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业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二月十五日，张之洞上书光绪皇帝《江西绅商禀请兴办内河小轮、西式瓷器、蚕桑学堂以扩商务一折》［23］，首次向朝廷提出江西要办瓷器实业学堂。由于时局关系，经费无着，未能及时建立。然此时兴学堂、办实业已成社会潮流，创办实业学堂虽暂遇困难，但创办实业则成为有志之士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一个突破点。江西瓷业公司及其附设实业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五月初四，时任江西巡抚柯逢时就开办江西瓷器公司一事向外务部督办政务处、户部咨议，然后会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臣魏光焘上书慈禧太后及光绪帝［24］，在景德镇创设由官商合办瓷业公司，上可保护利权振兴实业，下可安邦裕民。所以“合将江西创设瓷器公司”。后因经费问题，加之主要技术人员孙廷林的调离[2]，瓷业公司一度萧条度日，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江西候补道李嘉德来上海寻上海道瑞瀓集股，瑞瀓便找张謇商议江西瓷业公司集股事宜，即刻得到张謇的支持，认领一万股。[3]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由端方奏该公司改为商办较有把握，定名为商办江西磁业有限公司，议集股二十万元，每股五元，计四万股，发起人认一万五千股，俟批准后再招二万五千股（图3-11）。两江总督端方的奏折提出：“两江总督端方奏据候选道曾铸等称，江西景德镇磁器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去年李嘉道来沪集股，与上海道瑞瀓会商，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担任发起，定名为商办江西磁业有限公司，议集股二十万元，每股五元计四万股，发起人认一万五千股，俟批准后再招二万五千股……今该道等自行集股设立公司，多用机器仿造外磁，洵足振兴实业、挽回利权。”［25］
图3-10 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为开办江西瓷器公司呈皇太后、皇上奏折
图3-11 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股票
图3-12 康达（1877—1946）
宣统元年（1909 年）三月，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核准立案。［26］光绪元年（1909 年），十月，张謇与瑞澂作为瓷业公司的主要股东开始“计营江西瓷业公司”。［27］
设景德镇总厂和饶州分厂两处，公司总经理为康达[4]，副总经理为张浩[5]，景厂按照旧法制作瓷器，饶厂则用机器试制新瓷，试制新瓷需要新式人才[6]。为了满足对于新式人才的需要，宣统二年（1910 年），江西瓷业公司便在饶州分厂内附设了一所新式实业学堂——中国陶业学堂。
该学堂由张謇、康达、张浩等人筹备发启，由冀、鄂、苏、皖、赣等五省协款并呈请学部批准成立，名曰“中国陶业学堂”，属中等实业学堂性质，堂长为江西乐平西乡举人徐凤钧。学堂招收陶业本科一班，附办艺徒班一班。实行“三五”学制，前者招15 岁以上高小毕业生（或同等学力），学制三年；后者招初有文化12岁以上之少年，学制五年。学生来自协同出资的五个省，均为男生，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创办时各招收一个班。课程设置除了专业课程如烧成、制釉、原料分析、玻璃、模型、辘轳、瓷画、堆雕以外，学校还特别注重数学、物理、化学、伦理等基础课程的教授。其办学宗旨为：“养成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之人才，以改良陶业。”［28］其校训为“诚朴恕毅”，该校既是公司培训人才的基地，又是瓷业技术改进的试验场所，是我国最早的陶瓷专门学校之一。
学堂建立于饶州府（鄱阳县）城内西南隅一处名曰高门的高望地区，与江西瓷业公司饶州分厂相毗邻，方便学生们到工厂实地实习。初时仅建筑约两万平方尺木造二层楼校舍一栋，款式新颖。楼上右侧为教职员办公室、休息室及会议室，左侧为成绩陈列室、学生寝室及饭厅等。楼下分别有物理、化学特别教室及普通教室。试验室有分析室、原料配合室。成瓷室有辘轳、压坯及堆雕室等。画图教室有纸画与瓷画之分。校舍前面为园圃及运动场，后面相距二百余尺之处，有张浩校长亲自设计建造新式倒焰式煤窑一座，另附有学生实习之小型试验窑，玻璃试验窑及红炉（彩烧炉，在景德镇习称为红炉）等高温设备。而且均系先配好适当之耐火材料，制成所需温度之耐火砖而建造者。校舍左侧设有淘泥场、成坯场、干燥场等设施。[7]该学校创办之初的目的是为了给建立在景德镇的“江西瓷业公司”培养新式技术人才。同时，景德镇又是享誉世界的制瓷圣地，一般来讲，其校址在景德镇比较理所当然，但为何建在距景德镇一百余公里之外的鄱阳县的高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相关历史资料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图3-13 《鄱阳县志》手抄本 1934 年
