧。也只为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

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认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难矣。（并《横渠张氏语录》）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268]：“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颜子、孟子，亚圣也，学之虽未至，亦可为贤人。今之学者若能知此，则颜孟之事，我亦可学。言温而气和，则颜子之不迁[269]，渐可学矣；过而能悔，又不惮改，则颜子之不贰[270]，渐可学矣。知埋鬻之戏，不如俎豆[271]；念慈母之爱，始于三迁[272]，自幼至老，不厌不改，终始一意，则我之不动心亦如孟子矣[273]。若夫立志不高，则其学皆常人之事，语及颜孟，则不敢当也，其心曰：我为孩童，岂敢为颜孟哉？此人不可以语上矣，先生长者见其卑下，岂肯与之语哉？先生长者不肯与之语，则其所语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笃敬，下等人也；过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闻下等之语，为下等之事，譬如坐于房舍之中，四面皆墙壁也，虽欲开明，不可得矣。《书》曰：“不学墙面”。孔子曰：“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言人不可以不学也。扬子曰[274]：“吾为开明哉。”言学圣贤然后心开而意明也。（《陈了翁集》）

建州有君子，日胡宪[275]、曰刘勉之[276]，非身所得，一毫不受，此后生所宜法也。近见世人缘亲姻故旧，干求差遣[277]，为世鄙笑，尤可戒也。顷年尝闻元祐间，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278]，当入远，忠宣欲以恩例换近地，子夷坚不肯，曰：“当入远即入远，不欲以恩例求侥幸。”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读书不辍，甚书不读了，万一都废，且须自今重新勤苦，下十分功夫。不可因循隐忍，甘心作庸人过一生。

最是行义一事，不可放过，正心修身，念念须学前辈，久久自然相应。

大凡为学，须以见贤为主。孟子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然则见贤广者其德大，见贤寡者其德小。子贡问为仁，而孔子答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然则事大夫之贤，友士之仁，所以利为仁之器也。然则见贤不可以已也。只是所谓贤者，大须取舍分明，不可二三，《易》所谓定其交而后求者是也。

既能见贤，又须要尊贤，若但见而不能尊，则与兽畜之无异。今人于有势者则能屈，而以贤不能尊，是未之熟思。若无志于善，则何所不可？若必有志焉，则于此不可苟也。韩退之作《师说》[279]，曲中今世人之病[280]。大抵古人以为荣者，今人认为耻，如不能尊贤之类，是也。

为学之要，先要实头[281]，不说大话，须是自粗至细，自微至显，但不可分粗细微显为两事。言忠信，行笃敬，言必信，行必果，最是初学要下功夫处。作事第一不可苟且，不可因循，要作便作，直是了当，方可放下。

衣服之制，饮食之度，字画之别，以至音声笑语之高下，行步进趋之迟速，当一以古人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为本，所以养诚闲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于此数事少有舛异[282]，若不能自克，久久之间，必至丧志失身。

为学之本，莫先于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句读有未晓，大义有未通，不屑与人商榷，不屑就人读授，凡人多以此为耻，曾不知不如是，则有终身之耻。与其有终身之耻，不若忍暂时之耻也。又况从人读授，适足以为荣。

陈公莹中[283]，其尊敬前辈，皆可为后生法。晚年过扬州，见荥阳公坐受六拜，又看祖母河南夫人，请必无答，拜然后拜，其与他人语，必曰吕公，或曰吕侍讲，其对前辈说后进，必斥姓名，未尝少改。

吕进伯为河南北运判[284]，黄鲁直为北京教官[285]，托鲁直请门客，数日斥去之，召鲁直谓曰：“此人岂可为人师！某至学院，却见与小子对坐，如此岂可为人师？”请鲁直别请一门客，鲁直为之遴选，且严戒之曰：“吕运判行古礼，贤且加慎。”既数曰又逐去，鲁直问所以，进伯云：“此人尤甚，却闻呼小子字，岂可为人师耶？”（并《吕舍人答人书》）

往闻荥阳公与杨道孚诸人书[286]，对封只押字，书中礼数极简。张正素先生子厚，于右丞从表兄也[287]，未尝呼字，荥阳公以为礼，此道也今亡矣。杨应之兄弟平生安贫乐道，未尝少屈于人。元丰间，亲丧服除至京师，寓予家榆林旧第，日以粗饭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饴蜜，不求于人，卒有所立。云：“大抵后生为学，须是严立课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须读一般经书，一般子书，不须多，只要令精熟。须静室危坐，读二三百遍，须令成诵，不可一日放过也。史书须每日读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见功，须是从人授读，疑难处便质问，须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学之业，又须理会所以为学者何，一行一往，一语一默，须要尽合道理，求古圣贤，用心竭力从之，亦无不至矣。夫指引者，师之功也；行有不至，从旁规戒者，朋友之任也；决意而往，则须用己力，难仰他人也。”（并《舍人杂说》）

陈莹中尝作责沈文，送其侄孙畿叟云：“予元丰乙丑为礼部贡院点检官，适与校书郎范公淳夫同舍[288]，公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惟伯淳有之。余问公曰：‘伯淳谁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谢曰：‘生长东南，实未知也’。时予年二十几矣。自是以来，常以寡陋自愧，得其传者如杨中立，亦未之识也”。所谓责沈者，叶公沈诸梁也[289]。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叶公当世贤者，鲁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对也。莹中谓世有伯淳而己不知，宜自责者也。今世之人，闻己所不知，其不愠而发谤骂者几希矣，况能自责，日夜以为愧乎？

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带然后读之。”

范大史年十五六时[290]，在成都玉泉宅，居厅事之西阁[291]，昼夜观书，未尝出户，唯是冬年节出拜尊长，礼毕复入阁，人不见其喜怒嬉笑之容。

范太史燕居[292]，正色危坐，未尝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处，几案无长物[293]，研墨刀笔终岁不易其所，平生所观书如手未触。衣稍华者不服，十余年不易，衣亦无所垢污，履虽穿如新。皆出于自然，未尝有意如此也。

范太史读书，必端坐敛容正书册然后开。未尝靠侧收足，盛暑不袒裼，祁寒不拥炉，书室中不设榻，平生昼日不偃仰也。

范太史言：“旧年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294]，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立朝矣’。”元祐中，承议郎游冠卿知咸平县回[295]，一日谒范太史曰：“畿邑任满，例除监司，欲乞一言于凤池。”[296]时范子功在中书也[297]，公答曰：“公望实审当为监司，朝廷必须除授，家叔虽在政府，某未尝与人造差遣。”冠卿惭沮而退。子冲闻此语[298]，因白公曰：“说与不说皆可，何必而折之？”公曰：“如此是欺人也，吾故以诚告之。”

元祐中，举子吴中应大科[299]，以进卷遍投从官[300]，文理乖缪。李豸方叔为范太史门宾[301]，与诸人同观，抚掌绝倒[302]。公偶出见之，问所以然，皆以实对，览其文数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语，侍坐者亦不敢问。他日吴中请见，公谕之曰：“观足下之文，应进士举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误，请亟归读书学文，且习进士。”中辞谢而去。（并《范太史遗事》）

马援兄子严、敦[303]，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遗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304]，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305]，日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306]，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307]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仅类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308]，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朱勃年十二[309]，常候援兄况[310]，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娴雅。援见之自失，况知其意，酌酒慰援曰：“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

桓煜[311]，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住止山阴县故鲁相钟离意舍[312]。太守王朗[313]，饷给粮食布帛牛羊，一无所受。临去之际，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织微不漏。每当危亡之急，其志弥固，宾客从者皆肃其行也。

江革少失父[314]，独与母居，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数遇贼，或劫欲将去，革辄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辞气愿款[315]，有足感动人者，贼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难。革转客下邳，穷贫裸跣[316]，行佣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毕给。（并《后汉书》）

魏董遇[317]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魏李秉家诫曰[318]：“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患祸何从而至矣？”（并《三国志》）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319]，以王安期为记事参军[320]，雅相知重[321]，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世说》）

雍州刺使武昌王浑[322]，与左右作文檄，自号楚王，改年号为元光，备置百官以为戏，长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323]。八月庚申，废浑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戴明宝诘责浑[324]，因逼令自杀，时年十七。

张率作赋颂二千余首[325]，有虞讷者见而诋之[326]，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327]，讷便句句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并《南史》）

甄琛举秀才入都[328]，积岁颇以弈棋废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苍头常令执烛[329]，或睡顿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不胜楚痛，因遂曰：“郎君辞父母仕宦，若为读书执烛，不敢辞罪；乃以为棋日夜不息，岂是向善之意？而肆加杖罚，不亦非理？”琛怅然惭感，遂从许赤彪假书研习[330]。

后魏杨椿戒子孙曰[331]：“北都时[332]，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333]，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334]。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335]。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居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嗔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未尝言一人罪。时大被嫌责，答曰：‘臣等不闻人言，正恐不审，仰误圣听，以是不敢言’。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预宴，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遂举爵赐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明主知遇[336]，宜深慎言语。”（并《北史》）

韦昭《博弈论》云[337]：“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专精锐意，神迷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虽有太牢之馔[338]，韶夏之乐[339]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340]，而空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文选》）

王杨卢骆[341]，谓之四杰。裴行俭曰[342]：“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得令长，余得令终为幸。”[343]其后勃溺南海，照邻投颍水，宾王被诛，炯终盈川令，皆如行俭之言。

阎立本善画[344]，《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345]，太宗击赏数四[346]，诏坐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诫其子曰：“吾少好学，读书幸免墙面[347]，缘情染翰[348]，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成末枝。”

姚崇遗令诫子孙曰[349]：“比日见诸达官[350]，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351]，参商是竞[352]，岂惟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并《旧唐书》）

婴稚识人颜色[353]，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354]，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子婴孩，”诚哉斯语。

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明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及登婚宦[355]，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356]。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尽此三者而已。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得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357]，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358]，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359]，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亲既殁，兄弟相顾，惜己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弥[360]。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故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恤[361]，风雨之不防，[362]壁陷楹沦，无可救矣。仆妾之为雀鼠，妻子之为风雨，甚战！

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363]；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364]，谁救之哉？

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人之事兄，不可不同于事父，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沛国刘进，尝与兄瓛连栋[365]，融壁瓛呼之数声不应，良久方答。瓛怪问之，乃云：“向来未著衣帽故也。”[366]以此事兄，可以免也。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367]。济阳江禄[368]，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无有败损，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污，风雨犬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凡宗亲世数[369]，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370]同昭穆者[371]，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人[372]：“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父母疾笃，医虽贱虽少，必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373]，尝有不豫[374]，世子方等亲拜中兵参军李猷焉[375]。

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376]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377]，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艺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

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有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78]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布方褥[379]，凭[380]斑丝隐囊[381]，列器玩于左右，从客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382]，则顾人答策[383]；三九公燕[384]则假手赋诗[385]。当尔之时，亦快士也[386]。及乱离之后，朝市迁革[387]，铨衡选举[388]，非复囊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389]，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驽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掠。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是千载冠冕[390]，不晓书记者[391]，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邪！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着[392]，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古人，何其蔽也？

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393]，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腝[394]，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箴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赒穷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含垢藏疾，尊贤容众，苶然沮丧[395]，若不胜衣也[396]。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慑也。历兹以往，百行皆然。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竖也[397]；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398]。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夫文字者，坟籍根本[399]，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400]，习赋颂者信褚诠而忽吕忱，[401]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402]，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403]，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晋宋以来，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404]，邵陵王颇行讹字[405]，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作，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考”，如此非一，遍满经传。或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答曰：许慎检以六文[406]，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必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407]，后人自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较其是非哉？且余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授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大抵服其为书，括其条例[408]，剖析穷根源，郑氏注书[409]，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410]、《说文》，岂能悉得苍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各有同异。西晋以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411]。古字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间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适成鄙俗。“乱”旁为“舌”，“楫”下无“耳”，“席”中加“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猎”化为“獦”，“宠”变成“宠”，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吾昔初看《说文》，嗤薄世字[412]，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为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413]，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

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414]，射既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绪余，得一阶半级，例谓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懵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415]，道听途说，强事饰辞。呼征质为周郑[416]，谓霍乱为博陆[417]。上荆州必称峡西[418]，下扬都要云海郡，言食则糊口，道钱则孔方[419]问移则楚邱[420]，论婚则燕尔[421]，及王则无不仲宣[422]，语刘则无不公干[423]。凡有一二百件，相传祖述，寻问莫知原由，施行时复失所。

近世有二人，朗悟士也[424]，性多营综[425]，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瘥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绘画棋博，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异端，当精妙也。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426]，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天乘马者。周宏正为王宣城所爱[427]，给一果下马[428]，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糺劾之。及侯景之乱[429]，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并《颜氏家训》）

李习之寄从弟正辞书[430]：“知尔京兆府取解不得[431]，如其所怀念，勿在意。借如用汝之所知，分为十焉，用其九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使其余以与时世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则不啻富且贵矣；如非吾力也，虽尽用其十，只益劳其心矣，安能有得乎？”李习之答朱载言书[432]：“古人之相接有等，轻重有仪，列于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于门人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称之于师，则虽朋友亦名之。子曰：‘吾与回言’。又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师之名门人验也。夫子于郑，兄事子产，于齐兄事晏婴平仲。《传》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曰：‘言游过矣’。子张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张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验矣。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又曰：‘师与商也孰贤？’子游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是称于师虽朋友亦名验也。足下之书曰：‘韦君词，杨君潜’，足下之德，与二君未知先后也，而足下齿幼而位卑，而皆名之。《传》曰：吾见其与先生并行，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并《李文公集》）

今之儒者，移学文艺干仕进之心，以收其放民心而美其身，则如何古之人不可及哉？

父兄以文艺令其子弟，朋友以仕进相招，往而不返，则身心始荒而不治，万事之成，咸不逮古人矣。

能攻人实病者至难也，能受人实攻者尤为难。人能攻我实病，我能受人实攻，朋友之义，其庶几乎。不然，其不相陷而为小人者，几希矣。（并《胡氏知言》）

汪信民尝言人常咬得菜根[433]，则百事可做。胡安国康侯闻之击节叹赏[434]。（《吕氏师友杂志》）

唐充之称前辈说[435]，生不能忍诟，不足为人；闻人密论，不能容受而轻泄之者，不足以为人。（《童蒙训》）

吴庠妻谢氏子贺[436]，与宾客言及人之长短，夫人屏间窃之，怒答贺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437]，何忽笞之若是。”。夫人曰：“爱其女者，必取三复白圭之士而妻之[438]。今独产一子，使知义命，而出言忘亲，岂可久之道哉？”因泣涕不食。贺由是恐惧谨默。

崇宁中，叔巽来省荥阳于符离[439]，有故人遇之甚。及欲行，来召饭，叔巽欲往，人或止之曰：“此人相待如此之薄，何必赴？”叔巽曰：“不欲与人生睚眦之怨。”[440]（《舍人杂录》）

刘器之尝论至诚之道[441]：“凡事据实而言，才涉诈伪，后来忘了前诂，便是脱空[442]。据实而言，十年二十年后，说无异同，贤便不说刘安世元来只是脱空。”

田腴承伯云[443]：“作官从人奏辟[444]，非但宾主，便有君臣之义，不宜轻也。”

杜祁公食于家[445]，惟一面一饭而已。或美其俭，公曰：“衍本一措大尔[446]，名位爵禄，冠冕服用，皆国家者。俸入之余，以给亲族之贫者，常恐浮食[447]，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禄，国家夺之，却为一措大，又将何以自奉养邪？”（《语录》）

文正范公之子纯仁[448]，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者。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为帏幔之物邪？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吾家，当火于庭。”（《遗事》）

《随》初九[449]：“出门交有功”。人心所从，多在亲爱者也。常人之情，爱之则见其是，恶之则见其非，故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善亦恶也。苟以亲爱而随之，则是私情所与，岂合天理？故出门而交，则有功也。出门谓非私昵，交不以私，故能随遇而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450]：“系小子，弗兼与也。”人之所随，得正则远邪，从非则失是，无两从之理。二既系初，则失五矣，弗能兼与也。所以戒人从正当专一也。

《随》六三：“系丈夫，失小子。”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阳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舍初从上，得随之宜也。上随则善也，如昏之随明，事之从善，上随也。背是从非，舍明逐暗，下随也。（并《易传》）

桓谭谓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451]，至千余言，但说若稽古，三万言。班固叹后世经传既已乖离[452]，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453]，便辞巧说[454]，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是今滋蔓伤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随而踵之，循覆车之辙邪？彼方自诧曰：前之文人，才悭而不能宏阐[455]，有愧今之富，亦难与言矣。

卜子夏[456]，首作《丧服传记》者，曰：“传者，传也，传其师说云尔。”唐陆淳于《春秋》[457]，每一义必称淳闻于师。《诗》则有《鲁故》、有《齐后氏故》、《齐孙氏故》、《毛诗故训传》[458]，《书》则有《大小夏侯解故》[459]，前人惟故之尚如此。（并《晁以道集》）

王吉为昌邑王中尉[460]，王好游猎，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樽衔[461]，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箠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数以软脆之玉体[462]，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厦之下，细旃之上[463]，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诉诉然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464]

韩魏公[465]曰：“以之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可以免祸者，其惟晦乎？”又曰：“人情微处，须深体之，若直用已以处，所失多矣。”又曰：“君子操履[466]，须当精微，放过一事，便为小人所窥。”韩魏公因论君子小人之际，皆当以诚待之，但知其为小人，则浅与之接耳。凡人至于小人欺己处，不觉则已，觉则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独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尝形于色也。（以上并《韩魏公语录》）

仁宗朝，李都慰喜延士大夫[467]，尽声色之乐，一时馆阁清流，无不往者。韩魏公于其间最年少，独未尝造焉。李数召而公数以事辞，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处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时诸公亦不以为介也。

韩魏公在政府时，极有难处置事，尝言“天下事无有尽如意，须是隐忍，不然，不可一日处矣。”公言时同列二三公不相下[468]，语常至相击，待其气定，每与平之以理，使归于是，虽存胜者亦自然不争也。

韩魏公知欧阳永叔不以《系辞》为孔子书[469]，又多不以《文中子》为可取[470]，中书相会，累年未尝与之言及也。

韩魏公在北门[471]，一属官有小才，公多委以事。人谓公真许之，他日或问之公，曰：“某人但任术，所为大不敢敦笃。”大中其弊。

韩魏公为陕西招讨，时尹师鲁与夏英公不相能[472]，师鲁于公处即论英公事，英公于公处亦论师鲁，公皆纳之。不形遂无事，不然不静矣。

韩魏公云：“临事若虑得是，札定脚做更不移，成败则任他，如此方可成务。”

韩魏公言：“王文正弟傲不可训[473]，一日遇冬至，祀家庙，列百壶于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默无一言，但摄衣步入堂。其后弟忽感悟，而复为善，终亦不言。”（以上并《魏公别录》）

韩魏公《重修五代祖茔域记》：“夫谨家谍[474]，而心不忘于先茔者，孝之大也。惟坟墓祀祖之所托，故以子孙不绝为重。琦自志于学，每见祖先所为文字与家世世铭志，则知宝而藏之，有遗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时编岁辑，浸以大备。其所志先域之所在，虽距今百有余年，必思博访而得之，卒能不隳先业。推及先茔之八世，得以岁时奉祀，少慰庸嗣之志[475]。向若家谍不谨，祖先文字不传，虽有孝于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严祀之[476]，其可得乎？”（《韩魏公文集》）

“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三代之衰[477]，学校废，至两汉，师道尚存，故其学者各守其经以自用，是以汉之政理文章，与其当时之事，后世莫及者，其所从来深矣。后世师法渐坏，而今世无师学之尊严，故自轻其道，轻之则不能至，不至则不能笃信，信不笃则不知所守，守不固则有所畏而物可移。是固学者惟俯仰徇时，以希禄利为急，至于忘本趋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学，虽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利禄之诱，刑祸之惧以迁之哉！”（《欧阳文忠集》）

迂臾[478]曰：“世之人不以耳视而目食者鲜矣。”闻者骇曰：“何谓也？”迂叟曰：“衣冠所以为容观也，称礼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称，闻人所尚而慕之，岂非以耳视者乎？饮食之物，所以为味也，适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饵而刻镂之，朱绿之，以为盘案之玩，岂非以目食者乎？”

司马温公答刘蒙书曰[479]：“昔张伯松语陈孟公曰[480]，人各有性，长短自裁，子欲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败矣。马文渊诫兄子，欲其效龙伯高之周慎谦俭，不欲其效杜季良忧人之忧、乐人之乐也。光愚无似[481]，何足以望万一于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柏高，而不敢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时始能言则诵儒书，习谨敕，长而为吏，则读律令，守绳墨，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足下一旦待以陈益公杜季良之徒，光能骇乎？”（并《司马温公文集》）

人之爱其子者，或多曰：“儿幼未有知尔，俟其长而教之。”是犹养恶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顾不多载？又如开笼纵鸟而捕之，解缰放马而逐之，曷若勿纵勿解之为易也？（《司马温公家训》）。

《孝经》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夫为人子而事亲或亏，虽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古之为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余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德？乐文仲说邹浩学士一事亦好[482]，尝见人写字不端正，必须劝戒之，或人问之，曰：“每事端正，则心自正矣。”

贵姓子弟于饮食玩好之物，直是一生将自伏事不解[483]，如管城之陈醋瓶，洛中之史画匣是也。更有甚事，伯淳与君实尝同观史画[484]，犹能题品耐烦，伯淳问君实能如此与他画否，君实曰：“自家一个身犹不能自持，更有甚功夫到此。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却已好了。”（并《陈氏遗书》）

《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传》曰：“子之于母，当以柔巽辅导之[485]使得于义，不顺而致败蛊，则子之罪也。从容将顺，岂无道乎？以妇人言之，则阴柔可知，若伸己阳刚之道，遽然矫拂，则伤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顺将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贞，谓不可贞，固尽其刚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旅》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传》曰：“初以阴柔在旅之时，处于卑下，是柔弱之人，处旅困而在卑贱，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处旅困，鄙猥琐细，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灾咎也。”

世治则庠序之教行[486]，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于移屏不齿[487]，又礼义廉耻之风所渐陶，父兄朋友之义所劝督，故人莫不强于进学。及夫乱世，上不复主其教，则无以率之，风俗杂乱浮偷[488]，父兄所教者趋利，朋友所习者从时，故人莫不肆情废惰，为自弃之人。（《陈氏经解》）

嘉祐初，正献公会诸婿于东园[489]，时韩师朴、王正国新登第[490]，皆惠穆婿也[491]。中休林园闲坐，正国唱自作小词甚多[492]，景纯问师朴曰[493]：“师朴莫亦有否？”师朴正色曰：“岂有此事。”正献公书古人诗，“好衣不近节士体，粱肉自怕腹中书”两句，于子舍之屏风。惠穆公赴人饮食之约，未尝后到，曰：“使主人望望然而客不至，不忍也。”（并《吕氏家塾广记》）

凡作书启，先记彼人父祖名讳于几案。

“恩仇分明”，此非有道者之言也。“无好人”，此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后生戒之！

世之人以往来宴会书问为徒费日力，不若不讲之为愈，是未知先王治人道之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礼乐相交接之道也。故曰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受，此其所以讲信修睦，而免于争夺相杀之患者，常消祸于未萌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言往来之不可以己也。《乡饮酒》曰[494]：“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言宴会之不可以已也。《聘义》曰[495]：“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言书问之不可以已也。此三者所以消祸于未萌，而使免于争夺相杀之患也。

大要前辈作事多周详，后辈作事多阔略。

字者，朋友之称也。尝见前辈先进不呼后进字，后进固不敢呼先进字也，气类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来，先进始有字后进者。又观前辈，凡父行父执[496]，受拜不跪。（并《酬酢事要》）

刘器之待制云：“某初登科，与二同年，谒张观参政[497]，三人同起身请教。张曰：‘某自守官以来，常持四字，曰：勤谨和缓。’中间一后生应声曰：‘勤谨和既闻命矣，缓之一字，某所未闻。’张正色作气曰：‘何尝教贤缓不及事’，且道世间甚事不因忙后错子。”（《童蒙训》）

问：“某有一病，且如作一简，便须安排言语，写教如法，要人传玩。饭一客，便要器皿饮馔如法，教人感激。推此每事皆然。”先生曰：“此夸心欲以胜人，皆私也。作简请客如法，是合做底，只下面一句，便是病根。此病根因甚有？只为不合有己，得人道好，于我何加？孟子谓‘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皆是有个夸心”。又问：“更有一病，称好则溢美，称不好则溢恶，此犹是好恶使然，且如今日泥泞，只是五寸，须说一尺；有利害且说无利害，须要如此，此病在甚处？”曰：“欲以意气加人亦是亏心，有人做作说话，张筋努脉[498]，皆为有己。”

又问：“或曰：我初学问事，必不当，人必笑，然我未有所得。须直情言之，若掩藏畏人笑，徒自欺耳。此言如何？”曰：“是也”。谓同坐诸子曰：“亦须切记此语。”

谢子与伊川别一年[499]，往见之。伊川曰：“相别一年，做得甚功夫？”谢曰：“也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点检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仗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点头，因语在坐同志者曰：“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余问矜字罪过何故恁地大[500]，谢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耳目，浑不关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501]，便向人前吃，只疏食菜羹，却去房里，为甚恁地？”（并《上蔡谢氏语录》）

愚柔之质，质之不美也。以不美之质，求变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卤莽灭裂之学[502]，或作或辍，以求变不美之质，及不能变，则曰天质不美，非学所能变，是果于自弃，其为不仁甚矣。

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懦者甘为人下而不辞。有是三者，欲身之修，未之有也。（吕芸阁《中庸解》）

刘道原之子羲仲本佳[503]，近亦变坏，扬子云称言心声，书心画。义仲每有书来，呼儿辈译之数四，有不能识者，字小而暗弱，亦其心术之不明。类此，某每于书画之间，可得其人之大半。（《刘原城语录》）

温公曰：凡观书当先考其文，辨其音，然后可以求其义。今喜以且为言[504]，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堕于小人之偷，而愧夫君子之笃敬。（并《晁以道集》）

人须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贵相。周恭叔才高识明[505]，初年亦甚好，后来只缘累重，若把得定，尽长进。在昔闻明道先生一见吕微仲便曰[506]：“宰相，微仲须做，只是这汉俗。”谢上蔡云：“为他有贵底相态，便是俗处。”王介甫在政事堂[507]，只吃鱼羹饭，因荐两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间何处无鱼羹饭，为缘它累轻，便去住自在。”孟子谓“堂高数仞，食前方丈，待妾数百人，我得志不为。”学者须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坠堕。常爱诸葛孔明[508]。当汉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事，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虽应刘先主之聘[509]，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为将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却与后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四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廪有余粟，库有余财，以负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辈人，真可谓大丈夫矣。

杨训同黎才翁侍坐[510]，胡文定先生目黎曰：“为士人当只知穷经学问，不须及他事。如前贤所言，谁又骂詈自家，谁又道甚言语，如此是自家身心，都不用理会，只了得与人闲争也。孟子曰：‘自反而仁，自反而有礼矣。此物奚宜至载？’万一自家都是，亦只得如此待人，况骂詈长官，亲闻乃坐，若听人传言，是来谗贼之口，更有何穷已。”

杨训问胡文定先生：“避敌诸事如意否？”先生曰：“不惟避敌，应人切不得望要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处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恰有不好事出。”

陶渊明为彭泽令[511]，不以家累自随[512]，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问：“‘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513]，无所往而不为义。’尔汝者，是相尔汝之小恩爱否？”曰：“须是壁立万仞，一介不以取诸人，方能如此。孟子自有此气，故说出此等话。如‘我以吾仁’，‘我以吾义’，我所不为，皆古之制，一闻可使寡人得见之语，便更不见。大凡事不可放过，便受尔汝。”（并《胡氏传家录》）

晁以道笃于亲戚故旧[514]，及有牵连之亲，一日之雅，皆委曲敦叙，后生从而化者甚众。以道盛文肃家外甥[515]，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516]，以道于玉父为尊行。一日会京师，玉父未及见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谓以道曰：“公，丈人行也，前此未得一见。”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人行之有？”玉父再三谢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叙次尔。”以此知游学之士，须经中原，先达钳椎[517]，方能有成也。（《吕氏师友杂志》）

《国语》：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518]：“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又谓其子：“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又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左传》亦言：“人生在勤，勤则不匮。”以此知勤劳者，立身为善之本，不勤不劳，万事不举。今夫细民能勤者，必无冻馁之患，虽不亲人，人亦亲之；常懒惰者，必有饥寒之忧，虽欲亲人，人亦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与《左传》所记，皆故家遗俗相传之语，其必自圣人出也。然则后生处身居业，其可不以勤劳为先而懒惰自弃其身哉！古人自奉简约，类非后人所能及。如饮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敌不杀犬豕，此犹是极盛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禄”，“冰皆与焉”，“肉食者谋之”，“肉食无墨”，此言贵者方得肉食也。《庄子》：九方歅相子綦之子[519]，“刖而鬻之于齐，适当渠公之街[520]，然身食肉而终相。”班超者[521]，虎头燕颔，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为贵，食肉为难得，比之后人，简约甚矣。春秋以后，先王之泽渐远，然善言相传，犹有存者。学者得其言，犹可详细而致力也。如伍子胥为人[522]，刚戾忍诟，能成大事。赵襄子言[523]：“君所以能置无恤，为能忍诟也。”如忍诟之道，微此数人之言，后人不知也。庄子称伊尹强力忍诟[524]，亦是道也。后世人自处既不厚，而轻用其身，皆不知忍诟之道也。

前辈尝教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惟退而自修可也。《学记》曰：“幼者听而弗问。”皆使人自修，不敢轻发，养成德器也。鄢陵之战[525]，范匄趋进曰[526]：“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527]：“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郑侵蔡有功，郑人皆喜，惟子产不顺曰[528]：“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国怒之日[529]：“尔何知，国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之言，将为戮矣。”范宣子产之言，皆切论也，而文子子国深抑之如此者，正恐后生轻发，未成德器而先招祸败，卒无以立也。故此两人后来所立如此之远，良由老成教之有素，中有所主也。

绍圣初，荥阳公罢经筵[530]，舍于京城外华严寺，俟命者月余。陈无已师道[531]，晁伯禹载之[532]，唐季实之问[533]，皆就华严见公，亦为公留月余，执事左右。如亲子弟，晨夕皆省，揖于寝门之外，后人能如此尊事前辈者盖少矣。

伊川先生甚爱《表记》中说[534]，“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盖常人之情，放肆则日就旷荡，自检束则日就规矩。（并《舍人杂录》）

有人问祁宽曰[535]：“和靖先生寻常说今日政事向背当如何[536]？”宽曰：“不曾说。”渠曰：“贤曾问否？”宽曰：“不曾问。”曰：“何故不问？”宽曰：“先生教人，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安敢问也？”渠云：“孔孟何故说？”宽曰：“孔孟亦不曾说。”渠引孔孟之言，宽曰：“孔孟在其位，为司寇、齐卿时说底，至于答一时君臣问政，皆时君大臣问政，不得不告也。观孔孟说底危行言孙，及不谋其政气象，方其闲处，必不说也。”曰：“如此则先王之学焉用？”曰：“吾每教人，必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必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其论政亦大矣，奚必指时事而言？《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也。”一曰举示先生，先生曰：“甚善甚善！”（祁居之《尹和靖语录》）

古之号为贤士大夫者，必谨乎礼，必重乎义，必从其厚，必本其诚也。嗟今之世，则异夫是。取其便俗，于礼不暇谨；志急乎利，于义不知重；浇薄相师[537]，于厚不复从；貌谀其敬，于诚不必本。礼也者，贵有别也，亲戚讲拜之礼，所以明尊卑长幼之异，岂惟亲戚？凡居父祖之执，亦当受子孙致敬，今既论亲矣，至于致敬，则类多交拜，尊卑长幼，甚矣其无别。吉凶礼制，人伦所甚重也，不宜废紊。今期功至亲[538]，或以在远而哀遂不举，或因小隙而不通慰问，或乘亲丧而杀礼纳室[539]，或居夫服而暗受聘定，忧制在身[540]，虽拘法弗仕，而不妨公肆宴乐。妇女衣装，当其无戚，或去华彩，迨夫居忧，翻忌纯素，吉凶之礼又如是而废紊。若乃偏亲在上[541]，子孙或私分产业而弗念奉养有阙，尊长病未及绝，肉未及寒，卑幼有发箧盗匿而弗暇衔哀茹苦，骨肉弗睦则绝不往来，腾谤扬恶而不少隐。及其欢和，则尊卑无间，必亵狎喧哗而不相避。家至丰裕，视亲戚孤贫而鲜有肯赈恤，财虽吝啬，施缁黄则甚所甘心[542]。自山水之说炽，子孙多稽留襄奉[543]，广营宅兆，而专希己福。自科举之法坏，举子苟幸中选，匿服冒产而弗顾典宪[544]。婚娴之家，嫌隙已成，则逐妇夺女，论势而弗论义。交承之间，前政不肯遗后政之利，后政或多毁前政之短，相忌而不相睦。学者自非欲得时文速化之术[545]，则莫肯从师，不知古人从师，本以传授博约为事。师者自非得其厚资，则弗肯售其时文速化之术，不知古人为师，本只以教育成才为乐。公举之法，久成私恩，或徇权要嘱托，或喜阿谀巧佞，或迫亲故干恳[546]，或与他人互易，其最下者乃受赂遗而不耻。而觅举之士[547]，或修文贽为勤，或借势力为援，或讽士民称述行绩以取于上，或恃亲旧稔熟而深切责望，其最甚者，操持长短，而为胁取之计，纷纷干求，靡所不至，其有专修职业而待知己，必择所知，而自荐者鲜矣。附炎之态，则迎意曲合，冀蒙亲悦，迨势去无望，则罢踪绝迹，视犹路人。若乃介洁刚方[548]，人恶其不入众；以礼自持，人笑其徒自苦。志大虑远者，例目为狂妄；安分守义者，悉指谓无能，徇人情而多可，乃得贤者之称；假公帑以妄施，必有美政之誉。官职以本实之称为简慢，而例从过呼；书尺以诌谀不情为恭敬，而纷纭多幅。亲戚往来通问，未免颂德之言，交游品位微差，不复相称以字，以丈相呼，辈行莫辨，以台相谓，贵贱无殊。口诵诗书者，或行同于市井；谈论公正者，或密趋于偏曲；毁誉他人者，多徇爱憎而不必有实；过尤在身者，必加文饰而谁肯服理？其游学肄业者，不思勉己而常冀异恩；其居官任事者，绩考未立而已希赏典[549]。躁进者以交结为必致之资，贪墨者恃行贿为解救之术[550]。富贵遂意，则无复存功业之心；官年逾格，则鲜肯循告老之制[551]。见利必图其所以得，临难必规其所以避。父训其子，兄勉其弟，交游之议论，同僚之聚话，罔不在兹。苟可得进身益家，弗恤害人蠹国。士风之亏礼违义，从薄尚伪如此，何以责小民之趋正哉？宜乎欺诈攘窃、放僻邪侈、冒犯法令、争讼繁多，而莫能禁止也。吾每览简牍所记，夷考先贤言行，无非礼义为归，及观前辈书尺，率皆语简意尽。于交朋则忠告无诌，于卑幼则训诲必严，其轻重高下，必务得礼，其敦笃情实，自然可慕。后进晚生，目熟世俗之事，耳熟世俗之谈，恬安所为，未尝疑怪，则是陷溺其心然也。夫入时愈深，则失正愈远。闻吾说者，亦可以自警也。（《何得将叹习》）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减中才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曰[552]：“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止，遂成丈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勉之。（《郑氏劝学》）

龟山杨先生见予作少伊哀词云[553]：“文字间甚能形容少伊，但全篇大体，似平交哀词[554]，前辈于前后辈之降甚严。”又云：“有美一人兮丰下而多髯’，此语固可见其仪形，然黄鲁直诗[555]，‘玉堂若要真学士，须用儋州秃髯翁’，此近乎不敬，不可学也。”闻之使人心服。（《陈齐之杂录》）

凡为学之道，必先致诚，不诚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见其诚？居处齐庄，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开卷伏读，必起恭敬，如对圣贤，掩卷沉思，必根义理，以闲邪僻，行之悠久，习与性成，便有圣贤前辈气象。

凡勤学须是出于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责，造次不忘[556]，寝食在念，然后见功。苟有人则作，无人则辍，此之谓为父母先生勤学，非为己修，终无所得。

凡读书必务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遍数，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诵何异？

凡见人有一行之善，则当学之，勿以其同时同处，贵耳贱目焉。（并高登彦《先修学门庭》）

吾党训子弟，当先趋向，如义利之间、内外之分，不可不辨。夫不使先求在我者，而遽使之求在外者，岂贤父兄所以养子弟者哉？（《陆子寿书》）

持身以清洁。处心以公平。勿使妇人预外事。择师教子，学术成，勿使应科举。处庠序，衣服器用，皆出中制。称家有无，济恤孤贫。谨庆吊之礼，无蓄异物珍宝，美妾少仆。接宾客以和睦。待奴婢以宽恕。（《治家十事》）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无遗策[557]，闻于国，庄王见而问之[558]。对曰：“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诚信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人也。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新序》）

父母正则子孙孝慈，是以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则，生而善教也。（《说苑》）

丙吉子显[559]，甘露中，有罪削爵为关内侯。始显少为诸曹，尝从祠高庙[560]，至夕牲日[561]，乃使出取斋衣，丞相吉大怒，谓其夫人曰：“宗庙至重，而显不敬慎，亡吾爵者必也。”夫人为言，然后乃已。（《前汉书》）

茅容[562]，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563]，众皆夷倨相对，容独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564]，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而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青州人隐蕃[565]，逃奔入吴，朱据、郝普数称蕃有王佐之才[566]，车马云集，宾客盈堂。潘濬子翥[567]，亦与蕃周旋馈饷之，濬闻大怒，疏责翥曰：“吾受国厚恩，志报以命，尔辈在都，当念恭顺，亲贤慕善，何故与降人交？以粮饷之，在远闻此，心震面热，惆怅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责所饷。”当时人咸怪之，顷之蕃谋作乱于吴，事觉，亡走，捕得伏诛。吴主切责郝普，普惶惧自杀，朱据禁止历时乃解[568]。

卞兰苦酒消渴，时魏明世信巫女，用水方使人持水赐兰，兰不肯饮。诏问其意，兰言：“治病自当以方药，何信于此？”帝为变色而兰终不服。（并《三国志》）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569]，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谈。”

王长豫为人谨顺[570]，事亲尽色养之孝[571]。丞相还台[572]，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尝与曹夫人摒挡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573]，封而不忍开。

刘真长、王仲祖共行[574]，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575]。

孙兴公作《庾公诔》[576]，文既成，示庾道恩[577]。庾见慨然送还之曰：“先君与君自不至于此。”（绰集载诔文曰：“咨予与公，风流同归，拟量托情，视公犹师。君子之交，相与无私。虚中纳是，吐诚悔非。虽实不敏，敬佩弦韦。永戢话言，口诵心悲。”）

褚太傅南下[578]，孙长乐于船中视之[579]。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并《世说》）

梁贺琛奏[580]：“今天下守宰所以贪残，良由风俗侈糜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竟夸豪，积果如邱陵，列肴同绮繡，露台之产[581]，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为吏牧民者，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率皆尽于燕饮之物，歌舞之具，所费事等邱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虎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

魏左将军李栗[582]，性简慢，常对道武舒放不肃[583]，咳唾任情，道武积其宿过，遂诛之。（《北史》）

顾恺之尝谓命有定分[584]，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暗者不达，妄意徼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论》。（《南史》）

齐文宣帝怒临漳令嵇煜、舍人李文师[585]，以赐臣下为奴。中书侍郎郑颐[586]，私谓祠部尚书王昕曰[587]：“自古无朝士为奴者。”昕曰：“箕子为之奴。”[588]颐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纣。”帝衔之，帝与朝臣酣饮，昕称疾不至，啻遣骑执之，昕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前殿。

毕义云作书[589]，与高元海论叙时事[590]。元海入宫，不觉遣之，给事中李考贞得而奏之[591]，帝由是疏元海，和士开复潜元海[592]，帝以马鞭箠元海六十，出为竞州刺史。（并《北史》）

郑余庆不事华洁[593]，后进趋其门者，多垢衣败服以望其知。而武儒衡谒见[594]，未尝辄易所好，但与之正言直论，余庆因亦重之。

敬宗时，裴度自兴元入觐[595]，既至而朝士持两端者日拥度门。一日，度留客命酒，刘栖楚矫求度之欢[596]，曲躬附裴耳而语，崔咸嫉其矫[597]，举爵罚度曰：“丞相不当许所由官嗫耳语。”度笑而饮之，栖楚不自安，趋出，作客皆壮之。

王仲舒、韦成、季吕洞辈为郎[598]，朋党辉赫，日会聚歌饮。慕李藩名[599]，强致同会，藩不得已一至。仲舒辈好为讹言俳戏，后召藩，坚不去，曰：“吾与仲舒辈终日，不晓所与言何也。”后果败。（并《旧唐书》）

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宽猛，亦犹国焉。梁孝元世有中书舍人，治家失度，而过严刻，妻妾遂共贷刺客，伺醉而杀之。世间名士，但务宽仁，至于饮食馕馈，童仆减损，施惠然诺，妻子节量[600]，狎侮宾客，侵耗乡党，此亦为家之巨蠹矣。齐吏部侍郎房文烈[601]，未尝嗔怒，经霖雨绝粮[602]，遣婢籴米，因而逃窜，三四许日，方复擒之。房徐曰：“举家无食，汝何处来？”竟无捶挞。尝寄人宅，奴婢撤屋为薪略尽，闻之颦蹙，卒无一言。

昔刘文饶不忍骂奴为畜产[603]，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有指名为豚犊者，有识旁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耶？

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604]，发引性灵，使人矜伐[605]。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偶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不觉有旁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过，速乎风霆，深宜防虑，以保元吉[606]。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607]。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已众矣。

装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吾家巫觋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608]，亦无祈焉，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

真草书迹[609]，江南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然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610]，深有以也。王逸少风流才士[611]，萧散名人[612]，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613]：“吾编《齐书》，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614]，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工书，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

“治家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膳，埘圈之所生[615]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616]，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已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617]，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郎裴之礼好待宾客[618]，或有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僮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

江南朝士因晋中兴而渡江，本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憧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墢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干求趋竞，不顾羞惭，比较才能，斟量功伐[619]，厉色扬声，东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觊获酬谢；或有喧聒时人视听，求见发遣[620]，以此得官，谓为才力，何异盗食致饱，窃衣取温哉？世见躁竞得官者，便谓“弗索何获”，不知时运之来，不求亦至矣。见静退未遇者，便谓“弗为胡成”，不知风云不兴，徒求无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胜算乎？（并《颜氏家训》）

