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善惟宽和白居易
惟宽（754—817），俗姓祝，衢州信安（后改西安，今浙江衢县）人。据白居易《传法堂碑》（《白氏长庆集》卷二四、《全唐文》卷六七八）童年从僧昙出家，从僧崇受戒，跟僧如学戒律，又研习天台宗止观学说，此后到洪州师事马祖，从受南宗禅法。从贞元六年开始到闽越一带传法，受其教者日众。此后游历会稽、鄱阳山，贞元十三年（797）到达嵩山少林寺，从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贞，805年）以后曾参加在卫国寺、天宫寺举办的法会。据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此二寺在洛阳。唐宪宗元和四年（809）于长安安国寺召见惟宽，翌年问法于麟德殿。此后，惟宽住兴善寺的传法堂传法，前来参问者当中有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宪宗元和二年（807）任翰林学士，翌年为左拾遗，五年（810）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815）因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受到当政者排斥，贬江州司马，后改任忠州刺史。穆宗时（821—824）先后任主客郎中、中书舍人、杭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苏州刺史刑部侍郎等。文宗时（827—840）任秘书监、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武宗会昌（841—846）时以刑部侍郎致仕，归居洛阳。（《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与李绅、张籍、元稹提倡新乐府运动，有诗300余首。诗歌反映现实，揭露朝政腐败，民生疾苦。白居易在元和元年（806）为应策试制举，曾写策文75则，称为《策林》，其第67则是〈议释教〉，认为佛教虽可以“诱掖人心，辅助王化”，但不可用以施教治国，应统一奉行儒家的道德、刑罚礼乐。（《全唐文》卷六七一）然而实际上，白居易在贬任外职以及进入老年之后，对佛教的信仰日深。他曾从洛阳圣善寺的凝禅师受“观、觉、定、慧、明、通、济、舍”的八字“渐门”禅法，为此他作《八渐偈》（同上卷六七七）。在任太子左赞善大夫时曾四次到传法堂参谒惟宽问法。出外任江州司马时，在庐山香炉峰与遗爱寺之间立草堂，与马祖弟子兴果寺神凑（《唐江州兴果寺律大德凑公塔碣铭》，另《宋高僧传》卷十六有传）、归宗寺智常（《宋高僧传》卷十七有传）以及东林寺智满及朗、晦等禅师为“人外之交”，追怀东晋名僧慧永、慧远和居士宗炳、雷次宗的奉佛往事，相携观赏山水，著诗文吟咏。[37]任杭州刺史时，与杭州灵隐寺律僧道标、钱塘永福寺律僧慧琳（《宋高僧传》卷十五、十六有传）友善。在分司东都之职及晚年归洛阳后，常与马祖弟子香山寺如满、清间、圣善寺钵塔院智如及其弟子振法师等密切交往，共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将自己的文集录赠圣善寺钵塔院、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院收藏。[38]文宗太和元年（827），白居易曾奉敕在麟德殿与僧人、道士就三教对论。白居易曾为自己撰墓志铭，曰：“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还奉弥陀净土信仰、弥勒信仰，请人绘制阿弥陀佛和西方净土像、弥勒兜率天宫图。[39]应当说，白居易如同多数信仰佛教的士大夫一样，是在尊奉儒家名教的前提下对佛教诸种教义采取复合信仰的。
在《传法堂碑》中记载了白居易四次参谒惟宽四次问法的内容。“第一问云：既曰禅师，何故说法？师曰：无上菩提者，被于身为律，说于口为法，行于心为禅，应用有三，其实一也……律即是法，法不离禅。云何于中，妄起分别？”谓无上菩提——佛可以表现为律、法、禅三者，三者等同无二，不可分别。“第二问云：既无分别，何以修心？师曰：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无论垢与净，一切勿起念。”是在运用马祖的“道不用修”的观点，教人不要分别垢净，去垢修净。“第三问云：垢即不可念，净可念乎？师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虽珍宝，在眼亦为病。第四问云：无修无念，亦何异于凡夫耶？师曰：凡夫无明，二乘（按：小乘声闻、缘觉二乘）执著，离此二病，是名真修。真修者，不得勤（按：或作‘动’字），不得忘；勤即近执著，忘即落无明。”讲的不外是无念禅法，即不分辨净垢，对任何事物不取不舍，不执意修行，也不完全放任自流。
