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蒙学动教学方法方式

蒙学中由于童蒙入学年龄不同，年龄同者又有程度的参差不齐，不同阶层的家长要求也各异，因此大都进行个别教学。程度高者学“四书”“五经”，低者学《三字经》、《千字文》以至杂字。

童蒙的第一阶段学习，是识字，即集中一段时间，认识字块，字数一般为两千上下。清王筠的《教童子法》就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形象、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解识二千字，乃可读书”。清崔学古也概括了识字二法：纸上识字与书上识字，“何谓纸上识字？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姿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何谓书上识字？凡教生书，先令本生就书上字逐字挨认，遇不识字用朱笔圈出，又用墨笔写在书头，最为易记。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与“刑’，‘扬’之与‘杨’，声同而笔画边旁不同，如‘已’之与‘己’，‘行’之与‘行（杭）’，……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与‘心’，‘登’之与“敦’，声近而用舌用齿又不同。诸如此类，必细辨之”。[70]

集中识字是我国蒙学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总结，根据汉语、汉字的特点（大部分是合体字和形声字）和规律，使这种教学方法成为必要和可能。

读、写、作是蒙学教学的三部曲，读是读书，写即习字，作为作文。读书首重朗读，童蒙或齐声朗读（相同教材），或各朗读其书。清上虞人陈燧的《村塾赋》，有“在蜜蜂窝里，由我称王”，和“尔其为闷也，如蚊蚋之并集于座；如婴孩之群号于床”等语[71]。次重背诵，教师教书，初不要求儿童透彻了解文义，因此也不作详尽解释，只令儿童先读熟，会背诵，认为熟了将会自然领会，相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朱熹也早有“读书自然晓”之说。

习字，即习毛笔字，有把腕、描红、仿影、临帖到无依傍。把腕，描红最普遍的是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清初褚人获的《坚瓠集》说它“大抵取笔画稀少，童子易于识认耳”[72]。后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坊间还出了描红本子，字为“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高楼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亦取其笔划简单并押韵。仿影、临帖，多取颜、柳、欧、苏字体，也是习字的基本功，大楷从颜、柳，小楷从欧、苏。先习大楷，后习小楷。每天都习字。蒙学习字，又往往同集中识字相配合。(https://www.daowen.com)

作文训练，历史上几个文字大家，对初学者都提倡放，用现代语言，即敞开思想。宋人谢枋得编《文章轨范》，内容分“放胆文”和“小心文”两部分，他说“凡学文，初要胆大，终要心小……初学熟之，开广其胸襟，发舒其志气”，则“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欧阳修论文主庄严典重，但他《与渑池徐宰》书中也说“作文之体，初欲奔驰”。清代许多蒙学已开始教八股文。章学诚的《古文十弊》说到：“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难以空言，则往往敢譬以示蒙学。”农村一般不提倡学八股文，有些城市也如此，这就不受老框框的束缚。王筠的《教童子法》便说：“初学文，先令读唐朱古文之浅显者，即令作论，以写意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着，少改易之，”《事林广记》里的《速成法》，也说“若改小儿文字，纵作得未是，亦须留少许，不得尽改。若尽改，则沮挫其才思，不敢道也”。清唐彪的《父师善诱法》也提到“先生于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宁置之”，反对“不可改而强改”，以免“学生阅之，反增隔膜之见”。

蒙学儿童除了学作文，还学作诗，由属对做起，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声律启蒙》即为学习作诗的课本。

蒙学的学生管理，离不开体罚。从罚跪（学塾中悬有孔子像者，则罚跪在孔子像前）到鞭笞。饥饿纪律（不许学生回家吃饭）也是蒙学中变相的体罚。教师用的是压服，而不是用说服方法，夏楚、戒方成了他们主要的凭藉，后人乃又有“抬头伯看先生面”，“宛如老鼠见狸猫”之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