张霸卒[621]，遗敕诸子曰：“人生一世，但求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后汉书》）

正献公平日未尝较曲直，闻谤未尝辩也。少时书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盖其初自惩艾也如此。（《童蒙训》）

严彭祖迁太子太傅[622]，廉直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而从俗苟富贵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终。（《汉书·儒林传》）

范子夷说：“仲尼，圣人也，总作陪臣；颜子，大贤也。箪食瓢饮。后之人不及孔颜者远矣，而常叹仕官不达，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之孔颜，侥幸甚矣。”（《舍人杂说》）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必不败。持必不改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保，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司马子微《坐忘论》云[623]：“与其巧持与未，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也。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与家人，待群吏如待奴仆，爱百姓如爱妻子，处官事如处家事，然后能尽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尽也。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官；岂有二理哉？范侍郎育作库务官[624]，随时箱笼只置厅事上，以防疑谤，凡若此类，皆守官所宜详知也。当官者弗辞迂谨而深避嫌疑，以至诚遇人而深避文法[625]，如此则可以免。

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为以清心省事为本。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626]，心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前辈尝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详处之谓也。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当官处事，务要著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反复变诈，不如慎始；防人疑众，不如自慎；智数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当官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627]。如文字历引之类[628]，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致慎，不可不详知也。（已上并《童蒙训》）

为政要得厉威严，使事事齐整甚易，但失于不宽，便不是古人作处。孔子言：“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又曰：“宽则得众。”若使宽非常道，圣人不只如此说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觉见宽政闷人，不知权柄在手，不是使性气处。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宽亦须有制始得，若百姓不管，唯务宽大，则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须要权常在己，操纵予夺，总不由人，尽宽不妨。（《龟山语录》）

万事真实有命，人力计较不得，吾平生未尝干人，在书局亦不谒执政[629]，或劝之，吾对曰：“他安能陶铸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风吹草动，便生恐惧忧喜，枉做却闲功夫，枉用却闲心力。信得命及，便养得气不折挫。”（《上蔡谢氏语录》）

荥阳公在维扬时，东莱公为曹官[630]，所居廨舍无几案，以竹缚架，上置书册，器皿之属，悉不能具，处之甚安，其简俭如此。（《吕氏杂说》）

苏丞相子容知亳州[631]，有豪民妇被罪当杖，以病未科[632]，每旬检校未愈。邓元孚为樵县簿[633]，谓其子曰：“尊公高明，平昔以政事称，今岂可为一豪妇所绐。公为贤子，不可不白，但谕医者如法检校，彼自不诬矣。”其子白之。公曰：“万事付公议，何容心焉？若言语轻重，则人有观望，或有可悔。”既此妇死，元孚大惭服曰：“某辈狭小，岂可测公之用心也。”（《苏氏谈训》）

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滑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以此被重谴，良可惜也。（《舍人杂录》）

徐仲车先生为楚州教授[634]，尝言：“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某借书必白经谕[635]，有急故留门必白直学[636]，不敢自专也。”

徐仲车先生尝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则事无乖逆，而下不能为奸。必欲和，莫若分过而不掠美。”（并《徐仲车语录》）

吕文穆不喜记人过[637]，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文穆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令诘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问之，何损？”时皆服其量。（《涑水记闻》）

范子夷尝言其家家学，不卑小官。居一官便尽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学圣人也。若以为州县之职，徒劳人耳，非所以学圣人也。（《程氏遗书》）

李公择尚书家尝置声妓[638]，孙中丞莘老不以为然[639]。荥阳公曰：“此莫是小节否？”孙中丞曰：“此一节亦不小。”

崇宁初，衣服皆尚窄袖狭缘，有不知是者，皆取怒于时。故当时章疏有言：“褒衣博带，尚存元祐之风；矮帽幅巾，犹袭奸臣之体。”盖东坡喜戴短帽[640]，当时谓之东坡帽，黄鲁直喜戴幅巾，故言袭奸臣之体也。韩子苍大观间尝赠予外弟蔡伯世诗云：“秃巾小帽纷纷是，眼明见此褒衣士。”秃巾小帽皆当时浮薄子所尚。关正叔既被召[641]。衣服不改旧，或问之曰：“正叔若登对，衣服当如何？”正叔曰：“衣帛帛见，衣褐褐见。”（并《舍人杂记》）

孔颖达疏曰[642]：“谗言之起，由数间小事于小人。”（孔颖达《诗正义》）

问：“荆公弗使上知之语信乎？”曰：“须看他当时因甚事说此话，且如作此事当如何，更须详审，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说一事未甚切当，更须如何商量体察，今且弗令上知，若此类不成，是欺君也。凡事见始末，更切子细反复推究方可。”（《程氏遗书》）

范子夷说其祖作外任官时，与京中人书，言居间慎弗窃论曲直，不同任言官时，取小名，受大祸。因言吾徒相见，正当论行已立身之事耳。”（《舍人杂说》）

齐之季世，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643]。拜守宰者，印组光华[644]，车骑辉赫，荣兼九族，取贵一时。而为执政所患，随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纵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后噬脐[645]，亦复何及？（《颜氏家训》）

夫门地高者，一事坠先训，则异他人，虽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见祖先地下。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窥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646]，十手争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为学不得不坚。夫士君子生于世，己无能而望他人用，己无善而望他人爱，犹农夫卤莽种之，而怨天泽不润，虽欲弗馁可乎？予幼闻先仆射言，立己以孝弟为基，恭默为本，畏法为务，勤俭为法，肥家[647]以忍顺，保交以简恭，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忧与祸不偕，洁与富不并。董生有云[648]：“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忧则恐惧，恐惧则福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世族久近，与命位丰约[649]，不假问蓍龟星数[650]，在处心行事而已。昭国里崔山南琯[651]，子孙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长孙夫人年高无齿，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栉纵笄拜阶下，升堂乳姑，长孙不粒食者数年，一日病言：“无以报吾妇，冀子孙皆得如妇孝。”然则崔之门安得不大乎？东都仁和里裴尚书宽[652]，子孙众盛，实为名阀，天后时，宰相魏元同选尚书之先为婿[653]，未成婚而魏陷罗织狱，家徙岭表，及北还，女已逾笄[654]，其家议无以为衣食资，愿下发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汝福厚丰，必有令匹，子孙将遍天下，宜北归。”家人遂不敢议，及荆门，则裴赍装以迎矣。令势利之徒，于此岂不舍信誓如反掌，则裴之蕃衍，乃天之报施也。予旧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655]，非速客不二羹胾[656]，夕食龁瓠而已，皆保重名于世。永宁王相国涯居位[657]，窦氏女归，请曰：“玉工货直七十万钱。”王曰：“七十万钱，岂于汝惜？但直若此，乃妖物也。祸必随之。”女不复敢言。后为冯球外郎妻首饰[658]，王闻之曰：“外郎有七十万钱，其可久乎？”冯为贾相国餗门人[659]，贾有奴颇横，冯爱贾，召奴责之，奴泣谢，未几，冯晨谒贾，贾未出，有二青衣赍银罂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黄洒三杯。”冯悦，尽举之，俄病渴且噎，因暴卒，贾为叹出息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贾皆遇祸。噫！王以珍玩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权隆赫之妖，甚于物邪？冯以卑位贪货，不能正其家；忠于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贾之奴害客于墙庑间而不知[660]，欲始终富贵，其得乎？舒相国元舆与李繁有隙[661]，为御史，鞫谯狱[662]，穷致繁罪，后舒亦及祸。今世人盛言宿业报应[663]，曾不思视履考祥事欤[664]？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予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业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醯酱，可一日无哉？（《柳氏家训》）

见与董生论《周易》九六义，取老而变，以为毕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说[665]，异孔颖达疏，而以为新奇。彼毕子董子何肤末于学而遽云云也？[666]，都不知一行僧承韩氏孔氏[667]，而果以为新奇，不迹可笑哉？何毕子董子不视其书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柳文《与刘禹锡书》）

唐仆射柳仲郢镇郪城[668]，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669]，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居苦竹溪，女僧以婢导于巨源，备赏技巧。他日，巨源窥窗，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绫罗者[670]，召婢就宅，盖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巷揲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

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而去，都无言，促令舆还僧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671]：“虽贱人为柳家细婢，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672]？蜀都闻之，皆嗟叹清族之家，率由礼则。（出《北梦琐言》）

孔戡于为义若嗜欲[673]，勇不顾前后，于利与禄则畏避退处如怯夫然。（韩文）

有货玉带者，王文正弟以呈文正[674]，文正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击之安得自见？”文正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我腰间不称此物，亟还之。”故平生所服止于赐带。

王文正公每见家人服饰似过，即瞑目曰：“吾门素风，一至于此。”亟令减损。

故家人或有一衣稍华，必于闺内易之，不敢令公见焉。（并《名臣遗事》）

范文正公与朱氏侄书曰：“汝守官处事，小心不得欺。与同官和睦尽礼，有事只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675]。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何如？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范文正公文）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676]。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然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677]，往往成堆。杜祁公衍[678]，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然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淡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老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反，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归田录》）

梁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贵嫔[679]，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赂宦者俞三副求卖地[680]，云若得钱三百万，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上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葬毕，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长子，若厌之，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于墓侧长子位。宫监鲍邈之、魏雅[681]，初皆有宠于太子，邈子晚见疏于雅，乃密启上云：“雅为太子厌寿。[682]”上遣检掘，果得鹅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而止[683]，但诛道士。由是太子终身惭愤，不能自明。及卒，上征其长子南徐州刺使华容公欢至建康[684]，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庚寅遣还镇。司马光曰：“君子之于正道，不可少顷离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爱，一染嫌疑之迹，身以忧死，罪及后昆[685]，求吉得凶，不可湔涤[686]，可不戒哉！是以诡诞之士，奇邪之术，君子远之。

朱全忠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687]，全忠独言曰：“此木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并《通鉴》）

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臂力之强，不及熊罴，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飞扬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御外患，则久为异类食矣。是故圣人教人以礼，使知父子之亲。人知爱其父，则知爱其兄弟矣；知爱其祖，则知爱其宗族矣。如枝叶之附于根干，手足之系于身首，不可离也。岂徒使其粲然条理认为荣观哉？实欲使相为依庇以扞外患也。

圣人知一族不足以独立也，故又为之甥舅婚媾姻娅以辅之，犹惧其未也，故慈养百姓以卫之。故爱亲者所以爱其身也，爱民者所以爱其亲也。如是则其身安如泰山，寿如箕翼[688]，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圣贤未有不先亲九族然后能施及他人者。被愚者则不然，弃其九族，远其兄弟，欲以专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于利何有哉？故世人之欲爱其身而弃其宗，乌在其能爱身也？孔子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善为家者，尽其所有而均之，虽粝食不饱，敝衣不完，人无怨矣。夫怨之所生，生于自私，及有所厚薄也。汉世谚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689]言尺布可缝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讥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690]，粟麦盈囷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691]，以礼法齐其家。自于十数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以岁时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始则欺绐攘窃以充其欲[692]，不足则立约举债于人，以俟其死而偿之，观其意惟患其祖考之寿也。甚者至于有疾不疗，阴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顷尝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纳，锁而封之，昼则佩钥于身，夜则置钥于枕下。病甚困绝，不知其子孙窃其钥，开藏室，发箧笥，取其资财，其人复苏，即扪枕下求钥不得，愤怒卒。其子孙不哭，相与争匿其财，遂致斗讼，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呈诉于府，以争嫁资，为乡党笑。盖由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夫生生之资，固人所不可无，然勿求多余，多余希不为累矣。使其子孙果贤邪，岂疏粝布褐不能自营，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贤邪，虽积金满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并《温公家训》）

伯淳作县，常于座右书“视民如伤”四字，云：“某每日有愧于此。”观其用心，应是不错决挞了人[693]。古人于民，若保赤子，为其无知也。常以无知恕之，则虽有可怒之事，亦无所施其怒。无知则固不察其利害所在，教之趋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无人保，则虽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后害，而民所见未到者，当与他做主始得。州县近令劝诱富民卖盐，劝诱百姓为名，入官以后，便不可脱，为民父母，岂可暂时罔之，使之终身受其害？予尝为泰州狱掾，颜岐夷仲以书劝予治狱次第[694]，每一事写一幅相戒，如“夏日取罪人，早间在东廊，晚间在西廊，以避日色”之类。又如“狱中遣人勾追”之类[695]，必使之毕此事，不可更别遣人，恐其受赂已足，不肯毕此事也。又如监司郡守严刻过当者，须平心静气与之委曲详尽，使人相从而后已。如未肯从，再当如此详之，其不听者少矣。（《童蒙训》）

步骘与卫旌俱以种瓜自给[696]，会稽焦征羌[697]，郡之豪族，人客放纵，乃共修刺奉瓜以献。征羌方在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委去[698]，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只结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座帐中，设席置地，坐骘、旌于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菇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何能忍止？”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三国志》）

范云少与领军长史王咳善[699]。云起宅新成，移家始毕，畡亡于官舍，尸无所归，云以东厢给之。移尸自门入，躬自营含招复如礼[700]，时人以为难。（《南史》）

李翛尹京兆[701]，庄宪太后崩，为山陵桥道置顿使，啬官费，物物裁损。录驾至灞桥，从官多不得食，始议更造渭城门，计钱三万，翛以为劳，不听，使凿轨道深之，柱危不支，方过丧而门坏，温凉仅免[702]，撤门乃得行。翛妄奏车轴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703]，请免官。（《唐书》）

王罴性俭率[704]，尝有台使至，罴为设食，使乃裂去薄饼缘，罴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尔之选择，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惭。（《北史》）

刘器之建中崇宁初知潞州，部使者观望治郡中，事无巨细皆详考，然竟不得毫发过枉，驿券亦无违法与者，部使者亦叹服之。后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簿籍点磨[705]，他寓居无有不借禁军者，独器之未尝借一人，其廉慎如此。

峭直深刻之人，明习法令，所以检护其身，可使无过，此其所长。然卒用其所长，以把持窥刺为心，一一听之，使人褊迫不容[706]，苟善其刻而用深，则必置人主于有过之地。士有负俗之累，而其心坦明，出于恺悌，不肯欺负人主以贼其民，与彼刻深之人，相去万万，岂可以有瑕之玉而置于䟼趺之下乎[707]？取人于上者，将何择哉？（《除了翁集》）

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刻核之论也[708]，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君子长者之心也。以君子长者之心，则自无刻核之论。如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中，去其臣也，必可使复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复嫁。如此等论，上下薰蒸，则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气薰蒸所生。（《舍人杂录》）

发人私书，拆人信物，深为不德，甚者遂至结为仇怨。余得人所附书物，虽至亲卑幼者，亦未尝辄留，必为附至。及人托于某处问讯干求，若事非顺理而己之力不及者，则可至诚却之。若已诺之矣，则必须达所欲言，至于听与不听，则在其人。凡与宾客对坐，及往人家，见人得亲戚书，切不可往观及注目偷视。若促膝并坐，目力可及，则敛身而退，候其收书，方复进以续前话。若其人置书几上，亦不可取观，须俟其人云：“某所惠书云云，足下请观之。”方可一看。若书中说事无大小，以至戏谑之语，皆不可于他处复说。凡入人家，切不可于几案上及书襻等内翻看人家书简及记事册子[709]、钱谷文簿。若人将文字令己看，切不可于背后复观，皆无德之一端也。凡借一物，上至书册，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则不须借，若不获已，则须爱护于己物，看用才毕，便即归还，切不可以借为名，意在没纳[710]，及不加爱惜，至有损坏。大率豪气者于己之物，多不自爱惜，人物岂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气之所，乃无德之一端也。凡饮食，蒸饼去缘，馒头去蒂，肉去脂皮之类，皆非成人所为，乃痴騃无知而已[711]。自非生硬臭恶，与犯己宿疾之物[712]，岂有不可食之理。凡与人同坐，夏则择凉处，冬则择暖处，及与人共食，多取先取，皆无德之一端也。（《范益谦自戒》）

郭逵为西帅[713]，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714]，逵知其必生边患，用备边财赋，事连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原牒缴进，无一损坏，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后逵论韶并不报，而韶遂得志矣。予旧前辈语及此事，无不切齿，而新进小生，往往以此赞韶不容口。

近有一士人，自言久游太学，论及韶行事，亦以此为智数过人，而不以罔上陷老成罪韶。往者苟合干进者，持此自售，亦不足怪，不谓经此大变故，犹守旧闻，此等辈真是不识浊净，其可责哉！（陈齐之杂录）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礼请谒，非吾教也。（《颜氏家训》）

黄发之人，五脏气虚，精神耗竭，若稍失节宣[715]，即动成危瘵。盖第人倦惰，不能自调，在人资养，以延遐算[716]。为人子者，深宜察其寒温，审其饘药，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玉之气，恭恪奉亲，慎无懈怠。

春属木[717]，主发生，春肝气王；肝属木，其味酸，木能胜土；土属脾，主甘，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益甘，以养脾气。盛者调嘘气以利之，顺之则安，逆之则少阳不生[718]，肝气内变。春时阳气初升。万物萌发，正二月间，乍寒乍热，高年之人，多有宿疾，春气所攻，则精神昏倦，宿患发举。又复经冬已来，拥炉熏衾，啗炙饮热，至春成积，多所发泄，致体热头昏，膈壅涎嗽[719]，四肢劳倦，腰脚不任，皆天所发之疾也。常宜体侯，若稍觉微疾，不可便行疏利[720]，恐伤脏腑，别生余疾。若别无疾状，或只选食治中稍凉利饮食调停与进，不须服药。常择暖日，引侍尊亲于园亭楼阁虚敞之外，使放意登眺，用掳滞怀[721]，以畅生气，时寻花木游赏，以快其意。不令孤座独眠，自生郁闷。春时若亲朋请召，老人意欲纵欢，任自邀游，常令的亲侍从，惟酒不可过饮。春时人家多造冷馔米食等不令相与。如水团粽粘冷肥腻之物，多伤脾胃，难得消化，大不益老人，切宜看承[722]。春时遇天气顿暖，不可顿减绵衣，缘老人气弱骨疏，风冷易伤。才至春时，但令多著夹衣，遇暖之时，一重重渐减，不致暴伤也。

夏属火，主于长养，夏心气王；心主火，能克金；金属肺，肺主辛，其饮食之味，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心气盛者，调呵气以疏之，顺之则安，逆之则太阳不长[723]，心气内溃。盛夏之日，最难调摄，阴气内伏，暑毒外蒸，纵意当风，任性食冷，故人多有渗泄之患。况是老人，尤宜保辅。

若檐下故道，穿隙破窗，皆不可纳凉，此为贼风，中人最毒。宜居虚堂净室，水次木阴洁净之处，自有清凉。每日凌晨，进温平顺气汤一服，饮食温软，不令太饱。（并《养老奉亲书》）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724]，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

亲表聚集，致燕享焉。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而无教之徒，虽已孤露[725]，其日皆为燕饮，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颜氏家训》）

世间大有病人，亲朋故旧交游来问疾，其人曾不经一事，未读一方，自聘了了[726]，诈作明能，谈说异端。或言是虚，或道是实，或云是风，或云是蛊，或道是水，或云是痰，纷云谬说，种种不同，破坏病人心意，不知孰是，迁延未就，时不待人，欻然致祸，各自散走。是故大须好人及好名医，识病深浅，探赜方书[727]，博览古今，是事明解者看病，不尔大误人事。（孙思邈《千金方》）

言及先人，理当感慕。江南人事不获已，须言阀阅[728]，必以文翰，罕有面谕者。北人无何，便尔说话，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若言须及者，则敛容肃坐，世父、叔父、兄弟，各以尊卑轻重为容色之节，皆发于常。江南凡吊者，识轻服而不识主人，则不于会所而吊，他日修名诣其家。

阴阳说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729]，故不得哭。”王充《论衡》云[730]：“辰日不哭，哭则重丧。”今无教者，辰日有丧，不问轻重，举家清谧[731]，不敢发声，以辞吊客。道书又云：“晦歌朔哭，皆当有罪，天奇之算。”[732]丧家朔望，哀感弥深，宁当惜寿，又不哭也？

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宫[733]，皆当哭泣，二宫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衷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裴政初服[734]，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

偏旁之书[735]，死有归煞[736]，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737]，作诸厌胜[738]，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739]。凡如此者，不近人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并《颜氏家训》）

胡文定问杨训相知，训言杨宋臣悌君子[740]。既而宋臣受总司差，权湘潭令，大热中，之官遇疾而终[741]。训请先生言于总司，保任为没于王事，先生曰：“宋臣固可伤，然凡事不必如此计较。君子爱人以德，使宋臣在，决不喜为此等事。贤能教养其孤，足矣。”（《胡氏传家录》）

葬者人生之大事，死者以窀穸为安宅[742]，死而未葬，犹行而未得其归也，是以孝子虽爱亲，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诚由礼物有厚薄，奔赴有远近，不如是不能集也。今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盖以非同位外姻无会葬者，故适时之宜，更为之制。礼未葬不变服，啜粥居倚庐[743]，寝苫枕块[744]，既虞而后有所变[745]。盖孝子之心，以为亲未获所安，己即不敢安也。今世俗信术者妄言，以为葬不择地及岁月日时，则子孙不利，祸殃总至，有至终丧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终身，或累世犹不葬，至为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弃，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岂不哀哉？人所贵有子孙者，为其死而形体有所付也。既而不葬，则与无子孙而死道路者，奚以异乎？《诗》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况为人子，乃忍弃其亲而不葬哉？唐太常博士吕才叙葬书曰[746]：“《孝经》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盖以窀穸既终，永安体魄，而朝市迁变[747]，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龟筮。”近代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一事失所，祸及死生。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则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日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748]，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域兆有常，是不择地也。今葬书以为子孙富贵贫贱夭寿，皆因卜所致，夫子文为令尹而三已[749]。柳下惠为士师而三黜[750]，计其邱垅[751]，未尝改移。而野俗无识，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际[752]，择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选葬时而规财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亲不葬而求利于己哉？世又有用羌人法，自焚其柩，收烬骨而葬之者，人习为常，恬莫之怪。呜呼！论俗悖戾[753]，乃至此乎？或曰：旅官远方，贫不能置其柩，何以致其归葬？曰：如廉范辈[754]，岂其家富邪？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复归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舜为天子，巡狩苍梧而殂，葬于其野，彼天子犹然，况士民乎？必也竭力不能归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犹愈于火焚乎？

家塾常仪

［题解］

真德秀，字景元，后更景希，南宋学者、大臣，庆元时进士，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参知政事。任期开党禁，提倡理学，朱熹之学由“伪学”得以复兴，真氏起了很大的作用。其著作有《大学衍义》、《西山文集》等，学者称西山先生。此篇专门为乡塾教学活动而作，以规范学生的坐立言动、衣冠服履、视听容貌、饮食揖让等行为举止，其内容多为后世的学规学则所袭用。诸请本多在求简，任意删削，此篇则从明末陶琪所辑《榖诒汇》中录出，其中许多内容，均为通行本所不曾有。

常日之仪

蚤起，直日击板[755]，诸生升堂，北面序立，伺师长正席南向坐，诸生北面端揖毕，以水洒堂上地，少顷以帚扫地净，以巾拭几案，乃就席，余令学仆洒扫终事。[756]

朔望之仪

是日昧爽[757]，直日一人击板，师生咸起具服。再击，师长帅诸生诣先师像前再拜，焚香读赞，歌诗讫，再拜；师长西南向立，学生东北向再拜，前致辞又再拜，就西席[758]。

学礼

凡学者要识礼教。家庭事父母兄长，书院事先生，并要恭敬顺从，遵依教训；与之言则应，教事则亟行，毋得舒缓，自任己意。

学坐

正身直体，齐脚敛手。毋倾倚偃侧，毋交胫摇足，毋靠背箕踞[759]。起勿急缓。

学行

叉手重跟[760]，徐行必后长者。毋掉臂轻踵，毋践阈曳履[761]。有尊命则肃趋之。

学立

端身拱手，毋背所尊，毋跛倚欹邪[762]。

学揖

低头屈腰，出声收手，毋轻率慢易[763]。

学言

恒持慎默，有事则问，问及则对。致详审，重然诺，肃声气。须和缓分明，勿含糊两端。勿泛勿欺，勿轻勿诞，勿及闲事，勿及传闻事，毋及乡里人物短长，毋及市井鄙俚戏谑无益之谈。

视听

毋倾视，毋倾听[764]

容貌

温恭端重，毋轻易放肆，毋粗狠傲忽，毋妄有喜怒。

衣冠

毋为诡异华靡，毋致垢敝简率。虽燕处不得袒裸[765]，虽盛暑不得辄去鞋袜。

饮食

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不得饮酒。

诵读

专心肃容，记遍数。句句字字分明，每句终字重读则句完，不可添增虚声[766]，使句读不明。遍数未足而已成诵，必足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加数成诵。务要心口眼三到，毋得目视东西，手弄他物。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务泛观，毋务强记。卑俗之诗勿诵，俚近之文勿观[767]。

读书先务

自胎教，至子能言能食，一一仿古人教子之法。及年七八岁，就小学。蒙昧未知向方[768]，但先收其放心[769]，养其德性，遂时遂处，禁戒奖诱，曲为渐渍汲儒[770]，习成温恭端默气象[771]。时时与言古今孝悌、忠信、长厚、退让等事，使其盈耳充腹，皆性分中道理。至于洒扫应对，爱亲敬长、品节事宜[772]，直须身帅耳提，尽其曲折，俾一一惯熟。间则教之数目与方名[773]，导之咏歌古诗，悠扬三复，以养其性情，使渐兴起。若夫是后读书，量质量年，渐为增益，难以例拘，但授读多少，宜半其资，只期精熟，勿令畏苦，使之优然有余力，而欣然乐从事为善也。

游艺

艺可适情者，弹琴习射，投壶学算歌诗[774]，倦时则及之。不宜少近博弈词曲。诸凡无益鄙事，家则中已历言深戒之矣。

童蒙须知

［题解］

南宋理学家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绍兴进士，历事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累官转运副使、秘阁修撰、文阁待制。卒后追谥文，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自称云谷老人，晦翁，自号沧州病叟、遁翁，又有紫阳、晦庵称其书堂。考亭为其讲学之所，故人称其学派为考亭学派。朱熹的著作极多，其中关于蒙学的就有近十种，可以说，于传统蒙学教育，朱熹是成就最大的人。此篇用以规范童蒙的日常生活，凡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五项。朱熹的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意义，他的许多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特征，本篇也不例外。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775]，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条例名，曰《童蒙须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776]；腰，谓以条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纽带，不可令有缺落。饮食照管，勿令污坏，行路看顾，勿令泥渍。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箧中勿令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干。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凡盥面，必以巾悦遮护衣服[777]，卷束两褒[778]，勿令有所湿。凡就劳役，必去上笼衣服[779]，只著短便[780]，爱护勿使损污。凡日中所著衣服，夜卧必更，则不藏蚤虱，不即敝坏。苟能如此，则不但威仪可法，又可不费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781]，虽意在以俭化俗，亦其爱惜有道也。此最饬身之要，毋忽！

语言步趋第二

凡为人子弟，须要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嬉笑[782]。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自议论。长上检责[783]，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始且隐默[784]，久却徐徐细意条陈：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当是偶而遗忘；或曰当是偶而思省未至。若尔，则无伤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当如此。凡闻人所为不善，下至婢仆违过[785]，宜且包藏，不应便而声言[786]，当相告语，使其知改。凡行步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不可舒缓。

洒扫渭洁第三

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洁净。文字笔砚，百凡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787]。父兄长上坐起处，文字纸札之属，或有散乱，当加意整齐，不可辄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钞录诸名，及时取还。窗壁几案文字间，不可画字。前辈云：“坏笔污墨，子弟职[788]；画几画研，自黥其面。”此为最不雅洁，切宜深戒！

读书写文字第四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789]，决不能记、记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目岂不能到乎？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江禄[790]，书读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791]，不得令手揩著毫。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书，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文字，须要子细看本，不可差讹。

杂细事宜第五

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喧哄斗争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缺。凡向火[792]，勿迫近火旁，不惟举止不佳，且防焚热衣服[793]。凡相揖，必折腰。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则云某姓、某丈。大凡出外，及归，必于长上前作揖，虽暂出亦然也。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凡侍长者之侧，必正言拱手，有所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惊声响。凡众坐必敛身，勿广占坐席。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饮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厕，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灯烛，无烛则止。凡待婢仆必端严，勿得与之嬉笑。执器皿必端严，惟恐有失。凡危险不可近。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凡夜卧必用枕，勿以寝衣覆首。凡饮食，举匙必置筋[794]，举筋必置匙，食已，则置匙筋于案。杂细事宜，品目甚多，姑举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795]，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白鹿洞书院学规

［题解］

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著名的理学家熹被任命为南康军太守，三月到任，十月即令兴复白鹿洞书院。对此书院，朱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除了他为书院置田建房，延请名师，充实图书，并亲自执教，与学生质疑问难之外，还为书院订立了学规。《白鹿洞书院学规》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或者称之为《白鹿洞揭示》，它既是朱熹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的反映，也是儒家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体现。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所订立的这一洞规，后来成了南宋书院统一的教规，元、明、清三代的书院也都共同遵循，许多书院、义学乃至太学，都“一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

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796]，敬敷五教[797]，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行忠信笃教，惩忿窒欲[798]，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今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是夫规矩禁防之具[799]，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人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800]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801]，其所以戒谨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念之哉！

小学·嘉言

［题解］

在中国传统的蒙学著作中，被注释疏解得最多的，当数朱熹所辑的《小学》。明弘治时，有人统计即得七十余家，估算到清末，当不下于百余家，并且，有关蒙学理论的探讨，也都是围绕这部《小学》展开的。所以如此，并不完全是因为朱熹声名的缘故，一定意义上，还因为它是以往蒙学教育及其材料的集成的缘故。《小学》六卷凡分内外篇，内篇有主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则有嘉言、善行，其下又各有分合。限于篇幅，本书选录了其中的第五篇《嘉言》，由此可见《小学》面目之一斑。

嘉言

横渠张先生曰：教小儿，先要安详恭敬。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天下之贤，甚则至于徇私意，义理都丧，也只为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

杨文公家训曰：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802]、陆绩怀橘[803]、叔敖阴德[804]、子路负米[805]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806]：忧子弟之轻俊者[807]，只数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奇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

伊川程先生曰[808]：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809]，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810]。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陈忠肃公曰[811]：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颜子、孟子，亚圣也，学之虽未至，亦可为贤人，今学者若能知此，则颜孟之事，我亦可学。

言温而气和，则颜子之不迁[812]，渐可学矣；过而能悔，又不惮改，则颜子之不贰[813]，渐可学矣。知埋鬻之戏，不如俎豆[814]；念慈母之爱，至于三迁[815]，自幼至老，不厌不改，终始一意，则我之不动心，亦可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则其学皆常人之事，语及颜孟，则不敢当也，其心必曰，我为孩童，岂敢学颜孟哉？

此人不可以语上矣。先生长者，见其卑下，岂肯与之语哉？先生长者，不肯与之语，则其所与语，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笃敬，下等人也；过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闻下等之语，为下等之事，譬如坐于房舍之中，四面皆墙壁也，虽欲开明，不可得矣。

马援兄子严、敦[816]，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817]。援在交趾，还书诚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别人长短，妄是非正法[818]，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也。杜季良豪侠好义[819]，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820]，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汉昭烈将终[821]，敕后主曰[822]：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诸葛武侯戒子书曰[823]：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824]，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悲欢穷庐，将复何及也。

柳玭尝著书戒其子弟曰[825]：夫坏名灾己、辱先丧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826]，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其三：胜己者厌之，佞己者悦之，惟乐戏谈，莫思古道。闻人之善嫉之，闻人之恶扬之，浸渍颇僻[827]，销刻德义，簪裾徒在，厮养何殊[828]？其四：崇好慢游，耽曲檗[829]，以衔杯为高致[830]，以勤事为俗流，习之易荒，觉已难悔。其五：急于名宦，匿近权要，一资半级，虽或得之，众怒群猜，鲜有存者。

余见名门右族[831]，莫不由祖先忠效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堕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堕之易如燎毛[832]。言之痛心，尔宜刻骨。

范鲁公质为宰相[833]，从子杲尝求奏迁秩[834]，质作诗晓之。其略曰：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恰恰奉亲长，不敢生骄易，战战复兢兢，造次必于是[835]。

戒尔学干禄，莫若勤道艺[836]。尝闻诸格言，学而优则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学不至。戒尔远耻辱，恭则近乎礼，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后己，《相鼠》与《茅鸱》[837]，宜鉴诗人刺。戒尔勿放旷，放旷非端士。周孔垂名教[838]，齐梁尚清议[839]，南朝称八达[840]，千载秽青史。戒尔勿嗜酒，狂乐非佳味，能移谨厚性，化为凶险类，古今倾败者，历历皆可记。戒尔勿多言，多言众所忌，苟不慎枢机，灾厄从此始，是非毁誉间，适足为身累。

举世重交游，拟结金兰契[841]。忿怨容易生，风波当时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举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气，不如承奉者，以尔为玩戏，所以古人疾，籧篨与戚施[842]。举世重游侠，欲呼为气义，为人赴急难，往往陷囚系，所以马援书，殷勤戒诸子。举世贱清素，奉身好华侈。肥马衣轻裘，扬扬过闾里[843]，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我本羁旅臣[844]，遭逢尧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怀忧畏，深渊与薄冰，蹈之惟恐坠。尔曹当闵我，勿使增罪戾，闭门敛踪迹，缩首避名势，势位难久居，毕竟何足恃？物盛则必衰，有隆还有替；速成不坚牢，亟走多颠踬[845]。灼灼园中花，早发还先萎；迟迟涧畔松，郁郁含晚翠。赋命有疾徐、青云难力致[846]，寄语谢诸郎，躁进徒为耳。

康节邵先生诫子孙曰[847]：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谓也；不善也者，凶之谓也。吉也者，目不观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口不道非礼之言，足不践非礼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善不取，亲贤如就芝兰，避恶如畏蛇蝎。或曰不谓之吉人，则吾淮也。凶也者，语言诡谲，动止阴险，好利饰非，贪淫乐祸。疾良善如仇隙，犯刑宪如饮食[848]，小则殒身灭性，大则覆宗绝嗣，或曰不谓之凶人，则吾不信也。传有之曰，吉人为善，惟曰不足，凶人不为善，亦惟曰不足，汝等欲为吉人乎，欲为凶人乎？

节孝徐先生训学者曰[849]：诸君欲为君子，而使劳己之力，费己之财，如此而不为君子，犹可也；不劳己之力，不费己之财，诸君何不为君子？乡人贱之，父母恶之，如此而不为君子，犹可也；父母欲之，乡人荣之，诸君何不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为小人，未之有也。

胡文定公与子书曰[850]：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851]，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行已以端庄清慎见操执，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又谨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纵之，斯可以为政，不在人后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饮食男女为切要，从古圣贤，自这里做工夫，其可勿乎？

古灵陈先生，为仙居令，教其民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思，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无堕农业，无作盗贼，无学赌博，无好争讼。无以恶陵善，无以富吞贫；行者让路，耕者让畔；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

右广立教[852]

司马温公曰[853]：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毋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记而佩之[854]，时省而速行之，事毕则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则和色柔声，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许，然后改之。若不许，苟于事无大害者，亦当屈从。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况未必是乎？

横渠先生曰：舜之事亲，有不悦者，为父顽母嚣，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爱恶若无害理，必姑顺之。若亲之故旧所喜，当极力招致；宾客之奉，当极力营力，务以悦亲为事，不可计家之有无，然又须使之不知其勉强劳苦，苟使见其为而不易，则亦不安矣。

罗仲素论瞽瞍底豫[855]，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云：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了翁闻而善之曰[856]：惟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父，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

伊川先生曰：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

横渠先生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

伊川先生曰：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理会。豺獭皆知报本[857]，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养，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尝修《六礼大略》，家必有庙，庙必有主，月朔必荐新[858]，时祭用仲月[859]，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冬祭弥[860]，忌日迁主，祭于正寝[861]。凡事死之礼，当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数件，虽幼者可使渐知礼义。

司马温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行也，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冠礼之废久矣，近世以来，人情尤为轻薄。生子犹饮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为之制公服而弄之，过十岁，犹总角者盖鲜矣[862]，彼责以四者之行，岂能知之？

故往往自幼至长，愚骏如一[863]，由不知成人之道也。古礼虽称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变，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经》、《论语》，粗知礼义之方，然后冠之，斯其美矣。

古者父母之丧，既殡，食粥，齐衰[864]，疏食水饮，不食菜果。父母之丧，既虞[865]，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866]，食菜果，又期而大祥[867]，食醯酱，中月而禫[868]，禫而饮醴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干肉。古人居丧，无敢公然食肉饮酒者。汉昌邑王奔昭帝之丧，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数其罪而废之。晋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何曾面质籍于文帝坐，曰：“卿败俗之人，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坐，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

宋庐陵王义真，居武帝忧，使左右买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长史刘湛入，因命臑酒炙车螯[869]，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隋炀帝为天子，居文献皇后丧，每朝，令进二溢米[870]，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鲜，置竹筒中，以蜡闭口，衣襆裹而纳之。湖南楚王马希声，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犹食鸡臛[871]，其官属潘起，讥之曰：“昔阮籍居丧食蒸豚，何代无贤？”然则五代之时，居丧食肉者，人犹以为异事。是流俗之弊，其来甚近也。今日之士大夫，居丧食肉饮酒，无异平日。

又相从宴集，勔然无愧，人亦恬不为怪。礼俗之坏，习以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丧初丧未敛，亲宾则赍酒馔往劳之，主人亦自备酒馔，相与饮啜，醉饱连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丧作乐以娱尸，及嫔葬，则以乐导輲车[872]，而号泣随之。亦有乘丧即嫁娶者。噫！习俗之难变，愚夫之难晓，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丧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饱酒食肉，礼也。若有疾，暂须食饮，疾止，亦当复初。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惫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许，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馔及与人宴乐，是则虽被衰麻[873]，其实不行丧也。惟五十以上，血气既衰，必资酒肉扶养者，则不必然耳，其居丧听乐及嫁娶者，国有正法，此不复论。

父母之丧，中门外择朴陋之室。为丈夫丧次，斩衰[874]，寝苫枕块[875]，不脱经带[876]，不与人坐焉。妇人次于中门之内别室，撤去帷帐衾褥华丽之物，男子无故不入中门，妇人不得辄至男子丧次。晋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877]，坐是沈滞[878]，坎坷终身。嫌疑之际，不可不慎。

父母之丧，不当出。若为丧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则乘朴马[879]，布裹鞍辔。

世俗信浮屠诳诱[880]，凡有丧事，无不供佛饭僧[881]，云为死者灭罪资福，使升天堂，受诸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剉烧舂磨，受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春磨，且无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国之前，人固有死而复生者，何故都无一人误入地狱，见所谓十王者耶[882]？此其无有而不足信，明矣。

《颜氏家训》曰[883]：吾家巫觋符章[884]，绝于言议，汝曹所见，勿为妖妄。

伊川先生曰：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张乐以为乐？若具庆者[885]，可矣。

吕氏《童蒙训》曰[886]：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爱妻子，处官事如家事，然后能尽吾之心。如有毫米不至，皆吾心有所未尽也。

或问：簿，佐令者也[887]，簿所欲为，令或不从，奈何？伊川先生曰：当以诚意动之。今令与簿不和，只是争私意。令是邑之长，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过则归己，善则惟恐不归于令，积此诚意，岂有不动得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888]，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济。

刘安礼问临民[889]，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输其情。问御吏，曰：正己以格物。[890]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童蒙训》曰：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则知所以持身矣。

当官者，凡异色人[891]，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892]，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本。

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893]以此被重谴，良可惜也。

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

当官处事，但务著实。如涂换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894]，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王吉上疏曰[895]：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文中子》曰[896]：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早婚少聘，教人以偷[897]。妾媵无数，教人以乱。且贵贱有等，一夫一妇，庶人之职也。

司马温公曰：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令虽富贵，安知异时不贫贱乎？妇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彼挟其富贵，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养其骄妒之性，异日为患，庸有极乎？借使因妇财以致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

安定胡先生曰[898]：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成。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颜氏家训》曰：妇主中馈[899]，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900]。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劝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901]，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902]。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者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903]，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904]，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柳开仲涂曰[905]：皇考治家孝且严[906]。旦望[907]，弟妇等拜堂下，毕，即上手低面，听我皇考训诫。曰：人家兄弟，无不义者，尽因娶妇入门，异姓相聚，争长竞短，渐渍日闻，偏爱私藏，以至背戾。分门割户，患若贼仇，皆汝妇人所作。男子刚阳者几人，鲜不为妇人言所惑，吾见多矣。若等宁有是邪？[908]退则惴惴不敢出一语，为不孝事，开辈抵此，赖之得全其家云。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爱，且如闾阎小人[909]，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于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体，重于己之体也。至于犬马亦然，待父母之犬马，必异乎己之犬马也。独爱父母之子，却轻于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敌，举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横渠先生曰：《斯干》诗[910]，言及兄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学，犹，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见报，则辍，故恩不能终，不要相学，己施之而已。

伊川先生曰：近世浅薄，以相欢狎为相与，以无圭角为相欢爱[911]，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须是恭敬，君臣朋友皆当以敬为主也。

横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速。

《童蒙训》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912]，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前辈专以此为务，今人知之者盖少矣。又如旧举将，及尝为旧任按察官者[913]，后己官虽在上，前辈皆辞避坐下坐，风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文正公为参知政事时[914]，告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亦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915]。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

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于是恩例俸赐[916]，常均于族人，并置义田宅云[917]。

司马温公曰：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918]，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常须稍存赢余，以备不虞[919]。

右广明伦

董仲舒曰[920]：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孙思邈曰[921]：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古语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孝友先生朱仁轨[922]，隐居养亲，尝诲弟子曰：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923]，不失一段。

濂溪周先生曰[924]：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渊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925]。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仲由喜闻过[926]，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

明道先生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心要在腔子里

伊川先生曰：只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辟之干。[927]

伊川先生甚爱《表记》[928]“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语。盖常人之情，总放肆，则日就旷荡，自检束，则日就规矩。

人于外物奉身者[929]，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伊川先生曰：颜渊问克己复礼之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乎外，所以养其中也。颜渊事斯语，所以进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视箴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930]。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其听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太性[931]。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932]。闭邪存诚，非礼勿听。其言箴曰：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933]。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934]。己肆物忤，出悖来违[935]。非法不道，钦哉训辞。其动箴曰：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厉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纵欲惟危。造次克念[936]，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势为美官[937]，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横渠先生曰：学者舍礼义，则饱食终日，无所猷为[938]，与下民一致，所事不逾衣食之间，燕游之乐尔。