惟宽于元和十二年（817）去世，年63岁。弟子有义崇、圆镜、法智、无表等。禅宗重视传法世系。以上所引韦处厚《大义禅师碑铭》、权德舆《百岩大师碑铭》和白居易《传法堂碑》都提到了禅宗南宗的传法世系，虽有详有略，但重要内容相同，都以南宗为正统。前后两碑在禅宗史最有特色。
韦处厚《大义禅师碑铭》讲自六祖慧能之后，禅宗“脉散丝分，或遁秦，或居洛，或之吴，或在楚。秦者曰秀，以方便显，普寂其允也。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檀经传宗，优劣详矣。吴者曰融，以牛头闻，径山其裔也。楚者曰道一，以大乘摄，大师其党也。”是说以长安为中心的秦地，有神秀，提倡“方便”（所谓《大乘五方便》）禅法，由普寂继后；在洛阳一带有神会，传授最上乘圆满的禅法，但到其弟子辈时已经失去生气，仅靠形式地传承《坛经》来维持法脉；在江东吴地，牛头法融名声远扬，径山法钦是他的法嗣；楚地洪州有马祖传授大乘禅法，大义是其弟子。韦处厚在行文间对神会法系的衰变表示婉惜。他虽对慧能之后盛行的“是非迭兴”，“正南而邪北，有北而空南”（认为北宗为邪，主张有；南宗为正，主张空）表示不满，但既然以慧能为继承弘忍之后的六祖，已经表示是以南宗为正统了。
白居易《传法堂碑》说从西土迦叶至达摩经二十五代，再经东土六祖，“能传南岳让，让传洪州道一”，此后有惟宽；“由四祖以降，虽嗣正法，有冢嫡，而支派者犹有大宗小宗焉。以世族譬之，即师与西堂藏、甘泉贤、勒潭海、百岩晖，俱父事大寂，若兄弟然；章敬澄，若从父兄弟；径山钦，若从祖兄弟；鹤林素、华严寂，若伯叔然；当山忠、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融，若曾祖伯叔，推而序之，其道属可知矣”。这是借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来说明禅宗内部的传承关系，是说慧能—怀让—马祖及其法系为禅门的“冢嫡”和“大宗”（相当于嫡系长子及其传承法系，正出），而其他的人及其传承相当于嫡长子以下诸子及其传承法系“小宗”（旁出），说惟宽与智藏、志贤、怀海、怀晖皆师事马祖，属于嫡传，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同兄弟，而其他提到的人有章敬寺惟澄、径山法钦、鹤林寺玄素、“华严尊者”普寂、当山（？）慧忠、东京神会、嵩山神秀、牛头法融，皆可仿照世俗的辈份排序。实际上，唐代及以后中国佛教宗派，不仅禅宗，其它一些派别也仿照世俗的宗法世系排列历代祖师、师徒、师伯叔及同辈、左右、上下的关系的，反映了佛教在组织上的进一步民族化。
以上碑文以慧能为六祖是很明确的，至于谁是七祖，很明确是以怀让为七祖了。南宗虽自许慧能法系是嫡系（正出），但对谁是“冢嫡”（长子），见解不可能一样，神会弟子可奉神会为七祖，怀让—马祖法系的人也可奉怀让为七祖，行思—希迁法系的人也可奉行思为七祖。贾餗为神会弟子云坦撰的《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说：“故第六祖曹溪慧能始与荆州神秀分南北之号。曹溪既没，其嗣法者神会、怀让又析为二宗。”（《全唐文》卷七三一）士大夫为僧人作碑文，一般都要参照其弟子提供的死者生前的行状或行录，故碑文中的佛教内容反映的是死者所属法系的观点。怀让—马祖法系的兴起，与南宗内部中最有势力的神会法系发生矛盾是势所必然，前引碑文中对神会法系的批评和以怀让—马祖法系为嫡系的观点，应当说是9世纪前期禅宗发展形势的一种反映。宗密后来也说：“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荷泽、洪州，参商之隙。”（《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在历史发展中，不仅南宗取代了北宗，而且在南宗内部洪州宗成为唐末最有势力的禅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