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

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现实境遇同时塑造着中国当代国际法观念、国际法治理论的，当然还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智慧。文化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思维土壤，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思考问题挥之不去的思维背景。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就处在一个多国家较衡的状态。这种状态相比古希腊的斗争并不逊色。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规则、如何靠规则发展起自己的国家力量、国家影响，中国先贤们的思考讨论从未间断，并得出了很多有益的结论。先秦诸子对国家治理和国际事务处理的观点特别具有启示性。^[19]老子关于“小国寡民”社会场景的畅想，虽然在当代世界看起来已经不可能，但其毕竟为中国推进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方案提供了前车之鉴，如他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指导我们在思考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措施的时候要谨慎细致，要全方位地审视我们预期采取的手段会不会对国际各种行为主体形成过多干扰。孔子所倡导的用道义、礼制和信誉作为基点，去赢得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影响，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形成国际和平的思维，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此外，儒家所主张的和而不同、义以利先、德不孤必有邻等概念和论断，对迄今为止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原则和义利观、发展观、安全管理观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20]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名为兵法的书，其所强调的重点其实在于军事实力之外的因素，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智慧、外交能力。孙子认为，如果能够在政治和经济的层面解决问题，就不至于发起战争。由此，有些国外学者看了《孙子兵法》后由衷地慨叹——如果英国人能够更早看到这部书并读懂这部书，大英帝国就不至于覆灭，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至于爆发。这种“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思维，对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主张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律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引价值。^[21]在考虑战争问题的时候，首先进入孙子思维体系的，并不是片面的战争能力，而是在军队、战斗力背后所蕴含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成本，基于这些因素，孙子主张从经济节制角度要尽量少用军队。这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老子所说的“兵者不祥之器也”论断。与孙子的观点非常相近，当孟子被问到如何打赢战争的时候，他首先讨论国家施行仁政于人民，使得人民愿意与君主和政府团结在一起进行对外斗争的思想，这种观念对今天思考如何处理好内政和外交关系都是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与此同时，孟子还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关于仁德、义利之间的关系，又特别提出“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的国际关系观念。^[22] 类似的，直接涉及国际关系的《战国策》通过很多故事表达了中国古代政治谋略家对处理世界事务的思想和观念。^[23]正如《战国策》中高度重视人才的主张一样，《墨子》的“亲士”篇开始就提到“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24]战略人才的重要意义，在这些经典著述中可见一斑。这些论著对我们如何看待外国、如何形成本国的力量与形象、如何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提供了非常丰富有益的素材。在先秦之后，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三国时期的实践，尤其是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对国家之间分合关系的总结归纳，也是此后历代中国人看待世界和处理国际关系的理论宝藏。至于宋代的苏轼、明代的王守仁，^[25]乃至晚清学者对世界事务的观察、思考和评价，^[26]更构成了我们当前去看清世界、妥当对待规则、找准国际关系的位置并发挥作用的智慧源泉。(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