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价值认知
很高兴看到吕建昌教授主编的《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聚焦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出版。我国学术界不缺中国三线历史研究的论著，也不缺中国工业遗产研究的论著，但将两者结合、以“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为主题的论著，这当是第一部。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世界工业遗产语境下讨论这一论题的。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以下简称“三线工业遗产”）在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国际工业遗产研究中也有着独特的地位。人们一般多从三线建设成就、三线人和三线精神来认识、肯定和播扬三线工业遗产价值。这些当然是对的，但都未能触及三线工业遗产价值的根本，即上述价值之源。而要认识三线工业遗产价值之本，就必须将它置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置于世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
中国工业化起始于清朝鸦片战争（1840）后的洋务运动，起始于封建皇朝官办的制造局、招商局、船政局、矿务局、织布局等，以及官督商办的工厂。同时，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外国租界的出现）而涌入了各类洋资洋企。这一时期的工业深深烙上或封建的、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或殖民地的制度印记。
辛亥革命后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并未完全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官办官营和洋资洋企依然存在，只是它们中大多转化为官僚买办阶级所有。这一时期的亮点是民族工业的兴起，其主体是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纺织厂、面粉厂、火柴厂、味精厂等），以及个别重、化工产业（如南京的永利铔厂、上海的大鑫钢铁厂）。这一时期的工业官僚买办所有制与资产阶级所有制混杂。
中国工业化的真正转折和腾飞始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在20世纪50年代，旧中国的官企洋企被收归国有，民族资产阶级企业也通过赎买政策完成改制。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它为中国以重工业为主干的工业化构架奠了基。同时，各省、市、县基于自身资源条件、能力和需求，兴办了各类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无论是国营还是地方国营，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即使在实行农业合作经济的乡镇，也将手工业作坊改组为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即后来改称的乡镇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是中国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生了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与1961年至1963年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而实施的三年经济调整。
在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业化之路进行了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一次是对旧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习苏联经验运动的总结，它包含在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另一次是对“大跃进”和三年经济调整的教训和经验的总结，它包含在1962年毛泽东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及196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制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中。
自1964年至1983年以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的三线建设，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加之周边战争威胁背景下实施的。三线建设的方针是“靠山、分散、隐蔽”，工厂安置在中国较为贫困落后的大西南，尤其是山区，并且大多以分散方式建设。它们中有高精尖的国防工业，有关键的煤、铁、化工基地，有重要的汽车、机床等制造业。三线工业的兴建同时也带动与之配套、为之服务的行业的发展，如以成昆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以水电和火电为代表的能源开发，以“两弹城”为代表的科研机构，以清华、北大“绵阳分校”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乃至出现因三线工业而兴起的新城市——攀枝花与六盘水。这是我国第一次具有系统和全面中国式创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推动实现了自鸦片战争后至那一时代我国工业建设的最高成就——“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性的伟大历史意义。现在依然存留的三线工业遗产无不鲜明地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与旧中国工业发展的区别。
1.三线工业与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156项工程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完全不同于旧中国具有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性质的私有制。
2.它是严谨的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的长远战略利益，着眼于各地区、各民族的平衡发展，并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能力和需求而决定的，并非单纯由市场赢利性决定。
第二，与苏联工业模式的区别。
1.三线建设走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在处理国防与经济、长远战略利益与近期利益、经济成本-效益与社会成本-效益、政治决策与科学决策等关系上，进行了新的观念和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2.三线工业不仅重视生产力创新，尤其重视生产关系创新。它在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管理者、技术人员、工人）的关系以及生产者的作风养成。前者突出表现为在“马钢[1]宪法”基础上发展出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2]”为主旨的“鞍钢宪法”；后者则是在接受“大跃进”中“浮夸”“狂热”教训基础上而提出的“三老四严[3]”作风。
