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枫桥经验是开放和发展的，一方面它可以指导海外投资企业处理社区关系，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会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采取措施防止海外投资企业损害当地的人权和环境，并提供解决纠纷和预防矛盾的制度性公共产品。枫桥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不仅要重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52]更要处理好海外社区关系，防范和化解纠纷矛盾。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推广枫桥经验一方面是履行母国义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能传播中国的法治文化，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此外，枫桥经验“走出去”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需求。因此，中国政府应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海外调解和海外纠纷预防事业。资金应优先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倾斜。目前可以考虑在对外援助项目中将海外纠纷调解和预防作为一个专项。我国尚无对外援助法律、法规，仅有商务部的部门规章，即《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不过，在实践中，我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外交部公开数据，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53]根据《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对外援助以项目援助实施为主。该办法第15条规定，援外项目包括成套项目、物资项目、技术援助项目、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志愿服务项目。海外纠纷调解和预防项目可临时性地通过志愿服务项目进行，但从长远来看，应将其作为一项独立项目来支持。
建设良好的海外社区关系不仅需要加强纠纷调解和预防，还要充分利用已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加强社会监督。国有企业应当作出表率，带头处理好海外社区关系。国资委应当加强对国企法务人员和外派员工的培训，加强国际法教育和人权保护宣传，形成健康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在评价国企官员时，应加入履行社会责任的考核。我国尚无规范对外投资的基本法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制定《对外投资法》势在必行。未来的《对外投资法》应当吸收枫桥经验的精髓，确立规范海外社区关系的制度，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执法权，对拥有海外投资业务的中国公司进行监管。
我们在借鉴枫桥经验处理海外社区关系时，也要注意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不可过分追求调解、息讼。例如，到跨国公司母国进行诉讼已在英国、荷兰等国初露端倪并逐渐发展。虽然跨国诉讼在目前看来成本巨大，很多侵权受害者难以承受，但随着互联网法院、远程视频开庭等技术手段的发展，远程诉讼的成本可能大幅下降。[54]因此，在构建海外社区关系制度时，既要强调对话、商谈的预防纠纷措施，也要注重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综合运用，同时把司法保障作为威慑违法行为的最后手段。Yu Liang
（本文编辑：郭艳芳）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Overseas Community in Line with Fengqiao Experience
Abstract:Chinese overseas enterprises should not only keep in touch with host states and business partners,but als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elves and local community.How to take care of the aforementioned relationship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dispute resolution after a tort happens.This article explores whether the Fengqiao Experience could apply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overseas enterprises and local community.
Key Word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Overseas Investments;Human Rights;Fengqiao Experience
【注释】
[1]于亮，男，1987年生，山东烟台人，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学。
[2]孙溯源：《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反思与重构》，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刘长敏：《论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2期。
[3]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2011，文件编号：HR/PUB/11/4。
[4]Steven R.Ratner，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A Theory of Legal Responsibility，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1，Issue 3，2001，p.443.参见刘满达：《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载《法学》2003年第9期；何易：《论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5]Andrew Clapham and Mariano Garcia Rubio，The Obligations of States with Regard to Non-State 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ght to Health，WHO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2002，p.8.Olivier De Schutter，Towards a New Treaty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Vol.1，2016，p.41.于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母国规制跨国公司的义务——兼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最新实践》，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廖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创新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
[6]王梅：《中国投资海外：质疑、事实和分析》，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7]刘笋：《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势与国际投资法的革新》，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8]凤凰财经：《中缅石油管道搁置两年重启：耗资117亿绕过马六甲海峡》，2017年3月29日。
[9]朴英姬：《跨国石油公司社会责任与尼日利亚的可持续发展》，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1期。
[10]谌洪果：《“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1期。
[11]于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母国规制跨国公司的义务——兼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最新实践》，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
[12]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会前工作组第五十一届会议（2013年5月21日至24日）通过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E/C.12/CHN/2）、包括中国香港（E/C.12/CHNHKG/3）和中国澳门（E/C.12/CHN-MAC/2）的第二次定期报告有关的问题清单》，2013年6月13日，文件编号：E/C.12/WG/CHN/Q/2.第2段。
[13]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中国对问题清单的答复》，2014年2月11日，文件编号：E/C.12/CHN/Q/2/Add.1.第3～6段。
[14]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2014年6月13日，文件编号：E/C.12/CHN/CO/2.第13段。
[15]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国家在工商活动中履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的第2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2017年8月10日，文件编号：E/C.12/GC/24.第30段。
[16]Edwin Mujih，The Regulation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Operat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Case Study of the Chad-Cameroon Pipeline Project，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Vol.16，Issuel，2008，p.83.