范忠宣公戒弟曰[939]：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也。

吕荥公尝言：后生初学[940]，且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皆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贵贱寿夭之所由定也。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盖自攻其恶。日夜且自点检[941]，丝毫不尽，则歉于心矣，岂有功夫点检他人邪？大要前辈作事，多周祥；后辈作事，多阙略。

恩仇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无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后生戒之。

张思叔座右铭曰[942]：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庄，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作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书此当座隅，朝夕视为警。

胡文定公曰：人须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贵相。孟子谓“高堂数仞，食前方丈[943]，侍妾数百人，我得志不为”。学者须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坠堕。尝爱诸葛孔明，当汉末，躬耕南阳，不求闻达。后来虽应刘先主之聘[944]，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将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与后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945]，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廪有余粟，库有余财，以负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辈人，真可谓大丈夫矣”。

范益谦座右戒曰[946]：一，不言朝廷利害，边报差除[947]。二，不言州县官员长短得失。三，不言众人所作过恶。四，不言仕进官职，趋时附势。五，不言财利多少，厌贫求富。六，不言淫媟戏慢，评论女色。七，不言求觅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人附书信，不可开拆沈滞[948]。二，与人并坐，不可窥人私书。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损坏不还。五，凡吃饮食，不可拣择去取。六，与人同处，不可自择便利。七，见人富贵，不可欢羡诋毁。凡此数事，有犯之者，足以见用意之不肖，于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书以自警。

胡子曰[949]：今之儒者，移学文艺干仕进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则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艺令其子弟，朋友以仕进相招，往而不返，则心始荒而不治，万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颜氏家训》曰：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950]，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腝[951]，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952]，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忠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赒穷恤匮[953]，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小心黜己，齿弊舌存[954]，含垢藏疾，尊贤容众，苶然沮丧，若不胜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955]，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惧也。历兹以往，百行皆然。纵不能淳，去泰去甚。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世人读书，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耳。又有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陵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求益，今反自损，不如无学也。

伊川先生曰：《大学》，孔氏之遗书[956]，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其他则未有如《论》《孟》者[957]，故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凡看《论》《孟》，且须熟读玩味，将圣人之言语切己，不可只做一场话说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958]

读《论语》者，但将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959]

横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

六经须循环理会[960]，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吕舍人曰[961]：大抵后生为学，先须理会，所以为学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语一默，须要尽合道理，学业，则须是严立课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须读一般经书，一般子书，不须多，只要令精熟。须静室危坐，读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须要分明。又每日须连前三五授，通读五七十遍，须全成诵，不可一字放过也。史书，每日须读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见功。须是从人授读，疑难处便质问，求古圣贤用心，竭力从之。夫指引者，师之功也；行有不至，从容规戒者，朋友之任也。决意而往，则须用己力，难仰他人矣。

吕氏《童蒙训》曰：今日记一事，明日记一事，久则自然贯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则自然浃洽[962]。今日行一难事，明日行一难事，久则自然坚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前辈尝说后生才性过人者，不足畏，惟读书寻思推究者，为可畏耳。又云：读书只怕寻思，盖义理精深，惟寻思用意，为可以得之。卤莽厌烦者，决无有成之理。

《颜氏家训》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济阳江禄[963]，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964]，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所点污，风雨虫鼠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辞义，及圣贤姓名，不敢他用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者。非是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965]，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966]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

史蒙卿、程端礼的教育活动和读书理论

程朱理学，虽然在南宋时期已由朱熹集其大成，但真正确立其法定地位，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普遍地指导社会生活却是在元代。朱学在元代“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贰。”[967]朱注《四书》成了唯一法定的国家统一教材和士子的必读书。仁宗皇庆二年（1313）订定科举制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取士的统一标准和根据。“设科取士，非朱子之学者不用。”[968]朱学成了仕途唯一的途径，从而使得陆学传人也不得不“以朱变陆”。因而，终元之世的教育，不仅官学和科举，就是书院的传授也以程朱理学为主。这也是元代书院的一大特征。

在宋末元初，程朱理学作为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地位的奠立过程中，史蒙卿和程端礼师生二人的书院讲学活动和书院读书理论，对于完成浙东四明学风以朱变陆的过程，使程朱理学精神在元代学校教育中得以贯彻，使元代教育纳入程朱理学教育的轨道，以及对于从书院的教学组织实施上保证和促进元代书院的官学化（规范化、统一化）进程，都有着直接和深刻的意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四明学风及其源流与特征

谈到史蒙卿、程端礼，就不能不谈到四明学风，因为史、程都被称为是“四明”（浙东四明山一带，甬水流域。或称“甬上”、“甬东”、“浙东”等）学者。缘自南宋偏安以来，东南地区为政治文化中心和学术思想活跃之地，四明学风直接影响着宋末元初的学风，史、程的教育活动主要即在这一地区。而谈到四明学风就不能不谈到朱陆之异。因为宋末元初的四明学者普遍是传陆学的，而朱学在南宋末曾遭禁止，列为伪学。元初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即是要以朱变陆。

陆九渊和朱熹本都是讲心性之学的，但又有许多不同之处。陆九渊以“心”为宇宙的本质。他说过：“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969]宇宙（时间和空间）本是万物的存在形式，而与“心”相等，则“心”即成了事物存在的唯一形式。他也讲“理”，但他的“理”与“心”是同一个概念，也是事物的存在形式而不是事物的属性。他说：“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970]朱熹则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先在法则，它派生一切，“心”也是“理”所派生的。由此引出朱、陆两家在认识论和教育论上的差异。陆九渊从“心即理”出发，否定人的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吾心”所固有，因而用不着在客观事物中去寻找知识、认识真理，只要发明本心，认识自己即可认识大千世界和终极真理。他说：“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昔之圣贤，先得我之所固然者耳。”[971]既然万物皆备于我，则为学之道，就在于恢复本心。一个人恢复了本心，便得了一切，既用不着研究客观事物，也用不着读书。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972]而朱熹则主张格物穷理，先做下学工夫，从读书入手，主张先泛观博览而后豁然“贯通”，归之于对原则和真理的直接把握。这与陆九渊的直指本心，先立其大者，主张先发明本心，从原则出发，然后使之博览的为学入手的路径是很不相同的。这也就是“鹅湖之会”的主要分歧。此外，朱熹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醇儒”（标准的人），而陆九渊只提“做一个人”，（现实中具体的合乎标准的人），他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己，非有为也。”[973]这种人不只具有人的形体，而是要不失本心，“要当轩昂奋发，莫凭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974]

南宋末年，甬上学者皆传授陆学，所谓“浙东学者，多子静门人。”[975]直指本心，先立其大，以成人为目标，因而不以读书为务成为他们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而元初四明学风以朱变陆主要也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的。

陆学在南宋书院讲学中本曾盛极一时。应天精舍学者愈数千人。后来象山书院一脉传人很多，大都集中在两地：一是江西，一是浙东。江西门人多是簇拥象山讲席，着力于构筑陆派门户，对陆学学旨没有多少发明，以傅梦泉、邓约礼、傅子云等为首，史称“槐堂诸儒”。《宋元学案》有《槐堂诸儒学案》述其学术渊源。浙东传人折服陆氏“本心”之说，著力于陆九渊心学旨趣的阐发，以杨简、袁燮、沈焕、舒璘四人为代表，左右四明学风。四学者活动和影响的慈溪、鄞县、奉化一带地处四明山麓、甬江流域，故后人称之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976]他们都是传陆学的，常常开讲会，盛况超过槐堂。朱熹的门人陈北溪在回陈师复的信中说：“浙间年来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简）袁（燮）贵显，据要津唱之。”《东莱学案》也说：“时明州诸先生多里居。慈湖开讲于碧沚，沈端先讲于竹洲，絜斋则讲于城南之楼氏精舍，……其于诸讲院，无日不会也。”他们都以陆学为宗旨，大力倡传，使甬上陆学盛极一时。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述其学术渊源说：“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盖本乾淳诸老一辈也。”[977]“甬上四先生之传陆学，杨、袁、舒皆自文安（陆九渊），而沈自文达（陆九龄）”[978]可说都是陆学的嫡传。在他们四个人中，杨、袁的辈分资格比沈、舒低，但学术影响却比沈、舒早，也比沈、舒大。全祖望在《广平定川学案》中两次提到：“甬上四先生之传陆学，杨、袁以显达，其教大行，然较其年齿资格，则在沈、舒之下。”“杨、袁之年辈后于舒、沈，而其传反盛。……然舒、沈之平实，又过于杨、袁也。”他们为学讲论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陆九渊的“本心”、“大本”，提出所谓“心之精神”作为讲学的宗旨。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分析四明四先生的学风旨趣，指出：

杨简、舒璘、袁燮、沈焕，所谓四明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谓之圣”一语，而絜斋之告君，亦曰“古之大有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以心之精神而己。”可以观四先生学术之同矣。文信国（文天祥）云：“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定川（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絜斋（袁燮），玉泽冰莹。”一时师友，聚于东浙，鸣呼盛哉。

“心之精神”成了他们为学讲论的中心话题，由动静云为的修炼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风姿，是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格物致知，读书明理对于做一个人来说，却并不是必要的。杨简认为“心之精神”，是人的一切价值活动的根据和立足点，“此心即道”。要保证这种道本之心，最重要的，就是要“不起意”，人的一念之差，就会失去道本之心：“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979]“人性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980]而所谓不能起的“意”，即是“利心”、“私心”、“权心”等利害得失之“心”。只要人没有这些利害得失之心，即保有“此虚明不起意之心”，则一切动静云为，“自然无所不照”，因此，一念之起，就是为学修行的关键，它是从书上学不来的。读书对于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来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他认为，“六经”皆只是心的直接表现而已。他说：“变化云为，兴观群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直而达之，则《关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鹊巢》婚礼天地之大义，本心也；《柏舟》忧郁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而品节焉，《礼》也；其和乐，《乐》也；其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达于政事，《书》也。”[981]在这里，他比他的老师更走极端。

陆九渊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书还是要读的。他则完全否定读书，在意念上做工夫，脱离经传而直接指向本心。这一方面虽然使人的心性修养从书本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少了许多教条的约束和形式化的虚浮；但另一方面又使人的品德修养失去价值标准和行为依据。所以，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指出：“慈湖……不能如象山，一切经传有所未得处便硬说辟倒，此又学象山而过者也。”[982]袁燮较之杨简的“泛滥夹杂”，虽然也算是“有绳矩”，[983]但仍然是主“心”教的。他说；“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说：“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984]舒璘在四先生中被看成是与朱学有牵连的人物。全祖望《广平先生类稿序》中曾说，舒璘的学术渊源于他岳父童持之，而童是杨文靖的高弟，而杨“受业于张公南轩（张轼），因偏求于晦翁（朱熹）、东莱（吕祖谦）而卒业于存斋。”

但他仍被时人和后世学者看成是“真有得于陆”的人，认为他在传陆学者中的地位，有似于勉斋（黄干）在传朱学者中的地位。[985]（《广平定川学案》引冯云濠案语）他也明确地提出过发明本心是为学大旨，所谓“本源既明，是处流出，以是裕身则寡过，以是读书则蓄德，以是齐家则和，以是处事则当。”[986]故其论学，少谈抽象的学理，而多重根绝利欲，立身清介的品质涵养。他说：“某愚不肖，动不知学，溺心利欲之场，以为读书著文但为科举计。既冠，游上庠，获见四方师友，耳闻心受，皆古圣贤事业，乃始渐知曩曰之陋，勉而企之，因不能进，中夜以思，觉好乐贪羡之心扫除不尽，是心终之获与圣贤同。”[987]沈焕渊源于陆九龄，走的也是陆九渊的心学路数，认为“心”是人的根本：“余观人之心，精诚所达，离天高地厚、豚鱼细微，金石无情，有感必通。”[988]因而他也主张修养在于“先立大本”，为学在于“要而不博”。他说：“吾儒急务，立大本，明大义耳。本不立，义不明，虽讨论时务，条目何为。”[989]“务识大体，非圣贤之书未尝好，史籍繁杂，采取至约。以为简易工夫，要而不博。友人向伯升博通诸书，遗诗箴之曰：“为学未能识肩背，读书万卷终亡羊。”[990]沈焕的这种学风旨趣，对袁变有着直接的影响。袁燮曾经在写给沈焕的信中，回忆自己怎样受到沈焕“植根本”、培“精神”的指教而放弃了“务记览”以读书穷理的为学道路的。他说：“如予与君往还时，方务记览，耻一不知，日夜劳苦。君为予言：吾儒之学，在植根本，无妄敝其精神。予恍然异之。听君议论，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轨通衢，而反视余所习者，索纡缭绕，直荒蹊曲径而已。乃弃其旧业，精思一意，求所为根本者。”[991]对于读书，沈焕“每称陶靖节读书不求甚解，会意欣然忘食，此真读书者。”[992]于此可见其读书观之一斑。

陆学在浙东盛极一时，它因甬上的陆学传人（主要是槐堂诸儒及甬上四先生）的宣扬而兴盛，也因他们的荒弊而衰落。其直接原因就是，在陆九渊是以发明本心为入门，并不废弃读书，《东发日钞》说：“象山之学，虽谓此心自灵，此理自明，不必他求，空为言议，然亦未尝不读书，未尝不讲授，未尝不援经析理。”《王阳明语录》中也说到：“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明理。”只是要人以心读书，以经注我，而浙东陆学传人则走向极端，以发明本心为究竟，直至废书不读，除“悟”以外无他事，使为学之道走进了“空虚寂寞”的死胡同，黄百家称之为“狂慧”，他在《东发学案》中说：“当宋季之时，吾浙东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这种情况，全祖望也指出过。他曾说：“槐堂论学之旨，以发明本心为入门，而非其全功，……槐堂弟子多导前说，以为究竟，是其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993]这种放弃读书，直追心迹的为学之方，受到当时及后来学者的广泛批评。朱熹的学生陈淳就曾公开指其为“异端”、“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以为妙诀，又假托圣人言，牵就释意以文盖之。”[994]在四先生中，受到批评最多的是杨简。陈淳在《答陈伯藻书》中，就指出杨简不重读书的缺憾：“杨敬仲持循笃而讲贯略。”全祖望说：“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而坏其教者实慈湖。”[995]这坏其教指的就是以发明本心为究竟。他说：“发明本心，陆氏但以为入门，而文元遂以为究竟。故文元为陆氏功臣，而失其传者亦有之。”黄宗羲也指出杨简废书不读，只是“克私意”，“以不起意为宗”，于其行事，不如朱熹于“意”有是非之分行事可靠，“所以自视宵汉，悠悠过目下梢，只成得个狂妄也”（《慈湖学案》）。这种为学之方只能走向“狂妄”一途。黄百家说：“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996]袁蒙斋《记乐平文无遗书阁》也指出，杨简虽然“平生履践，无一瑕玷。处闺门如对大宾，在暗室如临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谨，未尝须臾放逸”，但读书论文却有乖圣道，“若夫掇拾遗论，依仿近似，而实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敬之哉。”[997]

本来，杨简的不重读书，实是针对当时朱学的泛滥辞章，唯以读书讲论支离事业为务的流弊而来，实属不得已，“特以当时学者沈溺于章句之学，而不知所以自拔，故为本心之说以提醒之。盖诚欲导其迷途而使之悟。”[998]但他这种方法不仅使后学弃书不读，以悟为宗，而且直接导致了陆学的衰落。杨门后学“乃凭此空虚之知觉欲以浴沂风雪之天机，屏当一切，是岂文元之究竟哉。”[999]“岂意诸弟子辈不善用之，反谓其师尝大悟几十，小悟几十，泛滥洋溢，直如异端，而并文元之学而诬之，可为浩叹者也。”[1000]

上述四明学风，陆学虽曾盛极一时，但到宋末元初，由于陆学末流本身的流弊而走向衰落了。到了元初，朱学得到提倡，开始盛行，四明学风以朱变陆就自然成为学术上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提了出来。而这一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强调读书，强调对文献的学习和研究，强调从经典出发来体会和把握人生。完成这一课题的主要有三个人，这就是史蒙卿，黄震、王应麟。黄百家在《深宁学案》中说：“四明之学，以朱而变陆者，同时凡三人矣，史果斋也，黄东发也，王伯厚也。”他们三个人，或因家庭或朋友关系，都有陆学渊源，却又都摆脱陆学而宗朱学，并且不是一般的拾朱熹牙慧的宗朱派。因此，他们的学术和教育活动，对四明学风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特征即是注重文献，强调读书明理、明体达用。

三个人中，从自觉地扭转学风来说，首先是史蒙卿，但从作用和影响之大，却在黄震和王应麟。黄震，字东发。他虽不赞成“心学”，但却参加杜洲的讲会，对杨简的学行也都有称道之处，但他却是主朱学的。全祖望说：“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所著《东发日钞》百卷，极受有识学者的尊崇，对陆学末流不读书的做法是一个明显的否定。黄百家说：“《日钞》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1001]黄震不搞心法，注重文献。全祖望在《泽山书院（作者按：纪念黄东发而建的）记》中说他：“所造博大精深，”又说他“独得之遗籍，默识而冥收，其功尤巨。试读其《日钞》、诸经说，间或不尽主建安旧讲，大抵求心之所安为止，斯其所以为功臣也。”出陆而宗朱，才是真正对朱学有所发明和建树的。王应麟，字伯厚。他的父亲就是史蒙卿的祖父史独善的弟子，是直接传陆学的。他自己是王野的门人，王是真德秀门人，应该说是宗朱学的，但他又曾少师楼昉，楼是吕祖谦的大弟子，所以，全祖望在《深宁学案》中说他“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王应麟也十分重视文献，经史百家、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尤熟习掌故制度，主要著作有《困学纪闻》、《玉海》等，都是文献学的巨著。他曾批评当时不注重文献制度的学习，“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1002]他在文献方面的成就，令时人及后人瞩目。阮元作《学海堂集序》，即把王应麟列为专精史志的代表，“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

此外，北山学派的金华四先生何基（北山）、王柏（鲁斋）、金履祥（仁山）、许谦（白云）对于四明朱学的建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都是金华人。何基是黄干的学生，王柏因何基受学于黄干又投何基门下。金履祥是王柏的学生，又因王柏而入何基之门。许谦是金履祥的学生，他们都是黄干一脉相传的，自然是宗朱的。全祖望说：“勉斋（黄干）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1003]他们都在浙东一带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何基和王柏都任过丽泽书院的山长。他们对四明学风的转变无疑有着直接的积极作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宗朱而不墨守朱说，注重读书和文献研究，对朱学有所发展和创新。这对于朱学在元代的展开有着实际的意义。《宋史·何基传》说：“基淳固笃实，绝类汉儒。虽一本于熹，然就其言发明，则精义新意，愈出不穷。”王柏不轻信，与何基反复问辩，对朱说尤多创见。

黄百家在《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说：“鲁斋之宗信紫阳，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为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指朱熹之增补《大学》“格物致知”之传）；于《中庸》则以为汉志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此外，他还有天文考、地理考、大尔雅、六义字源、帝王历数等著作。被称为“明体达用之儒”的金履祥。“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毕究。”[1004]所著《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牴牾……世为科举之学者，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1005]认为他这种有所创发，才是朱学的真传。此外他还有历史巨著《通鉴前编》，表年系事，极为精审。《元史·许谦传》称许谦“于书无不读，究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则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

可见他也不是死守故训的朱门子弟。此外，他对考订也很用工夫。《读诗集传》有《名物钞》八卷，正其音释，考其名物度数，以补先儒之未备。“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货刑法、字学音韵，医经术数之说，靡不该贯，旁及释老之言，亦洞究其蕴。”

综之，从史蒙卿、黄震、王应麟到北山四先生，以朱熹的学术思想和下学上达的为学之道为标榜，纠正陆学末流的废书不读、空言悟本的学风，对宋末元初四明学风的丕变和朱学的确立，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四明之学由此走上了程朱理学的轨道。

（二）史蒙卿、程端礼的讲学活动、学术渊源与为学宗旨

在四明学风以朱变陆的过程中，直接发挥作用的，当首推史蒙卿，关于史蒙卿的教育活动及思想资料，现存的已极少，详细情形也已很难弄清。根据现存较早的可信资料，如袁桷的《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蒋学镛的《鄞志稿·儒林传》来看，只知道，其先世中，与学术有关的，只有他的祖父史弥巩。“以儒学致显，当贵时，独卑退自持，先人称为独善先生。”[1006]独善先生是正宗传陆学的，其兄弟辈如史弥忠、史弥坚、史弥林等，都是杨、袁门下杰出人物。[1007]王应麟的父亲即出其门下。史蒙卿（1247—1306），字景正。据说“生而奇颔秀目，七岁善属文，年十二入国子学。通《春秋》、《周官》经，复兼词赋”。[1008]父出任湖北提刑，蒙卿往归省，即从巴川阳公岊学《易》、《春秋》一年，“复归国学，”受到太学祭酒江万里、参政杨挺时的器重。咸淳元年登进士弟，授景陵主簿。此后做了十来年幕僚。在仕途生活中，他比较善于融通上下级关系，善于说服人。咸淳十年改江阴教授，开始从事教育活动，后复改平江教授（《宋元学案补遗》称“尝授平江首郡博士”），入元遂不仕，袁桷铭其“贞洁陆沉，志裂金石，”自号静清。晚岁历厄穷，设教于乡，讲道不辍，所谓“执丸障澜，尽瘁不休”，欲以教学逞其报国之志。从学者盖众，《宋元学案补遗》说：“家贫无资，门弟子执茅者，屦交户外，”程端礼兄弟即是在这时候从学的。后来又在天台山隐居讲学八年，大德十年七月某日卒，享年六十。史蒙卿与书院讲学也很有关系。在他身前未见其有书院活动，死后有甬东静清书院，是祭祀史蒙卿的。《鲒亭集外编》卷十六有《甬东静清书院记》详道其事，是程端礼的父亲改造郑安晚祀其师东莱门人楼昉的旧房而成的。此外，他还留有《果斋训语》一篇，讲读书之道，似乎是对书院教学而发的。

史蒙卿的直接学术师承，全祖望说：“莲荡㬊氏之学传于阳氏，阳氏之学传于吾乡史氏，即静清也。”又《宋元学案》卷六十九《沧州诸儒学案》（上）也说㬊徐“字亚夫、号莲塘、涪陵人……受业文公，所著有《孟子注》今佚，门人阳枋、阳岊。”《宋史》“史弥巩”中附说史蒙卿是师承巴川阳恪（以斋），梓材在《静清学案》引中力辩其误，并举出程端礼、袁桷、黄文献的证述。指出，程端礼在识读书工程纲领后说过“果斋先生早师常德小阳先生、大阳先生，阳先生师涪陵㬊先生，㬊先生师朱子，未尝言及以斋。”程端礼是史蒙卿最有成就的入门弟子，从其学者多年，其说应该是可信的。袁桷作的墓志铭也说是“从巴川阳公岊学《易》、《春秋》”。黄文献亦说：“继朱子之学者，自㬊氏渊（徐）、大阳先生枋、小阳先生岊以至于史氏”。因此，“知先生所受业者小阳先生，非小阳之子。”则史蒙卿的学术师承应是朱子→㬊徐→小阳→史蒙卿，则其学术宗旨应是宗朱学的了。所以全祖望在《静清学案》开头就按语指出：“四明史氏皆陆学，至静清始改而宗朱。渊源出于莲荡㬊氏。”

从学术旨趣来看，一方面，史蒙卿基本上坚持朱学的下学上达的道路，求明体以达用。《静清学案》说：“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袁杨。其言朱子之学，自黄东发与先生始。黄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务明体以达用。著书立言一以朱子为法。”因此，他注重读书、注重文献的学习与研究，主张读书以明理而导行，明体以达用。袁桷《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称他“于诸经穷探微旨，证坠缉缺，不溺于谀闻。剖释正大而折衷，一归于前哲，论古今得失，心探情伪以暴其罪。正色愤然，若造庭而受其责也。”可见其对待文献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并且把读书与做人的修养联系起来，认为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做人的修炼过程，这是很有意义的。《邓巴西文集》中有一篇为《静清集》作的“序”，其中也极力称道史蒙卿本于关洛、穷探朱程理学微旨的学风及对朱学在元代展开的积极意义。他说：“先生蚤知覃思，六经长益，隽永关洛之绪言，以推穷化几，探索理奥，故其言精核雅赡，可规古作者之林。譬之美曲以为酒醴，均律吕以中琴瑟，有本者固如是。”这是直以史蒙卿为宋学正宗嫡传了。同时，他对当时的科举程文，不重实学，也极为反感。袁桷《庭述师友渊源录》说他“拙程文，默诵《五经》”。

他认为，正是当时的人才选拔方式，特别是教师的选拔，以科举落榜者充之，造成了当时不务实学的虚诞学风。他说：“斯文剥衷余数十年。师表郡县学者，应格则得。未尝于其人。后生不说学也未尝知学。剔伪务实而挽之，古子宜勉焉，非可以虚谈异。”这显然是针对陆学末流以空谈为务而言。

另一方面，对于朱子之遗教，他并不墨守成规，踵袭固滞，而是注重有所创发，求心之所安为止。袁桷在其所作墓志铭中称他正因为不“固陋株守”，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学术成就，视其为真传朱者。他说：“士常患固陋株守，皓首不悟。先生识是以窥渊懿，经纬一原，合师友之旨，充而弥实，确而不懈，故其成就若是”这就是说，史蒙卿的学术特征即在于在坚守朱学的基本思想原则、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对朱学加以融通、原合，出入创发。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王应麟有些不同。所以，袁桷在《庭述师友渊源录》中说他：“其学喜奇说，礼部尚书王公多传授之，卒以奇不合于王公。”全祖望也说：“尝闻深宁不喜静清之说《易》，以其嗜奇也。则似乎未必尽同于朱。”[1009]但他又认为，史蒙卿的所谓“未必尽同于朱”并不是对朱学守之不纯，也不是他的朱学的驳杂嗜奇，而正是不墨守朱学成训，对朱学有所发展，才是真正懂得宗朱学的做法，而袁桷以“嗜奇”来解释这种“未必尽同”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史蒙卿之说经与王深宁的不合，则正好“可知静清虽宗主朱学，而具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正如东发亦宗朱学，而于其先，后天图说，改之甚力，盖必若是而始为硕儒。不善学者，但据一先生之言，穷克尽气，不敢少异，而未尝顾其心之安否，是为有信而无疑。学周之道，未之有也。”（袁桷）“以为好奇，是尤不知静清者也。”[1010]邓巴西序《静清集》也说：史蒙卿“所论河图治书，足以抉先儒未发之蕴，又以见学者踵袭固滞，宁使先圣王之旨郁而不彰者可悲也。”足见当时及后人对他的这种宗朱的学风和方式，都是持肯定的态度的。

史蒙卿对朱学的提倡和发挥对四明学风的以朱变陆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在陆学传人众多、风气蔚然的甬上首倡朱学，以纠正陆学末流的偏敝。蒋学镛《鄞志稿·儒林传》（上）说：“淳熙四君子，俱师事陆象山，故四明后学皆宗金溪。自黄文洁及蒙卿私淑考亭。”从家学渊源来说，如前所述，四明史氏全是传陆学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首倡朱学尤其显得艰难可贵。因而，当江汉金仁山之学已广泛传播，“俎豆泽宫”之时，史蒙卿却仍在孤独寂寞中，无人“撷溪毛以问之。”对于这一点，全谢山也深有感触。他说：“先是，吾乡学者，杨袁之徒极盛，史氏之贤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独善先生、和旨先生、鸿禧君、饶州君，皆杨、袁门下杰然者也。静清为独善孙，始由巴陵阳氏以溯朱学。当时只轮孤翼，莫之应和，而黄提刑东发出焉，遂稍稍盛。朱学之行于吾乡也，自静清其功大矣。”[1011]袁桷《静清处世史君墓志铭》也指出史蒙卿兴四明朱学的首倡之功：“时四明之学，翻祖陆氏而崇袁、杨，及沈焕、舒璘继起，复主其说。能表章朱子之学者，自蒙卿始。”黄百家也说：“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子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而为之一变。”[1012]二是他培养了程端礼、程端学兄弟，使四明朱学后继有人，能继其志。蒋学镛《鄞志稿·儒林传》（上）说：“程畏斋兄弟守蒙卿绪言，而四明又盛言朱子矣。”这对于纠正四明陆学末流废书不读，空谈悟本的流弊有着实际的意义。

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其先世的情况已很模糊，据黄溍为他所作的墓志来看，只知道其先世由都阳迁至都县（今浙江宁波），曾祖父、祖父、父亲都在平江做过地方官。据《元史·程端礼传》和《元儒考略》卷三说，程端礼“幼聪悟纯笃，十五岁，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青年时代及从学的情况已不清楚，似乎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入过太学、国子学之类。入仕以前大约就师从史蒙卿学习，似乎也有一些家学渊源。戴表元《送程敬叔教谕赴建平》诗说：“尔之王父东诸侯，朱门行马高修修。严君家学又继美，少年乡书推上游。”可见他是在家学和乡塾中学习成长的。他似乎也去参加过科举考试，学成后由人推荐在广德之建平、池州之建德两县做过儒学教谕。他自己曾回忆说：“余至大（1308—1311）间教建平。”[1013]“皇庆（1312—1313）间教池之建德。”[1014]据说他很注重为人师表、启发诱导。《宋元学案》说他“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在建平时，县尹王起宗日率僚友听其论说，并命其子王楚鳌受其业。王楚鳌后来出入台阁，为时之名人。在这之后，程端礼又做过信州稼轩书院和建康江东书院的山长，时间较长，也是他一生教育活动的昌盛时期。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都是江东有名的书院，保留着宋代理学家们自由讲学的遗风。特别是江东书院，本为里人所建，在江宁府治，面临秦淮河，吴澄曾在那里讲过学。书院留心学术，提倡朱学，有着良好的读书论学之风。程端礼由“有司台府之命选辟，……以阐教事，学者翕然知所宗仰。”[1015]也是他书院活动的鼎盛时期，据说文宗这时在行营中也曾遣近侍子弟来学，并“赐以金帛牢醴，礼遇甚至。”[1016]这一时期有《江东书院讲义》一篇，详细阐述书院读书的原理原则，是一篇关于书院教育的专论。其主要论学著作《读书分年日程》（《元史》等称为“读书工程”）也主要作于这一时期。则这一时期又是他书院教育理论的重大建树时期。在《送冯彦思序》中他回忆说，皇庆间，他在建德执教时即有自己的“明经作文”之法，延祐（1314—1324）间开科举时，“余首遵科制，参诸子读书法，以其先后本末节目，分之以年，程之以日，悉著于编，以为学校教法。”书前现存有延佑二年自序，但那时却“藏之经阁”，直到后来“主江东书院”时，才受人请求而施之书院教学，以训迪诸生。《送王季方序》中也有他在江东书院按“读书工程”施教的记载：“余因以辅汉卿所萃朱子读书法六条以辅其志，仅二年，四书易经传注通念晓析，同学者不能及远甚。”他还有一篇《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议及书院的一些问题，也是他书院教育活动的结晶。这之后，因工作勤奋、累考及格，被上名中书授钻山州儒学教授。秩满，以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在这期间，还曾有平章政事赵凉、御史王理举荐他教国子学；御史赵承禧举荐他提举儒学，都未得遂。晚年设教乡里。讲学不辍，“学者及门者甚众”，[1017]并且教化一方。黄溍所作墓志说：“先生归后，郡守王侯元恭踵门礼请先生。学者师帅，闻及帝郡，讲行乡饮酒礼，皆俟先生讨论而后定。”直到他临去世之前，在病重之中。“客有将上京师者，过而言别，相与论宋季事，娓娓不倦，”终致疲惫过度而去世。他临死时还注重到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师表意义。弥留之际，他“目己瞑而头稍偏，门人乐进曰：先生头容稍偏矣！复张目端坐而逝。”[1018]可谓一息尚存即为教不止。卒年七十五。

在程端礼的一生教育活动中，他还十分重视地方教育设施的基本建设，表现出超凡的教育管理的兴趣和才能。他说：“余以……在江左学校四十余年，职思其忧，以为教之根本在乎朱子读书法，养之根本在归侵田赡学之士日裕”，[1019]把教育基本建设看成培养人才的根本问题。在建平，他“增学舍以居其徒，尽复民所占田”，使学田由三百亩扩大到一千亩，保障了学校的正常经费；在稼轩书院时，争回了所有被人占据的前贤遗迹和校产；在钻山，新修庙学，巧妙地与地方豪右斗争，夺回了学校的地产并索赔了损失；在鹅湖书院修了群贤堂，崇祀程朱学统人物，宣扬朱子之学；归家后，帮助地方教官整顿“义凛”，使贫困的“仕族儒家昏丧之不给”者得“实受其惠。”[1020]这些对实际教育都有着现实的积极作用。

在学术渊源与宗旨上，程端礼是直接师承史蒙卿而传朱学以变陆学的。《新元史列传》说他：“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氏之学，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传朱子之绪论。”但他又被时人看作是比史蒙卿，黄震一辈更纯粹的朱学者。全祖望《静清书院记》说：“其足以辅翼二许者，吾乡程敬叔兄弟最醇。……敬叔兄弟得之静清史先生。”黄晋卿跋“读书工程”，甚至认为他是直承考亭门人。他说：“敬叔以文学行谊高一时，其传盖本于考亭门人㬊氏。”程端礼作为“更纯粹”的朱学者，主要即在其“读书工程”完全贯彻朱子读书精神，将读书以明理，以求明体以达用切实地课程化了。《元史新编》说他“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穷理读书之指。”《元儒考略》称：“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氏之学，而朱熹之学不行于庆元。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适用之指。”都说明了程端礼志承乃师，在四明学风以朱变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人曾有以河南二程再出来比拟程端礼兄弟在元初四明朱学宗传中的地位和作用。《元史类编》说：“时人有二程之目。”黄溍所作墓志说：“人比以河南程氏两夫子云”。《子渊诗集》卷五《哀故程敬叔》说：“甬东百家邑，人物萃精英。近者翔三凤（原注：鄞薛景春、史驹甫、程时叔三先生同膺乡荐，时人号为江东三凤。教授苑桂发请札云：河东之三凤重鸣，洛下之二程再出），于今数二程（原注：敬叔、时叔兄弟齐名，人称之为后二程）。读书时有法（原注：著读书纪年工程刻行于世），讲贯旦能评。……德尊群老列，坐有五经横。”这种横经论学、讲贯求用的学术风姿与陆学末流的但“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是大异其趣的。黄南山《先贤畏斋先生赞》也说：“考亭鸣道，先生有传。损倡廉和，伯仲后先。住王之才，希圣之学，四方仰之，二程出洛。”可见时人对他学风的肯定。

总之，史蒙卿和程端礼师生二人为纠正四明陆学末流废书不读，空谈悟本而流入“狂妄”的偏弊，都出陆宗朱，提倡程朱理学的讲贯精神，而在他们的教育活动和学术宗旨上，对于四明学风的以朱变陆来说，其最大的特征和成就即在于强调读书。

（三）“读书工程”——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元代书院重视讲学读书，史蒙卿、程端礼尊崇朱学，强调读书，是其学术和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读书工程”，即《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的制定是对元代书院教育的一大贡献且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从理论渊源上讲，陆学末流放弃读书，空悟人生导致的流弊是程朱理学受到重视的学术原因，而从现实来看，南宋以后，官学教育的流弊，学校教学制度的不完善和学校教育的失教，而当元代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必然要求学校教育走上有秩序、稳定、规范的运行轨道，又是读书之风形成的客观历史原因。南宋以降的官学腐败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学官不良，师道不立。二是教学制度不备，学校失教。清代吴尚友在《回澜书院记》中指出“儒学诸生与司铎往来颇疏。或有因试事而两月一见者矣，或有路远而终岁不得一见者矣。”这实质上是无教学可言。而元代书院正是受到此一刺激而产生和发展的，所谓庠序之教不修，则立精舍以为讲习之所。所以往往学校兴则书院不盛，学校不立则书院大昌。吴尚友《回澜书院记》批评官学的腐败后，极力赞以书院的讲学读书之风：“萃生徒于一堂，昼有讲，夜有读，讲业请益，订期角艺，无风雨晦明之间，有赏奇析疑之乐。”书院以学术大师直接教授生徒，学生都是慕大师的道德学问，不避千里，拜门入墙，不存在师道不立的问题。而且书院教学严谨，以传授学术为主，读书讲学的空气十分浓厚，与只管考课的官学很不相同。所以，程端礼认为，相对于官学来说，书院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也应该是讲学读书，书院就是因为官学失教、唯考课是务而由“前代志道之士”讲学读书而产生的。他在《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中分析书院的产生说：

余谓自后世所教与所宾兴者，一非先王三物之旧。州、县学之设，虽或如前日之盛，有司所以劝勉督程者，不过趋其文辞之工以要人爵。故所得之士，不惟德业无以追配古昔之万一，而离道失望者往往有之。故前代志道之士，宁弃举业，确守师说，与其同志讲学于宴闲之地，以自脱于有司督程之外，此书院之所由建也。

正是在这一书院与读书的认识基础上，他在主持江东书院时，针对官学教育的失误而制定了他著名的、旨在指导一般学生读书自学的“读书工程”。这可以说是他“读书工程”产生的直接的现实原因。黄溍《跋进学工程》说：“易曰：君子进德修业，欲及其时也。记诵辞章云乎哉？记诵词章末矣，后生小子犹有废而弗为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书所为作也。”

从理论来源上讲，“读书工程”是以朱子的读书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综合了“朱子读书法”、《学校贡举私议》、《白鹿洞书院学规》、史蒙卿的读书“训语”和《程董二先生学则》等前代书院讲习的基本传统和成果，融合了程端礼书院讲学的宗旨和原理、原则[1021]等而制定的一个详细的读书教学课程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制定虽然并不仅仅是专门为书院教学的，但由于它集中体现了书院读书讲学的精神，所以一直是被书院教学所采用的。

“读书工程”的基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朱子的“为学之道”：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而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读书分年日程》引）

这个“为学之道”，既说明了读书的基本原理和本质，又讲明了读书的途径和方法。“读书工程”即是按照这个思想来展开的。

朱子后学辅汉卿根据朱子的“为学之道”的精神所辑的“朱子读书六法”及“先儒”的读书论对“读书工程”又有着纲领和原则的意义。他早年师从史蒙卿时，即在史蒙卿的指导下，按“朱子六法”读书。他回忆说：“余自早年受学于甬东果斋史先生，授朱子读书六法……才识虽陋，粗知兢兢固守而不敢废其一”。后来他在学校执教时，亦以此施教，并成为他订定《日程》的主要思想框架。他在延佑二年的自序中说：“余不自揆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与朋友共读，……盖一本辅汉卿所粹朱子读书法修之，而先儒之论有裨于此者亦间取一二焉。”他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也说：“惟精庐初建，端礼……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读书分年日程》卷一的前注中他也说过：“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著期限，紧著课程之说修。”胡文楷为《读书分年日程》作“跋”道：“宋朱子有读书法六条……元程畏斋因编为此书，其自称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四库全书总目》也说：“端礼本其法而推实之，虽每年月日读书程限不同，而一以六条为纲领。”[1022]但程端礼对所谓朱子读书六法又有自己的理解。一是他自己又直接从朱子论读书之法中辑了六条并有两条古人读书法来对辅汉卿的六条加以补充和把握、辅氏所辑六条是“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他所辑的六条则更具体，可以说是对辅氏六条分别作出更具体的、带实施操作性质的说明。“敛身正坐、缓视微吟”基本上是补充说明“居敬持志”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与辅氏同；“宽著期限，紧著课程”是说明“著紧用力”的；古人读书法的“未熟快读足遍数，已熟缓读思理趣”是补充说明“熟读精思”的。二是他以孔子的“博文约礼”来把握朱子的读书法，指导“读书工程”的制定。他认为“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是孔子教人的根本大法，“孔子之教，颜子之学，不越乎博文约礼二事，”也是“学者舍是无以用力之地。”他认为，朱子读书六法就是孔子“博文约礼”之教的具体化。他说：“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而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己体察之两条。盖熟读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体察即约礼之事。”他认为这就是所谓“颜子之学”的根本，所以颜子赞叹孔子善教时也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不但是世界上那些“读书其怠忽间断者”，即“其终日勤劳、贪多务广”者，他们之所以“终身无得”，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一根本大法。在他看来，朱子读书之法经他以孔子的博文约礼一贯释，就明白大悟了。它比朱子的六法更能具体地、有效地指导读书了。他自信地说：“使朱子复生，身登其门，耳闻其诲，未必若是之详且要也。”程端礼说，他在书院的教学中，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教学的。[1023]

《白鹿洞书院教条》和《程董二先生学则》对于“读书工程”的订定也有直接的借鉴作用。他认为，对于他的“读书工程”来说，《白鹿洞书院教条》是“宏纲大目”的范型，提供了“人知所用力”的途径；而《程董二先生学则》则是日用常仪训练的规范，“使人有所持循”。这两个学则正好贯通了朱子的大小学之教，合而施之，则“本末相须、内外交养而入道之方备矣”，此外，《真西山教子斋规》与“程董学则”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此外，史蒙卿的《果斋训语》对“尚志”、“居敬”、“穷理”、“反身”四个读书的基本理论范畴，引孔孟朱子之语详加论证，对于深刻理解朱子读书法，以及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对于课程和教材的选定都对“读书工程”的订定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的作用。

综之，程端礼在书院及学校教学实践中，正是以朱子读书法为指导，在综合运用前人的读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严格系统、全面完整的“读书工程”。这个“工程”作为一个实施的教学课程计划，从教育目标、学习年限；到课程书目，读书次第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具体的安排，它集中地体现了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思想：

1.读书的过程是一个人生修养和价值实现的过程

把读书与做人分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陆学末流的偏弊和弱点，元初朱学的兴起和对陆学的拨乱反正正是由此而来。史蒙卿和程端礼都重视读书，把读书放在人的生命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来加以理解。他们力主将人生的修为和实践贯彻在读书明理的基础上，贯彻在对社会和人生的经验把握和理性知解上，落实在全面体认文化传统和价值真谛的过程中，以读书来指导人生。在他们看来，读书与人生是同一过程，读书本身即是人生。人生既是读书的起点和根据，又是读书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因此，他们认为：

