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陶瓷试验场
1927 年5 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上，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稚阵、张静江等共同提议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该会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1928 年4月，国民政府改“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为特任院长。
该院的工作职责为“实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关于科学研究之机关，分别为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及自然历史博物馆共十所。关于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者则称之为一般行政，一般行政的业务范围主要有“院屋之建筑与设备、各种委员会之设立、各种学术会议之召集、学术考察团之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之参加、各种创制之审查、出版品之国际交换等”。［1］
该院的陶瓷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工程研究所之中，瓷器作为我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之一，为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用品，随着工业的发展，该器皿在近代工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基础差，相关科研力量薄弱，致使许多现代化的化学工业用瓷在我国无法生产，而日本、欧美诸国的商业、工业陶瓷却发展迅速，中国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速发展，但钢铁工业却极为落后，国内的矿产资源大都为美、日等帝国主义所霸占、掠夺。由于冶炼技术落后，普通的钢铁材料都难以自给，大部分依赖进口，特殊钢材尤其如此。周仁等人希望凭借磁窑、钢炉等设备扩大研究范围，如普通陶瓷的改良、化学磁器的制造、铸钢及工具钢的炼制、钨钼锰矽等合金的冶炼等，可见，工程研究所最初研究方向的确立是在考察国家工业发展情况下的一种自我选择，其研究方向主要为陶瓷、钢铁、棉业和玻璃。
该院工程研究所成立于1928 年3 月，原为理化实业研究所之工程组，1928 年7 月改为工程研究所，暂设于上海霞飞路89 号，将来拟迁至新四区上海市政府旧址。该所设立的宗旨为“在研究工程范围内之种种问题，尤注重于利用科学探讨以谋旧工业之改进，新工业之创设”［2］。周仁任工程研究所所长兼研究员，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中记载，该所除所长外专职研究人共三人，“限于经济与人才，先就旧工业之可改进者，及创设新工业需要最急者两种人手。故仅创设陶瓷试验场及钢铁实验场（图7-2）。
图7-1 周仁（1892—1973）
陶瓷实验场系与中央大学工学院合办，场址暂设于首都成桥工业学校校址。该陶瓷实验场之研究范围大致有以下七个方面：（一）坯泥之研究。（二）瓷泥之分析。（三）国内各地瓷泥性质之研究。（四）瓷釉之研究。（五）锡造胭脂之烧制。（六）硬陶之制造。（七）关于工业瓷品之研究工作。［3］该所陶瓷试验场的设立一改我国旧式工业墨守成规，不事改进，产品既不如人，价格又甚昂贵的局面，转而向着讲求学理、遵循科学的现代化工业发展方向迈进。据工程所1928 年工作报告记载，该场“已出品五六窑，计千余件，多为美术品，尤以采色彩者为优，成立未久，对于本省泥质与其适用范围，并陶釉、瓷釉、釉上、釉下色彩陶器化学瓷器电料瓷件及制釉技术均在研究中”［4］。为了有效地恢复和传承我国传统陶瓷技艺，配合该所陶瓷方面的研究，该陶瓷试验场特地从“湖南、江苏等处请来8 名技工，筑窑烧瓷，着手坯泥、彩釉研究和江苏泥土原料的调查，开始了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研究”［5］。1928 年夏天，陶瓷试验场接受了第一项任务。奉命为孙中山先生安葬大典赶制80 余件仿古瓷品，以资陈列和纪念。在周仁的领导下，80 余件彩釉镂空仿古细瓷瓶壶如期完成，受到行家们的一致称赞。不久又完成了一百几十件仿古瓷器，送往西湖博览会工业馆陈列，受到世人瞩目。
图7-2 中央陶瓷试验场之职员及技师
