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所阐述的近现代陶瓷教育主要是相对之前的传统教育而言的，其实，在近现代的陶瓷教育史中，传统的陶瓷教育形式一直没有被截断，而是以一种改进了的传统教育形式存在着，同时也丰富和调和着近现代的陶瓷教育。在近代中国，新式陶瓷教育是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中国人或被动或主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步伐而来的。虽然，起初他们中的大部分是改良派（实业派）改良我国传统窑业以图挽回国家利权。在一定程度上，新式陶（瓷）业学堂的到来深化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冲击了相对落后的传统陶瓷教育体制，在客观上，对中国的陶瓷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推进作用。本书力图在我国近现代（尤其是20 世纪）几次大的社会变革背景下，梳理、考察我国近现代陶瓷教育历程。通过20 世纪我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纷繁多彩的历史进程，我们看到，作为社会进步和变革一个重要方面的教育，在人类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个发展的新纪元。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教育也在被动或主动地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20 世纪陶瓷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是，陶瓷教育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中国近现代的陶瓷教育酝酿于近代洋务运动的军政教育。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响，我国的历史被拖进了近代的门槛内。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自强”“求富”，国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西方，以寻求存亡兴衰之道。在19 世纪60 年代，洋务派率先开办了福建船政学堂这一技术性的教育机构。这一游离于当时教育体制之外的技术型的学堂，在学生毕业后不像传统的官学一样，以应科举、求官位为目的，而是以实用为中心，给予相应的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初具清末新政中的实业学堂的性质。很显然，这一应急性的设置、囿于一才一艺的专门性技术学堂，还不能算作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实业教育。之后，随着驻外公使对西方国家和日本实业教育的介绍以及大批西方传教士陆续对西方国家实业教育的宣传，实业教育才开始真正传入中国，实业教育也逐渐为国人所认识。

甲午战争的惨败，导致国家的灭亡迫在眉睫。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为寻求新的救亡图存之道，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教育救国”“广开民智”的思想指导下，将学习西方国家发展实业教育作为救亡之道。此后，“百日维新”期间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被提上日程。然而这些举措均因变法的失败而未能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却得到了迅速的传播，这也为清末新政的出台打下了基础。1901 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地位最终形成。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惊魂未定的清政府被迫于1901 年1 月29 日在西安宣布“变法”，随后，“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陆续出台，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完善，在实业教育方面修订了实业教育的年限及层次等，为后来各类实业教育的广泛开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的近代陶瓷教育则开端于1905 年的湖南瓷业学堂。该学堂是由维新派人物熊希龄创办的，在其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思想的指导下，湖南瓷业学堂开设之初便取得了良好的局面，师生规模达200 余人，其中专业教师中不乏外籍教员。学堂率先采用了国外先进的陶瓷工业设备，办学初期便开创了我国釉下五彩装饰的先河。随后，高州府瓷业学堂、中国陶业学堂、巴塘陶业学堂等一批陶业专门学堂相继成立，为后期陶瓷教育的专门化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实践，为之后的陶瓷现代化教育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民国肇创，政治上的革故鼎新必然要求教育上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而陶瓷教育随着政体的嬗递也向近代化迈进。然而，由于“民国”初创，各省财政困难，就陶瓷类学校本身来说，由于其行业性质注定其发展维艰。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对陶瓷教育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陶瓷教育进行革新，使陶瓷教育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了陶瓷教育界和陶瓷实业界众多有识之士的一致呼声。在陶瓷实业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中外教育交流的日益广泛，职业教育开始传入中国。一大批爱国的陶瓷科学家、教育家和先进的知识分子怀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信念，立足现实，以“职教救国”为其人生理想、抱负和追求，批判地汲取西方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致力于探索中国陶瓷职业教育发展之路，对陶瓷职业教育孜孜以求地进行现实宣传、理论探讨和实践推行。在他们的努力下，陶瓷职业教育逐渐为社会、政府以及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理解、认识。并在1922 年的“壬戌学制”中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陶瓷职业教育的近现代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适应不同的社会形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如“民国”黄金时期的陶瓷教育以服务于国家基础建设为主要目的，民族解放时期的陶瓷教育则以研发军需特种陶瓷为主要目的，之后的陶瓷教育则是以培养高层次的陶瓷技术人才为主要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国家急需快速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社会认为，旧中国教育模式不适应新中国快速培养人才，正如1952 年《人民日报》评论：“这种通才教育在旧中国就表现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今天新中国正向着工业化的道路迅速迈进，我们需要大量合格的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尤其是工业建设人才，如果不对旧的教育制度、旧的高等教育设置加以彻底调整和根本改革，就不能使我国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这是当时对人才培养的总体认识。因此，按部门、分专业、实行对口培养，有利于快出人才，以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成为当时培养时代人才的指挥棒，所以，“专业设置”一词便应运而生，即要培养一种什么样的专门建设人才，就得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专业，这就是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主要结果之一。

