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塘陶业学堂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区的近现代陶瓷教育始于清末。在清末实施“新政”之前，藏族每户有子弟多则入藏传佛教寺院为僧人，学习佛教经典，即所谓藏族传统的“寺院教育”（图3-8）。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时任川督的赵尔丰在巴塘请设学务局，推行学务，由吴嘉谟主政学务总办，当时，赵尔丰就曾向朝廷奏请在川滇地区开办窑业实业学堂，其原因大致有二：

图3-8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区寺院晨读

图3-9　赵尔丰（1845—1911）

其一，川滇地区地域辽阔，原料资源丰富，劝业会所设立充足，然“迄第二次工会之开办，一二模仿外洋之品类，皆得粗遗精，刻鹄类骛……推求其病，则因无学堂以养成实业之人才，而从事实业者，又皆无专门学业之故。夫学生之与学徒性质大有区别，矩镬相承，学徒之事也；理想独辟，学生之事也。程度迥殊，教法自异。故欲造成完全之实业人才，非亟筹设立专门学堂不可”。

其二，“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七月，曾由商务局详派陈生其殷前往醴陵、景德镇调查，知此业改良尚易，当经带同学生入醴陵实业学堂学习，现在速成科卒业者已有数人”。［8］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清宣统二年（1910 年）三月，该处的近代陶瓷教育在赵尔丰的积极推动下，关外学务局及巴塘粮员根据巴塘地方泥制铅矿可以制造陶器的特点，请准在巴塘创办了藏族教育史上第一所实业学校——巴塘陶业学堂。学员全为藏族。［9］为谨慎起见，川边当局在开办陶业学堂之前，于宣统二年正月选派懂得陶器的藏族工匠泽仁大吉到巴塘进行考察，“查看土质及色金之铅矿，能否合用，即令其在巴塘窑户处试验”［10］，经详细考察、试验后，“果能制造各种器皿，如灯盏、砚、碟、花瓶、茶壶、砂罐等项，尚属坚实适用，茶壶、砂罐更为民间乐购”，“成效昭然，亟应多招学徒学习其技”［11］。经关外学务局、司员等会商，从附近官话学堂中挑选家境贫寒而又急于谋生的子弟十三人为陶业学堂学生，聘请藏族陶工泽仁达吉和日本专科制陶技师池田小岛传授制陶技艺。学生学习6 个月，实习2 个月。学生除学习陶业技艺外，还必须学习官话及浅易珠算、识字课等，以提高文化程度。这种实业学堂相当于初级的艺徒学堂，其办学宗旨重在急学职业，向学生传授手工业技术，以“使成为良善之工匠”为目的，从而推动地方工业的进步。［12］学堂没有固定学制，以学好技术为目标，学成即可毕业。学务局还在巴塘建立制陶场，供陶业学堂学习。学习期间，每月给每名学生借口粮青稞2 斗，毕业后从事陶业生产，所用口粮从售出的陶器款中分期归还，作为补招学生的口粮费。这样做“不仅陶业可以大兴，公家无甚耗损，孤寒子弟得一艺以谋生活，不致流为无业”。［13］对于陶业学堂的教育管理，川边当局比较重视，如学堂制定了《巴塘陶业学生规则》，其中规定：学生每日限定做工六小时；每月以朔、望二日作为休息日；学生有重要事务，请学堂开具假单，报名察夺；学生日出成品，午后四时查点毕，始收入储品室，各置其处，不准混乱堆置，以别勤惰；窑出成品，缴存学堂出售登记簿内，月终清查一次；学生私匿成品，夹带出售，钱不归公，查出责诫。［14］无论是对学生的作息时间、请假制度，还是学习要求和管理措施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该处的陶瓷学堂教育，与内地的工艺局有些相似，有一种“养兼教”的意味。由于政府及驻地大员们的主观“优越意识”过于浓烈，所以导致另一种极端现象的出现，即“康人视读书为当差，或贿通放回学生”［15］或“学生多请人雇充”［16］的怪现象，此时的办学者，一方面惮于上级政令及邀功心理，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当地的学风，所以，当时上报的学校和学生数目虚报情况普遍，这与内地陶瓷教育的情况大有出入，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当地物产实际出发设学科。职业学校都是根据当地的物产优势举办的，巴塘陶业学堂是由于当地有能制陶器的泥土，就是从藏族地区的实际设置的。其二，从学生实际出发办教育。藏族地区职校学生文化程度低，参差不齐，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组织教学，所设课程基本按统一的教学计划，也有不少灵活性，突出了某些重点课程；为了多补习一些知识，学制都延长一两年；重视学生的实验实习，培养动手能力，实行“教、学、做、用”合一的半工半读制；职业学校都建实习场所，如陶业学堂建制陶场。其三，劝导与强迫性并存的办学方式。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十二月，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巴塘、里塘先后改土归流后，颁布的《巴塘善后章程》中提出：“蛮民于是不知道理，不知轻重。若能明道理，审轻重，亦无杀害凤大臣（凤全）及法司铎之事，安能遭此次大兵，重者害及身家性命，轻亦伤损财物粮食，此皆由于不学之故。侯将来筹有余款，官为立一小学堂，无论汉、蛮，凡小儿至五六岁，皆送入学堂读书。不惟明白道理，将来并可为官，荣及父母，荫及妻子，岂不美哉！将来立学堂时，再定详细章程示知。”［17］

