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其他形式的陶瓷教育

自洋务运动开始主动规模化引进西方近代科学以来，经过艰苦的本土化实践后，尤其是经过“五四”之后“德先生”“赛先生”新文化思潮的洗礼后，科学的概念和思维习惯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人们对社会的理解。科学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不仅是知识体系，更因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有效性，融入社会各个领域，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由于“科学”在现代中国扮演的极为特殊的角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科学文化。科学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当中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明上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它逐渐替代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科学文化也成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科学”已超越其本身的价值，成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标杆。基于上述情况，到20 世纪30 年代，我国近代科研机构体制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形成，而陶瓷作为手工业的一个重要种类，作为科研机构的改良对象，或单独设立，或从属于综合科研机构当中。

本章列举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陶瓷科研和管理机构，而当时实际的陶瓷科研机构和管理机构远不止于此，据了解在当时大部分的地方工业试验所中均设有陶瓷这一研究科目，此外，还有企业如江西瓷业公司、湖南醴陵瓷业公司，四川瓷业公司等公司中也设有相关的科研研发部门。所以，从创办主体看，既有政府机构，也有民间机构和工业企业机构；从类型看，既有事关全局的综合性机构，也有事关某个陶瓷方向的专门性机构；从学科看，既有学术为主的理论科学，也有与应用密切相关的技术学科。可谓门类齐全，体系初备，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近代陶瓷科学的基本本土化，为未来中国陶瓷科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地域、学科和创办主体上分布不平衡，也存在叠床架屋、门户之争等问题，总体科研实力还比较薄弱，这些都反映在作为后发展国家的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强国利民的工具，在学术发展与工具应用、国家目标与学术发展、政府强力与民间欲求等多种关系中，及其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里求生存求发展所面临的窘境。

这一时期陶瓷科研及相关机构在陶瓷教育中无论是其涉及的范围，还是其研究实力均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普通的或职业的学校教育，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思想以改良传统手工业陶瓷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困难。一方面是当时的人民对于来自西方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的非习惯、抵触，另一方面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儒家主流文化的沁润，使得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士非常注重“颜面”，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一点可以从出国留学生中所选的专业加以证实，政法类专业要远远高于其他专业。如此一来，我国的陶瓷教育高精尖的发展路线从习惯性的学校教育很难取得标志性的成绩，一是缺乏大众基础，二是缺乏金字塔顶端效应。这时陶瓷科研机构及专门管理机构的设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大众对于该行业愿景的设想，同时以政府意识形态提高陶瓷科技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改良、研发陶瓷产业，达到富国裕民的最终目的。在这一系列的举措中，自觉不自觉地将陶瓷教育融入其中。在实际的科研、管理活动中，由于这些科研、管理机构和陶瓷学校所面对的对象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所以二者之间较为容易实现一个良性互动，即陶瓷学校教育为陶瓷科研、管理机构输送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陶瓷人才，供陶瓷科研、管理机构的健康运行；陶瓷科研、管理机构研究的高新产品及相关技术和管理部门的高效管理方法及宏观视野为陶瓷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借鉴。从而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而愈加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