3.三线建设倡导和培育了一种“三线精神”，即建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领导基础上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
4.它与周边山区和乡村建立起一种新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传播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
三线工业的上述特点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创新的体现。它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见这种创新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因此，当论及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时，首先应当思考和认识它的政治经济学制度价值（简称“政经制度价值”）。这是第一位的，也是基础性的，因为它:（1）决定着对三线工业遗产的组分的认知；（2）影响着对三线工业遗产其他价值的认知；（3）使得对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和意义认知能够深刻地与历史唯物主义接轨。
政经制度价值可以拓展对三线工业遗产的组分的认知视野。这些组分应包括:（1）工厂布局和选址；（2）生产区规划，厂房、设备、设施、交通运输、仓储等；（3）生活区规划，宿舍、生活、医疗、文化、娱乐设施、学校、社会活动场所等；（4）工厂周围的自然和人文景观；（5）工厂与周边社区、乡村的关联。
政经制度价值应当成为进一步辨识和评价三线工业遗产其他价值的平台。如果简单地沿用《世界遗产公约》的“历史、科学、美学”价值框架及其文化遗产的六项标准，或使用《下塔吉尔宪章》的“历史、技术、社会、建筑美学或科学价值”的提法，可能难以说清、说准、说全三线工业遗产的这些价值。如果将对这些价值的辨识和评价建立在政经制度平台上，就会对这些价值有新的洞察和感悟:会从自然环境的艰难险阻中看到创业的艰辛，从貌似相同的物件中看到其价值和意义的特异；从建筑和设施的坚牢、机械和设备的完好和对生产流程细微处的质量把握中，看到无私协助、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从简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中看到质朴之美；从住宅区均一化形态和社会服务设施布置中看出平等和民主精神；从工厂与周边社区、乡村的关联中看到它们之间经济上的互动、文教卫设施的共享以及文明生活方式的传播。
政经制度价值为将历史唯物主义引进对三线工业遗产价值和意义认知提供了一条通道。三线工业作为一种制度探索和创新的产物，无论是观念、理论还是实践，在取得伟大成功和成就的同时，也发生失误和失败。这些都是政经制度价值的内容。对此，历史唯物主义者不仅承认，而且应当重视。所有反映这两方面内容的遗产组分均应保护。对于其中的正确或错误，或者说，它们的真善美或假恶丑，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更何况，这些对与错、真善美与假恶丑，有时是混杂在一起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过程及其产生的新知，本身就是遗产价值的一部分。
值得指出的是，三线工业遗产政经制度价值的部分内容，曾经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和褒扬。这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中的“三结合”。它在20世纪后期被视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与丰田的“团队合作”（team work）的先驱。[4]西方的这种比附是狭隘的:（1）他们只注意到“三结合”，而忽视了前面的“两参一改”，只限于生产工艺与流程，而不涉及内容广泛的企业管理；（2）他们只将其视为一种“经济民主”，但在三线建设中，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是结合在一起的；（3）他们只是从方法论角度认识“三结合”，而鞍钢宪法则是更深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产物（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它有着更久远的历史渊源（如战争时期的“军事民主”）。可见，三线工业遗产的政经制度价值，作为一种思想宝库，其意义尚未得到真正的发掘和阐释。(https://www.daowen.com)
综上，可以概括三线工业遗产的意义。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工业建设制度探索和创新的第一次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的物证。这一探索和创新既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也包含由于认识局限性而导致的缺失。它不仅在中国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伟大的里程牌意义，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将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历史上三线建设的实践对照，人们会获得多方面的启发和启示。
“政经制度价值”概念不仅适用于中国工业遗产，同时也适用于世界工业遗产，进而言之，可适用于所有现代的行业遗产和事件遗产。现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工业遗产多为工业革命时代的遗产。这些工业遗产无不具有工业革命的制度特色。这是因为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制度意义上的。利用“政经制度价值”概念，不仅可以深化对这些工业遗产的价值认知，而且可以揭示它们对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展的影响。同时，利用这一概念，还可以对不同工业门类、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工业遗产进行政经制度价值比较，揭示它们政经制度价值的多样性与历史演进，并界定它们（包括三线工业遗产）在国际工业遗产中的价值位置。英国是工业革命发祥地，欧洲是工业革命响应最迅速、进步最快、成就最高的地区。下面利用英国和德国的世界工业遗产中的三个样例，说明上述论点。
1.英国德文特河谷纺织厂遗产地（Derwent Valley Mills,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是“工厂体制”（factory system）的诞生地。遗产地表现了工厂体制的基本内容。[5]它奠定了现代工厂与手工业作坊的区别。由此，工厂体制由纺织业扩展到其他行业，由英国扩展到欧洲大陆，扩展到北美，及至整个世界，构成了工业化的基本形态。
2.英国新拉纳克村（New Lanark,1785—1968）是欧文主义的诞生地。鉴于资本主义初期工人面临的艰苦甚至高危的劳动条件、简陋甚至恶劣的生活状况，欧文依托他拥有和主管的纺织企业，不仅要创造一个新的劳动制度和生产模式，同时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且要创造一类新人。新拉纳克村遗产地反映的欧文理论与实践虽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但依然是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中影响深远的里程碑。