陶瓷试验场经过一年来的科学实验及实践，“对于仿制古瓷之一般艺术既已略得门径”，基于此，该场将接下来注重进行的工作和将来进行的工作做了简要计划，如“本年度工作注重研究国内各处瓷土，及试制古瓷色釉。盖此两项工作为振兴陶瓷工业之根基，待根基确定后，再进而研究关于商业竞争之各事，如计划机械以替代手工，用印花纸以代人工绘画等，似收效均易”［6］。1929 年，该场按照计划系统调查分析了全国各地区所产的瓷土、耐火泥。主要是为了取得历代烧磁的科学数据。同时，该所进行彩釉的研究，并研制成釉里青、祭红等多种珍贵仿古彩釉。该所对于仿古陶瓷的研究，开创了我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先河。而设立在南京的陶瓷试验场，对恢复我国传统瓷器、振兴日用及工业瓷则起到了先驱作用。（图7-3）
图7-3 中央陶瓷试验场之陶瓷化学分析
从中央研究院各项工作的开局成绩来看，由于之前相关的研究试验基础非常之浅薄，所以该院一经成立，各项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各个研究部门的瓶颈愈发明显，其中之一就是相关研究人才的缺乏。“陶瓷之试验及陶瓷场应行改善，各点仍是事务多于研究工作，并不能分组进行。除陶瓷试验场主任由所长兼任外，其他皆通力合作，由所长统筹指导。现有专任研究员五人，比去年增聘两人，盖计划装设电炉机械布置其他附连之设备，并预筹将来出品之研究办法，应增聘专员赞助其事。又以建筑工程及其他事务日渐繁剧复多，选任助理员一人，共为三人。陶瓷试验场职工大概如旧，未有甚变动。金木工厂则增用技师一人，担任管理员职务，并各雇一领工。以利工作之进行，钢铁试验场需要之领工，经长时期之物色，亦已于最近期内雇定。惟研究生则因房屋及设备均不敷用，尚未招收”［7］。从这段文字记载中不难发现，当时工程实验所专职研究员仅三五人，而且还不能做到专人专岗，遇到试验任务较大情况时则大家通力合作。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到科学研究的进度和深度。为了缓解这种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也为了有效培育我国高水平科研研究人才队伍，提高我国整体科学研究水平，1930 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开始招收研究生，研究生学制两年，报考资格为国立大学本科毕业生和再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或本院认可之国外大学本科毕业生，招收名额由该院各所务会议决议通过，院长核准。［8］这是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首次招收研究生，这也就意味着，该机构不仅仅履行科学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之职责，而且在培养相关高等研究人才方面也做出了实际行动。
该陶瓷实验场的主要工作除了调查国内重要工业原料之产地、产额、价格及制成品之销售场，试验检定各种工业原料、工程材料、机器工具、工业学理应用等，并根据调查所得，规划国内重要工业之次第实施方案以外，同时“该所还联合本院内外其他研究机关于有关系之公私团体学者规定科学，及其应用上之各种标准”［9］。主动加强与外界的联系沟通，积极向外界宣传相关科学知识及其价值。如1931 年，周仁在上海无线电台做了题为《中国陶瓷及中央陶瓷试验场之使命》的科普讲话。他向听众指出，我国陶瓷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几百年前的陶瓷艺术品至今仍为欧美各国折服……然而至光绪末年，各地竞设窑业公司，崇尚外国，置我国传统艺术于脑后，生产出来的瓷器大都为非中非西之作品……我国瓷业独步全球，数百年前艺术作品为国外人所啧啧称道，至不敢应用科学加以说明，降至今日，良匠沦亡，一入市场，舶来品充塞，若不急加研究，后悔无及，研究院设立本场既以此故，极望国人急加赞助，勿使固有艺术从此消灭”。通过无线电台的传播，让更多的国人认识到我国传统艺术现在面临的危险局面，让大家从保护民族艺术的爱国情怀角度认识科学的价值，了解陶瓷试验场的使命，从而发挥科学研究在陶瓷仿古及陶瓷工业上的作用。
在日用瓷方面，该场于1931 年开始就进行工业瓷、机制日用瓷的工艺研究，为国内多处陶瓷科研教育机构及企业分析原料，鉴定产品品质，改良制瓷配方。就该所与江西相关陶瓷科研教育机构为例，如1935 年的江西政府公报上刊登了“准国立中央研究院函告派员调查浮梁等县地质矿产及陶瓷土，请饬属保护等由令仰遵照”［10］。之后该所成员多次赴景德镇进行调查，最后由所长周仁等编著成书《江西景德镇瓷器之制法及改良意见》，在该书中总结了景德镇瓷器工业落后的原因，并指出由于选料不精，瓷器不够洁白；柴窑温度不够，釉面不够平滑光亮；彩绘在色彩方面因配制不当而不够鲜艳等主要问题，并予以改良方案。（见图7-4）
图7-4 瓷业消息
