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林传》的发现和研究
在《宝林传》从社会上消失七八百年之后，1932年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于京都的青莲院发现《宝林传》第六卷；翌年，中国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版大藏经》，从中发现《宝林传》的第一卷至第五卷和第八卷。这样，中日两国总共发现七卷。常盘大定对第六卷作了研究，在1933年11月《东方学报》东京第4册发表《宝林传的研究》，第二年连同论文并此卷影印本以《宝林传的研究》的书名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三时学会主持将赵城《金藏》中的罕见佛典49部影印，装订为方册本以《宋藏遗珍》的书名发行。其中第三、四两函收有上述《宝林传》七卷。
现将这七卷的构成略作介绍：
第一卷 释迦牟尼传记，首缺，其中几乎全部引述《四十二章经》，其内有不少内容异于以往的流行本。其次记述第一祖大迦叶传记。《宝林传》各祖师传在结构上皆设有章、品。本卷后有所谓“朝请大夫行尚书司门员外郎上柱国”张文成写的《大迦叶碑》。
第二卷 卷首有小字注：“失第二、第十两卷……取《圣胄集》，立章品，补此卷；由（犹）欠第十”；卷末小注：“长安终南太一山丰德开利寺译经沙门云胜，游礼赍行，借忘第二、第十二卷。咸平元年（998）上表乞续编入开元年智升撰录（按：《开元释教录》）、后来唐、肃、代、德四朝七人三藏所翻，并圣朝四人翻译，并圣制三藏集传千余卷。今取《圣胄集》补之，阙第十。”可见早在宋初《宝林传》已经缺第二、十两卷。《金藏》之《宝林传》第二卷是据《圣胄集》补的，仍缺第十卷。第二卷载有二祖阿难、三祖商那和修、四祖优波毱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弥遮迦、七祖婆须蜜、八祖佛陀难提的传记。
第三卷 首部、中部有残缺。九祖伏驮蜜多、十祖胁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马呜菩萨、十三祖毗罗尊者、十四龙树菩萨、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罗睺罗多、十七祖僧伽难提的传记。
第四卷 十八祖伽叶舍多、十九祖鸠摩罗多、二十祖阇夜多、二十一祖婆修盘头、二十二祖摩拿罗的传记。
第五卷 摩拿罗传记后半、二十三祖鹤勒尊者、二十四祖师子比丘传记。
第六卷 此卷在日本发现，载有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密多传记。
第八卷 二十八祖（东土初祖）菩提达摩传记后部，载所谓梁武帝碑文、昭明太子祭文；二十九祖（东土二祖）惠可传记，附所谓“唐内供奉沙门”法琳碑文；三十祖（东土三祖）僧璨传记，附“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河郡开国公”房琯撰的碑文。
《宝林传》的发现，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先后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常盘大定在中国发现《金版大藏经》的《宝林传》六卷之后，又继续进行研究，对原来的《宝林传的研究》作了修改和补充，后收录到1941年春秋社松柏堂出版的《续中国（原作‘支那’）佛教的研究》之中。陈垣也对两国发现的《宝林传》残本作研究，在1942年集成的《中国史籍概论》的卷五发表了他研究的结果，此书在1962年由中华书局重印。柳田圣山曾从多方面研究禅宗文献，1967年法藏馆出版了他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其中第五章〈《宝林传》的成立和祖师禅的完成〉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五节对《宝林传》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胡适在对神会语录的校勘和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1959年将自己对《宝林传》的研究结果以《跋宝林传残本七卷》的题目发表，载于胡适纪念馆1970年出版《胡适手稿》第七集卷三，柳田圣山主编的《胡适禅学案》（1983年日本中文出版社）也有载。从1978年开始，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学部禅学研究会在完成《慧能研究》的基础上，对反映中国禅宗主流派洪州宗思想的灯史《宝林传》残本各卷开展研究，以每一二年完成一卷的校勘、注释和翻译出版的速度，将已发现的七卷研究和整理完成（笔者仅看到其中前四卷）。在前二卷的前面，载有研究会代表田中良昭写的《解题》，概要地介绍有关《宝林传》的研究成果。此外，日本学者围绕《宝林传》发表不少论文。中日两国学者对《宝林传》的造假、祖统世系说及其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十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下面仅将笔者所掌握的中日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作概要介绍。