3.德国鲁尔矿区的关税同盟煤矿综合体（Zollverein Coal Mine Industrial Complex,1847—1986）创建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晚期，主要运行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它的制度进步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方面，也显著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其中一项主要成就是工人生活状况的全面改善。关税同盟煤矿的工人生活区遗产地表明:它有计划地、渐进地解决所有工人的体面住房问题、工人家庭的医疗与教育需求，并且无盈利地满足工人生活消费品供应。这与资本主义初期相比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
上述三个样例，反映了这些遗产在历史上曾经“塑造着社区生活，并给整个社会和世界带来重大的组织变化”[6]。因此，它们具有政经制度价值是确切无疑的。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可以获得多个关于工业遗产政经制度价值的有意义结论。德文特河谷与新拉纳克村的比较，表现了政经制度价值的多样性；德文特河谷与关税同盟煤矿的比较，表现了政经制度的演进；新拉纳克村与关税同盟煤矿的比较，表现了政经制度由试验性到具体实现的过程（并非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而是历史进步意义上的）。如果将上述分析应用于各国工业遗产，可以根据它们的政经制度价值，编制国际工业遗产谱。
这里可以进一步讨论三线工业遗产在国际工业遗产谱中的政经制度价值位置。国际工业遗产界基本将工业遗产的时间线划在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见世界工业遗产名录）。在这一期间，国家的工业制度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另一类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计划经济；第三大类是居于两者之间的国家，或称第三世界。它们基本是形形色色的前殖民地，后成为独立国家，虽从宗主国独立出来，但大多仍与前宗主国保持适度联系（如英联邦、法兰西共同体、法语国家组织等）。这些国家往往或多或少有着社会主义倾向，但又程度不等地受着前宗主国制度影响。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业制度往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甚至封建主义混杂。中国在国际工业遗产界有着独特的地位。第一，中国工业经历过近100年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业遗产基本具有封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政经制度价值特征。第二，1949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业的政经制度属于苏联类型。但是，中国仍有着显著区别于苏联的特点。一是集体所有制的乡镇工业；二是以156项工程，尤其是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工业。现在，苏联工业模式已经消失，它的工业遗产基本成为静态遗产。尽管其后少数企业恢复国有，但其政经制度价值只具有历史意义。而中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工业遗产的政经制度价值，由于中国仍坚持公有制为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更新延续。并且，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被国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称为“非常规国家”（unconventional country）[7]的中国，反而显示出其政经制度的生气勃勃和感召力。由此可见，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工业遗产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国际工业遗产谱的一个缩影，而且它的以三线工业遗产为代表的当代工业遗产，为国际遗产界、历史界和政治经济界提供了一个可资研究、讨论，或借鉴、或批评，且本身仍在持续演进和更新中的活态样本。
以上对工业遗产的政经制度价值的阐述，其目的是为阅读和理解本书提供一个概念辨识的基础，为认识三线工业遗产的性质、价值和意义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一个可资创新的平台。
本书以三线工业遗产为主题，其学术视野相当开阔，论题设计多样而全面。首先，本书对三线工业遗产的历史、现状、价值认知、保护与利用的论述是多层次的，既有全景型，又有地区型、专题型，还有重点企业样例。本书还通过一系列不同角度的其他研究，为三线工业遗产主题提供了多方面启示。其中，有在三线建设影响下出现的小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有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体系的设想；有对非三线工业遗产样例的保护研究；有对工业遗产与城市历史风貌之间关系的处理；有基于三线工业建筑设计，讨论和评价那一时期我国这一领域的独立自主与突破；有对国外工业遗产保护样例（捷克兹林拔佳制鞋工厂）的经验梳理和介绍。特别有意义的是与一个由英国近现代遗产专家组成的团队合作，以他们在英国的研究成果，在一些关键点上启发和强化对我国三线工业遗产问题的认知。本书在三线工业遗产的性质、价值、保护与利用方面，均有新观点，新提法。
最后，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领在三线遗产领域一系列有着相当深度、广度和前瞻性的论著的跟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徐嵩龄
2019年12月17日
【注释】
[1]指苏联时代著名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
[2]“两参”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工人要参加管理；“一改”就是改革不合理的生产制度、管理条例；“三结合”就是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
[3]“三老”就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就是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4]参见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2007年1月11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56.html。
[5]最早的“工厂体制”至少具有以下特点:资本与劳动分离；以工资作为劳动报酬支付方式；以机器代替人工技能；生产线代替散工制；以自然能源或二次能源代替人力与畜力。
[6]《都柏林准则》中的工业遗产定义用语，原文是:“（industrial heritage）includes both material assets-immovable and movable-and intangible dimensions such as technical know-how,the organisation of work and workers,and the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al legacy that shaped the life of communities and brought major organizational changes to entire societies and the world in general.”
[7]参见Dani Rodrik,“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XLIV，pp.973 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