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赴日考察学习近代陶瓷教育的绅商
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作为清末享有盛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将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父教育而母实业”，［51］认为两者密不可分，所谓“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52］基于以上认识，张謇从清末即重视实业教育。在他看来，“欲图自存……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53］1903 年，驻日本领事天野恭太郎邀请江浙名流赴日本参加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徐乃昌寄给张謇一份邀请书。是年5 月，张謇自费赴日考察实业和教育，至7 月底回国。在日本两月间，除了参观博览会，会见实业及教育界名流外，他还考察了35 处教育机构和30 个农、工、商单位，而且每日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所著《东游日记》（图2-18）与一般附庸风雅的趋时之作有很大区别。张謇感慨于日本上下一心，合力次第仿行西法，无论是兴实业还是兴教育，都离不开政、学、业三方的共同努力。“就所知者，评其次第，则教育第一，工业第二，兵第三，农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学、业程度言之。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育民间，而不远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孔子言：以不教民战，是为弃之。夫不教之民，宁止不可用为兵而已，为农、为工、为商，殆无一可者。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54］通过上述情况分析，张謇把对日本教育的考察放置在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强调教育的发展需要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协调，而不仅仅是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逻辑关系了。日本广兴实业与教育是以政府政策支持为前提的，而这一点在张謇看来恰恰是中国最为缺乏的，即“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种，为教育之大纲，而我邦之缺憾”。［55］这也是考察归国后，张謇为何积极联系地方大元端方，并与鄂督瑞瀓及景德镇商务总会会长康达合作创办江西瓷业公司和中国陶业学堂的历史原因，这一点与张謇早期创办大生纱厂和通州师范学校的情况明显不同。
图2-17 张謇（1853—1926）
图2-18 《东游日记》
图2-19 周学熙（1866—1947）
清末与张謇齐名，并称“南张北周”的另一位实业家、教育家是北洋工艺局（又名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周学熙。与张謇经历不同，周学熙深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信任，加之家族世交、联姻关系等因素，他开创工商实业、举办教育事业获得了北洋政府的鼎力支持。因此，他没有遇到张謇所面临的“官智未开”所带来的创业阻力，相反，在袁世凯倡导“新政”的直隶省，实现了由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发展为官商一体化、共同关注企业发展的紧密联盟［56］。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原籍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1901 年，被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委任为山东大学堂总办，在任达一年有余。期间，他深受袁世凯为该学堂所制定的以“经济时务为重”的办学宗旨的影响，故而提出“国非富不强，富非工不张”［57］的实业救国思想。1903 年4 月，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实业，计两个月。考察中他发现，“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专恃国家之力，固无论已。而学校、工场，由民间之自谋者居多，十数年间，顿增十倍不止。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中外所罕见。现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58］从日本考察归国后，周学熙决定“兴学办厂”［59］。在实业学校的兴办方面，周学熙并没有像张謇一样，从师范、实业教育抓起，受袁世凯委任，他主要从事工业建设，也立志振兴工业，因此兴办教育集中于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并将考察所得付诸实践，如他在日本所见该国推行实业补习学校、徒工学校、展销会等种种经验做法，在其日后创办的北洋工艺总局中大都一一得到了转化与应用。从而进一步确立了“工非学不兴、学非工不显”之实业教育理念。