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官立瓷业学堂
在国家博物馆瓷器展厅前有这样一段介绍：“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和清王朝的日趋衰败，景德镇的制瓷业亦总体上呈现逐渐衰退的局面……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熊希龄于1906 年在湖南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公司’，同时创办‘湖南瓷业学校’，聘请景德镇和日本名技师担任讲师，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生产胎质洁白的釉下五彩瓷器。这是中国现代釉下彩瓷器的滥觞。醴陵瓷器从此名扬天下，被誉为中国的第二瓷都。”
“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图3-1），1905 年冬正式筹备成立，校址在醴陵姜湾神农殿，学堂监督熊希龄。该校是目前我国史料所能证实的最早陶瓷类实业学堂，开创了我国近现代陶瓷教育的先河。
图3-1 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师生合影（1907 年12 月17 日）
20 世纪初期，“讲求新政”“倡办实业”“兴学育才”等思想为社会一时的主流。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被迫答应开放全国市场，便于洋人通商，湖南从岳阳至长沙、湘潭、常德等地次第对外开为商埠，于是大批洋货倾销内地，其中瓷器一项属日本、英国居多，大量输入中国，挤占内地市场，致使湖南省内各行各业均遭受打击，醴陵瓷业冲击更大，一如熊希龄所言：“近年以来，土货滞销，窑户赔累几至歇业，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清廷无奈宣布施行“新政”，为了配合“新政”的有效实施，清廷接连设立专门行政机构及颁布相关政策。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清廷责成当时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又称为“壬寅学制”，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细则，并未付诸实施，翌年，朝廷下令命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重制学制，张百熙等决定仿效日本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学制标准。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八月，清廷颁布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的上谕，自此，在我国延续1300 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宣告终结，为了配合新政实施，同年11 月清政府设立学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清政府以学部通令全国，准予设立半日制学堂，专收贫寒子弟入学，不收学费，不拘年龄，在客观上对实业学堂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仁人志士也踏上了谋求国富强民的探寻之路，1904 年，熊希龄在赵尔巽的支持下，赴日本实地考察教育和实业，实际以重点考察日本瓷业为主。归国后，便着手对醴陵等地进行了实际考察，并结合日本所见所闻，撰写了《为湖南创办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同年8 月，又向端方递交了《熊希龄为创兴醴陵瓷业呈端方》，提出要建立新式改良瓷业公司，端方随后做了批阅，“许以次第施行，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于是“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于1905 年冬正式成立，然而未等学堂开学，熊希龄便奉命随同端方、戴鸿慈等一行赴日本、欧美考察宪政。学堂开学后，学堂监督便由文俊铎担任（与熊希龄是同科举人），教务长为常先，庶务长为沈明熙。
1906 年春，湖南瓷业学堂正式开学，由于校舍及教学设备等还未完全到位，所以第一期学员只能就近在“各窑户中挑娴熟工作者数十人”招选，首期速成班学员，一班共30 人，时间为半年，课程开设有选土、制釉、烧窑等。首期艺徒科学员三班，每班30 人，课程开设有修身、作文、算数、理科、制陶法、模型、辘轳、陶画、图按、习字、实习等。
图3-2 湖南瓷业学堂作品
湖南瓷业学堂的日本教习［1］
1906 年秋，校舍基本完工，学堂开始从各窑户工人中之子弟，择其在15 岁以内文理通顺者招收为永久班学员，其中也包括了来自湖北、四川等地的学员，一班共30 人，学制为四年，培养目标为“成为将来的专业技术人员”。学堂“直属省学务公所，每年由厘金、盐务督销两局补助白银1.2 万两”。［2］
