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陶瓷的发明和应用在人类发展历程中逐步脱离野蛮愚昧，成为文明智慧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用具，而且还见证着华夏文明的兴衰以及中外文明的兴替。

起初笔者对于陶瓷的认识仅限于水缸、面盆、碗、匙等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器物，由于机缘巧合，笔者于2003 年被调剂到景德镇陶瓷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学习，在该时期笔者度过了快乐充实的四年大学时光，得到了许多教师和同学们的帮助，如洪志华教授、王庆生主任、王三田老师等，在此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表示真挚的感谢。毕业后笔者留校工作，此时对于陶瓷的认识才开始由感性认知向理性探索递进。为了突破知识结构的局限性，笔者于2009 年考取了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为“景德镇学”的首倡和践行者陈雨前先生。先生致力于陶瓷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几十年如一日，尤其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的学理研究和学术弘扬做出了历史突破性的贡献。关于先生的学术能力和水平笔者在此无须赘言，历史自会记载。在此深为感谢的是陈雨前先生对我的学术指导和生活帮助。自追随先生学习陶瓷文化以后，便有幸接触到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中华大典》之《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分典》中的陶瓷资料搜集工作，在作为资料搜集员的工作过程中，笔者更加直接地感受到了先生对于民族文化的敬畏之情，对陶瓷文化的拳拳之心，对学术研究的苛求态度，对学生和团队的殷殷之情，这为笔者后期立志从事陶瓷教育研究埋下了一颗种子。随后，笔者又参与到先生的《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和《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等著作的撰写当中。如此下来，不仅使我在研究生阶段的知识结构得到极大的提升，对于学术研究和专著的撰写工作亦有粗浅的认识，这些积淀为该书的顺利出版奠定了基础。值此付梓之际，更加感悟到先生育人之道的高明。先生时常教导我们说，“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我是要用心做一辈子的”，同时也建议我们认真学习、研究景德镇的陶瓷文化，不仅要做一名陶瓷方面的学者，更要做一名具有历史和民族担当的文化人。这种身体力行的教育可谓润物细无声，乃至到了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的境界，对笔者的影响深刻而久远。

2012 年，笔者由于工作的原因调至学校党委宣传部从事校史研究工作，在此要感谢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曾德生教授。这不仅是因为曾德生教授对笔者有提携之恩，更是因为他具有超前的行业特色大学文化品牌建设意识，对笔者的影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随后，我在档案馆馆长朱棉霞教授的策划和帮助下，在学校党委的支持下，成立了“景德镇陶瓷大学百年校史编纂工作委员会”，从而使得笔者学习、了解和研究陶瓷教育的平台及内容变得更加便捷。在此期间，笔者先后奔赴了第一历史档案馆、首都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等地，并将搜集的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编辑成册。在此对朱棉霞教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整理近现代的部分时，发觉自清末新政推行以来至“文革”这段时间，我国的陶瓷教育一直不断地在寻求适合本土化发展的变革，在这近百年的发展变革中，有着许许多多心酸经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其中有不少值得当下陶瓷教育者深思和借鉴的举措，这与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成就与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提出“李约瑟难题”的李约瑟博士称景德镇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文明史》中这样记述中国近代以前的瓷器：“那些给欧洲人带来极大嫉妒和贪婪的瓷器，是公元960～1279 年在景德镇生产的。……蓝白相间的中国瓷器让欧洲人垂涎三尺。”这些描述无不呼应着我国近代以前陶瓷业的盛况。然而到了近代，在西方强势经济和自然科技的浸淫下，我国的瓷业生产被痛斥为“只知分工而不知合作”，瓷业教育被定义为“墨守成法不肯改”，因此，我国瓷业被一些业界及新闻界人士称之“一落千丈”。每当触及这些关于我国瓷业评价的内容时，个人便思考：到底是什么制约了我国瓷业的发展，是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社会文化，还是其他？鉴于个人在专门的陶瓷高等学府工作的原因，便以期从教育的视角来一次历史考察。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查阅相关历史档案史料发觉，我国的陶瓷教育自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在西方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之后，以机械为主的动力技术引入陶瓷生产之中，使得我国传统的陶瓷生产模式及其教育模式发生了几近颠覆性的变革。首先是清末“新政”时期推出了模仿日本教育制度的“壬寅-癸卯学制”，将传统的塾院教育废弃，转而创建新式学堂教育，近代的陶瓷教育归属于实业教育部分，从而开启了以西方教育模式为主的近现代陶瓷教育模式；民国初期的“壬子-癸丑学制”基本上沿用了清末的学制，粗略地将前朝的实业教育更名为甲、乙种实业教育。其次是国民政府时期仿照美国综合学校制度推出了“壬戌学制”，该时期的教育一改前期仿制日式的教育模式，将我国近现代的陶瓷教育划归到了职业教育的范畴。再其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制度的转变，我国的教育采取了“苏联模式”，此时我国的近现代陶瓷教育模式再次发生改变，一度进行附属式教育。但由于现实和政治的需要，不久则在景德镇建立了我国唯一的一所陶瓷类高等学府。最后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教育实践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技文明，他们又一次启动主动学习他国教育模式的历程，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教育模式均在不同程度上被介绍引入。此时我国的陶瓷教育模式逐步开始探索适合本土化教育的方式，如不拘一格聘请无职称的老艺人到高等学府授课，重新设置教学与实践之间的比例，自编教材和实习资料等。

