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习惯式教育模式

上古之民，群聚穴居，茹毛饮血，一切行为习惯均系其自身本能之反应，毫无理论依据及教育模式可言。据目前的史料及学术研究来看，目前仍未有学者证实原始社会时期的陶瓷教育方式为何种模式。根据之前的学者们的论述，借鉴王凤喈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教育史大纲》中的教育起源观点，作者总结这一时期的陶瓷教育为“民族习惯式陶瓷教育模式”，所谓民族习惯，即原始人民的生活，纯系本能的生活。饿了就吃，渴了就饮，疲倦了就休息，快乐极了就手舞足蹈。一切动作，均纯任自然，不假思考。但是这些动作，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其结果使人满意而发生快感；有一部分是失败的，其结果使人不满意而发生不快之感。发生快感之动作，下次有再演之趋势；发生不快感之动作，下次有禁止其再演之趋势。当人们初遇新环境的时候，多半还是以旧方法去应付。应付失败，再用一方法，又失败，再改用一方法，屡次尝试，偶然成功，于是保存此种方法，传之他人，这便是有意教育之起点，这种尝试的方法，是很不经济的。人类经验较丰富以后，对于一种新环境，不必用尝试的方法，人们常将新环境与旧环境比较其异同，再从中思考，寻求一个应付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是思考的结果，也是与过去经验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便是过去经验之结果，这个以过去的经验，改变现在的动作，便是民族习惯教育。［5］

这是因为初民的生活环境是人与飞禽走兽和自然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初民的一切行为活动均是为了基本的生存、生活问题。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在科学知识、生产技能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如何解决吃饱、吃好，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亘古时期，果腹、充饥便是远古人类面临的主要，甚至是全部任务。再随着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于是初民们学会了渔猎，而火的使用也趋于成熟，如此，初民们的寿命得以延长，从而部落的人口不断增长，发明创造性的概率事件发生的机会就会增加。为了应付由于环境的突然变化给食物的采集和储藏带来的困难，原始陶器就应运而生了，陶器（尤其是炊器）的发明和使用被学者们称之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炊器的使用极大地拓宽了人类的熟食范围，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烟熏火烤、半生半熟的进餐方式，极大地改善了食物的质量和卫生条件，这对于从整体上增强人类体质、提高人类生活水平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也是陶器被公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的主要原因（图1-24）。关于陶器的发明，史学家给出了众多的解释，例如，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根据民族学的资料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制陶术发明的过程做了比较详细的叙述。后来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所讲的内容，对制陶术的发明做了概括的叙述：“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6］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恩格斯又指出，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是“从学会制陶术开始的”。这就说明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由蒙昧时期进入野蛮时期的标志，它标志着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开端。然而，这一切的学术设想终归是设想，并没有相应的历史文献或其他新技术予以证明，所以目前仍有不少的争议。但陶器的制作和传承方式却是有迹可循的。

图1-24　初民使用陶器的场景

其一，据近代考古工作发现证明，黄河、长江流域原始农业文明的发达使得人类逐步从狩猎游牧走向了定居，手工业领域及原始手工技艺的传授日趋专门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大量的制陶、纺织、建筑、育蚕制丝等原始手工业。例如，1953 年发现的西安半坡时期的黑陶，1957 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发现了仰韶彩陶，1973 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时期舞蹈纹彩陶盆等，其中考古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细泥彩陶，半坡时期精美的黑陶，都堪称工艺精品，甚至现代人们对一些制作工艺都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制陶工艺技艺的考释，可以认为当时是脱离不开技艺高明的工匠的，而工匠是要学习技艺和积累大量经验的。例如，制陶一般包括淘洗、制坯、装饰和烧制等四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对制作者进行严格训练，这说明初始的陶瓷传授模式的雏形已然存在。

其二，在一些古籍中对原始社会生活生产中的技艺传授方面做了大量的记载。例如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始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土作人。”神农制陶器的文献则被记载在《周书》一书中，据清马啸《经史》卷四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而种之，作陶冶斧斤。”随后便有了《太平御览》（宋）卷八百之十三之“神农耕而作陶”。朱琰所著《陶说》（清）卷二之“神农作瓦器”的转述和记载（图1-25）。到了舜时期则有《墨子·高贤下》记载：“瓦者，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灰于常阳。”其他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吕氏春秋》中记录“黄帝有陶正，昆吾作陶”；《周礼·孝工记》中有“虞氏上陶”；《春秋正义》中有“少吴有五工正抟，埴之工曰甾雉”；《史记》中有“黄帝命宁封为陶正”；《路史》中有“燧琏人氏范金和土为釜”；《物原》中有“神农壅蜜，轩辕作碗碟”等记载。此外，据《列仙传》中关于陶正宁封子的记载：“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炉，犹有其骨。时人葬其于宁北山中，故谓之宁封子。”上述记载中只是记述了先人们如何发明和制作陶器的，并没有简要记述他们当时是如何把制作陶器这门技艺传授下去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述的史料中找到答案，《白虎通》（卷一）记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孟子·滕文公上》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吴越春秋》记载有：“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路史》（后纪卷五）记录有：“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上述古籍中的“教民农耕”“教民稼穑”“拜弃为农师”“教民育蚕”等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原始农业文明中相关生产生活经验传授技艺的事实。

图1-25　神农耕而做陶的传说

现代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快速发展，给上述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众多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力证了夏商王朝的客观存在，同时也证明了传统古史体系关于三皇五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记载，符合人类由树栖到穴居、用火、游牧、定居、种植、制陶的演化规律；证明了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到“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7］，以及“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8］等说法，符合人类社会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可以肯定，初民时期的陶瓷教育模式是一种人类自身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本能的、无功利的、民族习惯式的教育传承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夏朝“家天下”制度的建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