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入四行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最熟悉的“二入四行论”是《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上所引述的那段文字，称之为教诲道育、惠可二人的“真法”。宋代道原所编的《景德传灯录》卷三十收录了题为《菩提达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前面有“弟子昙林序”（林，《大正藏》本作琳）。
昙林，史书无传。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北魏录〉载，昙林曾先后参加过佛陀扇多、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的译场，担任翻译《无畏德菩萨经》、《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毗耶娑问经》、《奋迅王问经》、《不必定入定入印经》、《一切法高王经》、《第一义法胜经》、《正法念处经》、《菩萨四法经》、《宝髻菩萨四法经论》、《转法轮经论》、《业成就论》、《回诤论》等的“笔受”者。在般若流支的略传中明确地说昙林是“居士”。此与前节提到的林法师绝不是一个人。现存《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的前面，有“弟子昙林序”（详后）。
在现存《二入四行论》的各种本子中，敦煌本、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朝鲜在明天顺八年（1464年）刊印的《二入四行论》内容最为完整，也最具有使用价值。在这两种《二入四行论》的后面除载有可法师的语录之外，还有缘法师、志法师、楞禅师、显禅师、暄禅师、渊法师、藏法师、贤法师、安禅师、怜禅师、洪禅师、觉禅师的语录。可以认为，他们也是菩提达摩以及惠可的仰慕者、追随者，并且是达摩禅法的奉行者。
本世纪从敦煌文书中发现大量禅宗文献，其中有早期禅宗史书《楞伽师资记》、《传法宝纪》等。《楞伽师资记》，唐净觉著于公元712—716年之间，记述以《楞伽经》为禅法宗旨的祖师传记，从此经译者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惠可……直到北宗神秀及其弟子。卷首全文载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昙林序》。后边说：
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摩论也。菩提师又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有十二、三纸，亦名《达摩论》也。此两本论，文理圆净，天下流通。自外更有人伪造《达摩论》三卷，文繁理散，不堪行用。
这里明确地介绍曾有过三种《达摩论》：一种是昙林记录达摩亲说的“二入四行”的禅法以及他的其它言行，前面有昙林所加的序，一卷；一种是达摩为坐禅的僧众解释《楞伽经》内容的言论，称“要义”，恐怕也是由别人记录下来的，也一卷；第三种是被认为伪造的，三卷。按照净觉的说法，前两种是真实的，文笔也好，在他写书那个时候曾相当流行；而后一种是明显的伪造，当时虽有，但“文繁理散”，没有使用价值。其中第一种《达摩论》，被认为即今存繁简不同的《二入四行论》，比较完整的本子是敦煌本和天顺本的《二入四行论》；第二种早已不存，日本正仓院所藏奈良时代古写经中虽有称为“达摩撰”的《入楞伽疏》五卷、《入楞伽经科文》二卷[21]，不仅所注疏的是北魏所译《入楞伽经》，而且也不是一卷，很明显是伪造的。第三种也早已不存。
《楞伽师资记》中所载的《二入四行论》除了前面昙林的序文之外，只有所谓“达摩禅师亲说”的“二入四行”的部分。仅对照此《二入四行论》便可看出，《续高僧传》所载之文是略有删节的。至于“二入四行论”以外，昙林所记录的达摩的其它言行，是否敦煌本《二入四行论》后面的部分，现在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相同。
最早发现敦煌本《二入四行论》的是日本学者铃木大拙（1870—1966）。他在1934年到北平图书馆查阅敦煌文献，发现了《二入四行论》（北宿99），翌年把它的影印本收在《敦煌出土少室逸书》出版。此后又出版了《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二卷（安宅佛教文库1936年版），对前书所收的文献作了校编铅印，并加以解说。后来铃木大拙又据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S2715号敦煌文书对前者进行对校，刊载于其《禅思想史研究第一》之中。敦煌文书S3375、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P3018、P4634之中也有此文的断片。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朝鲜天顺本《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论》最近由日本驹泽大学椎名宏雄发现，并作了研究和校勘。此本具有敦煌本所缺的首题、尾题及其它残缺部分，是一个最完整的本子。[22]
此外，朝鲜本世纪刊《禅门撮要》所收《四行论》缺卷首昙林之序及后面诸禅师问答的部分，分44门，各加章题。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所刊《少室六门》中的《安心法门》实际是此论的摘要本。
日本学者对此论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铃木大拙将此文分为三个部分，共101段：前11段为“达摩大师二入四行论及略序等”；12—67段为“杂录第一”；68—101段为“杂录第二”。第一部分的前八段，详略不同地载于前面提到过的《续高僧传·达摩传》、《景德传灯录》卷三十和《楞伽师资记》。第十一段即《续高僧传·僧可传》中的向居士的信。铃木认为第56段以前基本上可看作是达摩所述，后来又认为第一、二两大部分皆为达摩所说，而第三部分为惠可所述。宇井伯寿（1882—1953）在《禅宗史研究》（岩波书店1939年版）中认为只有第1—8段为达磨弟子昙林所记，第9节以后皆非达摩著，大部分为惠可述。关口真大《达摩大师的研究》（彰国社1957年版）认为只有第一部分为达摩所述，第二部分中有的是法聪（586—656）的《大乘安心法》。
柳田圣山《禅的语录1·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筑摩书房1969年版）认为，这是达摩周围的弟子根据记忆编写成的最早的语录，记载了达摩及其弟子的思想和实践。柳田将此文重新分段，共分为74段，皆加上标题、注释，并全部译成日文。柳田《语录的历史》（载《东方学报》1985年第57册）认为第一、二部分皆为昙林所传，与惠可无关；第三部分（杂录二）是达摩、惠可禅系的师徒间的问答，与第二部分是后世禅宗语录的“祖先”[23]。
笔者认为柳田圣山的意见比较合乎情理。可以认为，《二入四行论》是达摩与其弟子和他们的追随者关于禅法修行言论的集录，论述了达摩禅法的基本主张。至于编写者，从情理推断，昙林除了写序之外，还编录了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和他的其它言行部分。至于现存各个部分到底是谁所写，是很难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