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林传》的编撰和流行
日本留学僧圆仁（794—864）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入唐求法，在唐前后10多年，在托人送回和自己带回日本的佛教典籍的目录共有三个，上面皆有《宝林传》的目录。在日本承和五年（838）《入唐求法目录》中载：“《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十卷一帙会稽沙门灵彻字明泳序”；在承和七年（840）的《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中载：“《曹溪宝林传》十帖”；在承和十四年（847）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载：“《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一卷会稽沙门灵彻”。[1]这些是现存最早完整记录《宝林传》书名及其作者的资料。奇怪的是第三个目录中载《宝林传》是一卷，并且作者改为“会稽沙门灵彻”，而在第一个目录中他是书序的作者。圆仁在唐求法途经现在的江苏、山东、河北、山西五台山和陕西的部分地区，所搜寻的三批书目中都有《宝林传》，说明此书在当时是相当流行的。曹溪宝林寺是六祖慧能传法之地，以此为书名叙述南宗所奉从佛—大迦叶……菩提达摩—慧可……慧能的历代祖师的传法世系和事迹、语录。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著录：“智矩《宝林传》十卷”。此智矩之“矩”乃“炬”之误。关于此书，宋代佛教史书有多处记载。宋云门宗僧惟白著于崇宁二年（1103）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记载：
《宝林传》十卷。西天胜持三藏同金陵沙门惠炬于韶州曹溪宝林山集，灵彻师序。其间，唯后汉员外张成撰大迦叶碑文，事迹详美；诸祖缘起，如《传灯》所录也。[2]
南宋本觉著于咸淳六年（1270）的《释氏通鉴》卷十在唐贞元十七年辛巳（801）的记事中也记载：
金陵沙门惠炬、天竺三藏胜持，编次诸祖传法偈、谶及宗师机缘，为《宝林传》。[3]
上边所引皆以惠炬作金陵人，现在《宝林传》残本的第六卷的前面谓“朱陵沙门智炬集”，智炬即惠炬，据此他应是朱陵人。朱陵即南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衡山县〉，谓县西北有朱陵洞，为道教第三洞天。陈垣认为朱陵即南岳是有根据的。依据以上引文，《宝林传》是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由南岳衡山的沙门惠炬在慧能当年居住传法的韶州曹溪宝林寺编撰的，所依据的资料有“诸祖传法偈谶”，还有所谓历代传法宗师的“机缘”（事迹语录）；书前的序是由会稽沙门灵彻撰写的。至于所说天竺僧人胜持参与惠炬编撰之事，甚为可疑。
到底惠炬编撰书时利用的“诸祖传法偈、谶”是什么？所谓“诸祖传法偈”也就是“佛祖传法偈”，即现存《宝林传》（残本）及全部采纳此偈的《景德传灯录》所载的自释迦牟尼佛—大迦叶……般若多罗的“传法偈”（《佛祖传法偈》、付法偈），是上一代祖师在向下一代祖师传法（“法”即所谓“正法眼藏”）之际所授与的一首偈颂，内容不外是表述心法玄妙，非世俗思虑可及，非文字语言可表。例如释迦佛传法于禅宗所奉初祖大迦叶时的偈颂是：“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宝林传》卷一）；第三祖商那和修传法于优波毱多时的偈颂是：“非法亦非心，非心亦非法，说是心法时，是法非心法”；第六祖弥遮迦传法于婆须蜜时的偈颂是：“无心无可得，说得不名得，若了心非法，始解心心法”（同上卷二）；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传法于菩提达摩（据称也名菩提多罗）时的偈颂是：“心地生诸种，因事复生理，果满菩提园，华开世界起”（《景德传灯录》卷二），直至慧能的中土六代所谓“一花开五叶”等六首传法偈（虽取自唐本《六祖坛经》，但也称是“先代”所传）。至于“谶”或“谶偈”是预言未来吉凶的偈颂，例如慧可告诉僧璨，当年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曾作谶偈曰：“心中虽吉外头凶，川下僧房名不中，为遇毒龙生武子，忽逢小鼠寂无穷。”（《宝林传》卷八）此偈预言北周武帝即将灭佛之事。
这些所谓“传法偈”是从何而来的？从内容看是表达8世纪后半叶马祖的洪州宗兴起之后的南宗禅法思想的，它们自然属于后人编造。从现存《宝林传》残本来看，它引用伪书，胡乱编造情节、纪年，是十分显然的（详后）。但在《宝林传》出世后，在禅宗内部还流传一些说法，竟说这些偈颂是来自印度，并且是在东魏时期翻译出来的。北宋云门宗禅僧契嵩（1007—1072）在其《传法正宗论》卷上说：