（一）《宝林传》既然是伪造佛祖传法传承世系和情节，所载年代自然错乱，不足凭信。陈垣指出：“即以年代一节论，舛误者十之八九，盖依据一俗陋年表所为，而《景德录》仍之，如一祖至十三祖各章是。有经《景德录》改正者，如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祖各章是。有《景德录》改而仍误者，如二十一、二十四祖各章是。”《宝林传》卷八载“达摩以梁武帝大同二年丙辰十二月五日丁未终于洛州禹门，二十八日庚午，昭明太子奉敕撰祭文，时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陈垣指出，梁大同二年（536）既不是魏太和十九年，其说十二月五日、二十八日之时辰亦错。而据《梁书》卷八，昭明太子在中大通三年辛亥岁（531）四月已薨，至大同二年已死五年，何能为达摩撰祭文。[12]如此之错讹，不胜枚举。
（二）资料伪滥，甚不可靠。第八卷在惠可传记后附所谓“唐内供奉沙门”法琳撰的碑文。陈垣指出，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法琳传〉、唐彦惊《法琳别传》，法琳曾未掌内殿道场，何云“内供奉”。而据宋赞宁《僧史略》，在唐肃宗时才有“内供奉”之僧职；另外碑文风格与现存其《破邪论》、《辩正论》等不一致。法琳死于唐贞观十四年（640），但碑文中竟有所谓“东山之法，于是流焉”，将四祖道信（卒于永徽二年，651年）、五祖弘忍（卒于上元二年，675年）之“东山法门”写入碑文，表明此碑甚不可信。[13]胡适说：“《宝林传》整部是一部杂凑的禅门伪史，杂凑来的资料很多。”他指出，第二卷所用以补的《圣胄集》、第五卷所谓的《续法论》、第六卷所用的《光璨录》、第五六卷引的《五明集》、第八卷的《东流小传》等，皆是伪书。[14]
（三）关于《宝林传》的序作者灵彻，或灵澈。常盘大定在最后修订的《宝林传的研究》中认为这位灵彻就是《宋高僧传》卷十五为之立传的唐会稽云门寺的灵彻。后来柳田圣山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举出刘禹锡《澈上人文集序》、《唐才子传》卷三的传记等，都记载了他的事迹。胡适又举出《唐诗记事》卷二十七也记载了他的事迹。综合起来看，灵彻（746—816）俗姓汤，字澄源，会稽人，是律僧，上承道宣—文纲—道岸—玄俨—神邕的律学世系，著有《律宗引源》，善诗文，贞元（785—804）中文名振京师，后东归吴楚，与吴兴的清昼、皎然有密切交往，受到侍郎包佶、李纾等名公的归信，常向人说禅理。包佶在马祖去世时曾为他撰碑文，看来灵彻与马祖法系的人也比较亲近。《唐诗记事》卷七十二载有刘禹锡、柳宗元、刘长卿、张祜、吕温等人与灵彻有关的诗，说明他的诗名很大。胡适还认为，在9世纪前期《宝林传》已经十分风行，但当时的“编者还是会稽有名的诗僧灵彻，而不是后来署名的朱陵沙门智炬”；“灵彻的诗名很大，故这部伪史要假托灵彻的名字”。[15]
（四）关于《宝林传》另一位作者“西天胜持”，柳田圣山认为可能是假托，之所以抬出一个印度僧，是为了提高所谓“传法偈”和“谶偈”的权威性。[16]
（五）关于《宝林传》和《四十二章经》。在卷一释迦牟尼传记中，几乎全部引述《四十二章经》（残本前缺，仅从第四章中间开始）。此经据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汉译佛经，经录署名迦叶摩腾、竺法兰译。然而原汉译本已经不存，现存《四十二章经》皆搀入后世增加的部分，比较早的有高丽本，其次有明藏本、宋六和塔本、宋守遂本等。现《宝林传》卷一收录的与宋六和塔本相近。从内容看，其中含有不少是在禅宗南宗兴起以后加进的属于南宗的思想。