该教育理念主要包括：一是工与学的紧密结合，兴学之初，周直指过去工业学堂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弊病在于“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则终无真切之心得”［60］。他所创办的高等工业学堂（图2-20）要求师生除了课堂讲习以外，均需要实地练习、躬亲试验。为保障“习理”与“习器”的有机结合，周学熙将工业学堂与实习工场“联络一气”，“兼以工场为工业学生试验、制造之所，而学堂各科教习，即可为工场工徒讲课之师，相辅相行，收效较速”［61］。二是注重科学知识，他深知发展实业需要依靠技术人才，而人才培养离不开科学知识。“科学与实业，如影相随，为国而思握实业界之霸权，必有通于各种科学之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此泰西富强各国之公例也。”［62］基于此，他效仿日本工业学校及其附属养成工业所的情况，创办了工业学堂及“考工厂”（后改名为‘劝工陈列所’），所授内容均以实用技术为主，同时，为保证课程知识的科学性，一面“电商江西周道学铭，派员考查景德镇磁窑办法……一俟验有把握，即延雇江西良匠带回指授，仿造并拟……至该工匠等所需川资辛工等费，均拟由职局筹给，以资提倡”，［63］一面不惜重金聘请日本、英国教习，所付佣金是中国教习的10 倍甚至是20 倍。他的这种“工学并举”的办学理念，以及“以予为取”的聘请洋教习的做法为国内其他实业学校开辟了道路。
图2-20 周学熙创建的高等工业学堂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1904 年，他亲赴日本考察，去到北海道及东京等城市，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工业振兴的原因以及各工业门类的具体设施都做了十分详细的记录。回到湖南后，即上书新任湘省巡抚端方，提出一整套创兴湘省实业的措施和设想。他认为，湖南应以自身资源为基础引进国外机器制造方式，发展模仿工业，以抵制外货输入。而办模仿工业需以兴办实业学堂为先义，结合湖南物产特色，可以先行设立徒弟、染织、农林、陶器、图画五类实业学校。他的构想得到端方的赞可，嘱之“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
1905 年，《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文》论述了醴陵瓷业改革之必要性及方式方法，成为醴陵瓷业改革的指导性、标志性文件。全文在1905 年6 月15、16 日的《长沙日报》上连载。
图2-21 熊希龄（1870—1937）
熊希龄的上书得到了端方的肯定批示。在省政府的支持下，1905 年，熊希龄在醴陵创设湖南瓷业学堂，聘请日本技师教授技术，设辘轳、模型、瓷画等科目，训练瓷工；次年筹办湖南瓷业公司，集中资本，购地建厂，装置机器。该公司于1906 年末使用新法生产瓷器，从而完成了从粗制土瓷到优质细瓷的转变，并创烧釉下五彩，醴陵瓷业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获得了“可与景镇之瓷后先辉映”的地位。
图2-22 《为湖南创办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
1904 年5 月，湖南巡抚赵尔巽离湘，赵离开湖南时叮嘱熊希龄，一定要在教育和实业方面有所建树，国家今后必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1904 年9月中旬，熊希龄由上海赴日本考察实业。他先后考察了北海道、东京等城市，就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工业振兴的缘由本末，以及各工业门类的具体设施，均做了详细的记录。在日本考察实业期间，熊希龄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实业和实业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从国家的高度指出：“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民永无不困之望”，进而形成了“苟欲兴工，必先兴学”［64］的实业教育救国思想。回国后，他向新任湘抚端方呈文，提出了一整套振兴湘省的实业计划和构想。在给时任湖南巡抚端方的《为湖南创办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图2-22）一文中就包含了在湖南创办我国首个陶瓷类实业学校的建议。端方见文后大为赞赏，“许以次第进行”，但要“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于是，熊希龄在醴陵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和醴陵瓷业公司。
在创办新式陶瓷教育上，熊希龄认为，凡实业学堂可以设立三科，以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以年少而精力强者学永久科。因高等工业须七年方能卒业，将来益求精进，及发明新式机械皆此辈也”，“以年过三旬者学速成及工场管理与工业簿记之法。因日本工场固由技能娴熟，而其精神则在管理与簿记之严密，不于此两者注意，则工场获利颇难”。以“粗知文字之生徒”为别科，“教实习之术，稗之速成，分布各地方各谋生计”，“侯有成绩，即于各小学校普通卒业生中考取数名，列之本科，然后渐求精良，以备专门之选”。通过三科的设置，使得“缓急皆可得用，人人知有成效之可期，则工业之发达亦可决矣。”［65］这就成为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办学模式的滥觞。同时，也是熊希龄企图通过这种分科办学的方法来培养速成低、中、高各层次的实业人才，既解决实业初兴时期所带来的巨大人才缺口，又为将来实业之发达预为培养高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