在关外学务局开办之初，边务当局知在藏区办学之难，故在学务局设置众多的“劝学员”，到各处劝学。正如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护理川督赵尔丰咨边务大臣关外学务事宜》函中，布政使许涵度、署提学、使方旭等回复赵尔丰时提出的：“窃谓关外当开幕时代，设学之难，莫难于劝导，尤莫难于造师……拟请于巴塘、里塘、乡城、稻坝、打箭炉等处，先委派劝学员数人，分驻各地，苦心劝导。将来即以向导之多寡，定该员之成绩。”［18］吴嘉漠更是“广募通译，督同劝学员等，奔驰于冰天雪地之中，周历遐荒，多方劝导。数月之后，蛮民稍释疑虑……即于巴塘、里塘两地有汉民居住之处，先设学堂数所，令塘民及商民与蛮头人等子弟入堂，给以衣服，优以礼貌，联以情谊。蛮民观感，皆有欣羡之心，始行推广校地”。［19］因此，所谓川边办学的“强迫性”，仍是以劝导为主，并辅以各种优待措施。如对藏族子弟入学，免交一切学费，由公家提供课本、笔墨、纸张及统一服装；对极贫苦学生有时还补助口粮。［20］如巴塘粮员吴锡珍于巴塘创办官话学校，编辑官话课本，强迫汉藏子弟学童入学，教授汉语文、藏文，学生伙食由粮署发给，以资鼓励。［21］此外，每年考试成绩优者，免该生家长差谣1 年，若到毕业时考头名、二名者，免该生父兄差谣2 年，奖学生花红火炮，并介绍军政机构录用，等等。［22］然而，随着赵尔丰等人的离去，该地的陶瓷教育则呈现出即兴即止的无奈局面。进入民国后，该地区的陶瓷教育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加上战事连年，烽火不断，时局动荡，造成职业学校命运多舛，在专门学校方面，据史料记载，仅有1934 年创办于巴塘县仁厚乡的“巴县县立陶业速成学校”，囿于史料原因，暂未能展开。

从上述的内容中可以探知三方面的内容，其一，部分晚清地方大员们在建设地方经济，提升地方教育水平，维护地方稳定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不可忽视，甚至有些地方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其二，当局在职业教育的设置上，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巴塘陶业学堂就是依据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特产而设立的；其三，关外学务局的创设及其劝学措施的实施，对关外陶瓷教育的近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助推加速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