第一、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心理准备是正确读书的根本保证。“居敬持志”是读书的依据，也是为人的起点。它的基本理论来源是朱子的“为学之道”最后落实在“居敬而持志”。朱熹说：“心之为物，至虚至灵，神妙不测，常为一身之主，以提万事之纲，而不可以顷刻之不存者也。……诚能严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终日俨然，不为物欲之所侵乱，则以之读书，以之观理，将无所往而不通；以之应事，以之接物，将无所处而不当矣。此居敬持志所以为读书之本也。”[1024]他所强调的正是读书应心思专一，境界高远，不受外界物欲的扰乱，要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在读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史蒙卿训学，首论“尚志”和“居敬”。他认为“为士莫先于尚志”，首先要确立远大的人生目标。他所尚的志，在内容上没有什么新义，是孔子的“志学”、孟子的“仁义”、程子的“道”和“圣”，以及陆象山的“先立乎其大”的意思。但他认为，“志”是人生价值的导向，它与“流俗”和“利欲”是相抵牾的。他说：“大抵为士莫先于尚志，……言学便当以道为志，言人便当以圣为志。苟此志不立而唯流俗是循，利欲之趋，则终身坠于卑陋而不足与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为士哉！”原来学人的本质就是志向高远，以道义人生为职志者。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中也规定：“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居敬”则是“涵养本原”的工夫。史蒙卿认为，“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固有，圣贤之所以为圣贤，非自外而得之也。”人的价值的完成，成圣成贤的根据，都在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只要“端庄静一以涵养之”，使其得以自然发挥，人的本质不受干扰，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人欲自然听退”，这就是人生价值实现的保证，“以此穷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诚，乃学问之本源也。”这样，人生态度对于读书学习来说，就具有了本源或根据的意义。程端礼引用朱熹《记经史阁》的话说，许多人读书之所以失败，陷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名于禄，”读书越多，越无事功之实，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这一读书的本原，这就是所谓“不诚无物，虽勤无益。”如果人们知道“为学之本有无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待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间清明纯粹，真有以为读书之地，……则天下之理必有以尽其纤悉而一以贯之，异时所以措诸事者，亦将有本而无穷矣。”[1025]这个读书之本即是清明的本心，而清明的本心就是有“志”，“持敬”就是“志在于斯”，“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1026]这就是说，无事时敬在心上，有事时敬在事上。无事时敬在心上，是集中注意力，使心不受外界的物质引诱；有事时敬在事上，是使接人待物合于封建道德标准。读书时，思想固然不能受外界物欲的扰乱；闲暇时，也要时时想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在这里、程端礼特别强调一个“畏”字，以“敬畏”之心时常提醒，惮已守志。他自号“畏斋”，即有以敬畏之心时常提醒的意思。他认为敬畏之心，洞见隐微，是最能提契本心的。他有《畏斋箴》一篇，说明此意：“恐懼修省，严恭寅畏；夙兴夜寐，克己复礼；罔不惟畏，弗畏入畏；莫见乎隐，十目所视；莫显乎微、十指所指；毋试尔心，上帝临汝。”要求以对待上帝的神圣心态来对待人生、对待学问，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来做人，来读书。

至于“持志”，程端礼认为即是“立志”。他说，“朱子谕学者曰：‘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1027]“四书”中有不少关于“立志”的说教，但都说得比较原则。程端礼对“立志”作了较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认为读书的根本宗旨在发明义理，而不在谋求功利；读书的目的在做好人（道学家），而不在当贵人等。经程端礼这一解释，“居敬持志”实际上成了读书的宗旨和目的。欲为圣贤、欲为蒲柳，有系于此，所以是读书之首要。

在程端礼看来，“存心”、“存性”、“敬”、“静”都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它既是读书的依据，又是与人生价值的实现相一致的。人的价值的完成即在于“成性”，而“性”的本体是“静”的；又因为“心统性情”，所以，求“性”的方法就在于“居敬”以“存心”。这样“存”出来的心就是一个“虚闲静一”之心，有了这个“心”，就会动静皆定，读书得义理，为人成圣贤，是圣贤蒲柳的分水。他为云中赵去疾作《存存斋铭》道：

性与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性性之存，天与其全，知礼毕具，无异愚贤。心统性情，性体惟静，心乘气机，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动静皆定。无间无杂，始曰存存，虚闲静一，细微纠纷，弗谨弗养，千里其奔，勉强安行，圣贤是分，效天法地，道义之门。此外，他还有《存心堂铭》、《求放心斋铭》等，都阐明了人生价值与读书的同一关系。

怎样来“居敬”、“持志”呢？程端礼承袭乃师，从“静存”与“动察”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他说：“果斋先生常于座间大书‘静存动察，四字以自检点”[1028]并把这两个命题与读书问题相联系。以“静存”来说，传习理学的书院，都要求存天理、去人欲，明心以见性，因而静存内省都是很普遍的方法。程端礼的“读书工程”虽然没有规定静坐的功课，却列出程子“四箴”，朱子《敬斋箴》、西山《夜气箴》和天台南塘陈先生《夙兴夜寐箴》，要求生徒“熟悉体察。”如《夙兴夜寐箴》中有“昧爽乃兴，漱栉衣冠，端坐敛形，提掇此心，皎如日出，严肃整齐，虚明静一，乃启方册”；“方寸湛然，凝神息虑，动静循环，惟心是监”等就是静存以读书的要求。他在《朱子调息箴》。下引双峰语录注释说，静坐是存静的基本入手处，对于初学者而言，只能以“静”求“敬”，因为“为初学而言，盖他从纷扰中来，此心不定如野马，……故教他静坐，待此心宁后，却做工夫。”并认为朱子的调息方法与释氏之念佛号、数珠，道家之数息，都是同一作用，都在“收此心使之专一在此。”这也是读书的心理准备状态。从“动察”来看，“动察”即以读书所求来考察衡量要求所谓寻常应对进退之节，即人的道德行为。史蒙卿“每教学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诗揭于座右。”[1029]其诗的主旨即是“寻常应对尤须谨，造次施为莫放疏。”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中特别揭出《白鹿洞书院教条》的“修身”、“处事”、“接物”之要，《程董二先生学则》的“朔望之仪”、“晨昏之会”，要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以及《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对“学礼”、“学坐”、“学行”、“学立”、“学言”、“学揖”、“学诵”、“学书”的规定作为其读书生活中日用自持的“动察”准则。在这里面，学习的行为与生活的行为是统一不分的。史蒙卿、程端礼正是企图通过这种“静存”、“动察”的训练，为读书明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使人能正确地读书，把读书与人生过程自觉地统一起来。

第二，读书的本质是为了实现道义人生。史蒙卿认为，人生的价值虽然存在于人的本质之中；价值的实现在于本质的外化。但由于气质之偏、物欲纷杂之蔽，如果不通过读书求理，并以读书求来之理指导人生实践，就很难保证人的本质的正常发挥。他说：“天理之全体固浑然于吾心矣。然一心之中虽曰万理咸具，天序天秩，品节灿然，苟非稽之圣贤，讲之师友，察之事物，验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极至，则知有所蔽而行有所差”，因此，《大学》之教在诚意、正心、修身之前有格物致知的阶段；《中庸》在笃行之前有学、问、思、辨的过程，都是把人生实践放在读书学习的基础之上的。程端礼十分推崇颜子之学。颜子之学的本质即是成圣之学。程颐曾作《颜子所好何学论》说：“夫诗书六艺，三千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程端礼以颜子之学来概括朱子读书六法，实在也即是以道义人生作为读书的根本目的的意思。颜子不同于三千子的根本之处即在于以道义人生来指导读书。

程端礼在“读书工程”的“纲领”中，一方面引用朱熹《记稽古阁》的话说，人的价值都是内在的，“仁义礼智以为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为用”，都是人皆有之的价值基础，但由于“气禀物欲之私”的蔽障，这种内在本质“不能以自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在天地万物的运行中所具有的价值真谛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形式，那就是圣人之书。他说：“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因此，读书是“博文”的“大而急”者。他认为，由于书中都是圣贤道理、嘉言懿行。日夜专心读书，长期对越古人，就能培养人的“大本”。培养和激发出人终身受用，取之不尽的价值源泉。他说：“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他还说，《大学》的所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虽然“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但“天地阴阳、事物之理，修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吉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至于食货源流兵刑法制”等，都存之于书，“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德体用之全而上其至善精微之极”，所以“必曰读书”。必须通过外在的读书明理，“讲乎此理之实，及其浃洽贯通而自得之”，使内在的价值根据与外在的“物理”（价值真谛）贯通一致，这才能完成人生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圣人之教人“不使学者收视反听，一以反求诸心为事，而必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的根本道理。

基于这种认识，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理论都十分强调“反身”和“切己体察”，要求把读书与人生实践的目标、义务、责任等自觉地联系起来，贯彻在人生实践之中，史蒙卿指出，必须把读书“所穷之理反之于身以践其实”，在日用常行，特别是在念虑起灭之间求其当然、寻其必然。“无稍间断”地存天理，灭人欲，自能一旦豁然，成圣成贤，完善自身，实现自我：“穷则独善其身可以继往圣而开来学，达则兼善天下可以参天地而赞化育，其功用有不可胜穷者。”[1030]程端礼也指出，“必以身任道。静存动察，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始可言学。”他认为，“切己体察”的本质就是人与理的自觉统一，“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一方面，要把自己作为一个自觉的主体，放在具体的价值情景中，去体认与知解真理和价值真谛，把握圣贤之意。如读经的时候要体会圣人作经之意与自己本心的联系，读史的时候，就要把自己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去设身处地地理解历史，“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如何区处”，再把自己的这种主意与诸德的论议相比较，寻找差距.定其是非。另一方面，是要体之于身，以此实践人生，如克己复礼。如主敬行恕，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他在晚年病重之中，曾经很严肃沉痛且不无遗憾地对他的学生们说：“学问之道，俱在圣经贤传，吾尝述矣。真知实践则存乎其人，尚懋之哉！”[1031]在人的短短的一生中，实践人生价值，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还提出，士子读书学习，应该严格地履行《蓝田吕氏乡约》，“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因为这样一来，“学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实，惟恐得罪于乡评，则读书不为空言而士习厚矣”，才能真正有益于教化，使个人在社会过程得以完善。

此外，程端礼还针对社会上部分知识分子轻视为“吏”的现象，提出“儒吏一致”论的观点，作为儒者的新的人生价值观，主张把道义人生落实在具体的为官作吏的人生实践中。他认为，为官作吏本是读书士子参与社会生活、读书致用的唯一途径，将它与读书目的自觉地联系起来并给予说明，对于指导人生实践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作《儒吏说》，认为“儒”与“吏”，一为学者之名，一为仕之名，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读书学习的两个方面或过程：“儒其体也，吏其用也”。上古三代完美之世，儒行吏事，吏以儒行，作为学者来说，学用是一致的，这就是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秦汉以后，儒吏分裂，章句之儒与文法之吏各行其是，儒不愿为吏，吏不以儒行，儒术仅仅成为吏事之装饰，所谓“章句儒无以胜文法吏。”[1032]因而不能收儒吏之实效。现在朝廷推诚朱子之真儒实学，作为学者来说，就应该自觉地“以儒术而行吏事于从政”，使至人之道真正见之于生民之事。这既是儒者的责任，也是儒者的义务。儒吏二道并没有轻重之分。即使为区区“路吏”，作为一个儒者，也要尽职尽责，做一个“儒吏”。他在《送宋主簿诗卷序》中，以其“以儒试吏”为尉、为簿。为参佐的生活实践和政绩建树，批评了“儒者不可任，俗坏不可化，州县参佐不可为”的庸俗仕途观念，指出不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为儒还是为吏，都要能以儒行吏事，都应能尽职、尽言，既能为学者，又能为吏事，能移风易俗，有所建树，也就尽到了一个学者的义务和职责，这就是一个学者的价值。

2.读书学习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它必须根据人的身心发展的水平和学习内容的内在逻辑来安排，循序而渐进

朱熹《论语集注》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云：“此但言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循序”指的是修养工夫，循先“下学”（人事）后“上达”（天理）的程序；“渐进”指的是如流水盈科而后进、音乐成章而后达那样，学习也要在以前学习的基础才能有所进展。程端礼“读书工程”引朱子《答汪尚书书》的话，批评“近世言道学者”，不循“下学上达之序”，“失于太高”，“读书讲义，率常以径义超绝，不历阶梯为快，而于其间曲折精微，正好玩索处，每皆忽略厌弃，以为卑近琐屑，不足留情。以故，虽或多闻博识之士，其于天下之义理，亦不能无所未尽。”他在《读书分年日程原序》中指出读书不循序而进的危害，认为很多人为学终不能有所成，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学不努力，而在于其“失序无本”，这是学习上最令人悔恨的事情。程端礼还进一步认为，为学失序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不知为学的下学上达之序，它的本质乃在于人们的读书目的不是求道，求“真知自得之实”，而是“资正谊明道之书”以沽名钓誉，“助其谋利计功之私”，谋利干禄。所以，且不说这种人不能有成，“终身陷于小人儒而不自知，”即使一旦获取功名，走上仕途，也往往是“离道失望，贪酷罢软而不自知愧也。”[1033]随其滔滔流俗浮沉而已。

程端礼指出，不论是学校还是书院，教学读书，都必须严立课程，才能真正培养人才。如果仅仅是科举改革“宾兴有术”，在考试上将理学与举业统一起来，而“学校法未立”，则不论是人才选拔还是学校教育都仍然会走到空虚无用的老路上去，即培养不出，也选拔不出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来。他说：“学校法未立，故其所教所学，不过随其学官之所知所能，故犹不免于前日之涉猎剽窃而无沉潜自得之实。所试经义，固守反复虚演之旧格，而试官不能推本设科之深意，以救末流之弊。”[1034]没有统一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学校教育的质量就无法得到保障。他认为，只有以朱子《白鹿洞学规》“正其宏纲”，以程董学则为其“节目”，又确守辅氏所粹朱子读书六法，施之教学，才能有“造士之实”，才能与科举制度的精神相吻合。这样，不论是学校还是书院，“皆可以为藏修游息之所矣”，才能真正成为教育机关。

程端礼制定“读书工程”的最大目标，就是力图把教育目的和内容、途径和方法、课程安排与教材选择等，纳入一个有序的操作系统之中。这个“序”主要有相互照应的两条线：一是人的身心发展的水平，依此，他把人的读书生活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学前——小学——大学；二是书的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依此，他把要读的书分为三个层次：性理基础、四书五经正文和注说，文史与写作应试。并与读书的阶段紧密配合起来。

八岁入学之前是学前教育阶段，主要读《性理字训》，一方面进行识字教育，一方面进行性理基础知识教育。他说这一方法是“朱子以孙莘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1035]主要用诗歌和口授的形式进行教育。同时，在这一时期，还要进行基本的行为培养，以朱子的《童子须知》来规范儿童的早期行为。

八岁开始到十三、四岁是小学教育阶段，主要学习内容是“四书”、“五经”的正文。其读书的顺序是：《小学》书正文—《大学》经传正文—《论语》正文一《孟子》正文—《中庸》正文—《孝经》刊误—《易》正文—《书》正文—《诗》正文—《仪礼》、《礼记》正文—《周礼》正文—《春秋》经《三传》正文。这个读书次序是很有讲究的，它完全是朱熹读书思想的体现。朱熹对于读“四书”的次序和要求有过一段明白的说明：“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1036]朱熹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读《四书》有先后次序。而这个次序是从“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来考虑的，也是从“四书”理解上的难易来考虑的；第二，“四书”是一套“经典”，所谓“定其规模”，就是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理学的思想基础；“观其发越”，就是对理学义理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求得把握古代圣贤的“微妙而难见”的“道心”，即求得理学思想的极致。在《四书》的基础上，才能读“五经”。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1037]二程与学生也有过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或问穷经旨，当何所先？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1038]上了阶梯才可以登堂入室；掌握了“四书”的要领，才可以进一步读“五经”。程朱的这种读书次序，影响了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六七百年，程端礼正是翼羽其说而作是论的。同时，他在经学教育上，与一般经、注同时进行的办法也有一些不同。程端礼重视早读经正文，是想趁儿童这一时期记忆力极强的条件，使其熟悉经典原文，为下阶段的深入理解经典义理打下基础。所以、陆桴亭说：“四明程端礼有家塾分年读书法教童子读‘四书’‘五经’，先令读正文，既毕然后读注亦可。盖子弟读书，大约十岁前有记性，以后渐否。若令先读正文，虽子弟至愚，未有不于十岁前完过者。此亦读书之一法。”[1039]读书的量也要随“日力性资”的变化循序而进，“由一二百字渐增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而已”，不能过多。[1040]在这个阶段，他还特别提出要切戒作诗演文“虚费时日”。他认为，在这个阶段作诗演文，不仅会延误儿童熟记经典原文的时机，造成终身的失误，而且最易夺志，使学者着意功名，目光短浅。他说：“此正为己为人、务内务外、君子儒、小人儒所由分。此心先入者为主，终此身不可夺，不惟妨功、最是夺志。”[1041]此外，这一时期还要继续进行有意的行为培养，要求“说《小学》书，即严幼仪[1042]。”

自十五岁起，是志学之年，进入“成人”教育阶段。由此开始，“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抄读“四书”、“五经”经注、或问、本经传注，其顺序是《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或问》—《论语或问》（合于《论语集注》者抄读）—《孟子或问》（合于《孟子集注》者抄读）—《周易》（抄读）—《尚书》（抄读）—《诗》（抄读）—《礼记》（抄读）—《春秋》（抄读）。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明了圣道所以然之理，并且在这个寻理的过程中，培养起人生的“大本”。他说：“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1043]有了这个“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看史读文学作文（这个问题后面还有详论）。其顺序是《通鉴》—《韩文》—《楚辞》—学作文。他说：“为学之法，自合接续明经。今以其学文不可过迟，遂次读史，次读韩文、次读《离骚》，次学作文，然后以序明诸经”。这一步不仅仅是专为科举考试而设，更重要的也是对“四书”、“五经”的进一步的理解、消化和应用的过程。在学完作文以后，还要求立即再明一经，并且要“手自抄读”，深入体会，加以贯通。

此外，程端礼还要求将“循序渐进”的原则落实在具体的读书方法上，要求象朱熹所说的那样“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以字句言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以进度言之，“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1044]这就是说，读书时，宁可点滴积累，逐步深化，也不要好高鹜远，流于空虚。

程端礼认为，他所安排的这个读书次序，是有根有据，行之有效的，“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按照这个次序，到二十四、五岁，最长也不过三十岁，便可学业修成。他说，“世之欲速好径，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曰读书作文而白首无成者，可以观矣。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云。”[1045]

3.学习理学与完成举业毕贯于一

循序渐进的核心内容是要把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纳入程朱理学的轨道，使程朱理学精神与举业和谐一致起来。因此，程朱理学与举业在同一过程中的完成，是他订定《日程》的基本课题和循序渐进的根本依据。所以有人评说：“元程畏斋本朱子意作《读书分年日程》一编，以示学者，俾知诵数讲贯之法，其事甚易，而其效甚大且速，非为科举之士言之也。然而为科举之学者，循其法以行之，固足以免荒经蔑古之失，而渐以趋夫博闻强识之途。”[1046]

元代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教育政策上程朱理学与举业的统一，可以说是《读书分年日程》产生的再一个现实原因。在程端礼看来，程朱理学与举业的一贯，不论是对教育还是对科举来说，都是最完满的。教人读书，就是要贯彻这一精神。他在卷二中解释说：“方今圣朝科制，明经一主程朱之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开志道之士，此诚今日学者之大幸，岂汉唐宋科目所能企其万一？”但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为教失序”，“先贤教人格言大训……置之无用之地”，所以他才“敢私著于此，以待职教养者取焉”。在《日程》序言中，他也阐述过这一观点，他说：“今明经一主朱子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之士，……尚不自知而忍紊耶！嗟夫，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固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试资也。”所以，他才“不自揆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在《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中，他也指出：“洪惟国朝，自许文正公以朱子学光辅世祖皇帝，肇开文运，百年之间，天下学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经以上溯孔孟，其功大矣。贡举之制，又用朱子‘私议’，明经主程朱说，并用古注疏，经义不拘格律，盖欲学者读经，有沉潜自得之实，其所作经义能条举程朱与注疏之说，辨汉儒传注之得失，一洗宋末反复虚演文妖经贼之弊，俾经术、理学、举业合一，以便志道之士”，因此，他才“以朱子读书之法为学者劝。”

从他所开列的教科书来看，几乎全都直接来自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朱熹没有提到的，也都是后来的程朱一派人物的作品。在学前教育阶段，程端礼要求用程端蒙的《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者）取代传统的千字文之类。这是因为《千字文》作为唐宋以来的儿童识字课本，内容虽然以“夫贞妇节，君圣臣忠”之类的封建纲常为核心，但却终究比较粗俗，而且没有同“四书”中的范畴相衔接，显得缺乏理性色彩。所以，理学家们就十分重视蒙童教育的理学化，知识化、通俗化三者的结合。朱熹曾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作了普及理学教育的尝试。

程端蒙《性理字训》比较完满地实现了朱熹的意愿，以简短的文字，整齐的韵语、对仗的形式，溶铸了理学的基本范畴，使儿童谐于唇吻，易于记诵，幼小的心灵即受到理学的熏陶。初、中等教育的教材实际上主要是《四书集注》，是朱熹用毕生精力把“四书”纳入理学轨道的书，它以洗炼的文字阐述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精华，在所有阐述朱熹思想的著作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正如他的学生李性传所说，是书“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故余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1047]同“四书”、“五经”本身相比，《四书集注》与理学教育的“成人”培养目标更为接近，是一部成熟的教学用书。因而程端礼把它作为“成人”教育的中心教材。他还认为程朱派的性理教材对于“科举”选人来说，也是最适用的。他说：“春秋大义，意主夺予，孟子以来，诸家宗此，程公新裁，克己复礼，学不苟同，并可经世。”[1048]他还说：“今制本朱子贡举私议之意，明经传注所主所参所用性理制度训诂毕备，一洗汉唐宋之陋，非真读书不足以应之，诚志士千古之一快也。”[1049]强调读书，实际是要求读朱子的书。

要求读朱子的书，这原本也是以朱变陆纠正陆学偏弊的一个带实质性的内容。当年陈淳批评甬上陆学四先生不读书时，实际也指的是他们不读朱子的书，并非是任书不读。他说：“其或读书，却读语、孟精义，而不肯读集注；读中庸集解，而不肯读章句或问；读河南遗书，而不肯读近思录；读通书，而不肯读太极图；而读通书只读白本，不肯读文公解本，……异端曲学，赃证暴露。”[1050]程端礼认为，只有学程朱之学，读程朱之书，才能出“真儒”，他说“自程子朱子出而真儒之学复明；自许文贞公以程朱学光辅世祖皇帝而真儒之效复著；近年以程朱之学设科取士而真儒之道渐见于吏治。”[1051]吴师道《题程敬叔读书工程后》也指出程端礼在教材选定和教学方法上，对浙东朱学派人物的“尊信至深”的事实，认为程端礼对朱子读书法的理解和对天台陈茂卿的《夙兴夜寐箴》的重视，都来源于王柏的启发。

理学与举业的“毕贯于一”在实施上直接表现为“理”与“文”的关系问题，表现为“理”与“文”的“毕贯于一”。在史蒙卿、程端礼看来，历来文之所以有价值，即在于它能集中地表达圣贤所体会出来的天地万物的真理。程端礼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说：“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故观孔子责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可谓深戒。”

科举程文引入书院教学是元代书院的一大特色。史蒙卿、程端礼的讲学与当时一些程朱学者主讲的书院不同之处就是公开提出要学习科举程文。本来文章之事是朱子后学晒之为玩物丧志的小艺，但史蒙卿出陆而宗朱，并不与朱子后学一致。却很注重文章的写作。从读书求理与读书作文的关系来讲，史蒙卿提出要“劳于读书，逸于作文。”他说：“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扇之，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1052]程端礼在“读书工程”中，不仅设计在二十岁之前读书，不令作科举文，而且在“作科举文字之法”下也规定“读看策九日作一日”。程端礼认为“理”与“文”是本末体用的关系，所谓为学失序，本质上即理文之间本末体用的失序。因为，一方面，科举程文要求的是在“四书”、“五经”中出题，代圣人立言，所以，如果不把“四书”、“五经”正文及注释读透弄懂，不惟作文无功，连看文也难。在这里，“理”作为“本”，既是读书的思想原则，又是读书的内容和方法。因而他在作文法中要求作文“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离开了圣人之道的“文”，是没有内容的空虚之文，是故意做出来的“文人之文”，是最没有价值的“文”，只是“剽窃陈言，缀辑绮语，以夸一时而凯后誉”，“拥被而卧，三年得一联者”，穷毕世之力，所为只是无用之物。其结果只能是“言愈多而眩目，事愈繁而惑心。”“不惟无用，又以凿人之性。”他说，自《诗》以后只有朱子的诗文堪称，原因就在于朱子“不在乎诗”，“未尝有意为文”，而有移风易俗的作用。他说：“诗至七言而衰，律而坏，词而绝。……自朱子出而古诗遗意复见。盖朱子之学不在乎诗，故其作有自然之妙、讽咏劝惩之实。”[1053]因为朱子之诗文阐发了圣人之道。他说，孙叔会的诗写得好，近于朱子，即因推阐了圣人之道。他还论文说：“蜀文再变于魏了翁，了翁学程朱学，故未尝有意为文人之文而文自妙。”[1054]他这种以朱子诗文律天下的做法虽然有失极端，但他以“理”作为“文”的根本标准，对于否定虚文庸词，强调以理为文，文以载道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说：“然端礼所作，尚皆明白纯实，不轨于正，而其持论亦足以矫淫哇艳冶之弊，于文章不为无功。”[1055]

另一方面，最根本的是，读书明理所培植的是人生的“大本”，是人生与终极真理相一致的价值本源。“文”是从这本源中“流”出来的。他认为《诗》三百之所以能使“善者有以兴起善心，恶者有以惩创逸志”，使“自天子至于庶人必用之而不可缺”，能“迩之事文，远之事君”，即是因为它来自古人“易直而质确”的本心，发自“不得已”之真情。他赞扬孙叔会的诗能“从容不迫”，即是因其学从程朱，“自明而进乎诚，由孝悌以尽其性，主乎敬以求至不愧不怍之地”。因此，人生的“大本”，生命的价值存在，才是“文”的根本和灵魂。颠倒了“文”与“理”的关系，不但对读书学习作文，而且对人生都是极大的悲哀和不可挽回的失误。他说：“未曾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书无一种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入为主，终身陷于务外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1056]他认为，读书“求理”，本质上又是一个“明道”与“正谊”的过程，即体认终极真理和把握人生价值准则与真谛的过程。不守文理之序的做法，只能培养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小人儒”。他说：“凡读书，才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己计功，未正谊已谋其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之所由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大。”正因为“理”与“文”的这种本末体用关系不容颠倒，所以他说，孔子教人，必以志道、据德，依仁居于游艺之先；《周礼·大司徒》必列六艺于六德、六行之后，这就是因为“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1057]因此，他认为，理到性成，自能作文。他说：“经史熟，析理精，有学有识有才，又能集义以养气，是皆有以为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则已，作则沛然矣。”[1058]

在作文的有关立论根据和程式上，程端礼也作了严格的规定，如作“经问”，必须以《四书集注》为准则，严守所谓“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贯通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的家法，不能有所发挥，更不能离经叛道。作文要“以主意为将军”，意必先立，再以平日所记经籍史料充填等等，其根本的要求即是在程朱理学精神的强化下来作文，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

程端礼为《日程》所描述的培养目标，更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程朱理学与举业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愿望：“欲经之无不治，理之无不明，治道之无不通，制度之无不考，古今之无不知，文词之无不达，得诸身心者，无不可推而为天下国家之用。”[1059]这就是他理想中治经、通史、达文的“真儒”形象。

4.注重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

性理字书不仅是基本的识字教材，更主要的是它涉及的是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是做人所需要把握的基本原理，在《日程》中，性理书的读解贯穿教学计划的始终，除学前阶段专门学习性理书外，在读书的每一个阶段，都规定有专门的时间读性理书。如在读经阶段和读看史阶段，都规定每周各有两夜是重温性理书；在读作举业的阶段规定每天饭后“以性理、制度、治道故事周而复始”。

读、写、说是三项主要的基本训练。《日程》以这三项基本的技能训练为纲展开了基础知识的教育。

读书必须成诵。《日程》引“程董学则”规定，读书“必正心肃容计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为什么要读书成诵呢，程端礼认为，读书成诵就是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语言行为等与圣经贤传融合一致。他引朱熹的话说：“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出，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是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如自己做出来的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己之学也。”[1060]史蒙卿认为，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读熟的程度也各有不同，而经书是必须精熟的。他说：“书自有当熟读者，自有当玩读者，自有当看者，自有当编钞者，惟经要熟读，非同他书，皆读二百遍也。至看《通鉴》，则朱子已令只一遍便要作济河焚舟计，盖可知也。”[1061]程端礼在“读书工程”中把读书法分为看读和倍读（背诵）两种，并特别强调倍读的作用。他说：“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百遍时”，读的遍数越多越好。他规定一段文字要读二百遍，其中看读、倍读各一百遍；长的分段文字还要通倍读二、三十遍，并且要求“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如讲说然，句尽字重。道则句完，不可添虚声，致句读不明，且难足遍数。他日信口举出，须用数珠或记数板子”，要声朗气清，抑扬流畅。倍读熟书要“缓而又缓”，在缓慢的咏吟之中沉潜体会和思索。

程端礼认为，读书成诵不但是体会圣人之道，弄懂经书的方法，而且也是培植人生大本，达到“心”与“理”一的方法。他认为，当一个人把圣经贤传弄得滚瓜烂熟，达到倒背如流、随心所欲的程度的时候，他的语言、思维方式、思想感情甚至行为方式等都会与圣经贤传达到同化和同一的境界，“若自己做出来的一般”，如此“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这在本质上就是学做圣人的过程，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所以他说，读书要到“去了本子信口说得出”，只有这样，才能“于身心体认得出”，这就是读书要精熟的作用。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的改变必然导致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的改变，这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与读书直接相关的是句读和音读的技术问题。程端礼要求学童在十五岁前“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为此，《日程》对句读和音读问题详细地作了技术性的讲解和说明。关于句读点法，《日程》特列出《馆阁校勘法》，对不同文体，不同文意的句子的判断、句与读的划分，各种点法（标点）的使用，从语音、语义等不同角度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有具体的例证，指出典范。对于音读问题，程端礼有着特殊的贡献，他的《日程》第三卷主要是专门论音读的。其中《正始之音序》对字音的产生、源流、声、韵的基本原理等，作了详细的理论说明，对字的读音作了三方面的技术性概括：一是读音含混，不准确的问题，有“字音清浊辨”（162例）、“彼此异音辨”、（42例）、“字音疑混辨”（6例）；二是假借字，他对假借字的产生和划分办法有独到之处，与一般语言学家划分的不同。他区别并详细讲解了假借字问题，并进行了详细的例解：“同音借义”（35例）、“借同音不借义”（45例）、“协音借义”（208例）、“借协音不借义”（133例）、“因义借音”（25例）、“因借而借”（43例）、“语辞之借”（40例）、“五音之借”（5例）、“三诗之借”（3例）、“十日之借”（10例）、“十二辰之借”（12例）、“方言之借”（9例）、“双音并义不为假借”（30例）等，从他的分类来看，不但对音、形、义的关系有独到和深刻的认识，而且还涉及到语法，修辞和文体，完全是针对教学实际要求而来的；三是语言文字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押韵、声与韵、文字的迁革与错别字的确定，以及偏旁部首的错误等，还有关于传统六书的理论问题，都举具体例证加以说明。在字音和句读只有依靠具体的人口授的时代，对句读和音读的这些详细的技术性说明，对于读书方法的客观化和标准化，指导学生从一开始就能正确地读书，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一内容，并不是语言学和训诂学成果的重复，而是“读书工程”作为一个完整的课程教学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

抄写和做札记也是读书的一种基本功，它既能强化记忆，并整理读书的思想，仔细体会书中的内容，又可以积累思想资料和素材，为写作打下基础。所以《日程》的安排中特别注意钞写。《日程》规定，学童从入小学起，四日内必以一日写字，以智永真楷作范本，写字要严肃认真，行为规范，“只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笔法要“双勾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偏傍须依《说文》翻楷之体，骨肉间架气象用智永”。从读经开始，要求钞写经文，把意思突出的、自己学习有得的、文体特征集中的等文段抄节下来，反复读看。特别是经文，对每经的抄写内容和范围、标准和注意事项都作了说明和规定。

此外，口述经义也是一项基本要求。口述经义，就是使圣贤之意从自己的心里，通过自己的思维和语言而“如同自己做出来一般”流出来的过程。《日程》对每一阶段，每周每日的口讲内容都有具体的时间和程序的安排，要求学生用流畅的语言讲述所习圣经贤传的内容。

5.虚心涵咏与温故知新

朱熹认为，读书的最大障隘是先入之见。“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使之合”，他说，这样不但理解不了圣贤经传的意思，而且还会歪曲他们的本意。他认为，读书首要的是要虚心，“吾与之虚而委蛇”，即不存主观，随他“曲折”去读书，去“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只有这样，“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他借用道家数息的办法并特作《调息箴》来作为屏除心中杂念的办法。

程端礼认为，下学上达的根本即在于抛开章句训诂的翳障而直接体会圣经贤传的本意。他认为读书是下学之事，而圣人所以作经之意才是上面一层事，其言语只是一个形式，这就是“意在言表”。他说：“若读书而能求其意，则由辞以通理而可上达。”这就是说，读书就是要通过语言文字之表，以上达圣人作经之意，这就是下学而上达。如果“溺心于章句训诂之间，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则是徒事于言语文辞而已。决不能通其理也。”“前儒述意以忘言，后学诵言而忘味”，都是下学得不是，因而无由以上达的情况。对不同的书，程端礼局限性有不同的“涵泳”要求，如读经传，他就要求要“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一求其通，又须虚心以为之本。每正文一节，先考索章句透明，然后摘章句之旨以说上下文”，不但要深入理解，还要做到能说会讲，考索透明“若遇说性理深奥精微处，不计数看，直要吃透，记得烂熟乃止”，以“自求性理”，然后还要参考各家传注，以求透乇融会。于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关处，必须抚手看过，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都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在读书的时候要“缓而又缓”，在缓慢的沉吟中沉潜和体会思索。读史的时候，要“虚心反复熟看”，把要看的书分为各种项目，如“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纲纪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等等，都要一一“仔细考求详记”，“逐项思玩”。在此之前，即不可先看他人议论，也不可先立主意。前者“如矮人看场，无益；”后者是“不虚心。”只有在自己考求一番之后，再“参诸儒论断”。“以验学识之浅深”，才能学有所得，暗熟于心。读文，则要求“每篇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胶，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这正如树与杆、枝一样，枝、杆是树的缩小，树是杆、枝的放大，认识杆、枝就跟认识树一样，识得杆、枝也就识得树木。此外还要以有法无法的关系来体会。有法即篇篇有法；无法即篇篇无定法。根本原因是文章本“如化工赋物，皆自然而然，非区区模拟所致”，只有虚心体会其本原，才不致“落第二义”。

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程端礼还要求学者将“性理”、“制度”、“治道”三者综合思考。他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具体做法是，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以朱熹的意见去衡量是非得失。这样就能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熔为一炉。这就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

程端礼又把虚心涵泳与温故知新联系起来。因为反复沉潜的玩索与复习温故以见新在过程上实则是同步的。他说：“倍读熟书”，在缓慢的沉吟中体会和思索，这既是虚心涵泳，又是温故知新。“凡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洽。朱子所谓精思，所谓虚心涵泳，孔子所谓温故知新，以异于记问之学者，在于此也。”[1062]在《日程》中，他安排的每一种课程都是处于不断回旋的上升之中，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过去学习过的内容的复习安排，并列入课程计划。在小学阶段，规定每天有两次复习旧课：一是早晨“倍读册首已读书至昨日书一遍，太长则分。”二是晚上“以序倍读已读书一遍”。读经的阶段，每天有3—4次复习课：一是早晨“倍读册首己读书至昨日书一偏，太长则分；二是单日夜“玩索已读书”，“又玩索性理书”；三是双日夜“以序倍读凡平日已读书一遍”。又“温读性理书”。在十五岁前，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之后，到读史阶段，每周五日内必要分二日“倍温玩索”“四书”、“五经”正文及经注。到了读看韩文的时候，还规定每周六日内分三日“倍温”“四书”经注，诸经正文及温看史。其他各种课程的复习也都有具体时间的安排。在每日的功课中，也总是先复习旧课，然后再授新课。复习的办法有背诵、讲说、问答等多种方式。可以说，不断地复习，也是他的循序而进的原则的具体体现。他的整个“读书工程”都是在不断的复习中推进的。

此外，“读书工程”在指导自觉读书的基础上还十分重视考核和督察。对于书院是否应该用考课的办法来督促学生的学业，书院中一直有争议。反对的人认为这与书院自学为主、优游暇豫的精神不相符。《读书分年日程》从性质上来说，是一个指导自觉读书的课程计划，程端礼也特别提倡自觉的苦读，他在《苦斋铭》中说：“商苦于行、千金在籍；农苦于耕，秋谷万登；士苦于学，拂乱困横；动心忍性，不能乃能，仁熟义精，学道大成。”他所作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讲的是读书的重要性及朱子读书六法的理解，是属于指点性质的；即《日程》所定分年所习内容，也并不强制执行，进程可速可缓，且各从自己力之所至。但他制定“日程空眼簿”则是作为对一周内每天从早到晚的每一个时候的教学进度诸如读书、背诵、讲说、习字、抄书、预习等的督促和考察。他特从朱熹读书法中辑出两条辅氏所没有的：“宽著期限，”“紧着课程”，可看作其“日程空眼簿”的理论依据。程端礼还说读书要有“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精神，“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如救火治病一样急切，如逆水行舟一样坚忍。其实优游暇豫不等于教人懒散，深造自得不等于放任自流，严格要求与自学自得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黄晋卿《跋读书工程》认为程端礼的“日程空眼簿”合于古大学之教的考核程序和精神。他说：“进修之功不能尽出是书，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为是以诱掖之云尔。古者大学之道，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程也。学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致，敬叔将于是书之外有私淑艾焉。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督察和考核有机地纳入课程实施计划，正是程端礼的又一特殊创见和贡献。

总之，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和挚着追求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将读书问题纳入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内容的有机系统之中，使读书的目的、内容、途径、程序和方法都在同一个过程中得以完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周密、具有实施价值的课程计划。

（四）“读书工程”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史蒙卿、程端礼都是以朱子读书思想来指导读书教学的，“读书工程”的制定将他们的读书理论具体化、客观化、系统化和制度化为课程计划，对他们的教学实践和当时及后来的学校、书院的教学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程端礼回忆说，他到江东书院以后即公开以此施教。[1063]从他元统三年所写的后记来看，在元统三年之前，“读书工程”即广泛传播，当时的传本有安定刘谦父、崇德吴氏义塾、台州路学、平江甫里书院陆氏；池州建德学冯彦思等刊本和江东书院、安西、高邮、六合等处的抄本多种。在他身后“读书工程”曾被国子监取法并颁于郡县学校“以为学者法”。

相对于对地方官学的影响来说，读书工程对书院教学的影响在元代远没有在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影响那么显著。这是因为，元代书院，南方多入元不仕的学术大师主持，不令习应举之业，如当时在八华山授徒的许谦即“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1064]而北方书院虽重应举，却又不重如程端礼那样广博艰苦的读书。明初大行科举，永乐时又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读书的范围和科考的内容都集中在程朱性理之学，再加上书院的完全官学化，“读书工程”得到书院的广泛采用。明中叶以后，王阳明、湛若水之辈控制了书院，又走上陆学末流的老路，不会死心眼采用程端礼的读书办法。[1065]但是，“读书工程”重视读书讲学的精神却是与书院教学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同时，明代以后的书院，多数是“四书”、“五经”、性理书籍和学作科举程文并重的，所以，程端礼的“读书工程”还是常为多数书院教学所采用。只是由于各书院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各有应变。如有的书院没有学前和小学阶段，有的书院特别重视“工程”中的某一因素而加以发挥，而大多数书院则直接承袭“工程”的形式而订立自己的课程计划。胡文楷在为《读书分年日程》作“跋”时指出：“明初诸儒读书大抵奉为准绳。”说得是有道理的。

明代中叶，王学主宰书院教学。但王守仁讲学书院，也订有“日程”表，把课程分为三类：一是诗歌，二是习礼，三是读书，并订有每天的功课次第为五节：一、考德；二、背书、诵书；三、习礼或作课艺；四、复诵书、讲书；五、歌诗。这一“日程”表在形式上是明显受到“读书工程”启发的。

清代初年，朱学代替了王学，程朱理学与举业毕归于一，“读书工程”在书院教学中被普遍采用。雍正时已认为书院也应教人读书应举，以供朝庭使任。乾隆在上谕中明白指出书院教学要遵朱熹的学规和程端礼的“日程”。乾隆六年上谕说，“书院制度所以异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立之仪节，以约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课程，使贯通乎经史；其有不率教者，则摈斥勿留”。后来陈士师《重订读书分年日程序》中十分赞扬乾隆时的这一措施，认为这是真正崇儒重道的办法，并号召士子“遵奉勿替”，宗此为学。他说：“乾隆年间特诏天下郡县学校颁此书以励学者，嘉惠儒林之意，岂非至优极渥，而为士子者所当敬谨遵奉勿替者欤”。清初的李颙、陆世仪主讲书院，订定课程计划是这一时期书院教学的典范，不但形式，即内容也多来自程氏《日程》。

到了清乾嘉之际，朴学大盛，虽然反对程朱理学，却提倡扎扎实实地读书。程端礼的课程计划形式被吸收并加以发挥。那时，较大的书院除课时文外，也课经史。不少书院立了课程，有的总提读那些书籍，有的还分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

一般都用功课簿或功课册、日程簿等，注明学习情况。陈宏谋《培远堂集》载书院条规，反映乾隆中紫阳等书院学习情况。其中有一条为：“诸生各列功课簿一本”，“功课日程皆遵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法”。又载：“端溪书院嘉庆四年冯敏昌掌教时，订定生徒各立一功课册。”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也用此办法。

清代末期的几所著名近代书院所制订的课程计划也明显地受到程端礼“读书工程”的影响。广雅书院分课程为四门，并各举其要义。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所设的课程更为丰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详细订定了《读书分月课程》作为学约的附记。《读书分月课程》用表列式，上面一行记月份，月份下分两栏：一栏列专精之书，一栏列涉猎文书。以第一月为例，专精之书为：读书法，礼记学记。少仪篇，管子弟子职篇，孟子、春秋公羊传。涉猎之书为：宋元学案象山上蔡学案、朱子语录训门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格致须知天文、地学、地理、地志。

