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提供公共产品形成的竞争
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重返亚洲或者亚洲再平衡策略，[50]基础在于美国对中国在地区内的作用日渐加大越来越不安。美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的增强，中国必然隐藏着某些不合法意图。[51]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导致邻国的不安全感增强，以及为消除此不安全感也随之提升军事实力的举动，更成为国际关系安全困境的实例。[52]
中国崛起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被不乏其人的新经典现实主义解读为愤愤不平的新大国谋求势力范围、威胁邻邦、恶化地区安全的举动。[53] 不可避免地，地区内其他较弱小的国家要寻求一个足以制衡中国的大国。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54]并且承担了东亚地区安全供给的责任。中美由此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关系状态。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认为中国的言行举止越来越强势，对外界要求的经济和人权改革声音具有更大抵制力量，更公开地展示军事实力，更直接警告周边邻国，更主动地以经济力量为杠杆实现外交目的，更公开地挑战美国在亚洲以及世界的长久领导地位。[55]基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接触与制衡政策，[56]在中美关系上，有人解读为霸权转移，有人解读为美国对中国遏制，也有人认为美国允许中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和平崛起和竞争。[57]
无论如何解读，中美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并且成为国际政治现实。[58] 南海是一个最适合二者竞争的场所，[59]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局势最为不稳的区域。在这种不稳定局势中，美国通过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试图将中国的形象塑造为地区内的麻烦制造者以及平衡破坏者。这些指责包括中国在南海谋求非为国际法支持的过大主张、[60]驱逐他国渔民、[61]限制海洋自由、[62]阻碍地区合作，[63]以及破坏生态环境。[64]
与美国对中国这些指责相一致的，是美国持续派出军事船舰进入南海地区进行实际作业与航行，以及与中国开始就海上和空中军事船舶飞机相遇进行谈判等。这实际上也正是其自卡特政府时期起实行的全球航行自由计划内容：外交抗议、与相关沿岸国代表会谈、进入相关区域开展实际作业或行动。[65](https://www.daowen.com)
因此，我们看到中美双方就有关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合法性展开了激烈辩论。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基于《海洋法公约》第58条以及第87条的依据似乎更有说服力；而且从国家实践角度看，真正有能力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测量或其他活动的国家，包括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非、英国以及中国，[66]都不会通知沿岸国；从公约谈判历史看，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是允许的。[67]但从深一层次的角度看，美国试图实现的，是其对全球海洋秩序的主导，以及对其作为全球海洋领域内公共产品提供者和决定者地位的维护。简言之，美国基于其超乎寻常强大的军事实力，数十年来派遣军舰进入其认为是国际海域的区域内开展行动，也是对其所追求的权力差序国际结构的强化。“斯诺登事件”的爆发，也证实了这一点。
基于此，由于中美竞争而发生的冲突进入国际司法领域，出现美国主导的菲律宾诉中国的国际仲裁案实在不足为奇。因为全球化造成的国家间依赖以及核武器带来的绝对战争可能性，大国间战争几乎不可想象。[68]这一点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学者中基本上是共识，包括汉斯·摩根索、[69]查尔斯·蒂利等学者均认同。[70]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冲突消失，冲突于一定程度上从热战转变成了国际法领域的角斗。
中美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归根结底是中国对地区秩序以及安全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在增强，并已经形成对美国所供给产品的竞争。双方在这一点上，存在根本的利益不一致。[71]因此，美国产生了一种微妙且自我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似乎应该接受中国成为强国并对东亚地区产生绝对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始终处于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之外感到不安，而且美国也不可能自愿放弃多年来实行的平衡策略，从亚洲撤出。[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