此时陶瓷教育方面也进行了统筹性调整，调整后的陶瓷教育在陶瓷工程和陶瓷美术方面分别呈现如下特征：

1.在陶瓷工程方面，如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博山窑业学校、川东区江津窑业技术学校等一批陶瓷类专业学校被划分至相应的工科性院校或综合性院校，其中陶瓷工程方面的高校基本都划分到相关工科院校中的化工系下的矽酸盐专业中，根据苏式专业设置的要求，将原来的窑业（陶业）改为矽酸盐专业，其下设有耐火材料、玻璃、水泥等专业方向。如此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专业人才的培养效率，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具有针对性的专业人才，极大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建设对相关工业技术人才干部的需求，但同时也由于专业划分过细，导致专业面过窄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了学习玻璃专业的学生不了解水泥专业方面的内容的现象，而且还出现理工科分家，理科专业向工靠拢和一些文史类的课程被忽略等现象，这些现象在陶瓷教育方面一直持续到20 世纪90 年代。1997 年，《国家教委关于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意见》指出：“本科专业设置，应主要以学科划分为基础，并适应社会对人才多方面的需要，适度拓宽专业口径、扩大专业面。”在陶瓷教育方面遂将原硅酸盐工程专业更名为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调整后的专业将过去过细的专业划分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宽口径专业，克服了过去的专业面过窄，分工过细的弊端，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陶瓷教育由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为主逐渐转向以培养宽基础、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为主，教育形式趋向多元化、个性化。如与知名企业、科研院所、国外高校联合培养该专业学生。近年来，国家又推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旨在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具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工程人才。这些目标和形式的设定，表明我国陶瓷教育呈现出由当初的模仿式到探索式再到当下的自省式的螺旋式向上的发展方式。

2.在陶瓷美术教育方面，大致经历了由实用美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至当下的设计艺术教育的历史演变。新中国成立初期，陶瓷美术教育除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影响以外，还受到教育从属于国家政治经济的需要的影响，此时的陶瓷教育绝对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后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逐渐地被“革命的现实主义”风格所替代，这种风格不仅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的“党性”和“阶级性”，更体现了“革命性”。“文革”以后，尤其是1979 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提出“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后，陶瓷美术在各种美术思潮的影响和带动下，在“工艺品实用化和日用品工艺化”的指导思想下，三大设计理论引入陶瓷艺术设计教学中来，不仅丰富了单一的图案基础教学，而且将陶瓷设计艺术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陶艺”这一陶瓷艺术表达形式出现在陶瓷美术领域并逐步得到认可和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陶瓷教育的内容和创新样式。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陶瓷美术教育在对西方艺术模仿和追赶到一定阶段后，已经渐渐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对现代艺术进行一种自发的反思，被称之为现代陶艺的后现代性。由此，一个扎根本土的传统艺术与表现主义的现代艺术和多媒体的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立体结构得以建立，一个具有东方美学气质的中国现代陶艺形象在文化多元价值的时代下逐渐发展壮大。

