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与中国所处的历史时期的际会

从时间节点上看，中国现今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11]其具体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新局面。所谓“东升西降”，是指西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在下降，而发展中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不断提升。(https://www.daowen.com)

由于民粹主义的泛滥，长期主张全球化、推进全球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逐渐走向逆全球化的新阶段。^[12]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都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忧虑，因而出现了全球化进程的逆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逆全球化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原有的全球化进程出现部分领域的突进，超过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承受能力和需要。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在各国国内现有监管制度还不能匹配跟进的条件下，市场驱动形成了高度全球化的跨国金融体系，由此难免形成世界金融的彼此依赖。在缺乏全球系统性有效金融监管的情况下，就必然会酝酿起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风险。无论是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造成的世界经济整体增速放缓，都是金融活动在操作层面自发搭建起的全球运行机制，而在制度层面缺乏全球性规制应对的矛盾体现。因此，许多人认为全球化走快了，需要停一停，甚至倒一倒。第二，过去的全球化在方向上可能出现了问题。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而主导全球化所依赖的思想观念或者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的部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这种理念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强调对个人的自由与财富予以充分保护，强调限制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过度鼓吹自由竞争。然而，这种泛自由方式的科学性却没有真正有过多少有说服力的实践证明，很多都仅仅是书斋里的空想。这种自由竞争模型一方面可能会引发垄断，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市场的混乱无序。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考虑到发展程度、发展能力的国别差异，推进自由竞争所有可能带来的不良结果，就是一些没有发展能力的国家在这种自由竞争中被剥夺或排斥，由此“马太效应”会扩大，财富鸿沟和数字鸿沟相继出现，落后国家的落后程度和数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逐渐增加。这使得国际社会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产生诸多不满，其构成全球化遭遇阻碍的重要缘由。第三，全球化的引领者在世界上缺乏说服力。在以往的进程中，全球化都是以欧美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作为引领者，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因其霸权主义行径引发诸多道德非议，特别是其一贯以自身利益出发去主导其外交政策，给很多国家和民众带来诸多灾难或者难以接受的后果。种种有悖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行为使得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急剧下降，即便凭借它的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也难以挽回其在国际治理格局中下降的地位。因此，国际社会对美国所引领的全球化也存在很多负面情绪和反对声音。第四，全球化的原有引领者和带动者失去了继续引领全球化的信心和能力。在全球化的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国家普遍充满信心地认为，全球化不仅可以促进其自身能力和财富的增加，而且会巩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甚至，他们还残存着使原有的殖民体系继续维持、财富供应链条持续发挥作用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思想。但实践证明，在席卷诸国的全球化浪潮中，事物并不完全是线性发展的。有些时候，西方国家自己也会成为其主张的理论、原则和其所创造并依据的规则的受害者。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他们对全球化的进程便失去了信心和热情，因而继续引领和推进全球化的思想就不再像以往那般明晰和迫切了。

这种“东升西降”的风云际会，使得中国有意愿、有信心、有动力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法治的形成与发展，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主导建构起一个妥当的法治新秩序。

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已经从农业社会叠加了工业社会的特质，并且特别发挥了信息社会的新产业革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以“互联网+”的方式革新经济交往和政府治理。中国的管控能力和治理水平不仅不亚于传统强国，甚至在很多领域明显超越了传统强国。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对稳定，在很多国际事务上具有相对有分量的决定权和话语权。经济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体量平稳进步，上升趋势明显，这对世界各国而言，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文化上，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世界上很多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都有亚洲研究中心等类似的部门，其中中国研究又得到特别关注。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自身也开始关注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提出在外交、安全、发展等事务上的一系列新观念，这些观念构成了国际法治中国观念的前提和基础。^[13]由此，中国逐渐积累了主动推动和引领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信心和能力。将这些观念和国际法制度的现实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国际法治理念就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