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福利与整体福利
与多极化和制度成功相关的第三个不稳定因素可能是，国家偏好以牺牲一般福利为代价增加相对福利的政策和规则。当前许多全球多边机构的基本一般假定是增加整体福利。为了保证所有参与者都能受益，可能需要作出某些单方支付，但只要所有人都这么做，这笔交易就一直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当然，有时，是否每个人都真正地受益或充分/公平地受益一直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双边投资机制。）
但这种设想可能是由单一的或至少是有限的极性所造成的天真的、亲社会的错觉。在单极时期，在发起该机制的强国和寻求加入该机制的国家之间存在财富鸿沟，这保证了每个人都能得到一些好处对每个人来说可能就足够了。贫穷国家渴望得到它们能得到的任何帮助以促进发展。富强国家乐于帮助贫穷国家发展，从而为它们的生产者和投资者创造更多机会。多极化可能破坏这种共识。
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更关心地位福利而非真实福利。[99]在许多研究中，个人会拒绝那些能让他们过得更好却使他们感觉别人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好处的交易。[100]财富和幸福研究也强烈表明，在工资或消费能力方面，个人更容易受到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的影响。[101]最重要的是，与同行群体相比，他们的收入如何。[102]此外，与同侪相比，身份损失的感受要比收益更强烈。[103]这些影响随着财富的增加而进一步加剧。在超过一定的绝对财富水平之后，身份和地位财富看起来越来越重要。[104]
在国家层面上，人们可能会预期，随着国家之间财富差距的缩小，他们开始变得像同辈（或竞争对手），这时国家对身份和地位财富更加敏感。此外，人们可能预期传统的富国或强国对这些变化的反应会更强烈和更消极。[105]
当然，也存在一些严重质疑，即个体层面偏见是否会转换到国家层面或者转换到委托代理关系之中。国家决策通常是由群体而不是个人作出的，而且通常代表的是公众利益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两者都可以改变决策逻辑。有些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个体手中，他们的个体偏见可以转换到代表国家所作出的决定之中。但是，一个人不必假定国家是基于个体领导人的偏见而行为，就可以看到这些个体偏见是如何在全球产品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即使国家不受相对福利的影响而受真实福利的影响，选民和公众舆论却可能受到相对福利影响。支持英国退欧的投票以及唐纳德·特朗普有关中国、墨西哥和韩国的言论在美国受到公众欢迎就证明了这一点。(https://www.daowen.com)
TPP的兴衰表明多边机构的成功，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极化，与对地位福利的关切结合起来，能够重塑全球谈判。GATT和WTO在提高全球整体福利和帮助更公平地分配全球财富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106]但这一成功并没有导致在WTO层面进行更多的、更深层次的多边一体化。相反，谈判已陷入停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以往和未来交易的利益分配问题产成了分歧。[107]相对的，行动已经转向了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这些自由贸易区是由一个或一组主导经济行为体所主导的。关于TPP的一个抱怨是，它似乎没有创造什么新贸易。[108]相反，它的主要影响似乎是将贸易从位于一些特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另一个国家。[109]各国正在通过区域贸易协定争夺贸易利益，而不是通过WTO进行合作。[110]
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的力量，也可能使它们分崩离析。美国选民担心墨西哥和加拿大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美国，中国从WTO获得的利益大于美国，韩国从韩美贸易协定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美国。[111]对于TPP的同样担心，也是造成TPP在美国缺乏公众支持并最终被总统候选人抛弃的一个关键因素。英国退欧似乎反映了选民对欧盟成员身份的相对收益的类似担忧。[112]
这种对相对利益的高度关注，源于多极化的发展，与通过多边机构进行合作的成本和利益的改变相结合，也可能给安全合作蒙上阴影。在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北约（NATO）很好地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美国认为NATO本质上是美国安全政策的扩展。即使有时不得不屈从于盟友的要求，与欧洲盟友（以及加拿大）的合作也扩大了美国的影响力，服务于美国的议程。欧洲国家，有时在美国的主导地位统治下，也需要美国支持。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俄罗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美国最关心的安全问题，而其他北约国家自身也更强大，尤其是在经济上，在美国的一些人看来，在美国的优先事项和美国的行动上，北约更像是一种约束，而非工具。特朗普对美国及其欧洲盟友[115]所承担的相对利益和成本的抱怨可能并不那么令人意外。
关于联合国的作用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联合国似乎可能成为全球安全的中心。对于正在享受单极时刻的美国来说，通过联合国可能会让它在政策上获得更大的支持。多边支持可能降低了美国政策的执行成本，足以超过人们所认为的多边合作的成本（大多数时候）。对其他国家来说，将美国的政策纳入联合国，在明显使美国强大的同时，可能也带来了一些希望，可以增加自身的声音以及对霸权国的行动施加某些限制的可能性。在一个日益多极的世界中，对通过联合国合作的相对价值的看法可能正在改变。对美国来说，通过联合国采取的行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约束，而不是力量的放大器。同时，其他的行为者像俄罗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116]（更不必说伊朗了）渴望展示其新成长的肌肉，联合国似乎是旧的权力动态和结构的化身，而在这旧的结构中这些国家被排除在外。[117]行动从联合国总部的大厅转移到乌克兰、叙利亚、南中国海和也门的土地，那里的局势看起来更像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合作更可能是双边的、机会主义的，而不是长期的、多边的。当然，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可能觉得不能单独行动或同一小群盟友一起行动的议题上，只有大规模多边行动被认为是有用的，像朝鲜核威胁，联合国可能继续被视为最佳工作平台。不过，总体而言，各国自身的安全优先事项似乎凌驾于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