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工艺总局陶瓷实习工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周学熙在考察日本工商业之后返国，在《东游日记》中写道：“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其练兵事，专恃国家之力，固无论已。而学校、工场，由于民间自谋者居多，十数年间，顿增十倍不止。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中外所罕见。现全国男女，几无人不学，其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近且贩运欧美，以争利权。”［40］同时周学熙也认识到，“坐谈不如起行，空言劝导不如实行提倡”，“欲兴工艺，非设专局不能收效”［41］于是是年农历九月，在天津旧城东南隅的草场庵，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图3-16），以“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为宗旨”，［42］作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直隶工艺总局附属的机构主要有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周学熙认为，“工非学不兴”，而“学非工不显”，因此主张“工学并举”，于光绪三十年九月，在教养局移交房屋内成立实习工场。实习工场以“募中外各专门技匠，招官费自费工徒，实地练习，制成各种品物，行销远近以培植工业，推广各省，俾国无游民，地无弃材”为宗旨［43］，实习工场的目的，不仅注重产品的制销，更注重技术传授。它招收12 岁至22 岁官费自费工徒进场学习，工徒毕业后回到各地传播技艺。其设置的科目有织布科、织巾科、染色科、彩印科、木工科、制皂科、窑业科、图画科等。通过实习工厂培养出织染、木工、胰皂、窑炉、图画、刺绣、提花等十二科工徒六七百人；自费者两三百人，其中不少人来自京旗、奉天、蒙古、察哈尔、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等省份；毕业后七百余人发给凭照，有一百多人分赴直隶或外省充作工师、匠目。

图3-16　直隶工艺总局

图3-17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直隶工艺局的总办周学熙看到了工业学堂培养的人才“理论多而试验较少”“大抵因习其理而不习其器，则终无真切之心得”的弊端，因此主张“工学并举”培养人才，使实习工场“与工业学堂联络一气，以工场为学生试验制造之所，以学堂各教员任工徒讲课之师”［44］。直隶工艺局的这种教育模式，培养了很多职业技术人才，也为后来的职业教育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在科学与实业方面，周学熙认为：“科学与实业如影随形，为国而思握实业之霸权，必有通于各种科学之人才，然后旧者可图改良，新者可期发达。此泰西富强各国之公例也。”［45］所谓“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工艺非学不兴，学非工艺不显”［46］。从而揭示了振兴实业与教育的内在逻辑关系。直隶工艺总局建立后，该局十分注重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主张发展工业，必须结合相关的实业教育，周学熙曾坚持认为：“方今为商战之天下，各国以商战实皆以学战，每办一事必设一学，故兴学为振兴工商业之基。”［47］见图3-17。

在教学和实践方面，周学熙曾这样主张：“办学堂及考工厂二事，以学堂习其技能，以考工生其观感，大要在开导商情，使之奋发指示工作，使之改良，祛其隔阂，使之通情，精聘技师，使之咨访，设法保护，使之尽力筹民销路，使之畅行，以此数义为主。”［48］考工厂是直隶工艺局为使“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而设立的具有陈列性质的展览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学堂为人才根本，工艺为民生至计，二者固宜并重，而讲求之道亦属相资”［49］，“工非学不兴，则教育宜重，学非工不显，则仪器尤先”［50］。“教育之事关系我国人才之兴废”［51］。直隶工艺局非常重视人才，因此通过开办各类学校，派人出国、出省学习等方式来教育培训人才。这期间对于陶瓷教育的举措从下面的一则史料便可窥知一二。

近来，在地方志发现一则史料——《工艺总局选派磁州工匠赴江西学习制磁详文并批》，原载国家图书馆藏历史档案文献丛书《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篇）》。原文内容为：“为详请事，窍照职局前经函各省商务局代购各省土产寄送来津，以备陈列比较。兹准江西省来电，称代购土产各件现以办齐，约计价款五百两，俟开河后派员解津等语。职局当将前项价款欵银五百两即交商号，如数兑去。惟查江西景德镇瓷器，为中国出产大宗，其制法之精工，非他省所能及，即外洋亦堪称羡。现在直隶磁州产有磁窑，前经该州解送各磁器来津，交考工厂陈列试验，均系粗瓷，不堪入目，亟应改良，以辟利源而广销路。现拟一面电商江西周道学铭，派员考查景德镇磁窑办法，一面致函磁州岳牧，传谕窑董选佣本地老手工匠，自制坯以至成器上等聪明勤敏者各一人，并带造磁之石料、土料等各一百斤，于明年正月来津，由职局派员带往江西学习，并将磁州质料与江西所产比较试验，一俟验有把握，即延雇江西良匠带回指授，仿造并拟。俟该匠将江西细磁考求得法，后再参仿西式制法。至该工匠等所需川资辛工等费，均拟由职局筹给，以资提倡。如果试行有效，洵为直隶一大利源。除分别函电妥办外，所有职局汇寄江西代购土产价款并拟选派磁州磁窑工匠携带料质，前赴江西学习考验，以期改良.直隶磁业。缘由理合，具文详情。督宪袁：批据详己悉。江西景德窑名闻中外，该局拟选派磁州工匠前往学习考验，系为改良直隶磁业起见，关系甚重。应准如议照行，仰即遵照缴。”［52］以半工半读的形式，采取“每匠一名带教艺徒若干名”，实行包教包学。“如学不用心专一，久无进步者，将该匠、徒分别惩儆；其专意用功，技艺精进，能与工匠同工之徒，提升为工匠，酌加工食；其特别者，并可递升为匠目、员司”。［53］此种举措与早期的蚕桑总局为鼓励纺织所制定的《浙匠豫徒各条规》［54］的内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该条规中更是明确地规定了每名纺织工匠教会一名合格幼徒，师傅和徒弟各得奖银二十两，并根据所教授纺织技术的难易程度酌情增减奖银。这种工艺传授模式虽有一定的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的习气，但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授业模式确也发挥了特定的历史贡献，这种特殊时期采用特殊的教育模式的思想，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转型的当下，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