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和“新政”时期陶瓷教育的发轫
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七月，中日之间爆发了一场耗时8 个月之久的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继而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中国台湾及其附近的岛屿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增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等。当这一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极大痛心，谭嗣同发出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恸之语，与此同时，也切实地唤醒了一直以来沉睡在大国梦中的中国人。正如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记》一书的开头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大批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决心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洗大耻，于是他们在思想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维新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的同时，他们也将教育改革视为改良政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取士的唯一形式，迫使中国的士人熟读四书五经，从而对社会进行封建愚昧主义的文化教育，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学术自由，严重阻碍了近代自然科技及实业教育的发展。因此，严复斥责八股取士是败坏民智、民力的牢笼，认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14］因此，废科举就成为变法的首要内容之一。其次是提倡西学，广设学堂。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其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同样，“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15］中国之所以贫弱，主要原因是教育不良，人才缺乏，“读书识字仅百分之二十，学塾经费少于兵饷数十倍”，［16］由此造成民智不开。而要开民智，必须对国民进行教育。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以人民的受教育程度为依归，所谓“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7］1898 年6 月，康有为上书《请开学校折》，在详细介绍了欧美国家学校发展的盛况后，建议光绪帝“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梁启超也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正是基于此，他们主张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广设包括实业学堂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鉴于“农、商、矿、林、机器、工程、驾驶，凡人间一事一艺者，皆有学”，以“教人民之应用，以为执业者也”［18］的状况，他们极力倡导学习西方国家，广设专门实业学堂，以培养农、工、商、矿等实用人才。如1895 年5 月2 日，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有为提出，“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并“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19］尔后他又多次建议“各省府县皆设工艺学堂”。［20］
图2-7 时局图
在维新派对实业教育的大力鼓动、督促下，1898 年5 月16 日，倾向于维新派的光绪皇帝“诏兴农学，命名各省督抚劝谕绅民兴办。”［21］6 月11 日，光绪帝再次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自此日起至是年9 月21 日的“百日维新”期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继续以笔代舌，在“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和“教育救国论”的思想指导下，多次建议仿照西方国家建立实业学堂。如是年7 月19 日康有为在《条陈商务折》中说：“西人商务皆本于学，驾驶则有水师学堂，轮车则有铁路学堂，电报则有电报学堂，丝业则有蚕桑学堂，制茶、制糖、制磁、制酒……无不有学堂，每创一业，必立一学堂，故一材一艺之微，万事万物之赜，皆由于学，故能精新。”［22］是年7 月28～29 日，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他说：“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当国家越是开化，则分工愈密，在农工商各业中，就必须有专门之学；并说“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23］
最后，维新派认为科技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有物质上的激励和法律上的保障。因此，他们上奏光绪皇帝，下明诏奖励工艺，导以日新，令部臣议奖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创造新器，著作新书，寻发新地等要予以高科，加以爵禄，优与奖给。1898 年7 月15 日，《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正式颁布，其中第六款规定：“如有独捐巨款兴办学堂，能养学生百人以上者，特请恩赏给世职或给卿衔。能养学生五十人以上及募集巨款能养学生百人以上者，请给世职或郎中实衔。募捐能养学生五十人以上者，请赏给主事中书实职，其学堂请颁御书匾额，以示鼓励。”第一次以官方形式把兴办西学予以明确保护和奖励，从而推动了实业教育的发展。
1901 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地位最终形成。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惊魂未定的清政府被迫于1901 年1 月29 日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蔽，法蔽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24］12 月，清政府又发布谕旨，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25］，求才的急切，促使其亟迫地改革教育制度。清末新政时期是各种新式教育空前发展的时期，作为新式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实业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1902 年8 月15 日，清政府颁布了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图2-8），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公布的法定学制系统，因这一年是旧历壬寅年，故又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确立了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的学制系统。“壬寅学制”把实业教育分为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堂程度）和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程度）。但具体规定比较粗糙，而且没有成为独立的体系，一般只是作为同级普通学堂来对待，课程设置也没有具体规定，实施起来有困难。
图2-8 壬寅学制图
