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林的规划演变

托马斯·拔佳非常注重工厂的规划设计先行。拔佳鞋厂的第一代建筑和规划的标志性人物是杨·克特拉（Jan Kotěra）。1912年，杨·克特拉为托马斯·拔佳设计并完成了他个人的私宅。随后，在拔佳体系“共同财富”（wealth for all）和“集体工作，独立生活”（work collectively,live individually）的宗旨下，杨·克特拉又为拔佳公司实验性地设计了专供高级员工居住的住宅，其中第一栋住宅于1912年建成。优质别墅的奖励机制效果明显，激发了拔佳鞋厂的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性和对工厂的忠心。

1915年至1918年间，杨·克特拉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方案。第一个方案将工厂区域和住宅区域完全分开，并通过纪念广场将两者联系起来。形成了“主轴线-居民区内轴线-支路”的茎叶状结构体系。虽然这一方案因为缺少图画式的表达而最终被搁置，但是茎叶结构却成了兹林城市规划的标志。

1918年，杨·克特拉的第二版规划方案——“大城市更新计划”通过了。杨·克特拉的这一版规划方案吸收了英国田园城市理论的创始人埃比尼泽·霍华德以及恩温对于实体层面规划的原则。在杨的方案中，占据工人新村主导地位的是不规则的曲线道路、相当比例的空地以及为了方便人们通过间隔、穿行至内部花园房屋的不连续的沿街房屋。公共建筑、社区空间成为布局中的重点部分。

在郊区人口大量涌入工厂的20世纪初期，捷克的每一个以工厂为中心的城镇都面临如何处理工人居住的问题，为工人建造住房的也不止拔佳一个工厂。但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规划实践中寻找经济利益和工人的住房条件之间平衡的却只有拔佳鞋厂。这不仅得益于像杨·克特拉这样的建筑师，更得益于托马斯·拔佳这样的业主及其思想。

虽然杨的原规划方案因为战争只得到了部分实施，但是方案中的重要的图解信息，如茎叶状的道路结构、空间隔离等在之后兹林市及其卫星城的规划方案中被延续。(https://www.daowen.com)

弗兰蒂谢克·加胡拉（František L.Gahura）是继杨·克特拉之后的拔佳公司的第二代规划者，他也是杨·克特拉的学生。加胡拉对于兹林的规划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也正是在加胡拉的极力倡导下，才有了日后柯布西耶参与兹林市规划的可能性。

加胡拉的设计工作开始于1924年，这一年他为兹林设计了一座新的市政厅，并明确地提出了“花园工厂”（Factory in the Gardens）的规划概念。在积累了实践的经验后，1926年，加胡拉向时任兹林市长的托马斯·拔佳提出了将兹林发展成为花园城市（Garden Town）的提议。这一提议不仅仅将规划设计局限在工厂内部，而且将着眼点放在了提高兹林的生活环境，以改善工人生存状况的方式引进人员和获取更高的生产效率。

到1934年时，拔佳鞋厂在捷克境内的雇工人数已经达到25 000人，兹林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30 000人口的工业城镇。此时的“兹林谷”已经不是一个偏居山区之中的世外桃源，其边界也在发展中不断与城市聚落靠拢、融合，新的规划成为必要。加胡拉主导的规划方案的使命便是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激发拔佳和兹林的活力，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1935年，拔佳公司的新董事长——杨·拔佳（Jan A.Bata）在加胡拉的极力倡议下，邀请了来自瑞士的著名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为整个兹林城镇做规划设计和评审的工作。柯布西耶的规划代表了他早期城市设计概念的一种范式的转换。在兹林的规划方案中，他放弃拟人化、集中式的城市模式，转而采用了线性的城市模式。柯布西耶将兹林市的规划比喻成一次“整个机体与各个器官之间的不适应危机”，他认为一次猛烈的“爆发”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引入了法国的历史革命，将“爆发”看成巴黎的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和三世时期的城市计划。但最终，杨·拔佳还是没有选择柯布西耶带来“路易十四精神”的计划，而采纳了加胡拉的方案。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占领了兹林。战后，国家政体的转变和企业国有化的过程也使得城市建设被打断，拔佳鞋厂的原主人——拔佳家族也失去了对兹林乃至捷克境内鞋厂的控制。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兹林的规划设计工作起作用的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奠定的基础，这为今天的兹林留下了宝贵的规划、建筑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