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礼学而新道德

梁氏在三十岁前，受其师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甚深。康氏所传之今文经学，半有所宗，半为自创。从其所宗而言，经学自清初取代理学以后主要在东汉古文经学订字义明经训的轨道上发展，这在社会政治稳定时期尚无太大异议，但到道咸之际西力东来，国势陵夷，西汉今文经学凭其微言大义的政论本色，引起当时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的注意，他们常常以今文经经术作政论，遂起清今古文经学之争。到康有为时，他进一步发挥今文经学“授命改制”的政论特征，甚至指斥古文经学所传之经是刘歆伪造之“新学”，以图为其变法学说张目。从其学说自创而言，他以《礼运》大同理想为线索，杂揉墨家兼爱、佛教出世等学说，而自创无政府、无国家、无种界、无家族、无性别等所谓“破九界”的大同学说。梁启超受其影响，乃以其如簧之舌，鼓吹儒学的真精神在“改制”及大同理想，并说孔子之后真能接续儒学大同理想的唯有孟子，但在二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荀子的小康思想，由此他与谭嗣同等人常常绌荀申孟，并进而发挥孟子的“民本”、“授田制产”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与他的前辈文人曾国藩昌明荀子礼学的努力相反，他们这一代学界新人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导致今天的衰败局面，恰是以往荀学太盛的缘故。因其太盛，时至今日，社会虽“厌三纲压抑虚文耨节之俗”，但却一时难以推出“新道德以代之”。[19]梁氏在荀学问题上与曾国藩的迥异，并非真是儒学史上孟荀优劣的学术再争，实际上反映了儒家伦理纲常思想正在从根本上受到挑战。

儒家礼法纲常思想受到的挑战，从大的背景上看实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形势陡然转急密切相关。当时，清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不但一再战败于欧美列强，而且连昔日奉己为师的“蕞尔小邦”日本也成为自己的征服者。而当中国知识界揆诸日本的发家史时，猛然发现日本已在中国还在为是否“师夷而长技”而争论的时候，消然学到了西方富强的本领。适在此时，严复以其赴欧留学期间所学到的新知——进化论，而倡导于知识界。其立论核心是讲天下大势已混同于西方富强之旨，只有尽快认同这个潮流，并加入到这个进化的行列中去，才能改变中国危亡的局面。[20]如套用今天的概念，严复可说是中国最早讲全球化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学者。严复以进化为“公理”反观中国学术界，遂将数千年来中国之学术视为无实无用，并指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尽弃旧学之因循及伦常科举之禁锢，而重立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之全新民风国俗。而要重立风俗，就需在民智、民力、民德三方面开创新轨。其中，严氏认为启发民智最为所急，所谓“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21]，在他看来，国民只有首先培育起此种自由、权利、自治之意识，才能踏上富强阶梯。自此，学界口说比谈者皆是严氏的进化公理。如果说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新学伪经说是从儒学内部来发动一场革命，那么严复的进化公理说就是引用西学而从外部彻底发动的一场对儒学的全面总攻。

儒家礼法纲常在此内外夹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势，梁启超则凭其易感易知的敏锐嗅觉，将其师的托古改制说与严复的进化公理说糅为一体，而发动了对儒家纲常新一轮的地毯式轰炸。这次轰炸以变法失败后梁氏初到日本时所发表的《新民说》为高潮。他援引严复的说法，也认为国民文明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中国的前途命运，所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2]其新民的内容也同样包括新民德、启民智、鼓民力三项，但是与严复首重启民智的倾向不同，梁氏是将新民德置于核心的地位。因为他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23]梁氏此种把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关键放在德行上的主张，显然是受儒家德治传统的影响。两者在开发国民文明程度上的差异，正可反映出严复与梁启超在学理上的差别——严复从重智的西学角度而言救亡图强，而梁启超则从重德的传统而言旧亡图强。

梁氏道德决定论虽有儒家德治传统的影响，但需注意的是，他这里所说的道德含义与传统却有绝大差别。他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虽甚为发达，但多是“人人独善其身之私德”，而于“人人相善其群者之公德”却付之阙如。梁氏此种公私道德相别的思路，实际上是受到西方近代伦理学说启发的结果。在他看来，儒家经典中所谓“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忠信笃敬”、“刚毅木讷”、“知止慎独”、“存心养性”、“反身强恕”等德行都属私德，这些对于养成私人之资格极为有用，但却不足以形成完全之人格。他还进而通过比较中西新旧伦理予以说明：“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24]站在此种西方新伦理的立场上，他指出，道德的作用在于“利群”，而中国以往数千年流行的道德却仅是“束身寡过主义”的一己之德，这当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倡导的振兴宋明理学以挽救世道人心的流风，梁氏认为不过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当今急务唯有革新旧道德，积极引进西方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新伦理思想方是正途。(https://www.daowen.com)

从此种认识出发，梁启超此时期凭借勉强运用日语阅读的能力，读了大量的日本学者翻译的西方学术典籍，并将欧洲近代思想家笛卡尔、培根、霍布斯、斯冰诺沙、卢梭等人的思想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中促进欧洲近代化的社会契约论、自由民权说尤为其关注的焦点所在。

梁氏此种新道德的努力，反映了当时在新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西方势力已大大领先、中国再不迎头赶上就会被其灭亡的焦虑心态。如从儒家伦理削弱的形势发展来看，严复由于学术渊源上强于西学而疏于中学，其对儒家伦理的打击虽声势浩大，但却未见得能击中要害，梁启超则不同，他虽对西学是道听途说，但由于学术渊源出自儒学，故其对儒家伦理的短长优劣的评论，往往能深深打动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灵，政治格言云：“堡垒必从内部攻破”，儒家伦理的没落恰是像梁启超这样深明儒学内里的人士摧陷廓清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