“壬寅学制”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奏定学堂章程》所取代。《奏定学堂章程》（图2-9）是张之洞主持制定、1904 年1 月13 日由清政府颁布实施的，因这一年是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在“癸卯学制”（图2-10）中，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构成国民教育的三大支柱。该学制中有关实业教育的章程有：《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包括设学要旨，入学资序和学堂职务三部分，对实业教育进行原则规定。《奏定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内有立学总义章、学科程度章、计年入学章、教员管理员章和屋场器具章等，对各级各类实业学堂的教育宗旨、入学年龄、学习科目、学习年限、教员管理员资格、屋场器具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和《奏定艺徒学堂章程》对实业补习教育进行了规定。《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是为解决实业师资而制定的，包括立学总义、入学资序、学科程度和毕业效力义务年限等。另外，还有适用于所有新式教育的《奏定学务纲要》和《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
图2-9 奏定学堂章程
图2-10 癸卯学制系统图
图2-11 京城里进行科举考试的贡院，以前学子们最向往又最恐惧的地方
“癸卯学制”确立了实业学堂的法律地位，这是对传统教育结构的一个重大突破，推动了实业教育的发展。而且在“癸卯学制”下，实业教育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系统，这就使各地兴办实业教育有章可循，是以后实业教育发展的圭臬。
1905 年9 月2 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他们认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因此，“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26］清廷于同日批准：“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27］自此，在中国盛行了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正式废除，同时，也为实业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1905 年12 月，学部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学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独立和专门的中央教育管理机构。学部成立后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实业教育，更是大力提倡和鼓励。学部对实业教育的推动和促进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中央设立实业司。实业司掌农工商专门学堂，审核各省实业，为民兴利等事。其二，确立了新教育的指导方针。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其三，颁布专文，对实业教育进行具体指导。例如，1906 年7 月12 日，学部在《通行各省举办实业学堂文》中要求各省“一律遵照奏章筹设各项实业学堂，按照地方情形，先设中等、初等实业学堂及实业补习普通学堂。此外，尤应多设艺徒学堂，招收贫民子弟，课以粗浅艺术，俾得有谋生之资，应转饬各府厅州县，无论城乡市镇，皆应酌量筹设”。并限六个月内，将“筹办情形咨部立案”［28］。1909 年9 月，学部颁布了《通饬整顿筹划实业教育札文》。这个札文从实业学堂设置的等级、科别，到实业教员的选择、培养，从教材的选择、授课时间的编拟，到实业学堂的考查实习等都做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既为各地兴办实业教育指明了方向，也反映了学部对实业教育规律的洞察。
图2-12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在新政时期，为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03 年9 月，年商部成立（1906 年改称农工商部），制定商律，鼓励私人投资兴办企业。1907 年，农工商部在《奏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中规定，凡办一千万元以上之实业者赏男爵，两千万以上者赏子爵。后来，为了鼓励人们投资，奖励的标准不断降低。从这时起，投资新式企业的人日渐增多，民族工业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势头。农业、工矿业、交通业、商业及金融业等得到较快的发展。1904 年至1910 年七年间，民族资本企业迅速增多，设厂达六千余家，相当于1904 年以前40 多年间设厂数量的一半，特别是1909、1910 年两年就设厂2800 余家［29］。另据汪敬虞统计，1901—1911 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新开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达549 家，资本总额达12 288 万元，分别是1895 年前30 年总和的2.7 倍和3.4 倍［30］。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迅速兴起，使得世人逐渐清楚地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发展实业，培育相应的技术实用人才是首选。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张謇进一步提出了实业教育救国的主张：“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业之竞争也，农工商业之争，学问之竞争也。”［31］这里“学问”自然是指发展农工商业所需的实业知识。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上有国家的提倡和推动，下有民众的响应和支持，全社会形成了兴办实业教育的合力，因此实业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新政时期实业教育的发展情况由于资料不全，很难看清全貌，现仅从学部学务司统计的1909 年全国实业教育的发展情况窥见一斑。“1909年，全国高等农业学堂5 所，学生530 人，中等农业学堂31 所，学生3226 人，初等农业学堂59 所，学生2272 人；高等工业学堂7 所，学生1136 人，中等工业学堂10 所，学生1141 人，初等工业学堂47 所，学生2558 人；高等商业学堂1 所，学生24 人，中等商业学堂10 所，学生973 人，初等商业学堂17 所，学生751 人；实业预科学堂67 所，学生4038 人。总计实业学堂254 所，学生16 649人”。［32］在上述的实业学校中，坐落在湖南醴陵的一所陶瓷类实业学堂便是其中之一。1905 年，冬“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成立，熊希龄担任该学堂监督，设址在醴陵姜湾神农殿，首期向“各窑户中挑娴熟工作者数十人为速成班”，同时招收艺徒班。该校是目前我国史料所能证实的最早陶瓷类实业学堂，开创了我国近现代陶瓷教育的先河。
“维新运动”期间，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图2-13）与帝党结合，通过光绪帝发布了200 余条除旧布新的上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个方面。其中，有关文教方面的谕令约占三分之一，其中文教方面的一部分就包含了实业教育。“维新变法运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随后的“新政”大多却以“维新”为蓝本。促使中国学校教育和学校陶瓷教育正式踏上了近代化征程。由于清政府始终不肯诚意改革政体，致使“新政”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功效，最终也没能挽回其走向灭亡的命运。但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中国近代陶瓷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图2-13 戊戌六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