有罽宾沙门那连耶舍者，以东魏孝静之世至邺，而专务翻译，及高氏更魏称齐，乃益翻众经。初与处士万天懿译出《尊胜菩萨无量门陀罗尼经》，因谓天懿曰：西土二十七祖亦尊此经。复指达磨其所承于般若多罗，谓此土继其后者，法当大传，乃以谶记之。复出已译祖事，与天懿正之。
而杨衒之《名系集》亦云：耶舍尝会此东土僧昙启者于西天竺，共译祖事为汉文。译成而耶舍先持东来，然与支疆之所译（按：称其全名为支疆梁楼，谓于三国曹魏时来华，译述《续法传》）者，未尝异也。夫自七佛至乎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其出于支疆所译也；益至乎二十七祖与二十八祖达磨多罗、西域传授之事迹者，盖出于耶舍之所译也。[4]
前面已经引过的宋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还有如下记载：
然竺天祖师传法偈颂、谶语、生缘翻译，在于何时流通，载于何代？谨按：禹门太守杨衒之《铭系记》云：东魏静帝兴和四年庚申岁，西魏文帝大统六年，梁武帝大同六年，高僧云启往西域求法，至龟兹国，遇天竺三藏那连耶舍欲来东土传法。云启曰：佛法未兴，且同止此。遂将梵本共译为华言。云启去游印土，那连耶舍亲将至西魏。值时多故，乃入高齐，文宣帝礼遇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齐方受禅，未暇翻译别经，乃将龟兹与云启所所译祖偈因缘传播。居士万天懿殷切扣问，深悟玄旨。遂将校对昭玄沙门昙曜同西天竺三藏吉迦夜所译《付法藏》，失于次序，兼无偈谶。乃写本进去魏朝，证其差谬。梁简文帝闻魏有本，遣使刘玄运往传写，归建康，流布江表。大唐贞元中，金陵沙门惠炬将此祖偈往曹溪，同西天胜持三藏重共参校，并唐初已来传法宗师机缘，集成《宝林传》。[5]
以上所引两段文字中除说惠炬编撰《宝林传》外，皆不可信。现将引文中提到的事件要点综合加以说明。
一、那连耶舍确有其人，全名那连提黎耶合，印度人，北齐天保七年（556）到达邺都，此时而非“齐方受禅”；他到隋朝开皇九年（589）去世，译经15部74卷，在北齐译经时居士万天懿曾予协助，所译《大集月藏经》、《大集日藏经》及早期密教经典，但没有译过所谓的《佛祖传法偈》。万天懿确实译过《尊胜菩萨所问一切诸法入无量门陀罗尼经》，但也未曾译过传法偈。[6]又，菩提达摩绝非与佛大先同时代（4、5世纪）的罽宾高僧达摩多罗，东晋时佛陀跋陀罗译的《达摩多罗禅经》就是讲他们二人的禅法的。
二、以撰《洛阳伽蓝记》著名的杨衒之，虽《魏书》无传，但据相关资料可知，他在北魏永安（528—529）年人间任奉朝请，后为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经历了北魏灭亡，东魏迁都（534），武定五年（547）因事重至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乃撰《洛阳伽蓝记》。[7]在时间、地点上虽与所说云启、那连耶舍可能相识交往，但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证明杨衒之曾当过禹城太守，作过《名系集》或《铭系记》。
三、昙启或云启的真实性，未有旁证。
四、所谓支疆、支疆梁楼，当是取自曹魏经录中的支疆（彊）梁接，汉名正无畏，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等经录的〈魏录〉或〈吴录〉，支疆梁接在曹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在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译出《法华三昧经》六卷[8]，而未曾译过或作过所谓《续法传》（“诸祖付受事迹”）。《宝林传》卷五之品题下有小字曰：“此下一章魏支疆梁楼三藏《续法纪》”，是说《付法藏因缘传》中的最后一个祖师师子比丘（所谓二十四祖）死后，法系未断，有南天竺僧婆舍斯多继承；支疆梁楼到罽宾，从与师子比丘生前有交往的达摩达得知此事并作记述。《宝林传》作者以此证明师子比丘之后有婆舍斯多等相继传承是有根据的。但此纯属编造，没有根据。
五、如果确有《佛祖传法偈》并且又传给万天懿，后抄送“魏朝”（西魏），时间至少应在天保七年（556）之后，但此时西魏已灭（建为北周），而且梁建文帝已经死去七八年了，哪有派遣使者到魏抄写《传法偈》之事？仅从拙劣的编造，就可判断所谓《佛祖传法偈》之伪，何况这些偈颂的内容不可能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造伪之拙劣，是十分显然的。尽管如此，《宝林传》出世后曾相当流行，这是事实。