正值该院各项事业日益发展之际，淞沪会战爆发，因受战事影响及迁移重要设备关系，普通工作大部分停顿，但与各方的联络一直保持。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三月间，该所奉院务会议之决议案，规定上海三所均迁昆明继续工作，在此时期，“本所首先将图书仪器及化验室与玻璃试验室等设备，于六月底以前由沪运出，其余主要设备，如材料试验机、钢铁试验场电炉及其附连之机件、金工场及陶瓷场之机器并热处理与锻钢之设备等，尽量拆卸装运，计已陆续迁运离沪者约七百箱，尚有少数重大之件，仍暂留彼间，派员保管。至关于昆明方面之建设工作，自当以寻觅所址为第一要务。”民国二十七年春初，该所即与物理、化学二所共请化学所研究员潘履洁先生担任驻滇临时办事处主任。初拟借用公共建筑物作为历史所址，以便早日布置设备开始工作，但因种种关系，此项愿望未能实现，乃改租民房。最终租定圆通街、灵光街及石桥铺三处房屋为落脚点，工程研究所在研究院的统筹安排下，所址定在石桥铺一所，即杨庆火柴厂旧址。这年六月，工程所所长周仁率该所职员数人到滇，审查实际情形，乃决定以石桥铺房屋与基地建设临时玻璃试验场，另觅小西门外大观楼外面李姓新建之住宅一所为临时所址。至于永久所址，乃仍须另觅地基自行建筑。经多方接洽结果，始得在大西门外迤南棕树营，近学校区收得稻由近四十亩，已委托昆明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筑图样，日内即刻完成招标承造，预期在半年至九个月以内可以完工。全部房屋，拟包括材料实验室、工业材料化验室、机械实验室、电机实验室、图书室、办公室、研究陈列室、仪器储藏室、摄影室、图样晒印室、冶炼实验室，并附设金木锻工场，以便利各项工作，预留扩充地位，以备将来的设纺织实验室、水工实验室等。玻璃与陶瓷两个实验场，亦拟暂照已有之规模建设于此，以后如有扩大之必要，再迁建他处。［11］经过短期的恢复调整与战事特殊需要，该所在陶瓷研究方面尤能有特殊发展，尤其是军需制品的赶制，如“惟近来中央防疫处受军政部委托，赶制各项防疫药品供给前方军士应用，需要极大量中性药用玻璃瓶。该处附设之料器厂，一时不能复工，商请代为设法，以应急需。此项防疫药品，关系军事前途至巨，不容不予协助乃嘱该场就地取材，设法开炉代为赶造。虽由沪搬运之器材都尚未运到，制造上不免种种困难，幸所得出品之质地尚称满意”。在此时期内，该院的工程研究所中的“陶瓷与科学玻璃之研究，已能自制各种化学陶瓷、玻璃，现更进为精细光学玻璃之研究”［12］。
由于国家特殊时期的需要，致使该所在研究方向上有所调整，该所在这一时期计划加强光学玻璃之研究。为此，该所邀请中央工业试验所窑业科主任赖其芳来此指导工作。赖其芳到昆明后，立即着手调查附近的制造玻璃原料。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搜集样品二十余种，且经过化验得到了相关试验数据。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该院仍然不忘初衷，坚持“改造旧工业，创建新工业，培育新人才”的宗旨，“自本所奉命迁滇继续工作以来，各方商请协助解决之制造厂之建设，或有关教育人才之设计，或有关工业品之制造等等，本所无不乐为尽力”［1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奉命迁回。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仍由朱家骅代理，工学研究所之钢铁部分，暂留昆明，余则设于上海物理、化学、工程三研究所之旧址理工实验馆，此时该院的工程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对象有所调整，“工程研究所战前设有陶瓷、钢铁、玻璃、纺织等实验工场，研究增产效率。近集中于矿冶、玻璃及棉纺织研究”［14］。由此可知，此时期的陶瓷研究工作已逐渐剥离于该所的工作重心了，加上这一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当局忙于内战，导致科研经费不足、人心涣散等情况的出现，该所的陶瓷学术工作在这一时期没有太大的建树。
综上所述，该院工程研究所之陶瓷试验场以“谋旧工业之改进，新工业之创设”为宗旨，充分利用政府和地域优势，发挥归国留学生和国内知名艺人在陶瓷的理性与感性的独特认知，不仅为我国的陶瓷工业的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编著了科学实验报告《中央陶瓷试验场工作报告》等，而且在培养现代陶瓷科技人才方面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如该所与中央工业大学合办陶瓷试验场，将传统的陶瓷烧制窑炉开办到高校中，并与之共同培育陶瓷科技人才。此外，该所还招收了陶瓷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为恢复我国古陶瓷技艺和古陶瓷科学分析研究工作方面培养了高级人才，为我国陶瓷教育的科研工作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