[17]Clement Sefa-Nyarko，In Ghana，Will Vast Judicial Corruption Scandal Undo 23 Years of Political Stability？https：//theglobalobservatory.org/2015/09/ghana-judicialscandal-ecowas-coup-etat/，下载日期：2018年3月12日。
[18]Richard Meeran，Tort Litigation agains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or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An Overview of the Positio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w Review，Vol.3，2011，p.1.
[19]District Court of Hague，Fidelis Ayoro Oguru and Alali Efanga v.Royal Dutch Shell PLC and 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mpany of Nigeria Ltd.，docket number：C/09/330891/HA ZA 09-0579.判决的英文翻译参见：https：//milieudefensie.nl/publicaties/bezwaren-uitspraken/final-judgment-oguru-vs-shell-oil-spill-goi，下载日期：2016年6月1日。
[20]于亮：《落实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母公司对子公司侵权行为的注意义务》，载《民商法论丛》第64卷（2017），第200页。
[21]Lungowe&Ors v.Vedanta Resources Plc&Anor[2017]EWCA Civ 1528.
[22]数据来源：http：//www.cnado.com.
[23]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https://www.daowen.com)
[24]漆彤、芮心玥：《论一带一路民商事争议解决的机制创新》，载《国际法研究》2017年第5期。
[25]数据来源：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Cost&type=out2015.
[26]数据来源：https：//iccwbo.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arbitration/costs-andpayments/cost-calculator/.
[27]数据来源：http：//www.bnrmediation.com/Home/Mediation/calculator.html.
[28]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29]卢芳霞：《“枫桥经验”：成效、困惑与转型——基于社会管理现代化的分析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30]杨婷、杨曙光：《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兼评“中国威胁论”》，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31]焦东雨：《投资海外，NGO是敌人还是利益相关方？》，http：//memo.cfisnet.com/2015/0527/1301495.html，下载日期：2018年3月12日。
[32]徐艳玲：《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球化困境下的理论突围》，载《人民论坛》2017年第28期。
[33]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34]Paul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1954，p.387.
[35]郭海龙：《简析次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载王逸舟：《国际公共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页。
[36]刘雨辰：《从参与者到倡导者：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变迁》，载王逸舟：《国际公共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9页。
[37]人民网：《习近平欢迎各国“搭便车”，亚洲方式布局周边外交》，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822/c70731-25522518.html，下载日期：2018年7月25日。
[38]刘雨辰：《从参与者到倡导者：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变迁》，载王逸舟：《国际公共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8页。
[39]刘雨辰：《从参与者到倡导者：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变迁》，载王逸舟：《国际公共产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1页。
[40]新华网：《习近平：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11/c_117677，下载日期：2018年7月25日。
[41]张海燕：《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中的调解制度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2期。
[42]孙春英：《海外“和事佬”力解当事人诉累》，载《法制日报》2013年5月3日。
[43]郭星华、任建通：《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44]UK，Modern Slavery Act 2015，Part 6.
[45]例如，《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建设银行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国农业银行2015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46]范如国：《“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复杂性范式与中国参与》，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47]Larry CatáBacker，The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Emerging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Principles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50，2017，p.827.
[48]梁一新：《论国有企业主权豁免资格——以美国FSIA、英国SIA和UN公约为视角》，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
[49]Human Rights Watch，Zambia：Workers Detail Abuse in Chinese-Owned Mines，2011年11月3日。
[50]安全监管总局：《孙华山率队在赞比亚调研考察中资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强调：坚持安全发展，促进互利共赢》，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628/c70731-18402375.html，下载日期：2018年7月25日。
[51]Human Rights Watch，Zambia：Safety Gaps Threaten Copper Miners：Government，Chinese State-Owned Subsidiaries Make Uneven Progress，2013年2月20日。
[52]王贵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初北平：《“一带一路”多元争端解决中心构建的当下与未来》，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
[53]数据来源：http：//www.fmprc.gov.cn/ce/cohk/chn/xwdt/jzzh/t1173111.htm.
[54]季卫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之变》，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