在神会北上与北宗辩论时针对北宗的以菩提达摩至法如或神秀的祖统说，提出西国（印度）从继承佛的大迦叶开始，经过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崛—须婆蜜（应为婆须蜜）—僧伽罗叉，至菩提达摩，“唐国”以达摩为始祖，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六祖慧能，前后是十三代的祖统说。（《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然而在佛灭以后的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只传承七代便到达摩的说法缺乏说服力，易受其它宗派的质难。于是禅宗内部接受神会这一思路的人便陆续编造出种种佛祖传承世系，例如受南宗影响的四川保唐禅派的《历代法宝记》提出西天二十九祖，白居易为马祖弟子兴善惟宽写的《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提出五十一代，其他如《六祖坛经》、《曹溪大师传》、稍晚的宗密《圆觉经大疏抄》等虽皆提出西天二十八祖，但它们所列的名字不完全一致。这些所谓历代祖师的名字主要取自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达摩多罗禅经》卷上、北魏吉叔夜、昙曜编译《传法藏因缘传》、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萨婆多部记目录〉等。《宝林传》正是适应迅速兴起的禅宗的需要，对以往祖统传承世系中某些名字或次序作了调整，并且在择取佛经和上述书中的事迹之外又加以若干编造，在各章插入“佛祖传法偈”，将每个祖师的卒年注上中国纪年，编撰出西天二十八祖传承世系和传记的。
《宝林传》出世后便受到欢迎，直到宋代仍影响很大。唐代有《圣胄集》、《续宝林传》之灯史著作（详后）。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的《祖堂集》、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李遵勖《天圣广灯录》、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直到《五灯会元》等，都接受源自《宝林传》的所谓“佛祖传法偈”，有的虽对西天二十八祖传记内容有所改动，但仍将基本情节吸收了。契嵩在《传法正宗论》卷上虽批评《宝林传》“文字鄙俗，序致烦乱，不类学者著书”；“错误差舛，殆不可接”，[9]但所著《传法正宗记》仍吸收《宝林传》的基本内容，并在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入京上皇帝书，经敕准，《传法正宗记》与《传法正宗定祖图》及《辅教篇》皆被编入大藏经。
宋代以后，一方面禅宗僧人继续利用《宝林传》的祖统说传法和编撰禅宗灯史，另一方面此书也受到禅宗以外佛教宗学者的批评。南宋志磐的《佛祖统纪》是在宗鉴《释门正统》、景迁《宗源录》的基础上于咸淳五年（1269）编撰的天台宗史书，其卷二十一〈子昉传〉提到：
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据《坛经》荧惑天下，斥《付法藏》为谬书。此由唐智炬（按：即惠炬）作《宝林传》，因《禅经》（按：《达摩多罗禅经》）有九人，其第八名达摩多罗，第九名般若密多罗，故智炬见达摩两字语音相近，遂改为达磨，而增菩提二字，移于般若多罗之后，又取他处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继二十四人，总之为二十八。炬妄陈于前，嵩谬附于后，渎乱正教，瑕玷禅宗。……又据梁僧祐《三藏记》（按：《出三藏记集》）传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后名达摩多罗，而炬取为梁朝达磨……[10]
子昉是11世纪天台宗僧人，他对同时代的契嵩所撰《传法正宗记》采取惠炬《宝林传》编造的二十八祖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渎乱正教，瑕玷禅宗”。
在此稍后，占据东北和北方部分地区的辽国甚至下令焚除《六祖坛经》和《宝林传》等。《释门正统》卷八〈义天传〉记载：
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被焚除。其伪妄条例，则重修《贞元续录》三卷中载之详矣，有以见我佛付嘱之心、帝王弘护之志。而比世中国所行禅宗章句，多涉异端。[11]
义天（1055—1101）是高丽文宗第四子，曾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入宋跟净源学华严宗，跟从谏学天台宗，回国后传天台宗，著《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上面引文是他在阅读《飞天别传义》（飞天是天台宗僧戒珠）之后写的跋语中的话。
《宝林传》在进入元代之后逐渐在社会上消失。据陈垣考查，“元末虞集序《佛祖通载》，谓‘《宝林》等传，世久失传’。《宋史·艺文志》有《宝林传录》一卷，云‘不知作者’，当是一残本。《至元法宝勘同录》作九卷，想已缺一卷。又题曰‘宋陵沙门智炬集’，‘宋陵’为‘朱陵’之伪。”（《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五）自明代以后，《宝林传》再也不见有书予以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