以上种种，各有发展，但总的说是受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影响的。这些都是近代课程论输入以前，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形成的并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实施的中国自己的课程计划。史蒙卿、程端礼的读书理论并不仅仅是书院教学的成果，“读书工程”也并不仅仅是书院的课程计划，但却受到书院教学的普遍接受。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读书理论和“读书工程”的课程安排，根本上体现了元代及元以后的书院特征，适应了元代及元以后书院官学化的过程。

表现为：

1.适应了书院的程朱理学化

程朱理学在书院讲学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元代书院官学化的重要内容，元代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定为人材培养和选拔的法定教材和统一标准。因此，对于书院的掌握和控制，必然要求树立程朱理学在书院讲学中的绝对地位。这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宏观调整来控制学校和人才的途径。因此，元代讲学书院的大师，多是讲求程朱理学的。最早的是杨惟中和姚枢讲学太极书院，其他书院也争相仿效，于是，程朱理学便成了元代书院官学化进程中唯一的教学内容。史、程的根源程朱，并使程朱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的“读书工程”，正是适应了元代书院的这一特征的。

2.随着元代书院的普遍设置和官学化过程的推进，地方书院与地方官学在性质和职能上趋向一致

适用于官学的教学措施，自然也适用于书院的教学。这就是《读书分年日程》为一般书院所接受的又一原因。再者，随着官学和书院在性质和职能上的趋向一致，书院不仅要进行成人高等教育，而且还要从事初等教育和教养；书院的培养目标，不仅要研习义理，而且要应试举业。虽然，这一切并不是每个书院都必须做到的，但作为书院的整体职能却是共同承认的。这就要求书院在教学实施上能将这一过程完整地统一起来。“读书工程”的贯穿学前、初等、高等教育，纳教学与科考为一途的教学计划，正是适合这一需要，或者说正反映了这一需要，所以能被书院广泛地采纳。

3.书院官学化过程本质上是政治上的集权化过程，是元代统治者对学校，进而对人才、对社会意识形态加强控制的过程

在新建立的集权形式下，过去书院教学中那种教师随意地自由地讲学，学生随性之所至，自由读书，甚至废书不读的状况是不能允许的了，它必然要求教师在教学实施上的统一化、定型化、严格化和规范化。“读书工程”的课程计划，正是以一种“工程”的意识适应了书院官学化过程的这一对教学的严格、系统、定型、规范的要求而产生的。它在有弹性的基础上，开出书目、分出阶段、厘定出各书先读后读的次序，举出各阶段读书的目的要求，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读书方法，对保证书院肄业生徒能顺利地掌握必须要读的课程，是很有好处的。黄百家很称赞这种读书计划“工程”性质，说它本末不遗，工夫有序，有功于挽救陆学末流以不读书为学的流弊。他说：“庆元自宋季皆传陆子之学，而朱子学不行于庆元。得史静清而为之一变。盖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余观畏斋读书日程，本末不遗，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即谓陆子之功臣也。”[1066]他自己也说：“守是，庶乎本末不遗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与理相洽，静存动察而身与道为一，德形于言辞而可法、可传于后，较其所就，岂世俗偏长一曲之学所可同日而语哉？”[1067]

但是，也应该看到，史蒙卿、程端礼由发挥朱子读书法而来的读书理论，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朱子的六条读书法，无论是起首两条所讲的读书宗旨和程序、中间两条所讲的读书起步和家法，还是末两条所讲读书的印证和宽严，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它视读书为认识的唯一途径，内省体验为认识的唯一源泉，从而歪曲了人类认识的过程，只会将人的认识引入歧途。史蒙卿、程端礼又仅取读书，读“古圣贤书”为朱子“致知”、“笃实”的下学工夫，甚至以朱子的书为究竟。他们强调读书，并不是要人们追求真理，培养和指示人们理解和掌握世界的能力和途径，而是要为“立心”之大本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程端礼在《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中说：“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指的就是过去的陆学只有本心论的上面工夫，而缺乏读书笃实的下面工夫，所以成了“无根脚”的谈空说妙。而这下面的工夫，在他说来，只要朱熹讲的读书一项就可以了。所以程端礼专取朱子读书法，作为“读书工程”的所谓为学的步骤和工夫。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笃实有“根脚”，才能避免陆学的“存心”之说“放入无何有之乡”。所不同的是，朱熹的读书，是作为心外体验天理的阶梯，而到史蒙卿、程端礼以朱变陆以后的读书，则成为体验心中之理的步骤和缜密的工夫。

这就是他们取朱熹读书为笃实工夫的精神。这种以“圣经贤传”为笃实的工夫，当然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认识方法。这种以宣扬理学教条为宗旨，以闭门读书为手段，以读书做官为导向的读书思想，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以毕生的精力埋首故纸，研读理学经典，在章句声韵，陈言浮词中追求功名利禄，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甚至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导读

程端礼（一二七一——一三四五年），字敬叔、敬礼，人称畏齐先生。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学者、教育家，学宗朱熹。至元、延祜年间先后为建平（今安徽郎溪县）、建德（今渐江建德县）两县儒学教谕，后历台州路（今浙临海）、衢州路（今浙江衢县）儒学教授及稼轩、江东书院山长，生徒甚众。著作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读书分年日程是谕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其主旨是：依朱熹“读书明理”思想，纠正一些读书人“曾未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缺点，认为注重教学程序，才能“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书后附有江东书院讲义一篇。当时国子监曾将此书颁行郡邑学校，明清诸儒读书亦受其影响。后人辑其诗文名畏齐集。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中国元代一部论述家塾教学程序的专著。史称“读书工程”或“进学规程”。

编撰者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元代学者、教育家。至元、延祐年间先后为广德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县）、池州建德县（今浙江建德县）儒学教谕，后历台州路（今浙江临海）、衢州路（今浙江衢州）儒学教授及稼轩、江东书院山长。生徒甚众，学宗朱熹。著作有《畏斋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

程端礼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觉察到当时许多儒学学校一味强调“背文”、“学文”，忽视道德修养，忽视基础知识的教学，也不重视认真读书和培养良好的读书风气，总想让学生早日应举，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这样下去，学生不能真正“读书明理”，终造成“失序无本，欲速不达”的局面。他认为当时学校教育面临的问题是，应规定一套严密的教学程序与教学计划，让学生学习有一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步骤与方法。这样，学生毕业了，既能“读书明理”，又能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从而“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所以他按照朱熹的“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而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原则，编撰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1.第一部分为全书“纲领”，首录朱熹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实际上是朱熹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拟定的教育总纲，包括了教育目的是掌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着录《程董二先生学则》。程是指程端蒙（1143—1191年）字正思，号蒙斋，江西鄱阳人，是朱熹的学生。董是指董铢（1152—？年）字叔重，称盘涧先生，江西德兴人。程董根据朱熹的思想，制订了《程董二先生学则》。共十八条，基本上是对朱熹的许多箴言和铭记作了概括与发挥。如讲道德行为的有八条：“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等；讲读书学习的有五条：“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等；讲待人接物的有两条：“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等。此外还规定了学生在朔望（每月初一、十五）和晨昏所应进行的仪式及犯了过错的惩处办法等等。

2.第二部分为全书的第一卷、第二卷。这是程端礼根据朱熹的教育思想制定的教育程序和教学计划。所谓“分年”，就是将青少年的教育按年龄不同划分为三个阶段：8岁之前为启蒙教育阶段，或者是预备教育阶段；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或者是基础教育阶段；15岁至22、23岁为大学教育阶段，或者是提高教育阶段。所谓“日程”，就是指学生每天每月的读书学习计划，每天划分为早上、白昼、晚上三个单元时间，又将数天划为一周。如读经每四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经书，一天习字演文。读史每五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史书，两天复习经、传、注。读文每六天为一周，其中三天读文章，两天复习经、传、注，一天复习史书。作业十天为一周，其中九天读书，一天作文。如此周而复始。每读一书立一簿，按单元、日、周、月一一记录，逐项检查。

（1）预备教育阶段：八岁入学之前，在家进行预备教育，家长负责给孩子教读程逢原改编的《性理字训》，这是一本渗透了理学思想的儿童启蒙读物。同时配合讲解朱熹的《童蒙须知》。目的是为今后上学读书作好准备。这就是中国古代明文规定的“学前教育”。程端礼将其比喻为医家脉诀，最便初学。

（2）基础教育阶段：八岁入学之后，在学校进行基础教育与读书训练。首先教师教学生读朱熹的《小学》，然后再教读“四书”及《孝经》。按照朱熹的意见，读“四书”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1068]《四书》的学习十分重要，朱熹认为《四书》是“六经之阶梯”。[1069]掌握了《四书》的要领之后，再教学生读“经书”——《易经》、《书经》、《诗经》、《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等，程端礼认为按以上程序教读经书，基础才扎实，才能使学生对经书的理解一步步深化，逐渐掌握儒家经典著作的精髓。

读《四书》《五经》要注意四个环节。第一是“读”：“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不可添虚声”，“句尽字重”，“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等等。第二是“背”：将经书分为若干大段，每一大段又分为细段，每细段看读一百遍，背读一百遍，再通大段或全文背读二、三十遍等等。第三是“思”：“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思而又思”等等。第四是“说”：先说句注，再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每句都要说得精确成文等等。“读”、“背”、“思”、“说”这四个环节注意到了，就可达到“烂熟”的程度：“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这就算基础打好了。

此外，为配合读背经书，还要练习习字、考字、演文。习字先以名家字帖影写，可分散于每日习字，也可集中一两月以全日之力影写二、三千字，并掌握书写口诀：“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经过长期的习字训练达到“运笔如飞，永不走样”的水平。考字以《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等为依据。演文以经书为依据，先逐字训释经文，后通解一句之意，再通解一章之意。反复训练达到“明理演文一举两得”的效果。总之，习字、考字、演文也是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学习内容，也是读经书的辅助手段。

（3）提高教育阶段：15岁以后，在学校提高与深化学生前一阶段所学的内容。首先让学生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提高与加深学生对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认识。同时，让学生不断抄读、复习各经书，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然后在读经书的基础上学史、学文，看史书《资治通鉴》，参看《纲目》（两汉以上参看《史记》和《汉书》，唐代参看《唐书》和范氏《唐鉴》）。然后再读韩愈的文章和《楚辞》。程端礼认为，学生在读了儒家经书的基础上，有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再学史、学文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他认为文章篇篇“有法而无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他要求学生读韩文，超韩文，“将见突过退之，何止肩之而已。”可见他是十分注重基础教育的，而把学史、学文当作提高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

在学经、学史、学文的基础上，还要求学生将“性理”、“制度”，“治道”三方面综合学习，并认为制度书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为依据。他主张从制度入手，择其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项，这样就将经、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等熔为一炉，一并学习与思考。

程端礼主张，学生在20岁以后，再集中用两三年的时间，专力学文，“作科举文字”，准备应科举考试。他认为这样学习，看起来是迂阔笨拙，但却克服了学生为了应科举考试而忽视基础知识，过早学文的弊病，这是朱熹的“宽着期限、紧着课程”的教学思想在课程计划中的体现。只有经过长期不懈的学习，才能基础扎实，学识丰厚，根深叶茂，也必然有众多的收获，更不愁写好各种应试的文章了。

为了确保教学程序和计划的正常进行，程端礼还注意每天的教学进度。为此，他还设计了五种表格，如“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小学习字演文日程”等。学生每人各置一簿，当天注明各门功课学习的进度及纲要，第二天学生再把日程薄交给教师审阅。教师则根据平日记录情况，掌握学生学习的进度，以便全面掌握学生各门功课的情况，考查学生各门功课的成绩，如此重视教学进度和日程，说明程端礼对教学程序、计划及教学进度的认识，比前人深刻得多，教学已从随意的松散的自由的状态，向有目的、有计划、有制度的方向前进了，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种进步。

3.第三部分为全书的第三卷前一部分，即录王柏辑《正始之音》，以明辨音义之方法，这是字音教学的参考书与工具书。

4.第四部分为全书第三卷的后一部分，录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朱子读书法》。

《朱子读书法》散见于《四书集注》、《朱子语类》以及《朱文公文集》等著作中。据程端礼说，是朱熹门人“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

（1）循序渐进。程端礼说：“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疏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着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意思是说，读书学习应遵循书籍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和进度，不可求速，不可草率超前。

（2）熟读精思。程端礼说：“朱子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己之学也。”意思是说，要把经书背得烂熟，并反复寻绎文义。

（3）虚心涵泳。程端礼说：“朱子曰，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即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合。”意思是说，读书学习要抱客观的态度，不执着旧见，不先入为主，不好高务奇，不穿凿立异，还经书的本来面目，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

（4）切己体察，程端礼说：“朱子曰，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无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时，要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的经验和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

（5）着紧用力。程端礼说：“朱子曰，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时要有刚毅勇猛、坚持到底的精神，要紧张扎实从不懈怠，但读书学习计划要从容自如，留有余地。

（6）居敬持志。程端礼说：“朱子曰，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要紧。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意思是说，读书学习时要严肃认真、精神专注、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深入钻研，不为物欲侵扰，充分发挥人的认识主体在思维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以上六条《朱子读书法》，经过程端礼的宣传，很快得到推广，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子读书法》六条有其合理因素。“循序渐进”，包含有读书学习的“量力性”因素；“熟读精思”，包含有读书学习的“巩固性”因素；“虚心涵泳”，包含有读书学习的“客观性”因素；“切己体察”，包含有读书学习的“结合实际”的因素；“着紧用力”，包含有读书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因素；“居敬持志”包含有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因素。

但《朱子读书法》六条没有谈到读书之中要产生“疑惑”。加之朱熹过分夸大了“读书穷理”的作用，提高了读儒家经书的地位，使学习的途径、读书的范围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对于造成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把书本当作僵死的教条的不良学风，有着重大影响。

总之，《朱子读书法》，正确的见解和谬误交织在一起，如加以分剥，是可以从中取出有一定价值的读书经验的。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但它的影响却远不止于私塾，当时国子监曾将此书颁行于郡邑学校，这说明当时的官学也曾参照此教学程序和计划进行教学，也就是说，程端礼制定的教学程序和计划已被官方所接受。此书是元代的一部教育专著，但明清两代的私学、官学甚至书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清代的陆陇其还特别刊刻此书，以利流传。所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实际上是元、明、清三代学校教育的一个典型的教学计划。它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重视读经、读史、读文的整个教育程序、教学计划的集中专一和循序渐进；它强调读、写、作的基础教育，包括字音字义、阅读习写、抄书作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它注意经常复习、反复考核、详细记录教学日程等多种教学手段和环节的交替使用。

此外，全书最后还集中阐明了《朱子读书法》六条。所有这些，对当时及以后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当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以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为指导的，主张以朱熹的理学思想来束缚学生的心灵；学生学习的目的是“读书明理”，应科举考试；它规定的教学程序和计划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是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程氏家塾分年日程》选读

读书分年日程序

今父兄之爱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岂特子弟与其师之过？为父兄者，自无一定可久之见，曾未读书明理，遽使之学文。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书无一种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入为主，终身陷于外务，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

孔子之教序，志道、据德、依仁居游艺之先。周礼大司徒列六艺居六德六行之后。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今制取士，以德行为首，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盖因之也。况今明经一主朱子说，使理学与举业毕贯于一，以便志道士之。汉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诚千载学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紊之邪？嗟夫！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故犹不免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试资也。昔胡文定公于程学盛行之时，有不绝如线之叹。窃恐此叹将复见今日也。余不自揆，用敢辑为读书分年日程，与朋友共读，以救斯弊。盖一本辅汉卿所粹朱子读书法修之，而先儒之论有裨于此者，亦间取一二焉。嗟夫！欲经之无不治，理之无不明，業治道之无不通，制度之无不考，古今之无不知，文词之无不达，得诸身心者，无不可推而为天下国家用。窃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遗，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与理相浃，静存动察而身与道为一，德形于言辞而可法可传于后，较其所就，岂世俗偏长一曲之学所可同日语哉。延佑二年八月鄞程端礼书于池之建德学。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商务印书馆四部取刊续编本。

读书分年日程（节选）

日程节目，主朱子教人读书法六条修。其分年，主朱子宽著期限、紧著课程之说修。

八岁未入学之前：

读性理字训程逢源增广者。

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须知贴壁，于饭后，行饭时使之记说一段。

自八岁入学之后：

读小学书正文。

日止读一书，自幼至长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语。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读二三十遍。后凡读经书倣此。自此说小学书，即严幼仪。大抵小儿终日读诵，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习为悠缓，以待日暮。法当才完遍数，即暂歇少时，复令入学。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小学大学：小学读经三日，习字演文一日，所分节目，详见印空眼簿。必待做次卷工程，方许学文。

一、每夙兴，即先自倍读已读册首书，至昨日所读书一遍。内一日看读，内一日倍读。生处、误处、记号以待夜间补正遍数。其间日看读本，为童幼文理未通、误不自知者设。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读，师标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册首书烂熟，无一句生误，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间与平日已读书轮流倍温，乃得力。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诸书中，则温倍渐疎，不得力矣，宜谨之。凡倍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浃。朱子所谓精思、所谓虚心涵泳；孔子所谓温故知新，以异于记问之学者，在乎此也。

一、师试倍读昨日书。

一、师授本日正书。假令授读大学正文、章句、或问，共约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须多授一二十行，以备次日或有故及生徒众不得即授书。可先自读，免致妨功。先计字数，画定大段。师记号起止于簿，预令其套端礼所参馆阁校勘法，黄勉齐、何北山、王鲁齐、张导江及诸先生所点抹四书例，及故王鲁齐正始音等书点定本，点定句读，圈发假借字音，令面读子细正过，于内分作细段，随文义可断处，多不过十句，少约五六句。大段约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点记于簿。四书本，惟有梅溪书院新刊纂疏字大、少误、有疏文。可参攷集注，最便初学读诵。每行二十字，五十行则千字，细段约四五行则得矣。还案每细段读二百遍，内一百遍看读，内一百遍倍读。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读须声实，如讲说然。句尽字重道则句完，不可添虚声，致句读不明，且难足遍数。他日信口难举，须用数珠或记数板子记数。每细段二百遍足，即以墨销朱点，即换读如前。尽一日之力，须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长，可近一千字。宁胜段数，不可省遍数。仍通大段，倍读二三十遍，或止通倍读全章正经并注、或问，所尽亦可。必待一书毕，然后方换一书，并不得兼读他书，及省遍数。此以朱子读书法、小学书及所订程董学则修。

一、师试说昨日已说书。

一、师授说平日已读书不必多，先说小学书，毕；次大学，毕；次论语。假如说小学书，先令每句说通朱子本注，及熊氏解，及熊氏标题。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训句意、说正文。字求其训，注中无者，使简韵会求之，不可杜撰以误人，宁以俗说粗解却不妨。既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即令自反覆，面试覆说果通，乃已。久之，才觉文义粗通，能自说，即使自看注，沉潜玩索。使来试说，更诘难之，以使之明透。如说大学、论语，亦先令说注透，然后依傍注意说正文。

一、小学习写字，必于四日内，以一日令影写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写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为格，影写一通过，却用智永如钱真字影写。每字本一纸，影写十纸。止令影写，不得惜纸于空处令自写，以致走样，宁令翻纸，以空处再影写。如此影写千文足后，歇读书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写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写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写，方能他日写多，运笔如飞，永不走样。又使自看写一遍。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论，待他年有馀力，自为充广可也。盖儒者别项工夫多，故习字止如此用笔之法。双钩悬腕，让左侧右，虚掌实指，意前笔后。此口诀也。欲考字，看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傍点画六书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数字，择切用之字先考。凡抄书之字，偏傍须依说文翻楷之体，骨肉间架气象用智永，非写诗帖，不得全用智永也。

一、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但令习字演文之日，将已说小学书作口义，以学演文。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结一章之意。相接续作去，明理、演文，一举两得。更令记对类单字，使知虚实死活字。更记类首长天永日字，但临放学时，面属一对便行，使略知对偶轻重虚实足矣。此正为己为人、务内务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徭分。此心先入者为主，终此身不可夺，不惟妨工，最是夺志，朱子谆谆言之，切戒！

一、只日之夜，令玩索大学。已读大学，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须虚心，以为之本。每正文一节，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后摭章句之旨，以说上正文，每句要说得精确成文。钞记旨要；又考索或问明透，以参章句。如遇说性理深奥精微处，不计数看，直要晓得，记得烂熟，乃止。仍参看黄勉齐、真西山集义、通释、讲义、饶双峰纂述、辑讲、语录，金仁山大学疏义、语孟考证，何北山、王鲁齐、张达善句读、批抹书截表、注音考，胡云峰四书通证，赵氏纂疏、集成、发明等书。诸说有异处，标贴以待思问。如引用经史先儒语，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关处，必须检寻看过。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方为烂熟。朱子谆谆之训，“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须反覆玩味”，此之谓也。不必多，论语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说者，要极其精通，其后末说者，一节易一节，工夫不难矣。只要记得大学毕，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小学止今玩索。小学灯火，起中秋，止端午。或生徒多，参考之书难遍及，则参差双、只夜以便之。

一、双日之夜，倍读凡平日已读书一遍。倍读一二卷、或三四卷，随力所至。记号起止，以待后夜续读。倍读熟书，必缓而又缓，思而又思。详见读册首书条。凡温书，必要倍读，才放看读，永无可再倍之日，前功废矣，切戒！如防误处，宁以书安于案，疑处正之，再倍读。倍读熟书时，必须先倍读本章正文，毕，以目视本章正文，倍读尽本章注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凡倍读训诂时，视此字正文。凡倍读通解时，视此节正文。此法不惟得所以释此章之深意，且免经文注文混记无别之患。如倍读忘处，急用遍数补之。凡已读书，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复始，以日程并书目揭之于壁。夏夜浴后，露坐无灯，自可倍读。

一、随双、只日之夜，附读看玩索性理书。性理毕，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学失时失序，当补小学书者，先读小学书数段，仍详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说得通透，乃止。小学书毕，读程氏增广字训纲，此书铨定性理，语约而义备，如医家脉诀，最便初学。次看北溪字义、续字义，欢读太极图、通书、西铭，并看朱子解，及有何北山发挥，次读近思录看叶氏解。续近思录蔡氏编，（见性理群书）次看读书记、大学衍义、程子遗书、外书、经说、文集、周子文集、张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语类等书。或看或读，必详玩潜思，以求透彻融会，切己体察，以求自得性理紧切。书目通载于此，读看者自循轻重先后之序。有合记者，仍分类节钞。若治道，亦见西山读书记、大学衍义。

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节目，写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凭用工。次日早，于师前试验，亲笔勾销。师复亲标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积日而月，积月而岁，师生两尽，皆可自见。施之学校公教，尤便有司钩钤考察。小学读经、习字、演文，必须分日。读经必用三日，习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未欲以此间读书之日，缘小学习字、习演、口义、小文词，欲使其学开笔路，有不可后者故也。假如小学薄纸百张，以七十五张印读书日程，以二十五张印习字演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至如大学，惟印读经日程。待四书本经传注既毕，作次卷工程时，方印分日读看史日程。毕，印分日读看文日程。毕，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后次序，分日轻重，泱不可紊。人若依法读得十馀个簿，则为大儒也，孰御？他年亦须自填以自检束，则岁月不虚掷矣。今将已刊定空眼式连于次卷，学者诚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见也。

小学书毕。

次读大学经传正文。

读书、倍温书、说书、习字、演文，如前法。

次读论语正文。

次读孟子正文。

次读中庸正文。

次读孝经刊误。

读书、倍温书、说书、习字、演文，并如前法。

次读易正文。

六经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读，参廖氏及古注、陆氏音义、贾氏音辨、牟氏音考。

读书、倍温书、说书、习字、演文，如前法。

次读书正文。

次读诗正文。

次读仪礼并礼记正文。

次读周礼正文。

次读春秋经并三传正文。

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可以尽毕。既每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册首书，夜以序通倍温已读书，守此，决无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自此依朱子法读四书注。或十五岁前用工失时失序者，止从此起，便读大学章句、或问、仍兼补小学书。

读大学章句、或问：

一、读书、倍温书，所读字数分段，看读百遍，倍读百遍，并如前法。

一、夜间玩索倍读已读书，玩索该看性理书，并如前法。

必确守朱子读书法六条：

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

必以身任道，静存动察，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始可言学。不然，则不诚无物，虽动无益也。朱子谕学者曰：“学者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无著力处。只如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一跃跃出，见得圣贤千言万语，都无一字不是实语，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积累工夫，迤向上去，大有事在，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齐箴、西山夜气箴，当熟玩体察外，有天台南塘陈先生名柏字茂卿夙兴夜寐箴曰：“鸡鸣而寤，思虑渐驰，盍于其间，澹以整之。或省旧愆，或䌷新得，次第条理，了然默识。本既立矣，昧爽乃兴，盥栉衣冠，端坐敛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严肃整齐，虚明静一。乃启方册，对越圣贤，夫子在坐，颜曾后先。圣师所言，亲切敬听，弟子问辨，反覆参订。事至斯应，则验于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应既已，我则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虑。动静循环，惟心是监，静存动察，勿二勿三。读书之馀，间以游泳，发舒精神，体养情性。日暮人倦，昏气易乘，齐庄正齐，振拔精明。夜久斯寝，齐手敛足，不作思维，心神归宿。养以夜气，贞则复元，念兹在兹，日夕乾乾”！昔金华鲁齐王先生名柏字会之以为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书院诸生，使之人写一本，置坐右。又云：“养以夜气，足以证西山之误。”

大学章句或问毕。

次读论语集注。

次读孟子集注。

次读中庸章句或问。

次钞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

次钞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

次读本经。

治周易：钞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钞彖传、象传附每段经文之后。先手钞四圣经传正文，依古易读之。别用纸依次钞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本义。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程子传，其连解彖传、象传者，须截在彖传、象传正文后钞。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节钞胡庭芳所附朱子语录、文集、何北山启蒙、系辞发挥、朱子孙鉴所集易遗说，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节钞董氏所附程子语录、文集。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胡庭芳所纂朱子解及胡云峰易通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本义者。其正文分段，以朱子本义为主。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馀纸，使可续钞。其读易纲领、及先儒诸图及说，钞于卷首。图在启蒙者，不可移。读法，其朱子本义、程子传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须令先读五赞、启蒙蒙及发挥；次本义，毕；然后读程子传，毕；然后读所节古注疏。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馀止熟看参考。其程子传、古注疏与朱子本义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卦作一册。

治尚书：钞法，先手钞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正文一段。次低每段正文一字，钞所主蔡氏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金氏表注、董氏所纂诸儒之说，及诸说精确而有裨蔡氏传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传为主。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馀纸，使可续钞。其书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书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蔡氏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薄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馀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蔡氏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与蔡氏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

治诗：钞法，先手钞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辅氏童子问，及鲁齐王氏诗疑辩，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馀纸，使可续钞。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诗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馀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

治礼记：钞法，先手钞每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用古注。次低正文一字，节钞疏。次低正文一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相关者。次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节钞黄氏日钞、陈氏栎详解、卫氏集解精确而有裨正经古注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注为主。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馀纸，使可续钞。盖治礼必先读仪礼经。其读礼记纲领及先儒诺图及杨氏仪礼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所节古注并疏，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馀止熟看参考。其古注疏之所以合于经与否，以玩索精熟为度。其未合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或二三册。

治春秋，钞法，先手钞正经，每一年作一段读之。读全经毕，别用纸钞当年经文一段。次低经文一字，节钞所节用三传、胡氏传诸说之合于经之本义者。次低经文一字，节钞三传、胡氏传诸说之未合者。次低经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经文二字，钞程端学所著辩疑、或问。凡诸说之有裨正经，三传、胡氏传者，已详见成书。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馀纸，使可续钞。其读春秋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凡所节三传、胡氏传，并依读四书例，尽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馀止熟看参考。其三传、胡氏之所以合于与否，以玩索精熟为度。其未合者，以异色笔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册或二三册。

前自十五岁，读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性理诸书，确守读书法六条约用三四年之功，昼夜专治。无非为己之实学，而不以一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

四书、本经既明之后，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内专分二日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倍温诸经正文，夜间读看玩索温看性理书，并如前法。为学之法，自合接续明经。今以其学文不可过迟，遂次读史，次读韩文，次读离骚，次学作文，然后以序明诸经，览者详焉。

看通鉴：

看通鉴及参纲目。两汉以上，参看史记，汉书，唐参唐书、范氏唐鉴。看取一卷或半卷，随宜增减。四书既明，胸中己有权度，自此何书不可看。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亦虚心反覆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皆当子细考求强记。又须分项详看。如当时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国用之奢俭，税敛之轻重，兵力之强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类，以项目写贴眼前，以备逐项思玩当时之得失。如当日所读项目无者，亦须通照前后思之，如我亲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合如何区处。有所得与合记者，用册随钞。然后参诸儒论断、管见、纲目、凡例、尹氏发明、金仁山通鉴前编、胡庭芳古今通要之类，以验学识之浅深。不可先看他人议论，如矮人看场无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虚心也。诸儒好议论亦须记。仍看通鉴释文，正其音读。看毕，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遍。

一、分日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及诸经正文，夜间读看玩索温看性理书，并如前法。

通鉴毕。

次读韩文：

读韩文，文法，原于盂子经史，但韩文成幅尺间架耳。先钞读西山文章正宗内韩文议论叙事两体华实兼者七十馀篇，要认此两体分明后，最得力。正以朱子考异，表以所广谢叠山批点。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备见。自熟读一篇或两篇，亦须百遍成诵，缘一生靠此为作文骨子故也。既读之后，须反覆详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识一篇之纲领；次看其叙述抑扬、轻重、运意、转换、演证、开阖、关键、首腹、结末、详略、浅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树，通看则谣根至表，干生枝，枝生华叶，大小次第相生而为树。又折一干一枝看，则又皆各自有枝干华叶，犹一树然，未尝毫发杂乱。此可以识文法矣。看他文皆当如此看，久之自会得法。今日学文能如此看，则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当知有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赋物，皆自然而然，非区区模拟所致。有意于为文，已落第二义。在我经史熟，析理精，有学有识有才，又能集义以养气，是皆有以为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则已，作则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语之工，不得不如此读看耳，非曰止步骤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读书，将见突过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问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欧曾法，试看欧曾，曾有朱子议论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读书，则是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与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识文体有许多样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读也。其学作文次第，详见于后。

一、六日内分三日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及温看史，夜间读看玩索温看性理书，如前法。

韩文毕。

次读楚辞：

读楚辞，正以朱子集注，详其音读训义，须令成诵，缘靠此作古赋骨子故也。自此他赋止看不必读也。其学赋次第详见于后。

一、分日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文，温看史，夜间读看玩温性理书，如前法。性理毕，次考制度。制度书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详见诸经注疏、诸史志书、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郑夹祭通志略、甄氏五经算术、玉海、山堂考索、尚书中星闰法详说、林勋本政书、朱子井田谱、夏氏井田谱、苏氏地理指掌图、程氏禹贡图、郦道元水经注、张主一地理沿草、汉官考职源、陆农师礼书、礼图、陈祥道礼书、陈场乐书、蔡氏律吕新书及辩证律准、禋典郊庙奉祀礼文、吕氏两汉菁华、唐氏汉精义、唐精义、陈氏汉博议、唐律注疏、宋刑统、大元通制、成宪纲要、说文、五音韵谱、字林、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戴氏六书考、王氏正始音、陆氏音义、牟氏音考、贾氏群经音辨、丁度集韵、司马公类篇、切韵指掌图、吴氏诗补音及韵补、四声等子、杨氏韵谱。先择制度之大者，如律历、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官职、赋役、郊祀、井田、学校、贡举等，分类如山堂考索所载历代沿革，考核本末得失之后，断以朱子之意，及后世大儒论议，如朱子经济文衡、吕成公制度详说。每事类钞，仍留馀纸，使可续添，又自为之著论。此皆学者所当穷格之事。以夫子之圣，犹必问礼问乐而后能知，岂可委之以为名物度数之细而略之！平日诚能沉潜参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礼官不识礼、乐官不识乐之诮，而和胡、阮、李、范、马、刘、杨不能相一之论可决，禘祫庙制可自我而定如韩子、朱子矣，岂特可仿源流。至论及吕成公、钱学士百段锦，作成策段，为举业资而已。

通鉴、韩文、楚辞既看既读之后，约才二十岁，或二十一二岁，仍以每日早饭前循环倍温玩索四书、经、注、或问、本经傅注、诸经正文，温看史，温读韩文、楚辞之外，以二三年之工，专力学文。既有学识，又知文体，何文不可作？

学作文：

学文之法，读韩文法已见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体矣，然后更看全集，有谢叠山批点及选看欧阳公有陈同父选者佳曾南丰类藁王临川三家文体，然后知展开间架之法。缘此三家，俱是步骤。韩文明畅平实，学之则文体纯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数文字。欧曾比韩更开阖分明，运意缜密，易学而耐点检。然其句法则渐不若韩之古。朱子学之，句又长矣，真西山虽亦主于明理，句法还短，不可不知。他如柳子厚文先看西山所选叙事议论，次看全集。苏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馀诸家之文，不须杂看。此是自韩学下来渐要展开之法，看此要识文体之佳耳。其短于理处极多，亦可以为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叙事雄深雅健，可以当史笔之任，当直学史记、西汉书。先读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汤东涧所选者，然后熟看班、马全史。此乃作纪载垂世之文，不可不学。后生学文，先能展开滂沛，后欲收敛简古甚易。若一下便学简古，后欲展开作大篇，难矣。若未忘场屋，欲学策，以我平日得于四书者为本，更守平日所学文法，更晷看汉唐策、陆宣公奏议、朱子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范文正公、王临川、苏东坡万言书、策略、策别等，学陈利害则得矣。况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于无以答所问矣。虽今日时务得失，亦须详究。欲学经问，直以大学、中庸或问为法，平日既读四书注，及读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无本矣。欲学经义，亦仿或问文体，用朱子贡举私议中作义法为骨子。方今科制明经，以一家之说为主，兼用古注疏，乃是用朱子贡举私议之说。按贡举私议云：“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将来答意，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又云：“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次又旁引他说，而以己意反覆辨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皆当有以正之。”此私议之说也。窃谓今之试中经义，既用张庭坚体，亦不得不略仿之也。考试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张庭坚体已具冒原讲证结，特未如宋末所谓文妖经贼之弊耳，致使累举所取程文，未尝有一篇能尽依今制，明举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设科初意，预防末流轻浅虚衍之弊，致使举举相承，以中为式。今日乡试经义，欲如初举方希愿礼记义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盖欲学者直写胸中所学耳，奈何阴用冒原讲证结格律，死守而不变？安得士务实学，得实材为国家用，而为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论于此，以待能陈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议修学校教法，以辅宾兴之制，则此弊息矣。假如书义仿张体，以蔡传之说为终篇主意，如论破然。如传辞己精紧而括尽题意，则就用之为起；或略而泛，则以其意自做，次略衍开；次入题发明以给之；次原题题下再提起前纲主意，历提上下经文而归重此题；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证，或反引事证，缴归主意；次结，或入讲腹提问逐节所主之说，所以释此章之意，如孔颖达疏文释注之体。逐节发明其说，援引以证之，缴归主意，后节如前，又总论以结之。如易，又旁通所主，次一家说，又发明其异者而论断之，又援引以证之结之，次兼用注疏，论其得失而断之证之结之。平日既熟读经传，又不患于无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略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写平日所得经旨，无不可者。元设科条制，既云作义不拘格律，则自可依贡举私议法，此则最妙。如不得已，用张庭坚体，亦须守传注，议论确实，不凿不浮可也。欲学古赋，读离骚已见前，更看读楚辞后语，并韩、柳所作句法韵度，则已得之。欲得著题命意间架，辞语缜密而有议论，为科举用，则当择文选中汉、魏诸赋、七发及晋问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视古渐弱，其运意则缜密于前，但于文选、文粹、文鉴观之便见。欲学古体制、诰、章、表，读文章正宗辞命类，及选看王临川、曾南丰、苏东坡、汪龙溪、周平园、宏辞总类等体。四六章表以王临川、邓润父、曾南丰、苏东坡、汪龙溪、周平园、陆放翁、刘后村及宏辞总类为式。其四六表体，今纵未能尽见诸家全集，选钞亦须得旧本翰苑新书观之，则见诸家之体，且并得其编定事料为用。

作科举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读看近经问文字九日，作一日。

读看近经义文字九日，作一日。

读看古赋九日，作一日。

读看制诰表章九日，作一日。

读看策九日，作一日。

作他文皆然。文体既熟，旋增作文日数。大抵作文办料识格，在于平日。此用剡源戴氏法。及作文之日，得题即放胆，此用叠山谢氏法。立定主意，便布置间架，以平日所见，一笔扫就，却旋改可也。如此则笔力不馁。作文以主意为将军，转换开阖，如行军之必谣将军号令。句则其裨将，字则其兵卒，事料则其器械。当使兵随将转，所以东坡答江阴葛延之万里徒步至儋耳求作文秘诀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经史子集，惟意足以摄之。”正此之谓。如通篇主意间架未定，临期逐旋摹拟，用尽心力，不成文矣。切戒！

一、仍以每日早饭前倍温四书、经、注、或问、本经传注、诸经正，温史。夜间考索制度书，温看性理书，如前法。

专以二三年工学文之后，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自此可以应举矣，三场既成，却旋明馀经，及作古文。馀经合读合看诸书，已见于前。窃谓明四书本经，必用朱子读法，必专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书，并不得杂以他书，必以读经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学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经义，必尽依科制条举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说而推明之。又必择友举行蓝田吕氏乡约之目，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则学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实，惟恐得罪于乡评，则读书不为空言，而士习厚矣。必若此，然后可以仰称科制经明行修，乡党称其孝弟，朋友服其信义之实，庶乎其贤材盛而治教兴也，岂曰小补。古者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未有不教而可以宾兴者。方今圣朝科制明经，一主程、朱之说，使经术、理学、举业三者合一，以开志道之士，此诚今日学者之大幸，岂汉、唐、宋科目所能全其万一。第因方今学校教法未立，不过随其师之所知所能，以之为教为学。凡读书才挟册开卷，已准拟作程文，用则是未明道已计功，未正谊已谋利，其始不过因循苟且，失先后本末之宜而已，岂知此实儒之君子小人所谣以分，其有害士习，乃如此之大。呜呼！先贤教人格言大训，何乃置之无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职教养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读书、学文皆办，才二十二三岁，或二十四五岁。若紧著课程，又未必至此时也。虽前所云失时失序者，不过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岁前皆办也。世之欲速好径，失先后本末之序，虽曰读书作文而白首无成者，可以观矣。此法似乎迂阔，而收可必之功，如种之获云。

前所云学文之后，方再明一经，出于不得已。才能作文之后，便补一经，不可迟，须是手自钞读。其诸经钞法读法并已见前。

其馀经史子集音义旁证等书，别见书目，今不备载。惟取旁证一二，日当观省者，于末卷。

读经之后当看全史一过。看张子、邵子、三胡、张南轩、吕东莱、真西山、魏鹤山、程、朱门人之书一过。

同前书，卷一、卷二。

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节选）

端礼窃闻之朱子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门人与私淑之徒，会萃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已体察，曰著紧用力，曰居敬持志。

其所谓循序渐进者，朱子曰：“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看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其循序渐进之说如此。

所谓熟读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己之学也”。其熟读精思之说如此。

所谓虚心涵泳者，朱子曰：“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即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称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合。”其虚心涵泳之说如此。

所谓切己体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门，是将自已个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覆。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体察之说如此。

所谓着紧用力者，朱子曰：“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骨肋！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其着紧用力之说如此。

所谓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葢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明。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说如此”。

愚按：此六条者，乃朱子教人读书之要，故其诲学者，告君上，举不出此，而自谓其为平日艰难已试之效者也。窃尝论之，自孔子有“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训。以颜子之善学，其赞孔子”循循善诱”，亦不过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已。是孔子之教，颜子之学，不越乎博文约礼二事，岂非以学者舍是无以为用力之地欤？盖盈天地间，万物万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之于书者，载道为尤显，故观孔子责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可为深戒，岂非读书为博文之大而急者欤？朱子曰：“约礼则只是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当以大而急者为先。”盖谓是也。然则，博文岂可不以读书为先？而读书又岂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而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己体察”之两条。盖熟读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体察，即约礼之事。然则，欲学颜子之学者，岂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说具存，学者读书，能循是六者，以实用其力，则何道之不可进，何圣贤之不可为！使朱子复生，身登其门，耳闻其诲，未必若是之详且要也，学者可不自知其幸欤？世之读书，其怠忽间断者，固不足论。其终日勤劳，贪多务广，终身无得者，盖以读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庐初建，端礼荒陋匪材，夫岂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以求共学之益，使他日义精仁熟，贤材辈出，则朱子之训不为虚语，精庐不为虚设，顾不美欤！同前书，卷三。

屠羲英《童子礼》解读

［题解］

作者认为：养正莫先于礼，只有在幼童时就进行礼的教育，使之有所持循、有所检束，才不至于失其正而外于圣人之途，因而综括前代训蒙要语，撰成了此篇。全篇分检束身心之礼、入事父兄出事师长之礼、书堂肄业之礼三类，共三十目。原篇中多有注释：或做进一步的说明，或感叹时事，或注明出处，或疏释文意，今并删削不录。

《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①而养正莫先于礼。盖人之失其正，以自外于圣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闻礼教，则耳目手足，无所持循；行止语默②，无所检束。及其既长，沿习偷安，徇情任气③，如已决之水，不可堤防；已放之条，不可盘郁④，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学》，必先洒扫应对之节，程子谓即此便可达天德⑤，信非诬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为恩，而为之师者，日役役焉以课程为急，故一切礼教，废搁不讲，童蒙何赖焉？兹本《曲礼》、《内则》、《少仪》、《弟子职》诸篇，附诸儒训蒙要语，辑为《童子礼》。

盥栉

晨兴即当盥栉⑥，以饰容仪。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领⑦，卷束两褒⑧，勿令沾湿。栉发，必使光整，勿散乱，但须敦尚朴雅，不得为市井浮薄之态⑨。

整服

凡著衣，常加爱护。饮食须照管，勿令点污；行路须看顾，勿令泥渍。遇服役⑩，必去上服，只著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补缀，以求完洁。整衣欲衣直，结束欲紧，毋使偏斜宽缓，致失容仪。上自总髻，下及鞋履，具当加意修饬，令与礼容相称。其燕居及盛暑时⑪，尤宜矜持，⑫，不得袒衣露体。

叉手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其胸。手不可太著胸，须令稍离方寸。

肃揖

凡揖时，稍阔其足，则立稳。须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头，两手圆拱而下。凡与尊者揖，举手至眼而下；与长者揖，举手至口而下，皆令过膝；与率文者揖，举手当心，下不必过膝。然皆当手随身起，叉于当胸。