因为当时的学制是仿效日本建立的，所以清廷准许学堂聘用日籍教师，作为新式学校的湖南瓷业学堂，该学堂的专业理论课程基本上是聘用日籍教师教授。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安田乙吉的文稿记载，学堂陶画课由大凡谷里吉教授，辘轳及原料试验由马场梅吉教授，模型由川木音吉教授，窑务由河原小太郎教授。日本教师以安田乙吉为主，为湖南瓷业学堂教学编撰《制陶法》讲义6 本，共计共27 万余字，主要是关于制瓷原料的化学成分与物理性能；坯釉配方与制备；成型、烧成、彩绘、烤花工艺及颜料制造。这套教材由通事刘谦翻译为中文，主要供永久班学员学习之用。除此之外，针对永久班学员还开设了语文、算术、理化、历史等文化课。教师由学识渊博、品德优厚的文化名人担任，如文俊铎、常先、沈明熙等文化名流均兼有课时。
图3-3 湖南瓷业学堂作品
为了尽快提高教学质量，学堂还设有图书室和标本陈列室，将各国新式瓷器可供模范者一一购办。当时正是日本向内地大举倾销的时候，日本技师们向学生教授技术也十分保留，他们中以安田乙吉技术最全面，经验也丰富，工作十分认真，只是技术绝招防守得非常严密，轻易不会传授关键技术，他的工资也最高。据日本外务省“清国本邦人员表”披露，安田乙吉工资为“年俸2600 元”，其他日籍教师为50 元到660 元不等。当时能够直接看他工作的只有一个叫李仕云的学员，因为要给他做些杂工，才学了点彩釉配方的技术。其他学员就只能从楼板缝中偷看学艺。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九月，按照熊希龄的规划，瓷业公司正式向社会招股（图3-4），募集资金。经过一年的准备，公司由湖南巡抚衙门批准，经朝廷农工商部备案，正式命名为“湖南瓷业公司”，募集股金5 万元，熊希龄自任总经理。公司地址在瓷业学堂前的姜岭下，内部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公司成立初期，“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实际上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湖南瓷业学堂”第一批艺徒毕业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下期毕业，正好赶上“湖南瓷业公司”基建，于是便顺理成章成为公司的首批技术工人，而学堂的日籍教师，也同时任瓷业公司的技术指导，教师和学生们一道进行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根据《中华实业丛报》醴陵瓷业工厂调查记称，由于缺乏经验，“熊希龄委其事于沈象乾君，建厂屋、造窑座，其先均不甚合法”。后来公司在日本技师指导下，在瓷业学堂毕业生的协助下，同时又从景德镇请来40 名瓷工（其中张光熠为这批瓷工的负责人），这样公司运作才逐步步入正轨。通过艰苦努力，于1908 年采用“三烧制”的工艺，试烧釉下五彩取得成功，五彩为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赭红5 种高温釉下颜料，在我国瓷器装饰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图3-4 湖南商办瓷业公司股票票根
图3-5 湖南官立瓷业学堂《雉鸡牡丹》凤尾尊
学堂的教育与瓷业公司的生产实践结合的教育效果是卓有成效的，该学堂的“毕业学生在该处磁业公司分任职务，所出磁品颇称精良，大为各省官绅商民所称许”，“并为云南培养学生”。［3］宣统二年（1910 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醴陵所产细瓷制造品，品质极佳，行售国内外，几与江西景德镇之瓷器齐名”。湖南瓷业学堂精制整套席具单独参展，与湖南瓷业公司展品同时被评为一等奖。“曾获一等金质奖牌；以后又历获武汉、巴拿马、意大利等处赛会荣誉奖状。”［4］（图3-5）然而，由于时局关系和学堂内部管理滞后等问题，该学堂的办学经费问题在熊希龄离校不久后便日益凸显，原本四省协款办学的第一期办学经费已陆续到期，均表示不愿再继续出资相助。这时该学堂的创始人熊希龄四处筹款，在熊希龄等人的呼吁下，宣统元年（1909 年），农工商部奏湖南酸陵磁业学堂准予立案并拨经费，“查该学堂经臣部商务议员熊希龄自光绪三十一年起肇始经营，三四年间渐著成效，呈送臣部陈列所物品及寄往各省商品馆陈例之件，咸加称许。所拟章程及预算表均经察核，准予立案。其常年经费，向由两江、湖广、四川、湖南四省协助之款，均以三年为限，自明年起，扣至宣统三年，各省协款均已陆续停止，应请访该四省督抚仍照原允协款数目接续递减，作为该学堂常年经费，以俾实业”。［5］虽然政府态度上支持该校的发展，但开办像窑业类这样的实业学堂，其经费开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末期，政府也显得无可奈何。
宣统二年（1910 年），湖南瓷业学堂改名为“湖南瓷业艺徒学堂”。永久班学员转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继续学习。学堂里仅设艺徒班，属于初级实业学堂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