除了学院式的陶瓷教育外，陶瓷科研院所甚至在陶瓷企业中也开设了陶瓷教育科室或机构，早在清末就有相关的陶瓷实验场，到了民国时期，我国出现了涵盖陶瓷教育的工业试验所以及专门的陶瓷研究管理机构，如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和陶瓷美术研究社等。民国中后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陶瓷试验场和中央工业实验所窑业实验室为我国陶瓷科技教育的近现代化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政府接管合并相关科研单位后，还根据国家需要统一部署了各级各类的陶瓷科研单位，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担负起陶瓷科技教育的重任，与学院式陶瓷教育一道丰富和完善着陶瓷教育。当然，这一切的陶瓷教育形式与成果均离不开陶瓷教育者的辛苦耕耘与开拓，为此，本书最后一章介绍了近现代以来陶瓷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以告慰先人，激发后人。回顾本书所撰写的章节，作者对于我国近现代陶瓷教育发展历程得出以下几点拙见：其一，国家思想，教育尤其是行业教育应首先具备国家思想，这不仅是因为教育对于政治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政治的社会化实现，从而实现政治、制度自信，而更多的是政治对于教育有着先天的制约性，为此，行业教育必须深谙国家思想和时代变化，以便及时地做出相应的战略与战术上的调整，从而实现行业教育的兴盛。其二，工、学、商相济思想，国家富强大多是由富而强，国家若要富与强，则需发展商业和工业，而商业与工业的发展则有赖于相关人才的兴旺，相关人才的兴旺则需教育的发达，反之亦然，行业教育的发达需与相关的工业、商业紧密联系，以便培育出符合时代需求的行业工程技术人才，如此方能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体系，实现富强之梦。其三，目标定位思想，“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一则是说末路之难也，一则是说坚持之难也，在百余年的近现代陶瓷教育史上，其办学理念、思想之变更，若猴子下山之现象者屡见不鲜，试问，如此朝三暮四、患得患失的教育思想，如何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一以贯之，从而奠定百年大计？其四，手脑相应、科艺结合、人文情怀思想，受传统文化思想和现当代学科分化的影响，近现代的学生们多患有眼高手低、分工而不知合作之症，体现在现实中就是动手能力弱、骄奢思想盛，文、理、工各学科泾渭分明，资源切割明显，为科研而科研，为发明而发明的学术现象愈演愈烈，科研水平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暂且不论，而缺乏环保意识的生产开发在带来了涸泽而渔式的短期暴利后，留给后世的却是无法估量的贻害，其人文情怀恍如一地鸡毛。其五，区域与行业方向的辩证思想，这里主要是处理好产区与城区的地理位置对于优先发展陶瓷行业教育中艺术类与工程类方向之间的关系，即艺术类为主的行业教育需靠近或紧密联系产区，方能发挥其艺术接地气之根本成就，工程类为主的行业教育需靠近或紧密联系城区（特别是一线城市），才能发挥其知识经济优势。其六，数量与质量的辩证思想，纵观近现代陶瓷教育发展史，陶瓷教育机构和陶瓷教育受众者的数量与质量一直处在对立的矛盾中，即数量少了质量就会普遍优越，反之则粗劣，在本书中有不少实例，此处无须赘言。其七，体系建制化思想，我国近现代的陶瓷教育直到20 世纪末，还基本上处于应急应用式教育，关于自成体系，甚至具有一定的建制化发展则表现出疟疾式的发展，直至21 世纪的到来，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但提升空间仍有很大。我国的陶瓷教育博大精深，陶瓷教育界知名人士灿若星河，仅凭本书所摘述的一批陶瓷教育人士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需要笔者不断地查缺补漏，更需要广大关心陶瓷教育的朋友们传经送宝。

邢　鹏

2016 年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