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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运输条件和运输能力差得很远，三桥、四桥的大车很少，路更没法说，崎岖弯陡，险情频生。马培军雇一辆大卡车，装满了也就两三吨，摇摇晃晃过了秦岭，奔广元方向而去。车行路上，遇到陡坡路段，他就赶快下车，抱一大石头跟在后边，随时准备支垫车轮。由于车况破旧，路又难走，所以一会儿这问题，一会那麻达（方言，即问题），走走停停，如牛车一般。

好不容易到了广元，找了个地方停车，打问市场行情。但人生地不熟，言语不大通，比比画画半天，也弄不清啥意思。为省钱，他出门前在家里烙好了干饼背身上，吃饭时就找点最便宜的汤喝，吃点干馍馍，填饱肚子就行。

那个年代，苹果在广元算是稀缺货，想买的人不少。但到处都一样，总有欺行霸市的，外地人来卖东西，想卖个好价是不可能的，他们不买，别人也不能买，果商走到哪，他们跟到哪。总之，果商每天都有费用消耗，熬不过他们，只好低价卖他们。但不管怎样，苹果还是能卖出去的，总比在当地卖划算。

卖完苹果，他们一行人打算返回，但看到有人卖皮夹克，货不错，价钱很低，他们想带些回家倒卖，就和对方说起来。但对方的货只有几件样品，说是大量货在另外一条街上的仓库里，要领着他们去仓库看货拉货。他跟同伴两人跟上卖夹克的，走大街穿小巷，走了好一会儿还没到。培军走着走着，就发觉有些不对头，猛地从同伴肩上夺下挎包就跑。一阵拼命狂奔，跑出很远，直到后面没有人追上来，他才慢慢地喘匀了气，过了很久，同伴才辗转回到旅馆。大家惊魂未定，庆幸培军当时反应迅疾，否则，卖苹果挣的数万元就没了。

回到普乐塬，马培军为这一次长途生意的成功而高兴。这一次成功也坚定了他从事苹果生意的决心和信心。路算是蹚开了，以后的发展还要上心。他探索出了两条商道：一条是广元—阆中—重庆，另一条是绵阳—德阳—广元—成都，都是小打小闹，磕磕绊绊，有赚有赔。

有一次，他在重庆见到从云南拉甘蔗、香蕉过来的车队返程拉着苹果，经打听，他知道昆明才是苹果需求量很大的大市场，因为那里有外商，于是，他决定去昆明闯闯看。

马培军只带了一张百元大钞，就坐火车直接去了昆明，先了解行情，熟悉市场。他发现昆明有大商机。昆明人从没吃过宝鸡的秦冠苹果，很是喜欢。这里有来自越南、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更远地方的商贩，苹果是热销货。他计划在这里安营扎寨，弄一个驻昆明的办事处，做大买卖。

他看到手里钞票只有15元了，知道应该赶快回家了。到了火车站，只剩5元钱，没法买火车票，他就花了3元钱买了两包烟，偷偷混上了昆明去宝鸡的火车。出发不久，他硬着头皮找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诉说了自己没钱买票回家的情况，把两包烟塞给人家，然后要求帮餐厅打扫卫生换车票。就这样，他以工代票，还弄到了吃的，没花钱就回了家。

回到塬上，他赶快召集伙伴收购苹果，弄够一车后就出发了。他本人先坐火车到昆明打前站联系商户，由伙伴押车运货奔昆明。可他在昆明一直未等来货车，原来途中出了事故，好在没有人员伤亡，但车和货都损失了。这一下，马培军赔大了。

接着是雪灾冻害，基金会倒闭，国际金融危机来袭。马培军亏损了三四十万，每天都有人来讨债，他的日子实在不得安生。

有人劝他：“人家为躲债都逃了，你也跑吧。”

他说：“我没偷没抢，做生意跌跟头亏了，不犯法，不丢人，跑什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