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钩价值的递减
对现有多边机构的乐观假设是，加入这些机构并批准基本协定的国家是真正地希望成为这些机构的一部分。各国可能在谈判过程中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标准可能被淡化或修改，以迁就掉队者，但这些斗争和让步证明了有关国家正在认真权衡会员国身份的成本和收益。当国家批准这些协定时，已表明国家认定，作为国家政策问题，批准协定的收益大于这些国家因受到约束而带来的主权成本。[64]
但如果这一艰难达成的共识只不过是先前权力动态所制造的海市蜃楼呢？如果对于国家来说，协议的预期收益不是该协议所试图提供的全球产品，而只是该机构监督者所认为的批准该协议可能有所得益的良好意愿，那该怎么办？
议题挂钩通常采用明确的术语。各国可能明确地将批准一项特别协定与获得其他某种不同的利益联系起来。欧洲联盟明确地将关税联盟的成员身份与《欧洲人权公约》的成员身份联系起来。[65]欧洲联盟还将对联盟以外国家的特殊贸易利益与遵守防止毒品贩运的具体政策联系起来。[66]这些联系无疑在将落后国家纳入各种全球协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这里的假设是，发起国完全依赖该机制以外的激励，其成本太高了。如果真正的全球机构能够取得成功，大多数国家将不得不接受这一制度本身所能提供的收益已经足够了。因此，许多挂钩是在协定本身之内的。例如，在TPP范围内，美国将市场准入与遵守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联系起来。[67]WTO本身也是这样一种协定。通过将WTO保护伞下的大多数协议作为所有成员国必须接受的一揽子承诺的一部分，市场准入实际上与有关健康和安全法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规则联系在一起。[68]一个国家不能从中挑挑拣拣。
尽管跨机制联系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但明确的挂钩也可能在遵守方面起作用。以信誉为中心的遵约理论认为，遵约方面的负面声誉可能会降低其他协议达成的可能性，或者达成的成本会最高。各国在谈判中会对不遵守其协定的国家提出更多的要求。其效果是迫使各国不仅考虑不遵守一项协定的代价，还要考虑这种不遵守对其他不同的未来协定而言的代价。[69]尽管这种声誉考量无疑在遵约计算中发挥了作用，但一直有人质疑，在一个议题领域不遵守协议，是否能够一致地与其他领域的谈判相互挂钩。[70]那些违反人权协定的国家是否真的在谈判贸易协定时更为艰难？虽然各国可能在其谈判中考虑了其他国家遵守协定的声誉，但它们可能认为，在一个议题领域不遵守协定的动因与另一个并无实际关联。与人权协定相比，一个专制政权的国家可能更容易遵守贸易协定（而不必担心分裂的政府或民众的意见）。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可能面临相反的压力。还有人质疑，各国将如何评估每一种不遵约情形的声誉成本。[71]在许多情况下，对实际声誉成本的怀疑可能会导致在不遵约的计算中，潜在的议题挂钩的成本是如此之低，以至于对国家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
然而，在批准的时候，即使赋予潜在的议题挂钩以很小的价值，也可能足以激励各国加入多边协议。与上述乐观的看法相反，我们可能会认为，大多数提供全球产品的多边努力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围绕在推动谈判的核心国家周围的，可能是更多的国家，而该谈判对这些更多的国家而言根本不那么重要。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不仅仅是贫穷或不稳定的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只有相对短期的视野。解决全球产品问题可能不在它们的优先解决事项之列。如果这些短期视野使得加入协议的价值降低，它们也会使得遵守的成本降低。许多国家可能认为，对潜在的不遵守行为的任何负面反映，都是留待未来政府解决的一个遥远的问题。例如，就批准人权协定而言，有人就提出了这一关切。[72]问题是，鉴于遵守人权条约对其而言是多么艰难甚至不太可能，但为什么人权记录不佳的非自由国家会加入人权条约。其中一个答案就是，它们可以从批准的新闻所带来的积极氛围中获益，同时对于未来任何违反行为的成本及其相关后果不当回事儿。[73]