拜起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两手齐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顿首至地即起。先起右足，以双手齐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后拜。其仪度以详缓为敬，不可急迫。

跪

低头拱手，稳下双膝。腰当直竖，不可蹲踞；背当稍曲，以致恭敬。

立

拱手正身，双足相并。必顺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与墙壁相近，虽困倦不得倚靠。

坐

定身端坐，敛足拱手。不得偃仰倾斜，依靠几席。如与人同坐，尤当敛身庄肃，毋得横臂，致有妨碍。

行

走，两手笼于褒内，缓步徐行。举足不可太阔，毋得左右摇摆，致动衣裾。目须常顾其足，恐有差误。登高，必用双手提衣，以防倾跌。其掉臂跳足⑬，最为轻浮，常宜收敛。

言语

凡童子，常当缄口静默，不得轻忽出口。或有所言，必须声气低俏，不得喧聒⑭。所言之事，须真实有据，不得虚诳。亦不得元傲訾人⑮，及轻议人物长短，如市井鄙俚。戏谑无益之谈，尤宜禁绝。

视听

收敛精神，常使耳目专一。目看书，则一意在书，不可侧视他所。耳听父母训诫，与先生讲谕，则一意承受，不可杂听他言。其非看书听讲时，亦当凝视收听，毋使此心外驰。

饮食

凡饮食，须要敛身离案，毋令太迫⑯。从容举箸，以次著于盘中，毋致急剧，将肴蔬拨乱。咀嚼，毋使有声，亦不得恣所嗜好，贪求多食。安放碗箸⑰，俱当加意照顾，毋使失误堕地。非节假，不得饮酒，亦不得过三爵。

以上检束身心之礼。

洒扫

以木盘置水，左手持之，右手以竹木之枝，轻洒堂中。先洒远于尊长之所，请尊长就止其地，然后以次遍洒。毕，方取帚于箕上，两手捧之，至当扫之处。一手持帚、一褒遮帚，徐步却行⑱，不使尘及于尊长之侧。扫毕，敛尘于箕，出弃他所。

应对

凡尊长者呼召，即当随身而应，不可缓慢。坐，则起；食在口，则吐；地相远，则趋而近其前；有问。则随事实对，且掩其口。然须听尊长所问，辞毕方对⑲，毋先从中错乱。对讫，俟尊长有命，乃复原位。

进退

凡见尊长，不命之进，不敢进；不命之退，不敢退。进时，当鞠躬低首，疾趋而前。其立处不得迫进尊长，须相离三四尺，然后拜揖。退时亦疾趋而出，须从旁路行，毋背尊长，且当频加回顾，恐更有所命。如与同列共进，尤须以龄为序。进，则鱼贯而上，毋得越次紊乱；退，则席卷而下，毋得先出偷安。

温清

夏月侍父母，常须挥扇于其侧，以清炎暑，及驱逐蝇蚊。冬月，则审察衣裘之厚薄、炉火之多寡，时为增益。并候视窗户罅隙⑳，使不为风寒所侵，务期父母安乐方已。

定省

十岁以上，侵晨㉑，先父母起，梳洗毕，诣父母榻前，问夜来安否。如父母已起，则就房先作揖，后致问，问毕，仍一揖退。昏时，候父母将寝，则拂席整衾以待；已寝，则下帐闭户而后息。

出入

家庭之间，出入之节，最所当谨。如出赴书堂，必向父母兄姊之间，肃揖告出。午膳与散学时，入，必以次肃揖，然后食息。其在书堂时，或因父母召唤，有所出入，则必请问先生，许出方出，不得自专。至入书堂，虽非作揖，常期亦必肃揖㉒，始可就坐。

馈馔

凡进馔于尊长，先将几案拂拭，然后双手捧食器，置于其上。器具必干洁，肴蔬必序列，视尊长所嗜好，而频食者，移近其前。尊长命之息，则退立于旁，食毕，则进而撤之。如命之侍食，则揖而就席，食必随尊长所向，未食，不敢先食；将毕，则急毕之，俟其置食器于案，亦随置之。

侍坐

凡侍坐于尊长，目，则常敬候颜色；耳，则常敬听言论。有所命则起立。

尊长有倦色，则请退。有请与尊长独语，则屏身于他所。

随行

侍尊长者行，必居其后，不可相远，恐有所问。如问已及，则稍进于左右，以便应对。目之瞻视，必随尊长所向。有所登陟，则先后扶持之；与之携手而行，则以两手捧而就之。遇人于途，一揖而别，不得舍尊长而与之言。

邂逅

凡遇尊长于道，趋近肃揖，与之言则对，命之退，则揖别而行。如尊长乘车马，则趋避之；或名分相悬，不为已下马车者，则拱立道旁，以俟其过。

执役

凡尊长有所事，不必待其命出，即当趋就其傍，致敬服役。如将坐，则为之正席拂尘；如待射与投壶，则为之拾矢授矢；如盥洗，则为之捧盘持帨；夜有所往，则为之秉烛前导。如此之类，不可尽举，具当正容专志，毋使怠慢差错。

以上入事父兄、出事师长，通行之礼。

受业

受业于师，必让年长者居先；序齿而进㉓，受毕肃揖而退。其所受业，或未通晓，当先叩之年长者，不可遽读问于师。如欲请问，当整衣敛容，离席前告曰：“某于某事未明，某书未通，敢请先生有答。”即宜倾耳听受，答毕，复原位。

朔望

某日昧爽㉔，值日一人，主击板㉕。始击，咸起，盥栉总衣冠㉖；再击，升堂。师长率弟子诣先圣像前，再拜焚香讫，又再拜退。师长西南向立，诸生之长者，率以次东北向，再拜，师长立而扶之；长者一人前致辞讫，又再拜。师长人于堂，诸生以次环列再揖，退，各就案。

晨昏

常日清晨，击板如前，再击，诸生升堂，序立，俟师长出，肃揖，次分两序，相揖而退。至夜，将寝，击板会揖㉗，亦如朝时。其会讲、会食、会茶，击板如前。

居处

端身正坐。书籍、笔砚等物，皆令顿放有常。其当读之书，常用之物，随时从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乱。读用已毕，复置原所，毋使参错㉘。其借人书物，当置簿登记，及时取还，毋致遗失。

接见

凡先生有宾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俟先生与客为礼毕，然后向上肃揖，客退，仍肃揖送之。先生与客，命无出门，即各入位凝立，俟先生返，命坐则坐。若客与诸生中有自欲相见者，亦必俟与先生为礼，乃敢作揖，退，亦不得远送。非其类者勿与亲狎。

读书

整容定志㉙，看字断句。慢读，务要字字分晓，毋得目视他处，手弄他物。仍须细记遍数熟读，如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其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方止。犹必逐日带温㉚，及逐旬、逐月通理㉛，以求永久不忘。

写字

凡写字，未问工拙，切要专心把笔，务求字画严整，毋得轻易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并差落、涂注之病。研墨放笔，毋使有声，及溅污于外。其戏书砚面，及几案上，最为不雅，切宜戒之。

以上书堂肄业之礼

［注释］

①至高无上的功业德行。此句见于《周易·蒙卦·彖辞》。

②行止语默：泛指一切言语行为。

③徇情任气：依从感情、顺从意气，肆意妄为。

④盘郁：曲折盛美。

⑤程子：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其中以程颢为大程，以程颐为小程，程子即指此兄弟二人.天德：天的本质。

⑥兴：起。盥栉：梳洗。

⑦巾帨：手巾、佩巾。

⑧褒：衣袖。

⑨市井：进行买卖的地方，泛指市街。

⑩服役：担任劳役，指干活。

⑪燕居：闲居。

⑫矜持：庄重。

⑬掉臂：摇动手臂。

⑭喧聒：闹声刺耳。

⑮亢傲：严厉、轻视。訾：诋毁、非议。

⑯太迫：太近。

⑰碗箸：碗筷。

⑱却行：倒退而行。

⑲辞毕方对：等尊长的问话讲完之后才回答。

⑳罅隙：裂缝、缝隙。

㉑侵晨：清晨、拂晓。

㉒常期：即平时。

㉓序齿：按年龄大小而定的先后顺序。

㉔昧爽：拂晓。

㉕击板：犹打铃。

㉖总：系结。

㉗会揖：学生集合向老师行揖礼。

㉘参错：参差交错。

㉙整容定志：严肃仪容，安定志意。

㉚带温：指在每天的课务之外，兼带温理已经学过的课文。

㉛通理：系统地复习。

高贲亨《洞学十戒》解读

［题解］

高贲亨，字汝白，明代浙江临海人。正德时，曾为江西提学副使，故人称高提学。自宋代书院、义学发达以来，各地相互借鉴，并根据实际情况，订立了许多学则、学规，这些学则学规，大都文词繁富，且以劝进奖掖为主，而此篇则言简意明，专门举列所当禁止之名目，所以，改学规学则中的“导其为此”而为“禁其为此”，是此篇之特色。《十戒》篇帙虽短，但都关乎日常云为，切于日用，所以陈宏谋称它“于末学病痛，尽其表里”，并认为“防微杜渐，尤当自幼学始，使之重以为戒。”

一日立志卑下：

谓以圣贤之事不可为，舍其良心，甘自暴弃，①，只以工文词，博记诵为能者。

二日存心欺妄：

谓不知为己之学②，好为大言，互相标榜，粉饰容貌，专务虚名者。

三日侮慢圣贤：

谓如小衣入文庙及各祠③，闲坐嬉笑，及将圣贤正论格言作戏语，不盥栉观书之类。

四日陵忽师友：

谓如相见不敬，退则诋毁，责善不从④，规过则怒之类⑤。

五日群聚嬉戏：

凡初至接见之后，虽同会亦必有节⑥，非同会者，尤不可数见。若群聚遨游，设酒剧会，戏言戏动，不惟妨废学业，抑且荡害性情。

六日独居安肆：

谓如日高不起，白昼打眠，脱巾裸体，坐立偏跛之类。

七日作无益之事：

谓如博奕之类⑦。至于书文，虽学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日观无益之书：

谓如老庄仙佛之书，及《战国策》诸家小说，各文家，但无关于圣人之道者，皆是。

九日好事：

凡朋友同处，当知久敬之道。通财之义，若以小忿小利，辄伤和气，与涂人无异矣⑧。

十日无恒：

夫恒者入圣之道，小艺无恒，且不能成，况学乎？在院生儒⑨，非有急务，不宜数数回家，及言动课程，俱当有常，毋得朝更夕变，一作一辍。

［注释］

①暴弃：不爱重。

②为己之学：求知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因而称为己之学。

③文庙：即孔子庙.唐玄宗时封孔子为文宣王，称孔子为庙为文宣王庙，元明以后通称文庙。

④责善：劝勉为善。

⑤规过：指正错误。

⑥同会：会，文人结社，谈艺论文。同会指同一文社之人。

⑦博奕：六博和围棋。

⑧涂人：路途之人，即陌生人。

⑨生儒：读书人。

陈瑚《小学日程》解读

［题解］

此篇见于《圣学入门书》中。《圣学入门书》凡三卷，内容包括《小学日程》、《大学日程》和《内训日程》。作者陈瑚，字言夏，号确庵，崇祯壬午举人，入清后隐居不仕。作者在明季，曾与陆世仪等人相约而为所谓的迁善改过之学，以期兴绝学，复古道。明清嬗递之后，作者以为正人心的工作关于教化之兴废、人材之消长乃至国家之盛衰，遂于顺治九年编写了《圣学入门书》一书。而《小学日程》则是他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制定的言行准则，依本孔子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数语，约其大凡而成。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事亲取友隆师敬长之道，诗书六艺之文。夫子入孝出弟，数言足以尽之矣①。今约其大，凡定为日程，较之大学条例，则简而明。简则可守，明则易从，所以便幼学也。使为师者以此教，而为弟子者以此学焉，亦可养正，而为作圣之基矣。

入孝之学

愉色婉容②；　　　　　　不愉色婉容。

亲召无诺③；　　　　　　亲召诺。

顺亲教令；　　　　　　　不顺亲教令。

父坐子立；　　　　　　　父立子坐。

出告反面④；　　　　　　出不告反不面。

视亲寒暖，抚亲疾病；　　不视寒暖，不抚疾痛。

为亲服劳；　　　　　　　不为亲服劳。

敬亲仗履⑤；　　　　　　不敬亲杖履。

举足动容，不忘父母；　　毁伤其身，忘其父母。

爱亲之爱，敬亲之敬；　　不爱亲爱，不敬亲敬。

出弟之学

敬伯叔；　　　　　　　　　　不敬伯叔。

兄弟相让；　　　　　　　　　兄弟相犹。

徐行后长；　　　　　　　　　疾行先长。

言不先长；　　　　　　　　　言先长者。

敬父之执；　　　　　　　　　不敬父执⑥。

谨行之学

心术端正⑦；　　　　　　　　心术不正。

不耻恶衣食；　　　　　　　　耻恶衣食。

志气坚定；　　　　　　　　　志气昏惰。

心定神清；　　　　　　　　　心粗气浮。

足容重；　　　　　　　　　　足容不重。

手容恭；　　　　　　　　　　手容不恭。

坐如尸⑧；　　　　　　　　　坐不如尸。

立如斋⑨；　　　　　　　　　立不如斋。

揖让无失仪；　　　　　　　　揖让失仪。

饮食致谨；　　　　　　　　放饭流歠⑩。

夙兴夜寐⑪；　　　　　　　　早卧晏起。

不好戏弄；　　　　　　　　　戏弄无益。

信言之学

言必忠信；　　　　　　　　　言不忠信。

非法言不道⑫；　　　　　　　言不及义。

不多言笑；　　　　　　　　　苟言笑。

应对无失；　　　　　　　　　应对有失。

亲爱之学

敬事师长；　　　　　　　　　不敬事师长。

亲益友；　　　　　　　　　　不亲益友。

远匪人⑬；　　　　　　　　　不远匪人。

朋友责善⑭；　　　　　　　　群居无礼。

善抚奴婢；　　　　　　　　　不恤奴婢。

文艺之学

终日勤学；　　　　　　　　　终日闲旷。

读书专心；　　　　　　　　　读书不专心。

作字楷正；　　　　　　　　　作字不敬。

习艺存心；　　　　　　　　　习艺不存心。

作课专心⑮；　　　　　　　　作课放心。

有疑思问；　　　　　　　　　有疑不问。

听讲专心；　　　　　　　　　听讲不专心。

敬重书籍；　　　　　　　　　不敬书籍。

［注释］

①夫子：指孔子。数言：指孔子所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②婉容：和顺的面容。

③诺：应承之词。疾应曰“唯”，缓应曰“诺”，所以礼教规定：“父命呼，唯而不诺”。

④出告反面：外出向父母禀告、回家后向父母复命。

⑤杖履：旧时礼仪，五十岁老人得扶杖，又古人入室，鞋必脱于室外，但长者可以先入室后脱鞋。后来遂以杖履为敬老之词，不指其人，以示敬意。

⑥父执：父亲的朋友。

⑦心术：思想和心计。

⑧坐如尸：端立而坐，象尸一样不动。

⑨立如斋：斋指祭祀前的整洁身心。立如斋即站立时如同斋期一样恭敬。

⑩放饭：大口吃饭。流歠：一口气把汤喝下去，汤汁入口如水流。

⑪夙兴夜寐：早起晚睡，生活勤劳。

⑫法言：合乎礼法的言论。

⑬匪人：行为不正的人。

⑭责善：劝勉从善。

⑮作课：做功课。

张履祥《初学备忘》解读

［题解］

清初学者、农学家张履祥字考夫，号杨国，学者称杨园先生。明末受业于刘宗周，晚年专意程朱之学。立身端直，躬耕农田十余亩，总结前代及当世农业生产的经验，编成了《补农书》。著作尚有《读易笔记》、《读史偶记》等，并辑录在《杨园先生全书》中。此篇系张氏为塾师时，为教钱氏的两个儿子及里中子弟而作。此篇虽有着厚重的道德意识，但与那些纯粹记载所谓嘉言懿行的篇什有些区别，旨在开拓器识、恢宏气象；兼之主要是作者一己心得，所论多关乎学问，正是此篇之特色所在。

大凡为学，先须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①。有有志而不遂者矣，未有无志而有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须辨别何者上等人所为，何者是下等人所为，我所愿学者，是何等样人；我所不屑为者，是何等样人。此志一定，却须坚确不移。凡平日诵读讲习，与夫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其为我志所愿，勉而求之，其为非我志所愿，决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长进，则所志又别②。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学，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为无志，民斯为下而已。

或问刘先生：“始终讲学如何？”③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真，斯言可日省也。人若甘于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达而上也，何所不至？

人有必为圣贤之志，后来工夫不整密④，意思渐衰惰，不免终于庸人。若一向安于流俗，下梢何所底止⑤，是可畏也。

少年立志要远大，持身要紧严。立志不高，则溺于流俗；持身不严，则入于匪辟⑥。

三纲五常⑦，礼之大体。人只看作治天下之经，于自家全无关涉，殊不知有此身，便有此个道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物？《卫风》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⑧

士有百行⑨，百行修而后成人，犹身有百骸具而后成身。疲癃残疾⑩，知而恶之，败度废节，不知所恶，则是生者而同死者之罔也。

凡人立身，当思达不可行于天下者，穷即不可自身为之，方能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学者亲贤乐善，是第一事。少年见刚毅正直、老成笃实之人，能爱之敬之，其人必贤；若疏之远之，其人必不肖。盖所爱敬者在此，则狂诞匪僻者，必在所远；若疏远者在此，则狂诞匪僻者必在所亲故也。高忠宪公尝言⑪：“以此验人，百不失一。”吾尝以此自省，亦以观人。

初学最紧要是恭俭二字。恭非貌为恭，以敬存心，则颜色语言步趋之际，节文自谨，在家庭敬父兄，在学舍敬师长，是恭之实事。俭非吝啬琐细，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殄之意⑫。凡居处饮食衣服，有不敢过求之意，是俭之实事。以是二者，驯习不舍，则侈肆之念⑬，渐渐不萌，久则渐渐消化，心思自能向正，上达之基，定于此矣。人之败德丧行，未有不根于侈肆者。

少年之日，先要识得人之贤事、事之善恶、言之是非、则心术自能向正，虽离父母师傅亦可不至于邪慝矣⑭。谚云：“知好恶”，此其实也。

君子存心于利物⑮，究也己未尝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适足以害己。君子于物喜其成，而恶其败，然己亦得成焉；小人于物，乐其败，而忌其成，然己常得败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好恶，何可不谨？

人各有业：农有畎亩之事⑯，工有器用之事，商贾有市肆车牛之事。废业游手⑰，不至于失所，必入于不肖⑱。士为四民之首，则有学业，朝而受业，昼而服习，夜而记过，无憾而即安，其大都也⑲。既然整衣冠、挟书册，号为民首之人，当思言民首之言，行民首之行，处不愧为士君子，出不愧为士大夫⑳，使人敬而爱之，则而效之。若不自爱惜，荒废本业，与夫寡廉鲜耻，决裂名教㉑，甚或逐蝇头之利，工市侩之术，反不若胼手胝足㉒，为质朴之农夫，以没其齿矣㉓。原其病根，只是不勤于学，故无上达之志，而甘下流之趋也。韩子曰㉔：“业精于勤，荒于嬉”。刘忠宣公曰㉕：“习勤忘劳，习逸忘惰。”人至嬉游忘惰，亦可哀矣。且思世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者何物。程子曰㉖：“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㉗，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间过了日月，却是天地间一蠹也。呜呼！蠹犹未足以言也。”

今世极多游民，是以风俗日恶，民生日蹙。虽其业在四民者㉘，莫不中几分惰游之习，而士益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已。究其为害，更甚于游民也。今宜蚤作夜思，求其所未知者，与夫所未能者，将终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亦何暇博奕饮酒游谈浪走哉？农夫之耕，夏失业，则禾无秋；冬失业，则麦无秋；春失业，则菽无秋，故日思无越畔也。为学而逸游是耽，其不入于小人希矣。须知此身除却学问，更无一事可为。此生自小至老，忧乐穷达，无非学问之日。委心矢志，以求无负此读书人三字。久久自能向上，小有小成就，大有大成就。《书》云：“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㉙

稼穑之艰，学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知耕者。今虽农家之子，有不能秉耒者矣，有不能辨菽麦者矣。殷，天子之子，生长民间，是以贤圣之君六七作㉚。周公陈《豳风》㉛，述王业之本，使人主知小人之信，是以有道之长，无过周者。汉以孝弟力田取士㉜，故其俗犹为近古。至于南北分争之日，上下一于浮侈，隋唐继之，其风益甚。取士者以诗赋，请谒者以文辞，而务本力穑之事荡如矣。相沿至于今日，人人耻不文，不耻不仁；畏不奢，不畏不义；间有一二稍近本实，则群鄙共笑之，而此一二人者，亦复低首汗颜㉝，讳而谢之。是以世道人心，祸若此烈也。夫能稼穑则可无求于人，可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之士，出则事君，处则躬耕，故能守难进易退之节，立光明俊伟之勋。其为政也，恭俭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洁；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达行穷居也，各有为，未有进退失据，不知重轻者也。今之卿大夫，贪墨无厌，寡廉鲜耻，士庶人诈伪百端，食嗟来之食㉞，甘呼蹴之加㉟，只坐不能无求。故至于不畏不义，不能不亡求，故至，于不耻不仁也。夫与其文而为不仁，孰若朴而以仁存心；与其奢而为不义，孰若俭而以义律己。吴康斋先生讲濂洛之学㊱，率弟子以躬耕；刘忠宣公教子读书，兼力农；何粹夫官归，辟后圃种菜，俱可为百世之师也。许鲁斋有言㊲：“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穑为先，舍稼穑无可为治生者。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得至，心向往之”，是之谓矣。

凡人既读书，须实作个读书人。有读书人之容貌，有读书人之言语，有读书人之行事，要之以心术为本。都人士之诗所谓㊳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孟子所谓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今日百事俱被秀才作坏，观其平生，不如不识字愚民远甚，真是无所不至也。自非洗心涤虑㊴，慕效古人，窃恐流俗所移，将不能免。世故日深，礼义之心日丧，虽有美质，二三十岁以往，同归不肖而已，可为深戒也。

程子云：学者先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之类。此义今之学者，全不理会。单好说个心字，不知容貌、颜色、辞气，何一而非心之符。《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顾命》㊵，惓惓于自乱其威仪。《易·文言》㊶：“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在诸内，必形诸外。推之六经，何处不然，如何可忍？其忽之者，以为威仪容貌，特其外耳。内外表里，岂有两截？持其志，无暴其气，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圣贤教人，未尝偏废，弗思而已。

读书须立准课程（如古人朝经暮史，与夫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类），量其力之所及而遵行之。朝考夕省，勿使一日虚度。人生少壮，要不多时，人事间之，读书之日有几？当深思古人惜日之义。刘忠宣公曰：“以日虚度，一可惜。惜日则自不得闲。”凡闲思想、闲言语、闲行走，自少至老，断送多少岁月。往不可谏，来犹可追，可发深省也。高忠宪公曰：“每至夕阳，检点一日所为。若不切实锻炼身心，便虚度一日。流光如驶，良可惊惧”。薛敬轩先生亦言㊷：“每日上床，即思一日所为，若无疚于心，则安寝；若有不，则辗转反侧，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心，莫不如此。

《小学》《近思录》㊸，但要成诵，刻期可毕㊹。若其义，则虽终身由之，不能尽也。学者不从二书为门庭户牖，积渐以进，学术终是偏枯，立身必无矩法。

凡治一经，必兼通他经，而后一经始得通晓。盖文义有彼此触发者，亦有详略体用互为条贯者。若耳目逼窄，心思也便推广不去。譬如行路，容足之外，俱无所用，然行路者，必就周行，若经仅可容足，鲜不踬矣㊺。又如舟行，容楫之外，均无所用，然乘舟者必济巨川，若港仅足容刀，鲜不胶矣。今日经学全废，其习一经者，只记诵得几许时文㊻，以应制科一日之急㊼，其经之要旨大义，茫无所知。即其尽读五经者，亦不过移记览为辞章而已，于身心全无所得，程子所谓却是不曾读也，经如何得通？宜其人才之奄鄙也。韩文公云㊽：“士不通经，果不足用”。诸子先人以来，皆有一经之传，治此经，当求此经之益，省记诵词章之劳，以用力于经义，一年熟一经（即不能，二年熟一经，十年读书，尽从容也），先令成诵，而徐以涵泳其意味，体之于心，验之于身，日用行习，使心目之间，无非此种道理，将来成就，自是不同。今日父兄之坏子弟，只是计边功，逐小利，当其就学，即欲能文字、取世资；不思树木者，犹求于十年之后。为之师者，莫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庸医担囊入门，惟药资之厚薄，不恤病者之死生，其所用药，温凉泻补，只顾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之所在。是以世教目趋其下，先代遗经，日晦而不知所极也。

图学今全废，是以名物制度，一概茫然。古人左图右书，书只是发明图义，非图义安从明？且如《易》书，若不看图卦，爻象之辞㊾，如何得明？今人徒学空言，所以无事于图，若要实作，便知少不得（如奕棋贱事，若有意求胜，便去寻棋谱）。

读书岂是徒要识字记故事而已，只要讲明事物之理，而求以处之，大小各得其宜。是故《大学》之道，可以修身，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故云：非学无以广才，若事物不以经心，万卷何益？

程门四字教：曰存心，曰致知。朱门四字教：曰居敬，曰穷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穷理所以致知也，一也，而朱益紧切矣。学者舍是，更无学法，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一念放逸，而百邪并起；一念戒惧，而群私退听，故敬为德之聚。

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不急不辍，积之久久，自能融会贯通，涣然有得。今人说为学不实从事，于穷理只是悬空想像，究竟何益？想像得来，虽有所见，终是偏枯。若要执己不化，为害不浅。

程子谓说书必非古意，今不得已而说书，只据经文平说章解句释，使大意明晓、全在听者切己体味，引伸触类，以尽其余，不敢芜辞蔓说以滋惑也。若言说烦多，则难记忆，即使尽能记忆，非从心得，随明随暗而已，枉费功夫。

许鲁斋为子弟说书，便问目前作何体验。想见其平生讲读，无一句一字，不从身心体当过来，所以切实有得。今当以此为法。

为学最喜是实，最忌是浮。《记》曰：“甘受和，白受采㊿，忠信之人，可以学礼。”忠信是一实字，故敬曰笃敬，信曰笃信，行曰笃行，好曰笃好，无所往而不用，是实也。其为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于一实；其为人也轻而薄，小人之徒也，本于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诚而可以为善者也。”

人自孩提少长以往，日就于浮薄，故学问之道，一则曰主忠信，一则曰敦厚，然非有二义也。实则厚，浮则薄，且以爱亲之心验之自知，好色有妻子以后，所存几何？父兄之前，果无一语虚伪否，果无一事隐瞒否？推之五常六行[51]，将复何如？《中庸》谓不诚无物，吾人一生，有何事尽得几分，是可猛省也。

学问之事，贵于有恒，最恶轻躁。人即昏惰，岂无一时奋发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长，旋已忘却，终是无益。虽是资性过人，进锐退速，同归于废而已。《易·恒》之辞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时无速运，亦无停息，只是一昼了一夜，一寒了一暑，一日如是，一岁亦如是，以至古今亦如是。是以化育盛而岁功成[52]，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吾人日进无疆之益，正宜如此。

学问不能长进，只坐不致于一之故。日用功夫，既向此旋又向彼，方事此寻复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并叠心力，专于一路，自能月异而岁不同。《易》谓“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53]损彼则益此，天下事，何者不然？

凡人常心不可失，常度不可改。《语》称有恒，《书》言常德，吉士《诗》美“其仪一兮，心如结兮”，[54]无非是也。自所执之业，以及衣冠言动，内外大小，有恒无恒，罔一不辙，总以存心为主。学者用心，苟能始终若一，则执业自是有成，立身自是不苟。若朝暮易趋，岁月变虑，鲜不为小人之归者。

天地间只一个消长道理。一身之中，善长而恶消，则为君子；恶长而善消，则为小人。一家之中，善长而恶消，则至于有余庆；恶长而善消，则至终有余殃，推之国之兴亡、世之治乱，莫不皆然。然消长分数。于此进一分，则于彼退一分。譬则水车一般，终无停止之势。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终身守此兢兢也。今人于所不宜为者，辄日何妨；于所宜为者，辄曰何必。以此二言，长无限过恶，涓涓之流，至于怀襄[55]，不可不戒也。

学问之道，惟虚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虚则凡物皆能入之。若先置一物于中，更何物能入。《易·咸》卦之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山至高也，泽至卑也，以至高者，乃处至卑之下，可谓虚矣，虚故能受也（自注云：《易》象正解是以虚而通）。若山下有泽，则为损矣。舜，大圣人也，而曰舍己从人；颜渊，大贤人也，而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而况吾流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诚有欿然不足之心[56]，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尽，终亦不能相入。若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见，存于胸中，则声音笑貌之际，已有形之而不能隐老矣。此亦孟子所谓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学者大患。《说命》曰：[57]：“惟学逊志，未有不逊于志，而能长益者也”。医家亦以中满为难治之疾，盖膏粱药石，俱不能进，则死亡无日矣。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足以涵养德性，而熏陶气质。”吾人平日，亦有然也。接诗书师友之时多，亲米盐妻子之时少，则德性气质，自是不同。一日不学，身心不知安顿何处。

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二者缺一不可。不古人与稽，则无以识事理之当然，别流俗之非是；不今人与居，则无以相观而善，切磋之益少，而所学或失之偏矣。

凡与人一相接，不有益，即有损，不可不慎。大约三种人宜近，然不可不择，贤士可以养德，明医可以养身，良农可以养生。若比匪人[58]，则丧德，异端术士进[59]，则丧身，嬉游无业之人处，则丧生，可为寒心也。

人不能无过，但期于改。盖人生气禀，既已不吝，有生以来，复为习染所锢，理义之心，丧失者多矣。一息不简点，视听言动，已不可知，小则日用云为[60]，大则人伦事物，随所接而见，不可不省察也。然亦有自己以为无过，而不知已为大失者，正此心陷溺之深，而可哀痛者也。全赖父兄师友从而指出之，或旁人举而告之，或相与窃议之，不可不力求而力改也。子路[61]，大贤也，而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成汤[62]，圣人也，而曰改过不吝。人能于此等处取法一二，便有可商量。人无智愚贤不肖，多不喜闻过。若实论之，只不喜闻过一切，下愚而已，不肖而已，更何贤与智之有？今人千百之中，无一人肯告以过者，甚者父兄师长，亦存几分情面，以为无招其怨也，何况余人。只缘自家不欲闻过，或从而文饰之，故人有以窥见其微，弗屑开口来告耳。古今能饰非，能拒谏者，莫如纣与丹朱[63]，然其人可师法与否？先儒有云：攻人实过者，最难；能受人实攻者，尤难。吾不能自爱其身，至于有过，而此人者，不忍我之有过，而以相告，是其爱我过于我之自爱也。身者，父母之遗体，辱其身，是辱亲也。人不忍我之有过，而以相告，是其爱我，又爱及于我之亲也，而敢不敬听乎？然又非知之难，改之为难。亦有一种人，面从而中不然。亦有一种人，善屈服承受，而后来仍只如是，尤为无望。正夫子所谓吾未如之何者[64]，人而至此，亦可哀已。颜子有不善[65]，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为不远之复，与文王不闻亦式、不谏亦入相类。下此得力，多在悔耳，悔者，自凶而趋吉者也。人能于过时，颡有泚[66]，背浃汗，一番惩艾[67]，一番对治，后来临事，自知敬慎，不至大段错谬。孟子云：“人恒过，然后能改”。《离》之初爻亦曰：“履错然敬之，无咎[68]”。履错而敬，犹贤于履错而不敬，恒改则恒无过。试思衣不在身。垢不忘洗；疥癣在肤，苦不忘治，况疾不止癣疥、污不止衣服，其忍之哉？

凡闻人言而不从，与夫从而不改，于彼分毫无损，适以明其厚；其失仍在自家，益以重其罪。大凡姑息之爱，言多顺耳；德义之爱，言多逆耳。古曰：苦言药也。惟人亦然，严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昵者，长我慝者也。于此自审，思过半矣。

大抵好我者之知我失，必不如恶我者之知我失之深而中。人能深察恶我者之言而改之，则庶乎其寡过矣。不能反躬，是学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实由于此。与人龃龉[69]，亦由于此。《记》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灭天理，必穷人欲，民斯为下而已。

曾子日省其身，只是反躬之学。孔子孟子，只教切己自省。

穷达寿夭，天也；知愚贤不肖，人也。在天者不可强，在人者有可为。君子为其所能为，小人求其所难强。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为小人者众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穷通皆好；行险未必常失，穷通皆丑”。好丑一成，怨仇不能毁，孝子慈孙不能改，于己取之而已矣。

作人总从幼起。“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70]三语，自是相因，幼不孙弟，决是长而无述；长而无述，决是老而不死是为贼，有负其初心，败于末路者矣。中道悔过者几人，晚年进德者益少。予中道悔过者矣，今日所忧，正未知末路如何，诸君慎之，切勿起脚便蹈第一句也。

读书先要正其心术[71]。心术者，如木之根、谷之种。根先坏，千枝万叶，总无着处。种是莨莠[72]，栽培滋养，适为害耳。其正如何？曰：周子有云[73]，志伊尹之所志[74]，学颜子之所学而已。今日对诸君举此二语，不独诸君以为非所急、非所能，即旁人皆以为迂阔矣。然特未之思耳。颜子之学，不迁怒，不贰过[75]，三月不违仁。且如今日与诸君朝夕相处，怒于此者，无端而移于彼，能堪乎？蚤间作为有失，少顷又复如此，可乎？此即为失其本心，不仁莫大矣。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获，若挞于市[76]；非其义，非其道，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且如今日与诸君相与，有善不相劝，有恶不相规，疾苦忧患，漠不相关，可乎？非义妄有求与，可乎？即如诸君退而处于家庭，喜怒无常，过失日长，好恶而恶美，无论人不能堪，自顾却如何？父兄子弟，不能有善而无恶，能坐视否？小臧获饥寒劳苦，能不恤否？终日营营，取非其有，与非所当，于心下如何？推此以往，何在不然。若能将此立心，博闻强识，敦善不怠，穷为匹夫[77]，达为卿相，总不失为君子之人，周子所谓希贤希圣，以至希天是也。若徒以自私自利为心，纵欲忘道，见善不迁，闻过不改，无论读书，终无所得，即使多闻多见，适为贼仁贼义之资而已。吾终日与诸君谆谆言者，大要不外此意。

《大学》诚意章，好恶二字，是学者彻上下功夫，自正心修身，以至于平天下，无非是也。自下学以至达天德，更无两种学问。盖民之秉彝[78]，见善未有不好，见恶未有不恶。好善恶不善者，意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恶臭者，意之诚也，意诚则心正矣。好善好所当好，恶不善，恶所当恶也。心正则身修矣。好善如好色，则必为善；恶恶如恶恶臭，则必不为恶也。必为善，必不为不善，则所好之人，能知其恶，所恶之人，能知其美，而家以是齐矣。好知其恶，恶知其美，则进退赏罚，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而国以是治，天下以是平矣.然此好恶，圣人有之，愚夫愚妇亦有之，所争只在此念之实与不实耳。圣人惟实，是以大廷广众是此人，暗室屋漏亦是此人[79]，其极至于格庶玩、动天地[80]，无非是也。众人惟不实，是以大廷广众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是一人，夙夜寤寐又是一人，其极至于为鬼为域，违禽兽不远，亦无非是也。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以不谨。学者诚能谨凛幽独，使清明在躬[81]，时时平旦之好恶用事，则庶能不为其所不为，不欲其所不欲，而视听言动，一于礼矣。视听言动一于礼，则始于家邦，施于四海，固有不下带而存者矣。此种学问，正如一条坦路，举足便可行，毋谓汝等非今日所能，与非今日所急也。身一而已矣，修之则为圣贤。不能则为愚不肖，孰为可好，孰为可恶，可以立决也。谚曰：知好恶，圣人复起，不能易斯三字矣。

百余年来，论学者率以诚意为主。予从事于此有年，季心谓予曰：“不明乎善，不诚乎身，君功夫却倒作也。”闻之憬然有省。又见朱子论昌黎《原道》篇[82]，引《大学》至诚意止，不及致知格物[83]，为无头学问，笃信斯语。因是日用之间，深体格物之义，乃实有见于《大学》之道，格物而已矣。自下学为己，以至于穷神知化，一以贯之也。盖吾人之身，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惟于理有未明，是以知有不至，惟于知有不至，是以意有不诚，繇明入诚易[84]，舍明入诚难，古人所以随处体认，而必以读书穷理为先。

体用本一原[85]，而世之学者，动为有体无用、有用无体之论。知行本有先后[86]，而世之学者，好言合一。三教本为三门[87]，而世之学者，必云一门。经权本无二用[88]，而世之学者，多好言权，而讳言经。此百余年来生心害政之祸，所以流极而未有已也。初学之士，能于此等纲领处知之明，信之笃，其于学问之道，思过半矣。

读书不能长进，只是不能实求之身。就如今日讲解“允执其中”，[89]讲者与听者，只说是帝王心法[90]，不知此“中”，无事不有，无时不然。吾人今日处事接物，过一分，是过失，不及一分，亦是过失，能不求当于理否？事事物物，求当于理，可一息放其心否？此心不懈，庶几能当于理。然而气质之偏，物欲之蔽，尝至当者十一，不当者十有九，若一放其心，则为小人之无忌惮，无所不至矣。圣如尧舜，犹然兢业，盖以此也。舜性之者也，尧之咨命，所以只用“允执”一语，至于禹，便大段须用功夫，是以舜复益之以三言[91]，必至“惟精惟一”，乃为“允执厥中”也。况吾人生质，本是庸下，有生以来，锢于习染，沦于嗜欲，本心之良，已如日月之入于重渊，而不思以困勉之功，复道心于几希[92]，其不陷于禽兽者罕矣。今日学者之病，多只将圣贤经书，作一场说话看，不以为圣人之事，断非吾人所能，则以为帝王治天下之道，于吾人日用有何干涉，是以自暴自弃。质之美者，因循废驰，昏昏地过一生，奄然与草木同朽；其不美者，则放恣溃败，以至于禽兽，而犹自谓有才有能，开口笑人，以为老生常谈，概不足听，哀哉！

《易》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93]凡为父兄师长，莫不欲子弟贤且智，然而家教不齐。今之父兄，或多不以义方爱其子弟者矣[94]。学术不一，今之师长，亦多不以正道养其蒙士者矣[95]。不知古人之所是，恶在己之所非，譬之醉梦，方其醉也，不知其为醉也；方其梦也，不知其为梦也，觉而后，知其非也。且为愧之悔之，惘然而若失之矣。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孟子曰：“圣人与我同类者”。又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尔”。前言往行，古人之先得我心者也。初学之日，天性未失，日闻古人之言，日见古人之行，栽培滋养，习以性成，久之自能长进。《小学》一书，以《嘉言》《善行》终篇，盖此意也。从此正其趋向，立其根基，他日无穷学业，俱于是乎始，所谓涓涓之流，成为江海者也。世之父兄师长，以文艺干进取，以词章袭声誉，适足以锢其聪明，夺其心术而已。今即不能尽去彼取此，亦当只识一二条，扶其欲失之天良，却其欲肆之嗜欲，徐观其志，而曲就准绳，高之可以进于上达，卑之犹不失自好之士，不然，其为陷溺，可胜哀乎？愚谓初学得力功夫，惟有此事最急。

孟子言诸侯之宝三[96]，卿士庶人之家，亦莫不然。井田不行，世业之产，即土地也，奴婢佃户，即人民也，家法即政事也。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97]。古者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士庶人惟有身耳。秦汉而下，田不井授，禄不公田，士庶人得以世其家，与卿大夫等，然则九经之义，亦不可不讲也。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修身其第一义也。师友贤也，所宜尊；宗族亲戚亲也，所宜亲。家督大臣也，子弟群臣也，敬之所以立本，体之所以均爱。僮仆佃户，庶民也；内而蚕织，外而佣作之属，百工也。抚之无恩，则心不固；驭之无则，则事不成，故有子与来之义。远人其羁旅也，诸侯其故旧也，通于柔怀之义，可以远凉德[98]，存忠厚也。立国有立国之规模，立家有立家之规模，兴衰隆替，其理一也。柳仲涂曰：[99]祖宗忠孝勤俭以成立之，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忠孝勤俭，修身之大概也；顽率奢傲，身不修之大概也。修其身，则此下入者，可以次第举矣；身不修，而能举是数者，未之有也。此九经所以本于诚也。家有贫富，族有大小，得乎此，贫有时富，小有时大；悖乎此，未见覆之不速也。今之为家者，知其利，不知其义，当其富贵，则强以凌弱。众以暴寡，而不思创业垂统可继之道；乃其贫贱，则弱丧屈辱，不可复振，繇其规模之不立也。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诗》云：“诒厥孙谋，以燕翼子”，[100]此之谓也。

世人于《四书》经史，莫不读诵，乃终其身，不知道理所在，何也？一种人是求诸高远，以为道理不止如此。若其下者，则以为此特作举业文字而已，所以鲜能知味。苟能反求诸其身，未尝不易简如天地、昭明如日月也。

义理人心之所固有，特放其心而不知求[101]，是以锢蔽耳。至于锢蔽之甚，则心中口中，自觉别有一种道理，而于圣贤所言所行，真有如冰炭之不可相入矣。正孟子所谓远禽兽不远者也。若能时时收摄此心，不为流俗所泊、利欲所昏，则义理自见。久之看得圣贤所言，便是我的言语一般；圣贤所行，便是我的行事一般。故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人人具可以圣贤之质，却将舍之于禽兽之域，可哀矣哉！

古文辞诗歌，时读一章，亦足以导扬志意，游泳性情，若一向沉溺，即已玩物丧志矣。

朱子与长子书，从师就学之道，极为详尽，而终篇要之以勤谨二字。盖勤则进业，谨则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终身，养德以此，养身亦以此矣。惰者勤之反，肆者谨之反，人无限过恶，无限倾覆，未有不从此二字来。今之子弟，有不中此二字习气否，省之改之。

尝将贤于我者自比，则于己常见不足，而学日进，志益谦，此上达之机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则于己但见有余，而志日损，心日放矣，不流于污下，不止也。夫上下相去，岂有极哉？恶如桀纣，在它人观之如此，桀纣之心，犹未以为恶也。予于戊子岁[102]，适有所感，作“上达吟”曰：“一从绝顶望云霄，一堕穷严叹寂寥，今日相看何其远，不知分手在山腰”。诸君正在山腰时节，起脚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犹知向上，而况人乎？

