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初期陶瓷教育的调整与发展

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央人民政府从建立之初，便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1949 年10 月19 日，政府便任命郭沫若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马叙伦为教育部部长，是年12 月23～31 日，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此次会议为建国初期的教育工作确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主要内容为：（1）坚持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2）新中国的教育建设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3）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4）老区教育以巩固和提高为主，并为新的大发展准备条件；（5）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1］

1952 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 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技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在这一时期我国的中高等陶瓷专门学校相继被调整，如江西省立陶瓷专科学的相关专业分别被调整到华南理工、南昌大学和湖南湘潭电器制造学校；与此同时，博山窑业学校、江津窑业技术学校相继被调整。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把所有学校分成三种类型：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一学科性的学院。在陶瓷教育方面，我国陶瓷高等教育中的陶瓷科或窑业科更名为“硅酸盐专业”，该专业率先在天津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南工学院和南京工学院等四所院校的化工系的工学专业中设立。按分工异同各校在水泥、陶瓷、玻璃、耐火材料等方面各有侧重，其后逐渐演变成相应的专业，由于建设国家的需要及大跃进等极左运动，导致这一时期硅酸盐专业片面追求实用，一度出现过以产品命名的狭窄专业，使专业建设走进‘死胡同’的现象出现。在陶瓷美术方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中的陶瓷科也被调整出来，组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陶瓷美术系。此外，根据此次调整方案精神，相关院校不但在院系和专业方面进行了调整，而且对学校的行政与教学也进行了改革，如在学校的行政机构中取消了训导处，建立了教导处；在课程设置上，取消了公民课，开设了政治课。在大专班级，逐步开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三门政治理论课程；中专班级统称政治课，以时事、政策教育为主。

1958 年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在以上所确立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既有正确的部分，也有“左”倾错误的方面。“一九五八年开始的教育革命，实际上是以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实行两条腿走路为指导方针，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制改革，这本来是正确的。但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在实践中做过了头，就造成了不良后果”［2］。其中，“左”倾错误主要表现在盲目追求“大跃进”，违背教育规律和实际需要，一味扩大教学规模和增加办学数量，结果造成了教育发展与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但就陶瓷教育方面则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尤其是在各大瓷区相继成立了中高等陶瓷院校，不仅有效地传承和发展了我国的陶瓷工艺，而且还构建了陶瓷专门的教育体系，丰富了行业教育门类。这其中就有景德镇陶瓷大学、广东省高坡陶瓷技术学校、福建德化瓷业技术学校、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学校等。

1961 年9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通过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六十条”）。《条例）在总结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经验，特别是“左”倾错误的教训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要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服务；贯彻“双百方针”，提高科研水平；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科学的高等教育工作原则，从而重振了广大教师的信心，稳定了教学秩序，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的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而要进一步完善这一教育制度，就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教育规律的特点，制订出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计划。然而，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不管在经济建设领域还是在教育改革领域，新生的中国都缺乏经验，以至于前进的方向总是左右摇摆，对教育体系的完善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伴随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陶业所身处的教育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在60 年代初期党中央进行了调整和整顿，陶瓷教育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人们在探索的道路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1964 年夏，刘少奇同志在对各地教育情况进行考察之后，再次提出了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主张，并建议各地试办半工半读学校。刘少奇同志的建议是为了弥补中国教育长期以来忽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弊端，希望通过半工半读办学方式的推行，既能减轻国家和家庭的负担，又能较好地普及教育，因此，此项建议一经提出，便很快在我国农村地区得到实施。1964 年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在城市实施半工半读教育问题。会上，刘少奇同志强调：“半工半读试验的重点是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只有举办半工半读高等学校，才能逐渐形成体系。”［3］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一定的曲折性，1966 年5 月16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各地学生相继开始“造反”，大批学校陷入混乱，陶瓷教育也几乎陷入了停滞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