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的陶瓷教育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林风眠率领学校师生经浙江诸暨、江西贵溪迁到湖南长沙，于1938年3 月奉令与先迁到沅陵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合并后的国立艺专实行委员制，设校务委员会，由林风眠任主任委员。此时学校的情况，根据中国美术学院校史相关记载，教职员有34 人，学生100 余人（图6-37）。国立艺专的整个西迁过程，浙江美术学院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从1937 年11 月辞别西湖以来，颠沛流离于浙、赣、湘、黔、滇、川6 个省，辗转播迁10 次，行程6000 公里，历时9 年。共耗费法币35 亿多元，损失图书教具大半，师生员工备尝艰辛困苦之滋味，死于事故疾病者多人，灾难之深重，为全国高校之罕见。”［46］
抗战期间该校在学制方面，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9 年6 月17 日颁布的《专科学校得采用五年制》法令，国立艺专按照要求从1939 年秋开始招收五年制专科，原来招收的学生仍使用旧制，国立艺专此时的学制是新旧制并行。
在教学方面采用中西画分开教学。1939 年春，在到达昆明后的一次校务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了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得到了滕固校长的支持。为此，艺专增设国画系，聘潘天寿任主任，初步改变了原来杭州艺专中西画不分、重视西画轻视中画的局面。中国画教学模式的开创，对后来中国画的学院教学影响深远。图案系这一时期更名为实用美术组，任教的主要教师有：雷圭元、陈之佛、李有行、庞薰琴、章东浩、沈福文、谭旦炯、尹陂九、唐隽、王道平、郑月波、邓白、柴扉、王隐秋等。自此，实用美术组也标志着该校的新起点，即更加务实，与人民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有两个特点：第一，重视民族民间遗产，在继承中发展传统图案，反对洋化和复古。陈之佛教授是这一主张的力倡者。第二，是重视设计，将艺术与技术熔于一炉，教学过程中突出设计的语言，如陶瓷设计结合器皿的造型、纹样及烧制。这些教学内容由于当时社会情况涉猎虽广而不深，但所有这些设计均不以纯绘画为衡量尺度，而以设计水平高低为标准，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实际设计能力。［47］
图6-37 1941 年夏国立艺专师生在重庆松林岗
图6-38 潘天寿（中）、吴茀之（右一）、张振铎（左一）、高冠华（右二）等人在昆明国立艺专合影
在学生的实习实践方面，当时学生的工厂实践活动很少，但课外活动丰富，大多是运动、旅行，到乡村去宣传，考察民俗艺术等。此时实用艺术部的学生学的范围很广，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平面与立体构成教学上实用艺术部工艺美术组考察社会之趣味，研习器物之形制与纹饰，借以达到制造与装饰之一致性，以期提高工艺品之艺术的价值。该校的校长林风眠先生就以身示教：“我非常喜欢中国民间艺术，我自己的画从宋元明清上找的东西很少，从民间的东西上找的很多。我碰上花纹就很注意，我画中的线，吸收了民间的东西，也吸收了定窑和磁州窑的瓷器上的线条，古朴、流利。”［48］
表6-10 1943 年国立艺专图案系“图案课程”图案表
（注：该课表为笔者根据浙江省档案馆馆藏资料《1943 年伪国立艺专教员名册》整理得出，全宗号56，目录号1，案卷号40。）
1945 年，抗战结束，教育部令“该校永久地址，业经决定，迁设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保留校名，全体师生员工复原杭州，翌年秋，艺专师生陆续回到杭州，回到杭州后，校长由潘天寿担任，雷圭元任应用美术科主任。除林风眠、方干民、倪贻德等骨干教师继续留聘外，又新聘诸乐山、郑午昌、钱逸尘、史岩、王隐伏、汪励予、柴扉、梁启煌、唐英伟、周碧初、周圭、宋秉恒、诸葛振、郑晓沧、屠咸若、陆受百等来校任教，使师资队伍大为增强。学制方面也依旧分为三年制、五年制两种。三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进校后即分为国画、西画、雕塑、应用美术四科，进行专业学习；五年制招收初中毕业生，一、二年级不分科，着重于一般艺术教育，三年级后依特长、志趣分为前述四科，再进行专业培训，此时的陶瓷教育依附于应用美术科之内。
图6-39 国立杭州艺专新生感想
学校在办学方面继续加强理论与文化课的基础作用，强调素描艺术基本功，注重课外艺术实践活动外，在中西艺术交流方面学校不避讳社会上守旧的风气，毅然以兼收并蓄，弘扬民族艺术文化为己任。1946 年的新生杨成寅在感想写作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学习艺术是不分中西的，也何必一定要学哪一种艺术，不过注重或偏重那一种罢了。学习绘画造型艺术，当然也不应该分开中画或西画，中国画的当然都是中国画，所不同的是方法及技术的问题。中国画有好处，西洋画也有好处，中国画注重写意，以具体的东西变成抽象，再用抽象变成具体……当然意境是高深的。西洋画注重写实，透视、色彩及构图皆有深刻的研究，未尝不是好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国画西画都学，取长舍短，用正确的方法技巧，表现中国的民族文化。这是我的理想也是中国画革新的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国立杭州艺专在艺术教育方面的理念是超前的或者说是走在时代前沿的，该时期该校的陶瓷教育虽然不成体系，但该校兼收并蓄的办学思想，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却为陶瓷艺术多样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