第一，景德镇手工业者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惧怕革新。1914 年，中国现代教育家黄炎培在调研景德镇陶瓷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时认为：“景德镇制瓷者，墨守成规不可改，担心一经改良，手工技术竟被淘汰，而无啖饭，势出于合群抵制之途，故迁地以避之。”［29］该校首任校长张浩也认为：“景德镇只知守旧，反对改良，只知烧柴，不肯烧煤，陶业没有前途，陶瓷教育也没有前途。”［30］当时的景德镇陶瓷产业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耕而陶”的模式发展成了劳动专门化程度较高的、初具资本主义雏形的现代化手工业城市，在陶瓷产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了以血缘、地缘、业缘为根基的行会、帮派，他们各自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自觉抱团。这种抱团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维护了陶瓷行业的平稳持续发展，但也在另一方面阻碍了技术的传播和行业的发展。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九月初八、九等日，申报登有不平人恃势专利一节。“……革举徐凤钧有无冀搅事权假公济私事情，仰农工商矿局饬浮梁县会同景德镇同知查明，邀集阖镇商人按照定章，妥为筹议，克期禀办，总以能振兴商业，调和工党，使地方日臻繁荣为第一要义，不可稍存私见于其间也”“查景德镇向无商会，惟有支应局一所，系劣董蔡邦隽、何崇森等十余人磐居其中，自称商会，董事每年经收巡警局经费二万余洋，从无决算，侵占公款实不可以数计，况平日百方苛索，视商人为鱼肉，合镇侧目积忿填膺，今年商等因谋组织商务总会，以保商业，幸有瓷业公司康中书达，徐孝廉凤钧，汪孝廉龙光，胡别驾华华，陈明府继韵，极力赞成，得奉部札审许立总会，七月间开正式选举大会，浮梁县张植庵大令及本镇分防同知艾少棠司马，均经到场监视，以康君得最多，举为总理，众商悦服，全体公举非常纯，尽义务不受薪水……本会成立事事依法律上所定，于商界全体裨益实多，独彼蔡何少数人不复能任，妄为前次捏名上控，经抚藩审批斥，今复登报污蔑颠倒是非，全体商人大动公愤，业已公禀各处请将该董驱逐出局”。［31］当时全国只有少数县城才有资格建立商务总局，而且对于商务总局的审批当时的政府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景德镇能够建立商务总局，说明当时政府认可景德镇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地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景德镇建立商务总局尚且遇到如此大的阻碍，何况陶瓷学堂的办学宗旨是为了传播新技术、造就行业尖兵，发展陶业，这无疑是公开向守旧势力宣战。该校若要在景德镇创办，其难度不难想象，这是中国陶业学堂当时没有选址在景德镇的原因之一。
第二，鄱阳作为当时饶州府衙所在地，是该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且地理位置优越，这是陶业学堂将校址设于此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民国时期的鄱阳县志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清季有祁门人康达，本实业专家，锐意以改良景德镇陶瓷为己任，乃集资创办江西瓷业公司，设总厂于景德镇，初以瓷业原料均非景德镇所产，须经星子、都昌、鄱阳、余干等处溯昌江而上，一届冬乾自古县渡以上，沿途滩险，驳运维艰，费既昂，成本加重，制为成品以后又须驳运来鄱，换船出口，辗转过载破损尤多。乃在本县高门购置地皮，建筑房屋，开办江西陶业学堂。”［32］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学堂选址于此既方便陶瓷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同时也能接收更多的社会文化信息，方便各协款省份的学生前来就学。
该校在鄱阳办学，由于外部没有瓷业同行的干扰阻挠，内部有国内外陶瓷专家任教，该校的办学基本上是按照教学的自身规律进行的，所以其教学效果是值得肯定的，如该校率先试行印花器并获得成功。“江西瓷业公司附设陶业学堂所处印花器具，鄙人曾于会场教育馆见之矣。湖南磁有无印花器，鄙人未曾见”。［33］该学堂在南洋劝业会上参展的展品，曾一度获得“江西陶业学堂的瓷器……尚具专长，足资［34］”之类的好评，这些时人的评语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该校的教学效果是较为先进的，是值得肯定的。但好景不长，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协款中断，饶州瓷厂倒闭，徐凤钧受命于民国政府任守临江府、知清江县事。学堂一度处于瘫痪状态。
图3-14 《申报》1912 年报道“景镇瓷业公司之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