轻绝小人[103]，人知难免于乱世，不知轻近小人，其得祸尤速而重，不可不戒也。远小人，即不免于祸，变自外至；近小人而取祸，咎自己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己作者，谁任其咎？

人无时无地，不与人处。在家庭，则有家庭之人；在宗族乡党[104]，则有宗族乡党之人；在朋友，则有朋友之人；以至在朝廷，则有朝廷之人；在军旅，则有军旅之人。男子生，桑孤蓬矢六[105]即有天地四方之志，岂能鸟兽同群，一日不与人接？在我处之，俱要得其道理。人不能有贤而无不肖，事不能有顺而无逆，能与贤人处，不能与不肖人处，能处顺理之事，不能处逆理之事，只缘自家学问不足。天下无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古之圣贤，以此存心，以此克己，所以能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与处，要亦不多几人，在家则父兄宗族，出外则师友而已。然自此处得安稳，将来入世，已大段见得安稳；自此不安稳，将来处处乖张[106]，亦见于此。圣人教人，事事物物，有个规矩准绳，在学者但要信之笃，而守之固。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是诸君今日最切要之义。诚能深体而力行之，更有一处不安稳否？譬如服满者，守定已验之方，久必有效，若过信庸医，与怙病而不服，且欲已疾，不已悖乎？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只争甚与不甚，要无不狎侮者。在家庭，不敬逊父兄；在书堂，不严惮师友，此为不孝弟之实。《孝经》云：“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反是而言，狎人者，人恒狎之；侮人者，人恒侮之，出尔反尔，犹桴鼓之应也。[107]然则爱敬尽于人，则慢恶不及于亲，为子弟者，谁欲慢恶其亲者乎？何不自察也。即此一节，亏体辱亲，已有余矣，何必多行不义，然后为毁伤乎？又况狎侮之人，往往易至多行不义也。

轻浮二字，是子弟百恶之根。浮又是轻之本，轻言轻动，总由于浮；不恒其德，亦由于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

虽一物之细，非吾所有，不可妄取。管华终身，见于锄瓜之日[108]。后生小子，于凡书籍笔札饮食服器，无所分别，一概狼藉苟且，见其后来大段，不得长进矣。

风邪之中人也[109]，适然而入于肌肤腠理之间[110]，留而不出，传入经络，以至脏腑。及其发也，周身皆病，轻者亏损血气，变易形体，重则死亡。习气之中人也亦然。

三风十愆[111]，（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112]，时谓乱风。）时切检点，庶乎得守身之方矣。古人俱以“敢有”二字发语，可知托根只一“肆”字。诸君勿谓今日年少，放诞恣肆，不妨也，人为却“不妨”二字，败坏多少？

放僻邪侈，“放”为首；骄奢淫佚，“骄”为首；克伐怨欲，“克”为首。人心骄纵，总由好胜，不肯屈下一念为之根，将来势便无所不至。所以君子修身，只有敬谨。

人只为货色名势四字，败尽一生。秉彝之良，人孰无之？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缠缚，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极，不至于禽兽不止。须是斩截得尽，方得身心浩然。若只去泰、去甚，终不济事。所以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际，不可不蚤辨也。

尝言文字最忌俗，俗不可医。凡作人亦最忌俗。其为人也，怀俗情、说俗语、行俗事，虽其质近忠信，一乡之原人而已[113]。今人亦有知避俗者，以耽情诗酒为高致[114]，以书画弹棋为闲雅，以禽鱼竹石为清逸，以剧谈声伎为放达[115]，以淡寂参究为静证[116]。若此种种，最是流俗所尚。穷其指趣，反不如米盐妻子之犹得与于日用不知之数者也。其为俗恶，可胜唾哉？

流俗一种似是而非之论，粗知义理，即不难破，而尽惑之，可哀也。始举其说之最近理者，如“荣亲”二字，罗一峰先生曰[117]：古人君子，荣亲以礼义；今之君子，荣亲以爵禄。夫爵禄亦视得之以道否耳，得之虽以道，其辱莫大乎是，犹自以为于亲有荣，则是所谓病狂丧心之夫而已矣（一峰字彝正，讳伦，状元）。

读圣贤书，不笃信圣贤，而邪说是信，何以异于不爱其亲，而爱他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乎？以是为聪明才智，吾不识也。

人好异说，只是不肯服行常道。如节嗜欲、定心气，可却疾永年，今于服食导引之说[118]，乐从之者多，因嗜欲动于内，或是往事莫追，希望奇功速效也。父子笃、兄弟和、内外顺、隆于师友，笃于亲戚乡里，本可成家道，长子孙，今于祷祀鬼神，饭僧持戒之说[119]，乐从之得多，因内省多疚，希望灭罪资福，或是见理不明，中无所主，妄希不难之获也。

正如贪夫烧丹炼汞，渔色之人，专意药物之补，所益不如所损，殆哉。读书之不本《四书》《六经》也，亦然。

凡人有善，善日长，恶亦日长。古人有言曰：“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盖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恶？如不敬父兄，不信师友，不知慕善，不耻作非之类，此是自暴自弃之根，他日流于非僻[120]，甘于下愚，未有不由此也。譬如种是五谷，必有秀实之望；种是莨莠，必有害苗之忧。秉彝之良，人所自有，默省反观，为善为不善，可以自知也。自己不知，长者未有不告之，告之而不从，则亦莫如之何矣。

善字古无注脚，惟孟子曰：“可欲之谓善”，[121]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二处。日用之间，永为可欲而不可恶，惟有仁义忠信而已。然忠信只是仁义之实处，学者惟有居仁由义，是终身事。

人无智愚贤不肖，莫不各有所耻。但贤者耻其所当耻，故惟明智之人，为能知耻。

人未尝见君子，而陷溺于小人，犹可望其自新也。尝与君子游处，听其言，见其行，而无变于昔日之所为，非自暴，则自弃，民斯为下而已。

人于先觉理道之书，不乐看；长者德义之言，不欲闻，非由气禀昏愚，必是疾染深锢，不复能相入也。虽圣贤与居，其如之何？

年少之人，未尝知忧，未尝知惧，晨夕嬉游，见老成者危言切论[122]，掩耳而去，以为我生必无可忧，亦有何惧？不知命不于常，岂特王公为然？匹士庶人，盛衰苦乐，亦各有命，若涉大川，其无津涯，向后茫无可仗，但欲长此安平无事，岂是易得？或是世道变更，或是乡土乱作，或是家运前后不同，或是此身事出非意，惟有长怀忧惧，不敢肆言，不敢妄动，庶几自作之孽，可以少免。《易》著其亡之训，《诗》称良士蹶蹶[123]，诚何心哉？《左传》：楚庄“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赫赫楚国，而君临之，尚犹如此，而况吾人生于乱世，何异巢幕之燕[124]，井谷之鲋[125]，而云无可忧，有何惧，亦弗祥矣。

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要不外养德、养身二事，故守身为事亲之本。则凡平日不能修身，而至于丧德；不能爱身，而至于伤生，真是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人不幸幼孤，种种艰苦，种种凌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儿行”一诗，不堪展读也。但从此能自奋发，后来得力，多在此日。若是志气不立，因无教训之人，遂自甘于沦落，与虽有旁人教训，而不肯听受，去善从恶，忝辱所生，亦多在此日。先君子有言：“无父之人，多有流落底，亦有兴起底”。每自思省，痛割于心。今与汝等言，亦所谓同忧相吊，愿各黾勉[126]，无忝所生，使寒泉丧气也。[127]（时及门有幼孤者）

凡人父兄师友之训，当敬守之，终身勿忘。汝王考蚤丧[128]，予幼不闻教训。二十余，始于门生间，传习二语，有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三十余，往山阴从刘先生学[129]，见其书堂壁间，揭曰[130]：读书有方，有涵养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从己出；作人有要，在谨凛幽独，以防未然之欲，庶时时远于兽门。吾日常念之，不敢稍忘。今以告汝，汝能本此以学，是即吾之家学也。若夫营营名利之途，背弃礼义之则，不畏于天，不师于古，非吾亲吾师之志，不愿吾子弟有此人也（语兄子）。

人有伯叔兄弟，有三党之亲[131]，有邻里乡党朋友故旧，本不忧孤立，然必能自立，而后亲不失其亲，故不失其故。譬诸作室，栋梁具，然后门户墙壁，可依而立，无论椽棁瓦石，足以备用，虽竹头木屑[132]，皆有附丽之处。若栋梁朽腐，虽种种材物，无不具备，亦无如之何也。小小间架，亦要栋梁承当得起；小小家当，亦要主人掌持得来。否则就此亲故，其贤者只可旁观叹息，不肖者从而媒孽之[133]，枯木朽株，尽足为害矣。

吾乡自巽隐先生而后，三百年来，未有继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论语》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岂此地独不生才？只由世教不明，典型既远，父兄师友，自幼只以时文锢其耳目心志，识趣具卑，下梢有何长进？所望豪杰之士，无文犹兴。真西山曰[134]：“天不欲使此道复明，则必使后世无有知者，既使后世尚有知者，则必有复明之理。”此在今日，尤急狂澜之砥柱矣。（巽隐先生程姓，本立名，裔出伊川，从朱彦修学。洪武间，以明经举提藩府僚。建文初，征入翰林纂修实录，升左佥都御史，靖难师入，死之。）

［注释］

①志向大的人，立下的志向就大；志向小的人，立下的志向就小。

②日后有了长进，则所立之志向，也就随之变化。

③进学：使学有长进。

④整密：系统，连续。

⑤下梢：结果。

⑥匪辟：行为不正，邪辟。

⑦三纲：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⑧此句出自《诗·鄘风·相鼠》。遄：快速。

⑨百行：多种品行。

⑩疲癃：指衰老龙钟或有残疾。

⑪高忠宪公：即明朝官吏高攀龙，与顾宪成同为东林党领袖，崇祯时谥忠宪。

⑫暴殄：欺侮、消灭。

⑬侈肆：奢侈放纵。

⑭邪慝：邪恶。

⑮物：别人、众人。

⑯畎亩：田间、田地。

⑰荒废事业，游手好闲。

⑱不肖：本义是儿子不似父亲，后称不孝之子为不肖，因此指不良的人。

⑲大都：大概。

⑳处：指隐居不仕。出：指出仕为宦。

㉑名教：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

㉒胼手胝足：手掌脚底因长期的劳动而生厚茧，形容劳苦。

㉓没其齿：终其身。

㉔韩子：指唐代文学家韩愈。

㉕刘忠宣公：刘大夏，字时雍，明天顺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曾筑草堂于东山之下，时称东山先生，卒谥忠宣。

㉖程子：指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

㉗甲胄之士：穿戴铠甲和头盔的人，指兵士。

㉘四民：士、农、工、商。

㉙此句见于《尚书·盘庚》。大意是：怠惰的农夫，自图安逸，不劳作于田亩，则收获不到黍稷。

㉚殷即商朝，殷人自恃天命在身，君王则称天之子，然如武丁等人，少时生长于民间，生活困苦，知稼穑之艰难。终殷商一朝，君王以成汤、太甲、太戊、祖乙、盘庚、武丁等六七人较为贤明。

㉛《豳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一，其诗包括《七月》、《鸱鸮》等七篇。据朱熹《诗集传》：“（周公）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

㉜孝弟力田：汉代以孝弟为天下之大顺，力田为生之本，并以此取士。

㉝汗颜：惭愧而出汗。

㉞嗟来之食：亦略称嗟来食或嗟来，指常有轻蔑性的施舍。典出《礼记·檀弓》：“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履，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㉟呼蹴：呼喝与践踏。《孟子·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㊱吴康斋：明代理学家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绝意科举，在乡讲学，常与门人共耕，认为“安贫乐道，斯为君子”。濂洛之学：宋代理学的两个主要流派，濂指原居道州营进濂溪的周敦颐，洛指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

㊲许鲁斋：元代理学家许衡，字仲平，号鲁斋。

㊳都人士：居于京师而有士行的人。

㊴洗心涤虑：洗涤邪恶之心。

㊵《顾命》：《尚书》篇名，相传为周成王临终前所作。

㊶《文言》：《易》十翼之一种，专门阐释《乾》卦和《坤》卦的义理，相传为孔子所作。

㊷薛敬轩：明朝理学家薛瑄，字德温，号敬轩。

㊸《小学》：朱熹辑，其内篇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为嘉言、善行。《近思录》：朱熹和吕祖谦摘录周敦颐、程颢和张载的言论而成，凡分十四门六百二十二条。

㊹刻期：限定日期。

㊺踬：绊倒。

㊻时文：相对于古文而言的科举应试之文，明清时称八股文为时文。

㊼制科：又称制举，指皇帝在殿廷诏试策问。

㊽韩文公：唐代文学家韩愈死后谥文，后世称之为文公。

㊾爻象：《周易》中组成卦的符号叫爻，“一”是阳爻，“—“是阴爻，六爻组成象，爻象就是卦所表示的形象，论一卦之象为大象，论一爻之象为小象。

㊿此句见于《礼记·礼器》，甘是众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

[51]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六种善行。

[52]化育：自然生成和长育万物。岁功：一年的收成，也指一年的时序。

[53]此句见于《易·系辞》。意思是说众不如寡，三不及一。

[54]此句见于《诗·曹风·鸤鸠》。大义是说淑人君子的态度始终一致，用心专一，不曾二三其德。

[55]怀襄：“怀山襄陵”的省略语，指水势很大，淹没了山陵。

[56]欿然：不自满的样子。

[57]《说命》：《尚书》篇名，凡分上中下三篇，相传为商王武丁所作，为伪《古文尚书》之一。

[58]匪人：行为不正的人。

[59]术士：有技艺的人，俗指巫祝占卜之人。

[60]云为：言行。

[61]子路：孔子的得意门人仲由之字，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闻过则喜，勇于改过。

[62]成汤：商朝的建立者，又称武汤。原名履、天乙，卜辞称太乙、高祖乙。

[63]纣：商朝末代国王，著名的暴君，他自恃天命在身，荒于酒色，滥施淫威，又刚愎自用，拒谏饰非，残害忠良。丹朱：传说为尧之子，原名朱，因居丹水，所以称丹朱，性傲狠，喜漫游。

[64]夫子指孔子，此句在《论语》中两见，一见于《子罕》。又见于《卫灵公》。

[65]颜子：指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颜回以德行见称，他贫而好学，笃于存仁，后人称之为“复圣”。

[66]颡：额。泚：出汗。

[67]惩艾：惩戒，惩治。

[68]有了错误而引以为戒，也就不会有过失。

[69]龃龉：本义是牙齿参差不齐，比喻抵触、不合。

[70]此句见于《论语·宪问》。孙弟：同逊悌。无述：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71]心术：思想和心计。

[72]莨莠：莨是一种又名野葛的草，莠是一种似稷而无实的草。

[73]周子：指北宋哲学家周敦颐。

[74]伊尹：商汤辅佐。佐商灭夏之后，综理国事，连保汤、外丙、中壬三朝，被称为阿衡。

[75]不拿别人出气，不再犯同样的过错。

[76]伊尹以不能使其君为尧舜而耻，见一人不得其所，则以为已罪，如同被鞭打于市一样。

[77]匹夫：庶人、平民。

[78]秉彝：秉赋。

[79]屋漏：房子的西北角。古代在房子的西北角上开有天窗，阳光由此照射入室，所以称屋漏。后人称不欺屋漏，也就是不欺暗室。

[80]感化庶人顽民，感动天地鬼神。

[81]清静光明之德在身。

[82]昌黎：指唐代文学家韩愈，因其郡望昌黎，所以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之为韩昌黎。《原道》为其著名文章。

[83]致知：获得知识。格物：穷究事物的原理。

[84]繇：由，从。

[85]体用：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体指本体、本持，用指现象；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

[86]知行：知指认识、知识、道德意识，行指行为、行动、实行。

[87]三教：指儒教、道教和佛教。

[88]经权：经指事物的常住性，权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变动性。

[89]此四字见于《论语·尧曰》，又《尚书、大禹谟》有“允执厥中”。都是说要执守中道。

[90]心法：传心养性的方法。

[91]这里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这三句加上“允执厥中”，也就是所谓的十六字心传。

[92]道心：道德观念。

[93]此句见于《周易·大畜》。

[94]义方：做人的正道。

[95]蒙士：浅学无知之士。

[96]《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97]九经：儒家的九部经典，其说各不相同，说法多至近十种。

[98]凉德：薄德。

[99]柳仲涂：即宋代文学家柳开，由于仰慕韩愈和柳宗元，取名肩愈，字绍元。后自以为能“开圣道之涂”，改名开，字仲涂。

[100]此句见于《诗·大雅·文王有声》。是说先人留下了远大的谋猷，能够安定保护子孙。

[101]放其心：放纵其心。

[102]即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

[103]轻绝：极为轻佻浮浪、不厚重。

[104]乡党：乡里。

[105]桑弧蓬矢六：古代男子出生，以桑木作弓，蓬草为矢，使射人射天地四方，寓志在四方之意.《礼记·内则》有“国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106]乖张：不顺。

[107]桴鼓：桴与鼓。桴，通“桴”，鼓槌。比喻相应。

[108]管华：即三国时的管宁与华歆。两人一次在园中锄地，锄出了一块金子，管宁如同没事一样，而华歆却捡起金子，投掷仍去。

[109]风邪：中医认为它是百病之长，在“六淫”中风被列为首位，临床上以风邪引起的病最为广泛。

[110]适然：偶然。腠理：中医指皮下肌肉之间的空隙和皮肤的纹理。

[111]三风十愆：相传商初伊尹辅佐商汤之孙太甲时，要他戒除三风十想之恶习。舞、歌为巫风，货、色、游、畋为淫风，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为乱风，合为十愆。

[112]比：亲近。

[113]乡之原：外博谨愿之名，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114]高致：高卓的情趣。

[115]声伎：也作“声妓”，歌舞妓。放达：不拘礼俗，纵放旷达。

[116]淡寂：身心保持淡泊静寂状态。参究：参验考究。

[117]罗一峰：罗伦，字彝正，号一峰，江西永丰人，明成化二年状元。

[118]服食：道家的养生法，指服食丹药。导引：一种通过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使血气流通，促进身体健康的养生术。

[119]饭僧：即斋僧、施饭给僧人。持戒：佛教指严守戒律。

[120]非僻：同前“匪辟”。

[121]此句见于《孟子·尽心下》，意思是说值得让人喜欢就是善。

[122]危言：直言。切论：确当之论。

[123]《易·否》和《易·系辞》下都有“其亡其亡”。《诗·唐风·蟋蟀》有“良士蹶蹶”，说的是贤士勤奋的样子。

[124]巢幕之燕：筑巢于帷幕上的燕子，比喻处境危险。

[125]井谷之鲋：井中的鲋鱼，比喻没有出路，处在困境之中。

[126]黾勉：努力、勉力。

[127]寒泉：《诗·邶风·凯风》有“爱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之句，后来以寒泉指母亲存在。

[128]王考：对祖父的尊称。

[129]刘先生：指明末学者刘宗周。刘氏字起东，号念台，万历进士，曾讲学于蕺山书院，门徒甚多，黄宗羲、陈确等皆出其门下，世称蕺山先生。

[130]揭：标识。(https://www.daowen.com)

[131]三党：指父族、母族和妻族三族。

[132]竹头木屑：比喻种种细微的事物。

[133]媒孽：比喻构陷诬害，酿成其罪。

[134]南宋大臣、学者真德秀，字景元，庆元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学宗二程和朱熹，世称西山先生。

李因笃《仪小经》

［题解］

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明末清初陕西富平人。曾与顾炎武两谒明庄烈帝（即崇祯皇帝）攒宫，在明季有重名，康熙时荐鸿博，授检讨，不久便以母老辞归，遂不复出。李氏之诗，尤精音训，著作有《受祺堂集》、《汉诗音注》。李氏认为，六经之精言微意，正在于揖让言词这些“家常活套”，因而撰作此篇，以别“亲疏贵贱大小男女之序”。全篇凡分父母、子女、夫妻、兄弟、伯叔、祖孙、从亲、母党、妻党、翁婿、姑表、师生和朋友十三类，其下又均有总序、称呼、书札、诗文、行礼、奉祀六目，纵横错综，经纬交错，构成了一完整的人际关系网。《仪小经》稿成后不曾刊行，直至光绪时贺瑞麟辑《西京清麓丛书》，才收录到《蒙养书十三种》中。

父母

总序

五伦首父母①，从《家礼》也②。由子而子妇，子妇之事舅姑③犹子妾事父母也。女虽外嫁，归宁不得略焉，④故并附。父之继室，⑤曰继母，前生嫡子庶子皆同⑥。庶子于嫡母曰嫡母，于所之母曰生母。父之妾，嫡子曰庶母，庶子非其生母，曰诸母。女与儿同。子妇于舅姑，曰君易、君姑。君舅之妾，嫡妇曰庶姑，庶妇于庶子生母曰姑，非庶子生母曰诸姑。

称呼

子于父母，俗称爹娘，觌面则从俗亦称爹妈⑦。按“妈”即“母”本字也，今人误读为“马”，不可从。雅音则曰父⑧曰大人，曰母曰太夫人。士宦家有称父为老爹，母为妳妳者，非。按“妳”，乳母之称，俗又作“奶”字，书并无“奶”字。称诸人⑨，曰家严，或家君、家大人、家父，母曰家慈，或家母。位尊者直曰老父老母。称人之父母，官场以尊临卑，曰令尊、令堂，或谦曰令尊老先生、令堂老夫人；卑对尊称太老大人、太老夫人，或太母老夫人。有师生之谊，则曰太老师、太老师母。平常人除至戚别论⑩，辈行相等着曰老伯、老伯母，疏则尊公尊堂，再说则令公令堂，或加老先生、老夫人字。虽对仆隶⑪，呼其父母，亦必曰汝父汝母，俗则称你娘你爹，不得直斥其名。子妇与舅姑，从俗与丈夫同，称爹娘，称诸人曰家公、家婆，称人曰令公公、令婆婆。女与儿同。父之妾，觌面则称姨，犹云母之姊妹也。

书札

下书或男某儿某百叩⑫，或百顿首，或加禀候字，俗于男上用不肖者非是。提起书父大人膝下⑬，或质言父膝下，爹膝下，母称母膝下，或老母膝下，或加太夫人字，或质言娘膝下，父母膝下。皆先书万福万安，然后入事⑭。中称同。中自称亦或儿或男。封皮：士大夫书太老爷家报⑮，太太家报；平常人下书某男叩寄，提起书父亲母亲家报。子妇，书子妇某某氏端肃百叩，上候，提起书君舅君姑膝下，万福万安，中称同。中自称子妇。女子在家，照行书几女某百叩，中自称女，余与此同；既嫁，书适某门几女端肃百叩，余与儿同。请启有姑让姑⑯，如无姑，大事用全帖，⑰签右有书适某门儿女端肃百拜，签上书谨于某日因某事家集，恭候老母太夫人下光⑱。寻常或全帖，或代全，书某日家集，余同。

诗文

文章质言之，曰父母。或称父曰庭训，母曰阁教，或统称堂上，或二人。子妇称君舅、君姑或舅姑。女与儿同。子为父母诗题：⑲书时曰有怀，父大人，或家大人，或侍大人，或侍家大人，母曰北堂。燕会同宾友⑳，书侍家大人同某某，或从家大人同某某，某某者，客之字也。下俱入事。落款，书时曰有怀，提起书父大人，或慈父大人庭训，仰承锡旨或膝旨㉑，旁下书儿某薰沐具书。

行礼

凡生辰年节，子妇兄弟同拜，子女以先后同拜，无兄弟者，夫妇同拜、各拜俱可，皆拜于内房㉒。父母坐而受之，或随俗立而受之，或遇坐坐受，遇立立受，总之父不还揖，母不还拜，俗之还者非是。宴会，在家在外，子皆告坐㉓，揖而不拜，父母或坐受立受，不还，子妇与女同。女虽既嫁，以至有子，凡归宁于父母之家，遇生辰年节宴会，跪拜与儿同，父还揖，母还拜，不答跪。礼，嫡子拜有子庶母，与庶母年长者，俱还高拜㉔，仍扶而受之，他庶子则还高拜，或嫡子年长承家者㉕，其庶母虽有子亦还两礼，无子则止令勿拜，于他庶子则还两礼，庶子拜其生母，则还高拜而受之。子妇女子并同。

奉祀

父母故后曰考妣，称先考先妣，或先严先慈。显者，或曰先公、先太夫人，先大人、先太夫人。文章中亦曰先子、先君子、先夫人，女与子同。子妇称先舅先姑，从俗称先公公、先婆婆。

告终㉖：父书故父某姓公，系某某相，享年若干岁，于本年某月日，以疾终于正寝㉗。母书故母某母姓夫人，余同，但易正寝为内寝㉘，旁书男某名泣血谨告。

本主㉙：外书显考某公府君神主㉚。按显，大也，古人用皇考㉛，今改显字，非贵显之显，显考下从俗。父本身有爵，先书其爵，或爵小封赠大，㉜并书封赠，无爵只书封赠。下书显考某公府君神主，旁书孝子某奉祀，或孝男，俗作不孝者非。内书某代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号某行几神主，不书考，宜书封赠者，书于某官之下，某公之上，有谥者书某公之上，如本身无官，封赠直书于某代故之下。如子已登仕，未及封赠者，则书待赠，下书某公云云。所谓本身之爵，自公卿至秀才皆是。但已仕者，书本爵，未仕者，进士书赐进士，举人书孝廉，贡士书贡士，临生书太学生，秀才书庠士。武途㉝，武进士书武进士，武举书武科，武秀才书武庠。读书者称文学，有节行才名者称处士，寻常某代故下，直书某翁。两旁左书生于某皇帝某年号某甲子某月日，时享年若干岁，右书卒于某皇帝某年号某月日，时葬于某处。

妣主㉞：书显妣某姓太孺人神主㉟，或从俗先书封赠，如云诰封太夫人㊱，显妣某姓夫人神主，淑人以下仿此㊲，诰赠同。或先受夫封赠，因子进阶者，并书之，如云诰封夫人，进阶太夫人，显妣某姓夫人神主；又如诰封淑人，进阶太夫人，某姓夫人神主，余仿此，赠同。如本封赠大，子爵小，不得进阶者，书法，如云诰封夫人，待进阶显妣，某太夫人神主，余仿此，赠同。旁书同。考内与外同，但加某代故字，内两旁书生年卒葬。父母俱各一主，俗用合主者非。继母主书继妣，庶子于生母只称妣。无子庶母，嫡子奉祀，则书庶妣，旁书冢男某奉祀㊳，或元配无子卒，子以继室生，称父之元配曰前母，己母曰母，木主书前妣，旁书孝男，四时常祭祀。死者忌日，重于生日，皆设祭。祭之日，去主外郛，不去外板。或父母已故而无嗣者，女为之设主，生祭年节，则抱主而往哭于其家，无家者，哭于其坟。又按有丧事，男曰稽颡㊴，女曰敛衽㊵，故寻常讳之，所以别吉凶也。

子女

总序

有父母则有子女，以其事繁，故不得附于父母之下，而别为一纲。曰子、曰子妇、曰女，其得先乎夫妻兄弟者，盖曰虽别为一纲，犹之附于父母也。

称呼

父母于子觌面，幼呼乳名，既冠呼名，通俗或照行呼几官、几哥儿。于子妇则照行呼几姐。呼诸人，子曰小儿、或几小儿、或豚儿，俗有呼犬子者，似不雅驯，勿从。子妇曰儿妇、或几儿妇，女曰小妇，或几小女。称人之子，或令郎、或公郎，雅言曰令主器㊶。官场以卑对尊，则照行曰几行公。称人之子妇，长曰令冢妇、或令主妇，以下曰几公几郎、或几公郎夫人。卑对等则照其行称相公夫人，称人之女曰令爱。

书札

于子书，（父母）示某儿，呼儿或尔或汝，中自称我，同子妇则于札中札尾带出。封皮，书某宅家报。于女书，（父母）示几姐，或照其夫姓，提起平书某门几姐，中呼之亦曰尔汝，自称同上。封皮，则照其夫家，书某宅家报。请启，用单贴称某日家集，专迟提起书几姐妆次，旁书母具，有大事某日下书某事内集，余同，或令帖、或代全，下书，只书一单帖置内行之书单贴，见父母之尊，用全帖代全，夹而行之者，外重其夫家也，俗泛常庄写者非，不可从。

诗文

文章中，呼子呼其名，或加字，如云某也，或儿某亦可。呼子妇照其本性，曰子妇某氏。呼女，曰女子。

诗题：为子作书，书示某儿，或作此示某儿，或只书示某某，指其名也。大约子之名，一字者书某儿，两字者书某某，或入时序，或入事下，书示杂儿、课某儿亦可㊷。或在远者，则书念某儿；或同宾友，则书时日同某某，洎儿某㊸，下入事，如游观，无宾友，则书时日携儿某等，下入事。为女作者，书念女，或念几女，或不立题，只于书中常出。

落款：为子作者，书时日，书示某儿诵之，或谛览㊹。

散诗：则书某题示某儿。或诵之，或谛览，旁平书时月日书。

行礼

行礼已具于父母，父母无答礼，故不再见。

奉祀

子女死者曰亡，称诸人曰亡儿、亡女，儿妇则曰小儿亡妇，或几儿亡妇。如子先亡而子妇在者，称诸人曰亡儿妇。

告终：子死，书某氏男某某名，系某某相，得年若干岁，于本年某月日以疾终于旁寝㊺，旁书父某名告。子妇书某家冢妇，或次妇，或季妇某氏妇姓，余同上，但旁寝易成旁内寝，旁书舅某告，冢妇长子妇次妇次子妇三子以下，皆书季妇。或子先亡而其妇继死者，则书某氏亡男妇某氏，余同。女未嫁而死，谓之殇，则不告。子先亡而无嗣，不在幼殇者，父母亦为之置主，外照姓书某氏亡男几郎名某神主，旁不书，虽有兄弟，不使奉祀，统于尊也；内书某氏亡男、名某字某几郎神主，两旁书生年卒葬。子妇先亡者，本夫为之置主㊻。女子未嫁而死，非幼殇者，外书某氏亡女几姐神主，内同，两旁记生年卒葬，既嫁则否，或既嫁而死，夫家灭绝无人者，则置主于几姐下，照夫家姓加某孺人字。不满八岁为幼殇，不祭；八岁至十一为下殇，其祭终父母之身；十二至十五为中殇，其祭终兄弟之身；十六至十九为长殇，其祭终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无后者，其祭终兄弟之孙之身。中殇长殇皆谓无后者。

夫妻

总序

《易》曰：“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五伦之序，次于父母。叙夫妻，不敢先父母，重伦也。后子女，以子女附于父母，其事相兼也。先兄弟伯叔，正始也。夫之配㊼，在礼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亦统谓之妻。元配死，再娶则曰继室，故妻曰夫，妾有子曰长妾，余曰诸妾。妾不敢上拟于妻，故妻曰夫，妾曰君，亦曰主君，主君之嫡配曰主母。

称呼

夫于妻，觌面从俗则曰尔汝，即你我，或娘子。妻于夫，觌面称官人，或相公，从俗亦曰你我。妾于主君，宦家称老爷，于主母称妳妳，妳妳者，通俗尊于母之称也；平常家称主君为爹，主母为大娘。主母于有子之妾呼曰他姨，无子照姓曰某家。夫对人称其妻曰拙荆，或贱内，妻对人称其夫曰夫主、曰夫君、曰家夫子，通俗宦家假奴隶而称之曰他老爷，平常家假子女而称之曰他爹。对人呼其妾曰小妾，妻于有子者，亦曰他姨，无子者曰某氏。妾对人称主君曰主君，主母曰主母，或用家字。称人之妻，官场别论，平常曰令夫人、令正，或令正老夫人。称人之妾曰令宠，或曰如夫人。

书札

夫与妻，书夫某某姓名拜候，提起平书内子，或孺人、夫人近福，中或称尔汝，或称卿，自称曰予，庶民则称贤妻。中同。妻与夫，书妻某氏端肃拜候，提起书夫子万福，或夫君，中称君，自称或氏、或妾，庶民则称夫主，中同，妾与主君，或附于主母之札，或自书贱妾某氏端肃百拜上候，主君万福万安，或君前万福万安，中称主君曰主，或曰君，自称曰妾；侯主母，则自称曰某氏妾，有子之妾，自称侧室㊽。封皮统曰某宅家报。

诗义

夫与妻，曰内子，或曰妻，或曰吾妻，曰细君，或曰偶。妻与夫，曰夫子。夫与妾，曰侧。妻与夫妾，亦曰侧室，妾仍称主君主母。

诗题：夫于妻，书寄内或答内。妻于夫，寄夫子或寄外，答外。主君为妾书示某姬，某者，妾姓也，或同某姬云云，入事。妾为主君，书侍主人云云，入事或奉怀主人。㊾

落款：夫为妻书时日为，提起书内子某夫人把咏㊿，或时日寄怀，提起书内子某夫人即书吟正，某者妻姓也，旁书某，书名不书姓。妻为夫书时日敬呈，提起书家夫子某翁，以佐高咏，或时日奉怀家夫子某翁；敬呈吟余麈教[51]，某者，其字也，旁书内子某氏拜稿，某者其姓也。主君为妾书时日示某氏校韵[52]，或时日忆某姬，寄书正字，某者亦其姓也，旁书某某主人手稿，某某者别号或斋名也。妾为主君书时日写怀敢呈，提起书执事以破烦襟[53]，旁书内姬某氏敬稿，某者其姓也，或有名者，内姬不书名。

行礼

生辰夫妻交拜平起，夫辰夫居左，妻辰妻居左，年节夫左拜同起。妾拜主君，还揖，主母还高拜，通俗妾有子者，还两礼。

奉祀

妻死，夫称亡妻；夫死，妻称先夫子，自称未亡人。妾死曰亡妾，称其主曰先主君、先主母。

告终：妻死无舅，则夫告，书妻某氏，旁书夫某泣告。夫死无祖父，又无兄弟子侄者，则以旁亲告终，各照其辈行书之，妻不告。妾死有子，告书侧室某氏，旁书夫君某告，无子则否。余俱见父母之章。妻死有子，则以子奉其主，或妻无嫡子，而群妾有子者，亦以庶子奉之，如无子则夫为之置。主外书某氏故妻某夫人，或孺人神主，上某氏，夫姓也，下某夫人者，妻姓也，旁书夫某夫名立祀，内书某代故、生年卒葬。夫故无子者，妻为置主，外书显辟某公夫子神主，[54]旁书未亡人某氏奉祀，内书某代故，爵讳字行、生年卒葬。妾死有子者，即以子奉其主，或妾身无子，有嫡子众子者，亦奉之，如无子则不置主，遇节忌则呼某氏，而焚楮于大门之外，[55]或清明视基墓。

兄弟

总序

父母尊亲之至也，父母之下，至亲莫如兄弟，故传曰父兄、曰子弟，明乎其亲同也。[56]女兄曰姊，女弟曰妹。兄弟之妻，长曰先，次曰后，或曰妯娌，雅言之，长妇为似妇，次妇为娣妇，长妇谓稚妇为娣妇，稚妇谓长妇为似妇，似妇谓娣妇之夫曰叔，娣妇谓似妇之夫曰伯。

称呼

兄曰兄，兄之妻曰嫂，从俗称哥嫂，觌面则照行称几哥儿嫂。弟之妻曰弟妇，或照行呼几首几弟妇。姊觌面从俗呼几姐姐，或照行称几姐姐。妹照行称几姐。弟妇面称哥嫂，与其夫同。其嫂觌面，则假子而称之曰他几叔他几婶。或兄有群妾者，弟与弟妇妹，统借其子侄仆隶而呼之曰他姨；弟有群妾者，兄嫂姊，统指其姓而呼之曰某家。称诸人，弟曰家兄、家嫂、家姊，或家姐，或照行称家几兄，几嫂、几姊、几姐。兄曰舍弟、舍弟妇、舍妹，或家弟、家弟妇、家妹，或又照行加几字。妹妹称其兄弟，姊同于兄，妹同于弟。弟妇称兄嫂于人，通俗则曰家几伯、他几伯母，嫂则曰他几叔、他几婶。称人之兄弟、姊妹、兄弟妇，统曰令，如令兄、令嫂、令弟、令弟妇，令姐、令妹，无异文。官场中，卑对尊则不敢加令字，但照行曰几老先生。

书札

兄与弟，书名，不用顿拜字，在前则平书兄某寄候，提一行平书兄某寄候，提一行平书几弟近福云云，或称弟字，下书几云云，别久地远者，则易寄候为拜候，或照常札完，别一行书兄某具，兄某拜具亦可，不高书[57]，封皮书某宅家报，为几弟手展。弟与兄，在前书弟某顿首百拜上候，提一行高一字，书几兄尊前万福云云，或照常札完，另一行书弟某顿首百拜具，或叩具亦可。封皮官场书几老爷家报，平常或几哥家报，或几哥赐览。弟候嫂，则于兄书内，并书几哥几嫂尊前万福，兄问弟妇，则于札中札尾带出。兄与妹，书见某拜，提一行高一字，书几妹近福云云。弟与姊，书弟颇首上候，提一行高一字，书几姊夫人尊前万福云云。姊与弟，书适某门姊拜候，提一行平书几弟近福，压写弟妇近福。妹与兄，书适某门妹百拜候，提一行高一字，书几（兄嫂）尊前万福云云。有姊妹人多，两人同适一姓者，则某门之下，照行加几姊几妹。请姊妹无母者，书其妻，[58]，请姊照常填写，外自书弟妇某氏端肃拜，所谓某氏者，指妇人本身之姓也。姊妹请嫂请弟妇，仍书适某门姊，适某门妹，余照常。

诗文

文章中，曰予兄、予弟，或吾兄、吾弟，姊姊亦然。或弟称兄曰伯氏，兄称弟曰仲氏，人多者，只曰兄弟，有兄弟人多，而甫字素著者[59]，则照字而称之曰家某某，兄弟并可相字也。妇人谓夫之兄曰兄公，姊曰女公，谓夫之弟曰叔氏，妹曰女妹，亦曰大姑小姑，权宜用之。先后相谓曰似妇娣妇。[60]

诗题：兄为弟，书时日怀舍弟，或下著其字，同宾友，则书同某人某人舍弟某某（指字一注者），其字下入事，不用及暨字。弟为兄，书时某日怀几兄，或下著其字，长兄如称字，则加先生，遇宾友，则书同某人某人家几兄某某（指字一注者），下入事，或只照字书家兄某某亦可。姊妹则照夫家，书寄某氏姊、某氏妹，或不立题，只于书内带出。姊妹为兄弟诗，亦曰奉怀几兄、怀几舍弟，或奉寄几兄几弟。

落款：书时日怀，提一行书某字几弟，即书印可，[61]或正之。

散诗：则书某题，书似某字几弟，余同，旁书兄某某（指名）稿，或只书兄某。弟为兄，书时日奉怀，提起书几兄，或加某字先生，即请教定，或教正，旁书弟某拜手书。散诗，则书某题敬呈，余同。

行礼

弟拜见，还两拜兄，受两拜，或揖而受之亦可。嫂叔平拜。弟拜娣、妹拜兄，如兄弟礼。弟妇拜见，揖而受之，拜娣，扶而受之。妹拜嫂，则止令勿拜。

奉祀

已故者，弟称兄嫂姊，曰先死、先嫂、先姊。兄称弟，曰亡弟，弟妇曰舍弟亡妇，或舍几弟亡妇，妹曰亡妹，或弟故而弟妇尚存，则曰亡弟妇。姊妹之称兄嫂弟弟妇，与兄弟同。兄弟之丧，祖父不在，死者又无子，则兄弟告终。书故兄某公，故弟某姓几子，几者，仲叔季之称也。旁书兄某或弟某泣告，余与父同。兄弟之妻死，其上无人则夫告，夫先死，有子则子告，无子则兄弟告，书嫂某氏，亡弟妇某氏，旁书兄某或弟某告。兄弟死父先，而本身无名者，有嗣子，则以嗣子奉其主，或并无嗣子者，兄故，弟为之置主，外书几兄某公神主，帝书弟某奉祀，内书某氏故某爵、某公、讳某、字某、行几、生年卒葬。弟故、兄为置主，外书故弟某、某字、某姓、几行子神主，所谓某行者，伯仲叔季，自三以下，皆季也，旁书兄某立祀，内书同兄。兄弟之妻死，虽无嗣为置主，则以侄奉之。姊妹成人未嫁而死，已嫁者，外书故几姊几妹神主，内书生年卒葬；已嫁者，照夫家姓，而加某孺人于几姊几妹之下，内书同，旁书与兄弟同。或姊妹夫家尚有旁亲者，不必置主，遇大节，则往奠于其墓。

伯叔

总序

家庭之间，莫尊于父母，次则伯叔，皆父行也。父之兄曰世父，弟曰叔父，伯妻曰伯母，叔妻曰叔母。伯叔于兄弟之子女统曰侄，侄之妻曰侄妇，侄从女，俗作“侄”非。[62]

称呼

伯叔于侄呼其名，通俗亦照行呼几官：呼侄妇曰几侄妇。伯叔母呼侄，曰几官，或小哥几，呼侄妇，则借其子而呼之曰他嫂子，呼侄女，则照行曰几姐。侄称伯，照行曰几伯父，俗称几伯伯，母曰几伯母。称叔曰几叔父，母曰几叔母，俗称几婶。侄妇侄女同侄。呼诸人曰舍侄、舍侄妇、舍侄女，或舍几侄、舍几侄妇叔舍几侄女。称伯叔于人，曰家几伯、家几伯母，家几叔、家几叔母，或家几婶。称人之伯叔，曰令伯、令伯母，令叔、今叔母，或令婶，或令伯父、令叔父亦可。称人之侄，曰令侄、令侄妇、令侄女。

书札

伯叔与侄，书伯父叔父示侄其云云。压写中呼侄，或尔或汝、或侄。问侄妇，则于札中札尾带出，自称其妻曰汝伯母、汝婶母。封皮书几侄手开。与侄女，书伯父叔父寄候，提起平写几姐还福云云，封皮照夫家姓书某宅家报。侄与伯，书侄某顿首百拜上候，伯（父母）尊前成安，叔父同，自呼其妻曰侄妇，封皮书几伯父，几叔父尊前家报，侄女书适某门侄女端肃拜上候，余与侄同。