现实主义者认为，全球机构仅仅是霸权国政策的反映。[74] 但是，一个人不必是现实主义者，也同样会担心多边主义实际上掩盖了霸权。许多学者对全球或区域脚本的明显兴起进行了研究。[75]各国采纳政策、创设机构和加入协议的模式，可以被解释为只是试图模仿他们希望与之建立联系的国家。[76]这种现象经常被用社会学术语所描述：各国领导人被社会化了，接受了“正确的”国家实际做什么和希望作为该俱乐部一部分的国家做什么的观点。[77]但这一现象也可以通过激励和议题挂钩加以解释。各国之所以采取这些立场，是因为加入俱乐部是有收益的，这些俱乐部产品只有志趣相投或行为相投的国家才能享用，而俱乐部之外的国家很难享用。[78]遵循脚本和加入协议也可能使得达成其他有益的协议成为可能，而不遵循脚本或不加入协议则可能使得达成其他有益的协议更加困难。这样的脚本讲述了某些行为和俱乐部收益之间存在一套隐含联系的故事。(https://www.daowen.com)
在极的数量有限的时代，较低的政策显著性和较高的贴现率相互结合，可能使积极气氛或信誉的短暂有限的价值足够重要，以至于使得天平倾斜，促成大量国家批准协议。可能还有一个临界点，一定多的数量的批准使得批准本身成了脚本的一部分。《罗马规约》可能就反映了某种这样的现实。关于国家批准《罗马规约》是否真诚存在一些争议，[79]对批准模式的经验实证研究表明，可以有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释。[80]但是，许多重新考虑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的国家在批准该规约时可能对国际刑事法院不感兴趣。相反，它们认识到，国际刑事法院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将注意力转向它们，因此，它们欣然批准了规约。一旦关键多数的国家批准了，其他不感兴趣的国家可能会受到压力，不想被看成是不接受全球规则的法外国家。批准可能看起来是为了不被贴上“流氓国家”的标签而支付的一笔小成本。早些时候，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确实游说其他国家批准，并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家一起努力，使批准成为全球脚本的一部分。[81]鉴于美国和其他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显然满足于对这些努力保持沉默，[82]批准似乎只会带来信誉上的好处。各国也确实看起来是区域性的成批地和相继快速地批准该规约，[83]这都表明其批准是出于战略考虑，而非规范性考虑。[84]
但是，多极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显性和隐性议题挂钩的价值。如果联系是明确的，比如在WTO，财富相对分配的变化可能会让各国更容易重新谈判基本协议。在WTO，重新谈判现有协议是困难的，但金砖国家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将来的交易，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基本上阻碍了发达国家的议程。但是，更多的贸易重新谈判发生在WTO之外，各国通过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追求最佳交易。[85]事实上，根据WTO法，其中很多自由贸易协定在技术上可能是非法的（未能满足GATT第24条的要求），[86]但几乎没有受到挑战，[87]这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是对WTO协议的一种默许的重新谈判。各国不再必须接受内嵌在WTO一揽子协议模式中的议题挂钩。
但是，正是在那些隐性挂钩的领域，多极化的影响是最激进和最不稳定的。在全球脚本模式下，加入多边协议的价值非常小，就是可能的善意承诺。但是，这种善意承诺在多极的国家计算中就变成了化整误差（rounding error）。新兴财富或权力大国在谈判中拥有更多的砝码，让自己的资产在交易中发挥作用。但即便是更贫穷、实力更弱的国家也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它们可以一起合作，坚持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交易。通过选择某个编剧而排除其他编剧，它们实际上可以重新谈判符合它们自己脚本的内容。
作为全球脚本影响力的证明，学者们观察到国家外部承诺与内部行为之间的脱节。[88] 这些学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可能会影响后者，促使各国真正遵守协议。[89] 但从短期来看，这一观察认识到这些承诺的内在不稳定性。直到内部行为或态度发生变化，国家承诺才可能对外部力量变化高度敏感。
如果悲观的故事是真的，那么许多全球多边机构可能会瓦解或被多极化摧毁。不退出或继续遵守的激励可能不再存在。要想让所有人团结起来，可能需要为每个成员而弱化交易（默认允许不符合WTO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需要弱化整体协议（接受非洲国家关于官方豁免权的观点[90]）而降低负面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