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中的陶瓷教育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创办于1941 年，校址在陕西省双石铺，创办人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图6-40），该校的校训为“手脑并用，创造分析”［49］，是一所初级职业技术学校，该校的办学宗旨是，为“‘工合’组织[6]培养技术人才，为将来在中国农村发展工业，探索解决技术人才的途径”。学校一贯要求学生既学得知识，又能掌握技能，使“求知生产不相离”。培黎学校与省内其他职业学校不同，课程设置和教学目标均自成体系，该校课程的安排是按每年3 个学期计算的，5 年毕业，共计15 个学期，他们的寒暑假期很短，最多为1 个星期。该校的课程分别于5年内学习完毕，前两年为必修的基本课程，接下来的两年为专门课程，剩下的1 年是基本课程和专门课程参半，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自然科学等。详情见下表。
图6-40 路易·艾黎（1897—1987）
表6-11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训练名称及课程内容表［50］
由表可见，该校的陶瓷教育是融合在化学组的教学中，并未单独成系。在5 年的文化课学习时间中，还安排有少量的针对性的专门知识训练和合作知识训练以及地方建设工作训练，具体的训练课程及课时数情况见下表。
表6-12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训练课程［51］
（注：该表是根据1941 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培黎工艺学校计划书》整理而来）
该校在学生的实践训练方面，关于实践训练课程有以下四点规定：其一，训练期间训练期间暂定为一年，必要时得延长或缩短之；其二，训练阶段分为两阶段训练之，每阶段期间各为六个月；其三，训练内容，首先在第一阶段内锻炼其吃苦耐劳奋斗负责之意志，并灌输三民主义及合作知识、机械知识，务使养成对党国及工合事业有深刻之认识与坚强之信心，其次在第二阶段内分发各合作社实习，使其对专门技能得有熟练之训练，并使其将所学之知识于实习时候能充分融会运用；其四，依环境之需要得分机械、纺织、化学三组同时或分别训练之。学生在受训期的所有膳宿、讲义等费概由本校免费供给，但制服费于分发后应按月扣回之。
通过上述课堂知识的学习，并配合实际动手训练加以巩固，使这里培养的学生很快就能“指导地方小工业改进技术，如磁器、纺织等”［52］。除此之外，该校为了有效地培养贫困落后地区的学子，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体制，根据学生年龄大小，进校时间长短，分成若干班级，一半上午上课下午在生产实习组实习，另一半则相反。实际的技术训练，分别在自办的机械、电机、陶瓷、玻璃、化工等20 多个生产组进行，以培养手脑并用的现代化技术人才。在陶瓷教育实践方面该校附设窑业工厂，该厂厂长为日籍工程师野口胜，每月工资400 分，其他生活所需由厂共济。副厂长1人，本校学生能掌握手工造瓷技术，负责厂日常管理。技术工人6 人，没文化，只制黑瓷，工资115～140 分。学工17 人，初中文化程度，有初步技术，理论水平及实际工作能力，工资72～120 分。普工8 人，工资90～110 分。该窑厂所生产陶器分粗陶（黑瓷）、精陶两种，同时生产电瓷试验及耐火材料。
表6-13 窑业厂生产设备表［53］
通过该窑业厂的生产设备，我们可以得出该校具备了传统与现代的窑业生产试验条件，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无疑开创了内地机械制瓷的先河，只不过当时现代化的设备较沿海地区的还不够精良而已。
1944 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发塔寺，更名为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学校之所以选择甘肃山丹这一地区作为新校址，除了战略地理位置上的考虑以外，该地淳朴的民风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是该校选择此处的一大重要原因。如艾黎在同李约瑟一同考察山丹时，得出的结论是，“山丹房子，你想租多少就可以租到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煤也有，粮也有”［54］。艾黎在他的日记中高兴地指出：“在这穷乡僻壤的一小批农民孩子们，尚未开发的辽阔草原，临近油井可以得到优质石油，还有煤矿和陶瓷作坊、造纸原料、皮革、羊毛和驼毛等，这一切正是当时我们需要的条件。”［55］那里还曾是千百年前手工艺最著盛名的地域，现在仍然流传着精细的技术遗产，例如地越陶器等［56］，基于此种情况，学校才迁来此地。
该校的师资力量情况：由于山丹地处甘肃内地，教育水平落后，教师资源稀缺，该校的文化基础课，一般是中国教师担任，专业技术课大部分是外国教师担任，他们大多都是支援反法西斯战争，通过工合订合同而来，先后有来自新西兰、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葡萄牙、日本、德国等20 多名教师。其中教授陶业的教师则是来自日本的野口胜［57］，这些教师来此工作大都怀着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是和平的爱好者和践行者。该校在迁来甘肃后，他们就不断地丰富教学教育形式，通过结合实际情况，将一些生硬的科学知识深入浅出地教授给学生。据该校的一个毕业生的回忆录称：1949 年3 月，艾黎的一节工业常识课便是在山丹南门外的一个水磨上讲的：“当我们走近水磨后边装有水轮的小河边时，眼前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景象：一个2 寸直径的单向阀，进水口装有3 米长的一段2 号水管，迎着上游流水置于水中。阀门的堵头处接着有4 米长的二分之一寸水管，斜靠在房沿上边。阀门不停地发出格唔、格唔的响声。随着响声，一股清水有节奏的冒出水管约4 寸高，并持续不停地冒着水。艾校长让同学们围在水泵的周围，听他讲解。这就是当天要讲的‘水锤泵’。这种泵不用任何外加动力，靠水流自身的流动使水泵上了四米的扬程。”［58］