回顾我国近现代陶瓷发展历史发觉，每一次陶瓷教育制度的变化大多是在教育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发生，而每次教育制度的变革则又与我国的国家制度的变革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值得思考的是，陶瓷教育制度的每一次转变都期望彻底革新旧有的顽疾，但新的制度却未能如愿以偿。在我国近现代努力探索陶瓷教育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陶瓷教育制度的变迁基本遵从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现了国家的主体意识和区域服从中央的精神，通过对不同阶段陶瓷教育制度变革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不难得出，影响我国陶瓷教育的主导因素是外力作用，尤其是政府行为；而在陶瓷教育内部是缺乏足以影响制度变革的力量的。近现代陶瓷教育的发展始终限于规模的变化，陶瓷教育的命运总是在兴起与停滞之间循环往复。如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本土化的陶瓷教育制度体系，如何在部章规定与地方需要之间寻求变通，在实际运行中逐步形成地方特色仍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陶瓷教育则是伴随着陶瓷的产生而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均具有与其相对应的教育模式，一系列的陶瓷教育模式同组成我国的陶瓷教育发展史，如史前时期的民族习惯式的陶瓷教育模式促进了人类逐渐脱离野蛮愚昧的时代，之后的官学专制式、家庭世袭式、师徒延承式、行帮商会式、学堂所会式和当下的学校院所式等，这些模式均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与尝试，最终得以形成较为固定的教育模式。时至今日，陶瓷教育模式虽说以学校教育为绝对主体地位，但其他教育模式仍旧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当今的社会中，甚至融合于学校的陶瓷教育之中，共同为我国的乃至世界的陶瓷业的繁荣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上重要保障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至今我国的陶瓷教育仍然处于探索发展期，仍然有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教育制度问题、学科设置问题、课程设计问题、师资培养问题，等等。在上述问题的探索和实践上，我国的纺织和矿业等行业教育进行得较为丰富和卓有成效，是陶瓷教育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如果说查阅和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史料是撰写本书的基石，那么信心和感恩是本书得以成行的一个重要的脊柱。在该书编纂伊始，笔者是心有余悸的，此时笔者的研究生导师陈雨前先生的鼓励和前期相关工作的积累，给本书的编纂奠定了信心基础。此外，笔者的挚友加老乡，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李松杰副教授对该书体例和内容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并对撰写方法给予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清华大学博士生陈宁也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给予了帮助。感谢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江西档案馆的王延处长，江西图书馆的周副馆长，景德镇档案馆的刘科长和赵宁科长，上饶档案馆的徐局长等，以及景德镇陶瓷大学档案馆的同人们。此书系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感谢中心分管校领导宁钢副校长、龚保家主任对该项目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景德镇陶瓷大学领导的支持和相关老师为该书稿付出的劳动，感谢江西高校出版社领导的热情策划与帮助，感谢该书的责任编辑李建华、聂静对本书的校对工作付出的辛苦。最后要感谢的是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始终给予支持和鼓励的家人，尤其是爱人谭丽曼女士的帮助，她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在书稿撰写的过程中经常陪我查阅相关历史史料，核实校对文献资料，包括行文的用语及标点符号的使用均付出了巨大的辛苦，在此深表歉意和感激。

我国的陶瓷教育内容庞大，教育机构遍布各地，相关领域的专家灿若星辰，许多关于陶瓷教育的见解高屋建瓴，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参考。然而笔者才疏学浅，相关经验和论断难免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但笔者是抱着一颗积极传承和弘扬陶瓷文化，探究和发展陶瓷教育的赤诚之心来撰写本书的，其中的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同行们从关心支持陶瓷文化发展的角度予以批评指正，同时，也敬请读者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相信，也只有在大家的批评与建议中，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才会得以成熟，这也是笔者将要继续研究下去的另一个动因。

邢　鹏

2016 年11 月于景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