诗义

伯曰世父，叔曰仲父、季父，自三以下，皆谓之季也。伯母曰世母，叔母曰仲母、季母。呼侄则曰几郎，呼侄女，则曰兄之子、弟之子。诗题：伯叔为侄，书怀某侄，或寄某侄，或加作字，某者，其名也，或示某侄，作此示某侄，或即事书事下，书示某侄，或同宾友，先书同某人某人及某侄。侄为伯叔，书奉怀或世父或叔父、季父，奉怀之上，书时日，或同宾友，先书伯父、或叔父，召同某某云云，或从（伯叔）父同某某云云。或侄自为主，则书时日邀某某小集，侍（伯叔）父分韵[63]，落款为侄，于某侄下，或加之作字，或不用，下书即书印可，或正字，或镌示[64]。如书散诗与侄，则书某题之作示某侄，或正字印可，远用寄示，旁平书伯父，或仲父、或季父，某号手书。为伯叔，书时日奉怀世父，或仲父季父大人，即请教示，或指教，旁下书侄某，或犹子某，沐手稿或拜手书。散诗，则书某题作，敬呈，余同。

行礼

生食年节，侄拜伯叔，揖而受之，侄妇侄女同，伯叔母还高拜。宴会告坐，伯叔还半揖，伯叔母还高拜，庶伯叔母如庶母，斟酌行。

奉祀

已故者，伯叔，伯叔母，皆曰先；侄，侄妇、侄女，皆曰亡，或加几字，但于侄妇，则曰舍侄亡妇，伯叔死无后，其上又无人者，侄告终，书伯父叔父某公，旁书侄某泣拜告；伯叔母，书伯母、叔母，余俱与父母同。侄死无后，其祖父又先死者，伯叔告终，书某氏几侄，旁书伯某或叔某告，余与子同。侄妇死，其夫告之，如其夫又先死，则伯叔告之，书某家亡侄妇某氏，旁书伯舅某或叔舅某告，余与子妇同。伯叔无嗣者，侄为之设主，外书伯考或叔考云云，旁书侄某奉祀，内书某代故，爵、讳、字、号，生年年葬。侄死无后，其父母又告卒，则伯叔为之置主，外书某氏亡侄，几郎名某神主，旁不书，内书同上。如侄虽死，而自有嫡亲兄弟，则伯叔不更立主，但往哭而已。置主者从伯叔，虽有从兄弟，亦不得从，统于尊也。侄妇继死者置主，书亡几侄妇某氏神主，余同前。侄女已死，而内外俱绝者，伯叔或置主，或不置主，只临时写，纸位，或遣其子弟。往省其坟墓，俱可。侄女之于伯叔，或不能置主，则往省其墓。

祖孙

总序

父之父为王父，亦曰祖，或曰大父；父之母为王母，亦曰祖母，或曰大母。祖之父为曾祖王父，亦曰曾王父，曰曾祖；祖之母为曾祖王母，亦曰曾祖父。曾祖之父为高祖王父，亦曰高祖；曾祖之母为高祖王母，亦曰高祖母。高祖以上，则曰远祖，或几世祖。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孙女孙妇，义同于孙。

称呼

孙于祖，觌面从俗称爷，于祖母称婆婆，或称奶奶。按爷，亦父之称也；婆，老妇之称；奶，乳母之称，义俱未安，但相沿已久，骤改反觉骇听[65]，只得舍义而从俗。孙女孙妇同孙。祖呼其孙、孙女、孙妇，与父之呼子女者同。曾祖从俗而称老爷，曾祖母或称老婆婆、老奶奶。高祖称老老爷，或祖爷，高祖母，或祖婆婆、祖奶奶，妇女同。曾高祖下呼其后人，亦与父之称子女者同。祖以上，称诸人、统曰家；祖以上呼其孙于人，统曰小，如小孙、小曾孙，余仿此。称人皆曰令。

书札

孙为祖书，自书孙某，余与父书同。提起书祖大人膝下，余与父同。为祖母，书祖母膝下，或加大夫人字，余与母书同。封皮：官场书祖太父家报，平常家，书孙某叩寄，提起书祖父或祖母家报。曾高以上，加曾高字，自书加曾玄字。祖与孙，如父与子，但起头换父祖同。孙女如孙，但加孙女字；孙妇如子妇，但易子妇为孙妇，称祖舅祖姑。

诗文

文章中，孙上称其祖、祖母、曾高祖、曾高祖母，此诸人之下，称并与总序同。但下称者兼其名，如曰孙某、曾孙某、斟酌用之；孙妇曰孙妇某氏、孙女曰孙女。孙妇于夫之祖曰祖舅，夫之祖母曰祖姑，曾高以上，加曾高字，女与儿同。孙为祖，诗题：时日有怀王父，或时日怀祖、侍祖，祖母曰祖母，曾高加曾高字。宴会同宾友，书法与父同，但换大人字为祖字，曾高加曾高字，或父在座，则书从父侍祖前，同某某或从父侍祖往某家某地，下入事。或伯叔并在座，序伯于父前，序叔于父后，伯曰世父，叔曰仲父、季父或叔父。如人多者，约略言之，如云从诸父侍祖前，余同上。曾高祖，则曰从父侍曾祖祖前，从父侍高祖曾祖祖前，余同上。祖为孙，书示某孙或念某孙，或入时序入事，同宾友，则书时日同某某洎孙某，或子孙俱在，书同某某洎儿某孙某，下入事。曾玄以下，加曾玄字。祖为孙女，书念孙女，或念几孙女，或寄。曾玄以下，加曾玄字。落款：孙为祖，书时日有怀，提起书祖大人，仰承尊指。散诗：则书某题，敬呈，余同。旁下书孙某薰沐具书，曾高加曾高字，自称书重孙玄孙，余同。祖与孙，如父与子，但易儿为孙，余同。曾玄以下，加曾玄字。

行礼

孙拜祖，如子拜父。祖受之，如父受子礼。祖母同祖，孙女孙妇同孙，曾高祖同祖。

奉祀

祖以上，已故者，皆称先，孙以下，皆曰亡。凡卑者之丧，皆家之最尊者主之。如高祖在，玄孙先死，高祖主之，为之告终也，如云玄孙某，某名，系某某相，得年若干岁，于某月日时以疾终于旁寝，旁书高祖某名告；玄孙妇，书某家玄孙妇某氏（妇姓），余同，但旁寝易称旁内寝。玄孙妇未嫁而死谓之殇，不告。宾客来吊，死者有子，则其子答拜，无子则其兄弟答拜，或其兄弟之子答拜。为高祖者，只候客，拜毕揖而谢之。妇人有子者，子答拜，无子与子幼而不能行礼者，则本夫答拜，余同。高祖没曾祖在，曾祖主之，曾祖不在，祖主之，祖不在，父主之。书法随文变易。或兄弟之丧，祖父不在，死者有子，则其子告终，或死者无子，祖父又先死者，则兄弟告终，伯叔死无后，其上又无人者，侄告终，侄死无后，其祖父又先死者，伯叔告终。尊告卑，书得年，书旁寝，女曰内寝，内旁寝；卑告尊，书享年，书正寝，又男曰正寝、旁寝，女曰内寝、旁内寝。祖主，父在父奉之，父没孙奉之，称显祖（考妣），旁书孝孙，余与考妣主同。高祖称显高祖考、显高祖妣，旁书孝玄孙，曾祖称显曾祖考、显曾祖妣，旁书孝重孙，余俱与考妣同。如祖以上主，父常奉之矣，父没则易之，父之考主易称祖，父之祖主，易称曾祖，曾祖易称高祖。高祖以上，虽有主不易，附而祭之，无主，则年节置以纸位，上书某氏（始祖、始祖妣）以下（诸祖、诸祖妣）之位，祭毕则焚。或谓高祖以上，不著其祖，玄孙以下，有来晜云仍者何？高祖言最高在上，其尊无比也，高祖以上，不可再为称名，故但曰几世祖，义无所加也，若玄孙以下，来晜仍云，有渐远之义焉。盖卑者递衍而不务，尊者至高而已极也，故推孙而至于云孙，非为孙也，犹不忍上绝其先祖而为之孙也，若云孙以下，则亦不可知矣。然则何不以高祖下配其云孙，而于高祖以下，别立祖名，以至曾祖乎？自高祖至玄孙，乃一本九族之亲，故曾祖之上，即为高祖也。高祖以上，不言面称者何？子孙之得逮其高祖者，吾见亦罕矣，高祖以上，势不能亲见，故不著其面称也。至祖则降服[66]，而受拜则同于父母者何？丧，凶礼也，三年之服，大凶不可再也；拜，吉礼也，不嫌其同，且祖之于孙，亲虽稍远而尊同，故其受拜同也，以其亲则稍远则降服焉。

从亲

总序

从亲者，自祖父至兄弟，至侄孙，推而言之，皆一本之亲[67]，犹言父党也。祖之兄弟为从祖，祖之从兄弟为再从，再从以降，统曰族祖。母各如之，曾高则不及推矣。父之兄弟曰伯叔，父之从兄弟曰从父，再从曰再从父，以降统曰族。伯叔之子，相谓曰从兄弟。从父之子，相谓曰再从弟。再从父之子，相谓曰族兄。谓己为从父者，己谓之曰从侄或从子，谓己为从祖者，己谓之曰从孙，再从以降仿此。母女妇各如之，孙以下，则亦不必推矣。

称呼

从孙之从祖觌面，从俗照行称几爷，从祖母，称几婆，或几妳妳，从父，称几伯几叔，从父之妻，称几伯母几婶，再从以下同。侄妇侄女同侄，孙妇孙女同孙。从兄称几哥，从弟称几弟，或称其字，再从兄亦称几哥，族兄或几哥，或照字而称之曰某哥哥，再从弟以降，皆称官号。有爵称官府，或相公。从姊妹，从嫂，从弟妇，面称与亲者同再从以降，亦同。呼从侄从孙，或名、或几官，再从以降，呼字。有爵者称官府，或相公。呼从侄女从孙女，再从以降，并曰几姐；呼从侄妇，从孙妇，曰你媳妇；再从以降，曰你内人。从祖母、从伯母、从婶，则从俗呼他字，字再从同，呼显者曰他妳妳。称诸人，从祖曰家几祖，再从同，以降则曰家族祖，祖母同，孙女同孙，所以别族也。从父曰家，从父或家堂伯、家堂叔，再从则有堂（伯叔）某翁，某者，其号之一字也，以降则曰家族（伯叔）某翁。侄女同侄。侄妇亦曰我，如我几伯，我几叔。从兄曰家从兄，再从曰家从兄某某，某某者，其字也，以降曰家族兄某某。从弟曰舍从弟，再从加某某，某某亦其字也，以降曰舍族弟某某。从兄弟之先后对，亦曰我几嫂、我几弟妇，再从以降同。从侄于人曰舍，从孙曰小，或用从字族字，侄孙女、侄女，侄孙妇、侄妇。从祖母呼其从孙妇于人，曰几官娘子，再从以降，则妇人呼诸人者亦鲜矣，或呼之。则曰我几门几官娘子。称人统曰令，或加从字族字，斟酌用之。

书札

为从祖从父，先书从孙某或从侄某顿首谨候。提起书几祖或几伯几叔尊前台安、或照常札完，旁下书从孙某或从侄某顿首具亦可，再从以降，不用尊前者，余同。封皮，书几老爷家报。与从兄，书弟某顿首候，几兄某翁台安，某翁者，兄之官号也，或照常札完，书弟某顿首具，再从以降同。与从弟，至从弟以降，皆照常札完，书兄某拜具，远族虽兄亦用顿首，俱不先书，所以别亲疏也，札中呼弟或字，封皮或几老爷、几爷或质言几兄几弟家报。与从侄从孙，亦照常札完，书从叔祖具，从伯从叔具，再从以降，书拜具。呼从孙或名，或尔汝，从侄同。再从以降，有爵者呼爵，或官府，进士，举人、秀才则质言之；平人呼孙字，侄呼贤侄。封皮，俱某宅家报。

诗文

文章中，上称下称，并如总序。诗题亦然。落款为从祖书时月奉怀，提起书几祖某翁，即书请正。散诗，书某题呈，余同，旁下书某孙拜稿。余同。某翁者，祖之号，某孙者，孙之名也。与从父、再从父，俱书时日奉怀，从父某翁先生，余与从祖同，旁书从子某拜手稿，再从以降，书拜稿，余同。为从侄，书时日寄怀，提起平书某某阿咸，或阿阮，即书一粲[68]，旁书（伯叔）某号某名稿，或名有二字者，只书一字，或不书名，只书字或号，再从以降去号书名，或并去伯叔字，或加粲正字，余同。与从孙，书时日寄怀，提起平书某孙一粲，某孙者，孙之字也，或似某某一粲，某某亦字也。散题同伯叔，旁书祖，余同伯叔，再从以降，则书某某老。余同，加减同。

行礼

拜从祖，从伯叔，揖而受之，再从同，以降则扶而受之。从兄还两拜，以降同起，而微分先后。从以降，侄妇同侄，侄女则止令勿拜。

奉祀

从祖以下，皆谓之旁祀。上称曰先，下称曰亡，或加行，加字号。从祖无后者，附高祖，从伯叔无后者，附曾祖，从兄弟附祖，从侄亦附祖。凡从亲母妇亦然，女则否。从祖附高祖者，与吾祖同为高祖之孙也，所谓孙附祖，龛也[69]，从伯叔附曾祖，从兄弟附祖亦然。从侄亦附祖者，嫡侄附祢子[70]，与侄同一祖，与从侄则同一曾祖，故附曾祖，从侄之曾祖，己之祖也。从祖以上，从侄以下，无昭穆可附[71]，故不祭。己之妻与从兄弟与侄，不言附者，虽与《家礼》少异，不忍斥为旁亲也。祔，附也，不得专享其祭，但附之于祖，以受食而已。祭之日，贵者异庙，贱者异几[72]，或祔以庙，或祔于几也。祔者，祔其主，不用栖外直书，从祖或从伯叔、从兄、从弟、从侄旁不书，余同，但尊者亦不用府君字，再从以降，则不附，遇清明则省其墓。凡临卑者之丧，父母立而哭，伯叔揖其灵，立而哭，兄拜毕，立而哭，从伯叔、从兄、再从伯叔并与兄同，再从兄跪而哭，族伯叔族兄同。

母党

总序

外亲莫重于母党[73]，所以尊母也。母之祖，曰外尊王父，亦曰外尊祖；母之祖母，曰外曾王母，亦曰外曾祖母。母之父，曰外王父，亦曰外祖；母之母，曰外王母，亦曰外祖母。母之从父母，曰从外祖，从外祖母。母之兄弟，曰舅，母之从兄弟，曰从舅。母之姊妹，曰从母。舅之子妇，曰表兄弟、表姊妹，从母之子女同。表姊妹之夫，表姊丈、表妹丈。表兄弟姊妹之子，曰表侄，表侄之子，曰重表侄。谓我为表侄者，我谓为表伯叔，谓我为重表侄者，我谓为表祖。表祖以上，重表侄以下，不见于礼传，则亦不必推矣。谓己为外祖者，己谓之曰外孙；谓己为舅者，己谓之曰甥。

称呼

外曾祖，从俗觌面称外老爷，外曾祖母，称外太婆。外祖称外爷，外祖母称外婆。舅照行称几舅，舅之妻称几舅母，俗称妗子者非，按俗“妗”音与“近”同，而字书无此字，[74]或又去“妗”本作“襟”，然字书亦无“襟”字，不可从。从母照行称几姨，从母之夫，称某姓姨夫。表兄表姊妹称某姓几哥、几姐，表弟称字。表妹妹之夫，皆称某姓姐夫，表兄之妻，称某几嫂，某姓者，表兄之姓，表弟妇，称弟夫人。表侄表孙，皆称字。自表兄以上皆家，表弟以下皆舍，称人皆曰令。

书札

与外曾祖，书外重孙某姓名，顿首上候，提起书外（曾祖、曾祖母）尊前万福。与外祖，书外孙某姓某名，顿首百拜上候，提起书外祖外祖母，封皮皆某姓老爷书。与舅，书甥某姓某名，顿首上候舅父、舅母，显者，封皮几舅老爷书，常家或舅先生赐览，与姨，书眷甥某姓某名，顿首候，提起书某姓姨父，几姨母尊前万福，封皮或某姓老爷书，常家只书某姓姨父书。外曾祖，外祖与重外孙、外孙，照常札完，书曾祖具、外祖具，中呼之，或尔或汝或名。外曾祖，用某宅书，某宅者，外曾孙之姓也，外祖用某宅几外孙书。舅与甥、照常札完，书舅某拜具，某者，其名也，封皮书某姓甥书。姨父照常札完，书眷生某某姓某名拜具，或顿首具，姨书几姨寄某姓几哥近福，或几甥亦可。与表兄，书眷弟，与表弟，书眷兄，或质言表兄表弟，表侄以下，俱眷生，余照常，封皮绵书某姓几爷书，或表兄表弟某姓几哥书、几弟弟，侄以下，某姓小几哥书，显者统用某姓老爷书。与表祖、表叔、俱照常札完书，眷孙或眷侄某姓名顿首具，封皮俱书某姓老爷书，常家某姓几爷书、几伯几叔书。与表姊之去书眷弟，表妹之夫，书眷侍教生，中呼老姊大、贤妹丈，封皮书某姓几爷书，或质言某姓姐夫书，显者，某老爷书。

诗文

文章中，外（曾祖、曾祖母）、外祖、外祖母，并与总序同。然甥与外孙之外，见诸文章者寡矣。诗题：与外祖，书时日奉怀外祖某翁，某者，外祖之姓也，或从外祖某翁，同某某，下入事，或外祖召同某某，下入事，某某者，客之字也。与舅，书奉怀舅氏，或几舅，或舅氏某某先生，某某者，舅之字也。同宾友，长于舅者在先，幼于舅者在后，如云某人某人，同舅氏某某（字），或同舅氏某某（字），与某人某人，下入事。与外孙，书为外孙某作，某者，外孙之名也，或为某姓几外孙某作，或寄。与甥，书怀甥某某，某某者，甥之字也，或寄，同宾友，则书同某人某人甥某某，下入事。表兄弟以下，照常入时序，入事，书之。表兄弟，表侄、重表侄，皆质言之。落款：与外祖，书时奉怀，提起书外祖大人，即求风训，[75]散题书某某题敬呈，余同，旁书外孙某姓某名拜手稿。与外曾祖同，但加曾祖重孙字。与舅，书时日奉怀，提起书舅氏某翁先生，即求教正，某翁者，字号也，散题书某题敬呈，余同，旁书甥某名拜手稿。从舅，加从字，旁书从甥某姓名拜稿。与外孙，书时日怀，提起平书外孙某名，即书谤览，旁书外祖某某老人稿，某某者，号或别号也，散题书似。与甥，书时日奉怀某某几甥，即书正之，某某者，甥之字，几者，甥之行也，旁书舅某（名）具稿，散题书似。与姨夫，书时日奉怀，提起书亚父某翁先生，即求郢教，[76]，旁书同舅，散题书呈。表兄弟以下，俱照常，俱与表兄书呈，表弟以下，书似，旁书，与表弟以下，俱书姓名，与表兄以上，书弟某、表侄某、重表侄某，皆兼姓名，称表祖与表伯叔，加某翁先生，余与为舅书者同。

行礼

拜外曾祖、外祖，揖而受之，拜外曾祖母、外祖母、高拜而受之。拜舅，扶而受之，拜舅母，还两礼，拜姨父，还两礼，拜姨母，扶而受之。于表弟之拜，还两礼，于表侄、重表侄之拜，并同表弟。

奉祀

已故，尊者皆曰先，自表兄以上也；卑者皆曰亡，自表弟以下也。非其本宗，虽无奉礼之礼，而母党不若是恝也[77]。外祖故，舅故，而外家灭绝无人者，母在，或母为之设主，遇生忌年节，则往省其墓，不在，则为之外孙，为之甥者，亦时省勿衰。其余如故者，本家无人，但劝令其族之旁亲，为之祔享焉。

妻党

总序

礼有三党[78]，妻党其一也。妻之祖，曰祖舅，妻之祖母，曰祖外姑。妻之父曰外舅，亦曰外父，妻之母曰外姑，亦曰外母，外父母，亦曰丈人丈母，盖因泰山有丈人峰而得名，意以父母比天地，故妻之父母比泰山也，则岳父母之说，有从来矣。妻之庶母，曰外庶姑，妻之伯叔，曰外伯叔，亦曰外从舅。妻之兄弟，曰内足、内弟、亦大舅、小舅；内兄之妻，曰内嫂、内弟之妻，曰内弟妇；妻之姊妹，曰姨。姨之夫，曰娅。内兄弟之子，曰内侄，内侄之子，曰归孙，亦曰重侄。

称呼

称妻之家，觌面各随乡俗，但不可如南中称老先生[79]。称诸人，家妻祖、家妻祖母、家岳、家岳母、家妻伯、妻叔，至兄弟以下，与总序同，不用“家”、“舍”字。称人统曰令。

书札

与妻祖，书称弥甥，或孙婿，某姓名顿首候，提起书祖舅、祖舅母，台前万福，中自称名。与妻父，书子婿某姓名顿首候，提起书外（父母）尊前万福，中自称婿。与伯叔岳，书侄婿，某姓名顿首候，（伯叔）岳尊前台福，中自称同上。封皮：俱某姓老爷书、某姓几爷书，或岳伯、岳叔某姓几老爷书，或几爷书。与妻兄，书眷弟，中称兄台，自称弟。与妻弟，书眷侍教生，中称老弟，自称名。与妻侄，及妻之重侄，俱眷生，中称字号，或几哥，或足下，自称不佞[80]，余照常。与妻表兄弟，同于妻之兄弟。

诗文

文章中，妻祖、祖母曰祖外舅、祖外姑。妻父母，曰外舅、外姑。妻伯叔、伯叔母，曰外从舅、.外从姑。妻兄弟侄，曰内兄、内弟、内侄。诗题：为妻祖、书寄舅祖某公，某者，其姓也。为妻父，书寄舅某公或外父。内兄弟以下，皆质言之。落款：与妻祖，书时日寄怀，提起书祖舅某翁先生，即求教正，某翁者，其字也，旁书弥甥某姓某名拜稿。散题：书某题呈，余同。与妻父，书时日奉怀外舅某翁先生，即求教正，旁书馆生某姓某名拜手稿，余同。与伯叔岳，称从舅，自书从甥，余同。与妻兄，书时日寄怀，提起书某翁内兄，即求正之，旁书某姓名具稿，散题书呈。与内弟，书时日寄怀，提起书某老内弟，即求正之，旁书某姓名具草，散题书似。内侄书某某侄，余与内弟同，某翁某老，某者，皆其字也。

行礼

拜妻祖、妻祖母、妻父母，礼皆扶而受之，或从俗还两礼。拜妻庶母，则止令勿拜，或系妻生母则还两礼，然后扶而受之；或妻庶母之子，与已有交情者，亦如之。拜妻伯叔，还两礼，则让同步起。侄婿，仍拜，然后扶而受之。拜妻伯叔母，同拜。妻伯叔之妾，同妻父之妾，斟酌其有子无子而行之。拜内兄平起。

奉礼

尊者皆曰先，卑者皆曰亡。外宗不设主，但本家无人者，亦展其坟墓[81]，或妻展之，则已见于父母之章；或吾之子展之，则已见于母党矣。

翁婿

总序

翁婿不附妻党，妻党主翁家，翁婿主婿家，翁家者，外甥之称也，且妻党所未尽者，并详其事焉。女子之夫曰婿，俗作“婿[82]”，非。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此两父者，相谓为婚姻。两婿相谓为亚。按翁婿在古，通谓之甥舅，今谓为翁婿者，所以别母党也。姊妹之夫，不附兄而附翁婿者，所以别内外也。

称呼

婿之父、妇之父，觌面从俗称亲家，亲，平声；婿之母、妇之母，称亲家，亲，去声。此两父互称其两母，将皆去声亲家，两母互称其两父，皆平声亲家。此两父之兄弟，曰散亲家，觌面照行称几亲家。面称其婿，各从乡俗，或姐夫，或某几哥，但不可如京师称姑夫。内弟称姊丈，觌面皆称某姓姐夫，两亚相称同。称诸人，岳曰小婿，伯叔岳曰舍侄婿，内弟曰家姊丈，内兄曰舍妹丈，称其亚曰敝亚，或从俗称敝连襟。称人皆曰令。婿之父母，妇之父母，称诸人皆曰敝亲家，男平声，女去声。称人，曰令亲家。

书札

婿妇之家，往来俱自书眷弟，称彼为老亲家，封皮，某姓老爷书，或某姓爷书，余照常。与孙婿，自书眷生某姓名，称孙婿为贤坦，[83]，中自称不佞。与婿，自书外舅某姓名，称婿为贤坦，或贤甥，或吾甥亦可，中自称同上。封皮，某姓姑爷书，常家或某姓姐夫书。与侄婿，自书眷生，或伯舅、叔舅、某姓名，称侄婿，中自称亦同上，封皮并与婿同。内兄与妹丈，自书眷侍教生，称贤妹丈，中自称名。内弟与姊丈，中自称弟，封皮，某姓姑爷书，或姓老爷，或某姓姐夫。两往来，自书眷弟，称台下、或足下，封皮，某姓爷书，或某姓老爷书。两亚与两亚之子，自书眷生，或眷侍教生，称亚之子，或足下，或几哥，自称生，封皮，某姓几哥书，显者，某姓爷书。

诗文

文章中，于孙婿曰弥甥，亦曰馆甥，又曰贰室，侄婿曰从甥，姊妹之夫曰姊丈、妹丈，亚曰予亚，亚之子，亦曰甥。诗题：与孙婿，书寄弥甥某某，或怀，同宾友，书同某人某人，暨弥甥某某，下入事，某某者，其字也。与婿，书寄甥某某，或怀，同宾友，书同某人某人，暨甥某某，下入事。侄婿加从字，同宾友，去暨字，余同。与姊妹之夫，书姊丈某某，妹丈某某，同宾友、亦去暨。与亚，只照常书寄某某，或怀某某，某者，其字也。与亚之子同，或书寄甥某某，同宾友，或照常照字，或书同某人某人甥某某，下入事。落款：为孙婿，书时日寄怀，提起书弥甥某某，即书粲正，旁书某号老人具稿，某者，其名也，散题书某题似，余同。为婿，书时日寄怀，提起书馆甥某某，即书粲正，旁书舅某稿，某，名也，散题书似。为侄婿，书从甥，旁书伯勇、或叔舅，余同。与姊丈，称姊丈，旁书内弟，与妹丈书妹丈，旁书姓名，余照常。与亚照常与某翁词兄，旁书弟某姓名稿。与亚之子，书时日寄怀某某贤甥词坛，即书正之，旁书某姓名稿，散题书似，余同。

行礼

已见于母党妻党者，不再见。拜姊丈，则平起。

奉祀

已具妻党，不再见。

姑表

总序

外亲莫尊于姑，姑之夫，以吾家为妻党，姑之子，以吾家为母党，其事过半矣。兹主乎姑家而言，诸外亲并附之，以姑为纲，故曰姑表也。父之姑曰老姑，父之老姑曰曾老姑，姑曰姑母，其夫曰姑父，结之子女，曰表兄弟姊妹，姑之孙曰表侄，姑之曾孙曰重表侄，盖姑舅之亲，世世相延也。父之外祖曰老外祖，其妻曰老外祖母，父之舅，曰老舅，其妻曰老舅母，父之姨曰老姨，其夫曰老姨父，母之外祖舅姨亦然，妻之之外祖曰妻外祖，妻之舅曰妻舅，妻之姑曰妻姑，妻之姨曰妻姨。

称呼

曾老姑，面称老老姑，其夫面称老老姑夫。老姑，面称老姑，其夫面称老姑父。姑从俗面称姑娘，姑之夫面称姑父。按自姑以上，其夫皆加父字，俗称姑夫，则是等于平人，非所以待尊亲也。表兄弟，至重表侄，并见母党。父母之外祖，称老外爷，其妻称老外婆，父母之舅，称老舅，其妻称老舅母，父母之姨，称老姨，其夫称老姨父。妻之外祖，照姓照行，称某姓几爷爷，妻之舅，称某姓几舅，其妻亦随夫姓称，妻之姑，照行称几姑，其夫称某姓姑父。妻姨照行称几姨，其夫称某姓姨父。

书札

与曾老姑，书重归孙某名顿首上候，提起书曾老姑尊万福，或并书曾（老姑夫，老姑），但有曾老姑父，则自书加眷字，兼姓名，余同。与老姑，书重侄，或归孙某名，余同，但去曾字。与姑，书侄某名顿首拜上，提起书姑母尊前万福，并书（姑父、姑母），则自书眷侄某姓名，余同。姑与侄，照已行，书几姑寄候几侄近福，或几侄几侄妇近福。老姑书几老姑，于侄加重字，余同；曾老姑加曾字，余同。与表伯叔，眷侄某姓名顿首上候，提起书某姓几（伯叔）尊前台福。老外祖以下，俱照常行。札末，为老外祖，自书外重孙某姓名叩首，中称老外祖。为老舅，自书重甥、或弥甥，或离孙，中称太舅。为老姨家，自书眷重甥，中称老姨父、老姨。与妻外祖，自书眷弥甥，中称尊台。与妻舅，自书甥婿，中称同。与妻姑、妻姨家，俱自书眷晚生，中称同。表兄弟以下，并见母党。

诗文

文章中，曰曾老姑、曰老姑，其夫皆称姑祖某某。姑曰姑母，其夫曰姑夫某某。吾父母之外祖，则称吾父吾母外王父某翁。老舅，称吾（父、母）舅氏某翁，老姨，称吾（父母）从母，其夫称姨祖某公。妻外祖，曰内子外祖某公，妻舅，曰内子舅氏某公，妻姨，曰内子从母，某公者，皆其姓也。诗题与文章同。落款，为姑祖，书时日呈祖某翁先生教正，自书内重孙某姓名稿。为姑夫，书时日呈姑父某翁先生教下，书内侄某姓名拜稿。为老外祖，书老外祖某翁先生，自书外重孙。为老舅，书老舅某翁先生，自书弥甥。为老姨父，书姨祖某翁先生，自书弥甥。妻外祖以下，止称某翁先生，自书晚生，或用时日呈教正，余同上，某翁者，皆其字号也。

行礼

拜曾老姑、老姑、姑母，皆还高拜，其夫皆还两礼。拜老外祖、老舅，皆扶而受之。老姨同姨夫。妻外祖以下，皆平起。

奉祀

自祖姑至老舅，已故者皆称先，妻外祖以下，则质言之。老姑死、姑死其夫家无人者，吾祖父在置主与否，事在祖父，祖父没，则为之重侄、为之侄者，亦往省其坟墓。老外祖以下，亲远不祭，或承父母之命以往则可，妻外祖以下，则否。

师生

总序

人生于三。[84]事之如一，并师于君亲，盖指受业之师也。[85]师之父，曰太老师，师之师，亦然，师之母，曰太老师母，师之妻，曰师母，师之子，曰世兄世弟。师于其受业者曰门人，师之子，于父之门人亦曰世兄世弟。非受业之师，则斟酌行之。

称呼

师于弟子，觌面幼则呼名，长则字，师之父师俱呼字。弟子于师，面称师傅，或教师，自称门生，师之父师，俱面称太老师，师之母，师之兄弟，照行称几先生，师之子，称世兄。师之子于父之门人，亦称世兄。称诸人，师曰小徒或敝门人，师之父曰小儿门人，师之师曰敝弟子门人。称师曰家师或家先生，俗用敝者非。称师之子曰敝世兄。师之子，称之亦曰敝世兄或家君门人。称人统曰令。

书札

师与门人，照常札末书友人某姓名拜具，中呼或尔汝、或名、或字、或门下，俗称贤契不典，[86]，勿从。封皮，某某手展，某某者，字也，显者，某姓爷书。师之父师，俱自书通家生某姓名拜具，中呼字，或足下，封皮，某姓相公书，显者，某姓爷书。师之兄弟，自称通家侍教生，称足下。师之子，自书世弟，称世兄，封皮，某姓爷书，显者，某姓老爷书。门人与师，书门人某姓名顿首拜候，提起书老师尊前万安，封皮，老师书，显者老爷禀启。与师之父师，俱书门下晚学生，某姓名顿首拜候，提起书太老师尊前万福，封皮，某姓太老师书，或某姓太老爷书。候师之母，师之妻，只于札中带出。与师之兄弟，照常行札中称几先生，自书通家晚生某姓名顿首具，封皮，某姓爷书，显者，某姓老师书。与师之子，称世兄，自书门弟，封皮同上。同在一师之门，彼此称老门兄，自书门弟，俗用窗兄窗弟者误。

诗文

诗文中，称师曰夫子，或予师、吾师，师之妻，曰师母，余皆质言之，如吾师之父母，吾师之兄弟，吾师之子。师于弟子，指名呼某某，或某也。师之父，质言之曰吾子及门，师之师，亦质言之曰吾弟子及门，师之兄弟，曰吾兄弟及门，师之子，曰吾父及门。诗题，为题书时日奉怀某姓夫子作，或予师某某先生，同宾友，书从师某某先生，同某人某人，下入事。与师之父师，俱止书某某先生，师之兄弟，某某前辈，同宾友，书同某某前辈，与某人某人，下入事。师之子，止书某某，以上或怀或寄，某某者，其字也。与门人，书示弟子某，或怀或寄，某者，或名或字也，同宾友，书同某人某人，暨弟子某。师之父师兄弟子，只照常，中怀某某、寄某某，某某者，其字也。落款，为师，书时日奉怀，提起书某翁夫子，即请训削[87]，旁书门人某姓名拜手稿、或沐手稿，散题，书某敬呈，余同。为师之父师，书时日奉怀，某翁老夫子，即请教削，旁书门下后学某姓名拜稿，余同。与师之兄弟，称某翁先生，旁书后学，散题，书某题呈，余同。与师之子，称某翁世兄，即求正之，自书门弟某姓名稿，散题，书某题呈，余同，师与门人，书时日寄，提起书某某，即书印可，或时日为某作，即书印可，旁自书姓名。散题，书某题书，为某某印可。师之父师某，某下加词坛字，余同。师之兄弟，易词坛为词兄，易印可为正之，散题，书某某题似。师之子，书时日奉怀，提起书某翁世兄，即求正之，自书世弟某姓名稿，以上某翁，某某者，皆其字号也。

行礼

拜师还两礼、受两礼。拜师之父师母妻，俱平起，而微分先后，以下俱平起。

奉祀

师已故者，称先师，师之妻，称先师母，余皆如文章，质言之。为师心丧三年[88]，按心丧，身无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谓若丧父而无服也，然无服，特不如父之麻冠斩衣[89]，而孝衣加侄[90]，则三年不变也。《檀弓》曰[91]：师之丧，群居则绖，而孔子之丧，门人虽出亦经，故解曰心丧，言受业之师有浅深、其情有厚薄，故不可均为一定之丧也。今人泥于无服之说，有师死未寒，而身被纨毂[92]，心厌樽豆者[93]，恶在其为心丧也，余不见丧记，则否矣。

朋友

总序

五伦终于朋友，推其义，盖不在三党之下矣，终而及之，亦所以重伦也。

称呼

两友觌面，以长称幼曰某老，某老者，其字号之一字也，或社翁；以幼称长曰仁兄，或某姓几哥，或会长，或老社翁，或老社台。称诸人，统曰某姓某老.称人同交之父，统曰某姓老伯、或老叔，或某姓师，或先生；称诸人，曰某姓某某先生，某某者，字也。称友人之子，曰长兄，称诸人曰某某，某某字也。

书札

称友，或足下，或仁兄，或社台，或加老字，或吾兄、吾弟，显者，称执事，自书通家弟，或加社加眷，或只书同学弟。封皮，平常某姓爷书，显者，某姓老爷书。与父之交，称先生，或老伯、老叔，自书通家晚生。与友之子，称长兄，自书通家侍教生，封皮，斟酌行之。

诗文

文章中，友曰吾友；父之友，曰父执；友之子，曰友人子。诗题父执，书某某先生，友与友之子，俱照字称某某，或加行加姓。落款：为友，或某某，或某翁，或某老，下加词坛、或吟坛，或词宗，或并加大字，又下书正之，或教定，或郢削，自书弟某姓名稿，或执弟，余同。为父执，书某翁先生，余同，自书晚姓名具稿。为友之子，书某老长词兄正之，旁自书姓名某翁，某者，字也。

行礼

相拜俱平起。

奉祀

传曰：“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94]。按殡者，埋于浅土，而待其亲戚终葬之也。或并无亲族者，则葬之，不奉祀。

［注释］

①五伦：又称五常，封建礼教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系。

②《家礼》：凡五卷，附录一卷，记冠婚丧祭等仪书。旧题朱熹撰，实则是他人托名朱熹之作。

③子妇：媳妇。舅姑：丈夫的父母。

④归宁：回家省亲。本通指男女而言，后来多指已出嫁的女子回娘家。

⑤继室：本为古人用以称妾，汉以后称续娶之妻为继室。

⑥嫡：正妻。嫡子即正妻所生的儿子。旧时妾生的子女，称父亲的正妻为嫡母。庶：与嫡相对，宗法制下家庭的旁支。庶子为妾所生之子。

⑦觌面：见面、相见。

⑧雅言：指与俗称相对的标准语称呼。

⑨指与别人谈话时称呼自己的父母。

⑩平常人：这里指相对于官场而言的平民或一般的人。至戚：最亲的人。

⑪仆隶：仆人、奴隶。

⑫下书：指低一格书写。

⑬提起书：即另起一行顶格书写。

⑭入事：开始谈正事。

⑮家报：即家信。

⑯请启：邀请信。启：书函。

⑰贴：古代写在布帛上的字称贴，写在竹木上的称简。又贴也指用简短言词书写的简帖。

⑱下光：光临我家。

⑲诗题：即诗之题目。

⑳燕会：即宴会、会饮。燕：同“宴”。

㉑锡旨和膝旨都是父亲的旨意和命令。

㉒内房：即内寝、内室，睡眠休息的地方。

㉓告坐：即请坐下。

㉔高拜：屈膝顿首、两手着地或叩头为拜，高拜指弯腰拱手而已。

㉕承家：承继家业。

㉖告终：即讣告。叙述死者生卒、履历、祭葬时间，以告亲友的文字。

㉗正寝：古代天子诸侯常居治事之斫，亦泛指居屋之正室。后世称年老病死于家中为寿终正寝。

㉘内寝：内室，睡眠休息的地方，也称燕寝、小寝，也专指妇女的居室，后来泛称年老的妇女病死为寿终内寝。

㉙木主：即神主，为死者立的木制牌位。

㉚显考：古人称高祖为显考，元以后专称亡父为显考。

㉛皇考：古代尊称亡父为皇考，宋徽宗时禁民间用，从此皇考只用于皇族之家。

㉜封赠：封建王朝推恩高官重臣，把官爵授给其父母。父母存者称封，已死者称赠。

㉝武途：指通过武科或武举的致仕途径。

㉞妣主：即亡母的神主。

㉟孺人：古代贵族、官吏之母或妻的封号。

㊱诰：帝王封赠或任命的文书。

㊲淑人：封建王朝命妇的封号。

㊳冢男：嫡长子。

㊴稽颡：旧时居父母之丧时，跪拜宾客，以额触地，表示极度悲痛，称稽颡。

㊵敛衽：提起衣襟夹于带间，表示敬意，元以后专指妇女的拜礼。

㊶主器：古代国君的长子主宗庙祭器，后因称太子为主器。

㊷课：督查。

㊸洎：及、和。

㊹谛览：仔细地阅读。

㊺旁寝：旁有侧支和辅佐之意，相对于父亲的正寝而言，儿子的居室称旁寝。

㊻本夫：即死者的丈夫。

㊼配：夫妇称配偶，所以称妻为配。

㊽侧室：又称偏房，指妾。

㊾奉怀：即怀念，奉为敬辞。

㊿把咏：执持吟咏。

[51]尘教：尘是尘尾的简称，魏晋名士清谈，常持尘尾，后因称客座清谈为尘谈。尘教即高雅的指教。

[52]校韵：校正诗文的用韵，指修改文章。

[53]执事：供役使的人，后来在书信中常用作对方的敬称，表示不敢直指其人。破烦襟：消解胸中的烦闷。

[54]显辟：对亡夫的美称。

[55]楮：钱币，这里指旧时迷信焚化用的纸钱。

[56]亲同：父母相同。

[57]高书：顶格书写。

[58]意为邀请已出嫁的姊妹回娘家，如果母亲已去世，则由兄弟的妻子写信。

[59]甫字素著：即声名显赫，甫：同“圃”，盛大。

[60]先后：妯娌之间，年龄大者为先，年龄小者为后。

[61]印可：印证，许可，即同意。

[62]在本篇中，“侄”均简写作“侄”。

[63]分韵：数人相约赋诗，选定数字为韵，由各人分拈，并依所拈的韵赋成诗句。

[64]镌示：督正、晓说。

[65]骇听：即骇人听闻。

[66]降服：丧服降低一等。

[67]一本：同一根源。

[68]一粲：一笑。粲：笑的样子。

[69]龛：容纳、盛受。

[70]祢：父死后在宗庙中立主称祢。又随行之神主也称祢。

[71]昭穆：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和远近。

[72]几：小桌子，上面可供放祭品。

[73]外亲：异姓的亲戚。母党：母亲亲族。

[74]妗：舅母二字的合音，《集韵》即有此字。“襟”亦作“妗”。

[75]风训：指示开导。

[76]郢教：请人指教的谦词。

[77]恝：忽视。

[78]三党：又称三族，即父族、母族和妻族。

[79]南中：泛指国土南部，即今川黔滇一带，也指岭南。

[80]不佞：不才，谦称。

[81]展：察看，省视。

[82]本篇中“婿”均简写为“婿”。

[83]坦：女婿的代称。

[84]三：这里指君、亲、师三者。

[85]受业：从师学习。本来受业指知识的传授，后弟子对老师，也自称受业。

[86]不典：不守常道，不合准则。

[87]训削：请人指教、修改的谦词，以下“教削”亦此意。

[88]心丧：旧时老师死后，弟子守丧，不穿丧服，只在心中悼念，称为心丧。

[89]麻冠：用麻布做成，居丧时戴的帽子。斩衣：即斩衰，五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麻布做成的丧服，左右和下边都不缝。

[90]绖：旧时丧期结在头上或腰间的麻带。

[91]《檀弓》：《礼记》篇名，此处所引原文为：“孔子之丧，二三子皆绖而出，群居则经，出则否”。

[92]纨谷：纨，白色的细绢；谷，庄稼和粮食的总称。

[93]樽豆：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用以盛酒肉的两种器皿。引申为表示礼仪之事。

[94]此句见于《论语·乡党》。殡：停放灵柩叫殡，埋葬也称殡，这里指一切丧葬事务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