柳田圣山对此作了考察，认为《宝林传》中引用的“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无念无住无证之者”；“见性学道难”；“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以及为后来《祖堂集》卷二〈释迦牟尼传〉所引的《四十二章经》第二章：“夫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本理，悟无为法，风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业结，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敬，名之为道”；《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江西道一禅师语〉载马祖说法时所引：“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引《四十二章经》第二章）；记载马祖再传弟子黄檗希运语录的《传心法要》也引过的这段话，都反映的是当时禅宗南宗的禅法思想。《宝林传》卷一在引述明显是加入南宗思想的《四十二章经》之后，记述释迦佛以“清净法眼，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正法”付嘱大迦叶，并同时付嘱所谓传法偈，用意不外是强调以从印度传入的第一部经作为禅宗祖师传法的依据。[17]由此可以看到，《四十二章经》的改编是与禅宗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的。
（六）《宝林传》卷八的僧璨传记之后有“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河郡开国公”房琯撰的碑文。胡适认为此碑是真实的。他在《跋宝林传残本七卷》说，在楞伽宗（指上承菩提达摩—惠可—僧璨的法系，传承《楞伽经》的神秀、普寂、义福的北宗）势力最盛的时候，在皖公山（在今安徽潜县）建立所谓隋薛道衡的《粲禅师碑》，与《宝林传》所称唐法琳写的《可禅师碑》同属假史料。唐大历七年（772）的独孤及所撰《舒州山谷寺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及其碑阴正文所附张延赏“奉敕宜赐谥号镜智禅师……”牒文、题记（载《毗陵集》卷九）是真实的。然而属于南宗的《宝林传》却未提此碑，载录的是在此之前的与神会有深交的房琯撰写的碑文。胡适据碑文中“如来以诸法付群龙，以一性付迦叶……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断定表达的是神会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所提出的“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十三代”[18]的祖统说，认为此碑是神会托房琯作的。柳田圣山据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八记载，断定此碑立于唐宝应元年（762），是在神会去世前二月（按：现据最新资料，证明神会卒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因为碑文的内容与神会主张的东西十三代祖统说一致，也认为此碑是受神会生前的委托而作。但他指出，大历年间独孤及的碑文是在北宗禅僧的支持下出于对抗前碑的意图而所撰写的，是北宗“显彰三祖”之举，碑中首次提到所谓隋代薛道衡的碑，以此贬低后立的房琯的碑，碑文有慧能“其嗣无闻”，神秀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含有赞扬北宗之意。[19]
（七）关于现存《宝林传》残本所缺卷七、卷九、卷十的内容。日本学者经过考察，对所缺的这几卷的内容有不少发现。他们在宋初义楚《释氏六帖》、唐神清《北山录》、宋睦庵善卿《祖庭事苑》、宋姚宽《西溪丛话》以及在日本收藏的《景德传灯录抄注》、《景德传灯录抄录》当中都发现或多或少的《宝林传》的逸文。现在可以确定第七卷载有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传记和菩提达摩传记的前半（在印度的经历）；第九卷载有东土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慧能传记的前半；第十卷记载慧能传记的后半和南岳怀让、永嘉玄觉、司空本净、曹溪令韬、南阳慧忠、荷泽神会以及石头希迁、马祖道一的传记。日本学者比较强调贯穿于《宝林传》之中的以曹溪—南岳—马祖为正统的意向及其禅法主要带有马祖洪州宗的思想特色。[20]
对于《宝林传》在中国禅宗史上的意义，中日两国学者都作了充分的估价，特别指出《宝林传》所编造的西天二十八祖传承世系、“佛祖传法偈”及“谶偈”等，几乎为后来所有禅宗灯史《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继承，并且被应用到历代禅宗禅师的传法之中，也通过不同渠道传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影响是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