图6-46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师生在上课
该校的学生规模与来源：有着国际友人支持的专业教师队伍和丰富生动的教育教学形式，该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前来学习深造。1944 年，该校有学生60 多人。据当时的学生孙必栋回忆：“到校的学生，除了我们少数来自工合生产合作社外，其余多半来自日本占领的沦陷区。”［59］相关资料也表明，该校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有的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有的是受灾儿童，有的是逃避国民党抓丁的贫苦青年，也有少数富家子弟来求学。到1945 年，据相关档案记载，该校在“人数方面现有教职员16 人，技师9 人，学生86 人，工友18 人（实习生在内），工人88 人（木工泥工炊事校工牧童园工等），共计现有总人数217 人。”［60］到1947 年，当时的报纸上登载：“培黎学校现有学生180 人，最近招生50 人，有女生7 名，学生均为13 岁至20 岁少年，三分之一由孤儿院、保育院挑选者，三分之一为工合社社员，余三分之一为当地穷苦人家之子弟。”［61］到1949 年，在校学生500 多人，来自全国17 个省份，而以甘肃籍的学生占多数。仅从学校的学生数量上来讲，该校在办学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学生的生源呈现出如此递增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校的办学理念、思路及教学效果的先进性。这些学生经培黎学校收养、教育，后来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才。
该校的创办与发展不仅有效地推进了山丹的工合运动，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发展，而且在为当地的陶瓷教育注入了新型学校式陶瓷教育，提供了新型的陶瓷教育发展模式。但该校在办学过程也存在一些时代共性的问题，即以培养和发展行业技术为宗旨的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在今后的择业和从业方面偏离其教育宗旨，使教育效果出现了折扣现象。如艾黎在1942 年写的《工合的技术人才问题》一文中指出：“当我们谈到这样实际苦干的人才时，我们不由得联想到那些出身富贵之家，享受各种便利的人们，他们曾经留学国外，研读各种工程学科，然而却很少有几个人用其所学，更少有人发挥其学识，只是从事简单工业的改良。常见镀冶工程师当了女子学校的校长，有的原来学机器工程却当了会计，有的却做宣传与编辑工作。”［62］而在1944 年学校迁往山丹后，艾黎进一步指出：“对于大学毕业生的训练已经证明是失败了。他们纷纷脱离工合，跑到大城市去就待遇优厚的工作。八年的经验和之前培黎学校一生的经验，都证明给我们，应该训练学生，乃是那些受训完毕业后仍旧要回到他原来环境中去工作的青年。”［63］于是学校规定，凡要求入学者须先做六个月的练习生，到指定的工厂或农场劳动，合格者才正式编班成为培黎工艺学校的学生。当然，这样的做法也实属权宜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学生对于职业技术的认识。1953 年，学校迁至兰州十里店，改为兰州石油技工学校。［64］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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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章继南：《陶瓷职业概况》［M］.南京：国立编译馆.1943.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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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重庆市档案馆档案：第0132 宗.第3 目.第6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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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甘肃省立华亭初级陶瓷实用职业学校生产训练实施报告》［R］.甘肃教育.1942.第4 卷.第17-18 期.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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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段文字根据汪大纲（汪璠长子，抗战期间在萍乡就读陶校）回忆及吴行敬的《抗战时期省陶校迁萍始末》整理而来。
[2]《江西省建设纲领暨五年建设计划》中“充实高等教育”指出：“省立陶瓷科职业学校改办省立陶瓷专科学校，兼办陶瓷职业科……其进度为第一年，办专科班二班，本年正式改办专科学校，招收五年制及二年制专科各一班；第二年继续招专科班二班，兼办三年制职业科。”
[3]其中杜鲁门图书馆和英国温莎城堡现藏有当时陶校制作的国礼瓷、婚礼瓷。
[4]本段是根据《绵阳职业技术学院80华诞回眸》和钟永毅主编的《江津县志》整理而来。
[5]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教育部院系调整，加之国家急需人才，因此46 级学生在1949年提前毕业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去，1950 年课表没有内容。
[6]艾黎、斯诺等国际友人，为支援中国人民长期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的支持下，发起的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搞工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