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产品的模式与内容更新

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将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意味着中国不但意识到当前的公共产品不足以及霸权衰落可能导致国际秩序坍塌的悲观结局，^[108]而且有意愿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补缺和更新。

根据表3所示的公共产品聚合技术理论，^[109]中国在四种不同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上可采取不同的策略与途径。

表3

①　　此类公共产品中，一个或更多国家领导集体行动有助于达到临界值。参见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5期。

这四种公共产品中，超级大国的优势都非常明显，但超级大国并不会在每一个领域中都具有充分的提供意愿，以及与其他提供者进行合作的意愿。

第一种公共产品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领域，既具有全球一体性，又具有地区属性。这有赖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合作。而由于此领域公共产品提供上正向与反向收益都不明显，此领域公共产品提供经常会出现赤字。超级大国甚至期望其他国家能提供此领域的公共产品，自身则成为搭便车者。美国特朗普政府意欲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不是一个令人意外的事例。(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种公共产品并不具有全球一体性，甚至说为实现稳定，应该存在不同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国际货币多样化、大型致死疾病疫苗以及药物多样化，都是典型的事例。由于此领域公共产品提供的正向收益非常明显，超级大国往往意图进行垄断性提供，并通过知识产权规则将收益稳定化并减少搭便车者。中国在此领域，应该具有联合以及独立的提供能力。

第三种公共产品提供也不具有全球一体性，而且超级大国并不必然具有垄断性地位以及绝对优势。此领域公共产品的正向收益非常明显。中国在此领域，应该具有联合以及独立的提供能力。

第四种公共产品的地区性很明显，其正向收益通常体现在其他领域，但也非常明显。中国在此领域，必须具有在区域内的独立提供能力以及国际上的联合提供能力。

结合南海地区实际看，美国向本地区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是第四类，即以地区安全领导者形象，与其他国家通过建立军事同盟提供地区安全产品。除此之外，还有一定限度的金融类和技术类公共产品，但非常有限。换言之，本地区有待补缺的公共产品空间十分巨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恰恰是美国供给十分有限的种类。地区安全上，中国虽然有十分强烈的意图进行提供，但压力也十分巨大。而作为新一代公共产品提供者和补缺者，这种压力并非全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