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和创新利用的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1.找到保护与创新利用之间的平衡点
工业遗产保护获取各方的金融支持，需要创新的工业遗产开发形式作为吸引力。这些新型的开发形式不仅能起到社会宣传作用，还可以吸引各方资金流入工业遗产修缮和维护的工程中。但在创新开发形式的同时，我们还应当采用适当的运营模式，找到工业遗产保护和创新利用的平衡点。例如将大型工业遗产与空间艺术结合，将其开发成具有记忆性的艺术馆和艺术展。上海民生艺术码头举办的“2017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就是其中一例，不仅保留八万吨粮仓的内外结构，还在原有基础上设计了“云梯”等新元素。小型工业遗产亦可与艺术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衍生品。
2.找到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之间的平衡点
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亦是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的结合。我们既要挖掘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进行改造，又要保证一定程度的原遗产比例。这是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目标和核心，也是我们实践中不可避免的难题。例如，上海船厂原址坐落于寸土寸金的银城路和浦东南路路口，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应上海城市发展需求，2005年开发为陆家嘴滨江金融城，但同时工业历史的印迹被商业功能区所替代。对此，我们建议开设“文化窗口”“文化展厅”，保留原址部分文化遗迹，从而找到文化效应与经济效应之间的平衡点。
3.找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点
工业遗产保护不能始终单独依赖政府金融支持，还应拓宽融资渠道，采用政府、市场、社会相结合的多元化金融支持模式。在工业遗产的保护方面，政府资金不可或缺，而在工业遗产的创新利用方面，我们应当找到市场化和政府干预的平衡点，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其次，政府可以从所在地文化普及程度、工业遗产规模、工业遗产保护进度等角度综合考虑，确定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融资方向。如果工业遗产所在地人才密集、文化产业基础好、社会资本热情高，政府应当适度加大社会资本进入的比例，从而减少财政支出；如果工业遗产所在地文化产业基础薄弱、社会资本热情低，政府应当减少社会投机性资金进入，增加政府支持资金，从而保证该工业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利用。
4.建立完整的产业生态链
结合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可以建立完整的工业遗产产业生态链，即启动期、修缮期、发展期、衍生期，在四个阶段分别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
工业遗产保护的启动期，亦可称为种子期，是政府确定开发目标、制订计划、筹备资金，并获取社会公众认可的时期。之后，在修缮期，我们可以采用PPP模式。政府积极完善各地区整体的融资环境，比如政府应当加快设立工业遗产PPP项目投资基金，地方政府则应引导基金规范地参与到工业遗产PPP项目中来，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应当为工业遗产PPP项目中的中小型企业提供增信服务，以带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加大对工业遗产PPP项目的融资支持。同时，政府应当加强部行合作，通过融资绿色通道、适当利息补贴等形式，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工业遗产PPP项目的金融需求特征加强融资服务，从而提高工业遗产保护与金融资本的对接程度。
到了创新利用的发展期，产业发展壮大、基金市场化运行稳定，政府资金逐步撤出，同时市场资金比重进一步加大，充分发挥工业遗产的经济价值。最后，在衍生期，工业遗产将与艺术金融相结合，形成多样的文化艺术衍生品。这不仅能提升工业遗产原有的文化价值，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需求，还能通过艺术衍生品市场实现该产业的投资融资环流。
图6 工业遗产的产业链和金融支持模式
工业遗产是我们的财富，工业遗产保护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未来，工业遗产保护会逐渐市场化，进入我们的生活中，成为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而有效的金融支持体系将为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提供重要的动力。
附英文译文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7ZDA2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尹应凯，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2007年进入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金融学、外语与对外投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金融支持与风险问题。杨博宇，上海大学经济学院2018级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彭兴越，上海大学经济学院2018级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3]张京成、曾凡颖、刘利永等:《工业遗产开发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科技智囊》2008年第11期。
[4]邱勇哲:《钢筋水泥中的人文关怀——后工业景观公园》，《广西城镇建设》2017年第6期。(https://www.daowen.com)
[5]徐雪松、林希玲:《青岛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以青岛啤酒博物馆为例》，《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6]詹一虹、曹福然:《英国工业遗产开发的经验及启示》，《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8期。
[7]张妮、吴志宏:《基于城市多维视野下工业遗产价值的活化》，《中国名城》2018年第7期。
[8]孙淼:《全球城市背景下都市工业遗产转型社区的适应性策略研究》，《工业建筑》2018年第7期。
[9]Rajan,R.and Zingales,L.,“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88,pp.387-432.
[10]刘世锦:《为产业升级和发展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上海金融》1996年。
[11]周立:《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1978—200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玉喜:《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学术交流》2005年第2期。
[12]白志刚:《北京文化产业的现状与对策》，《城市问题》1998年3期。
[13]张爱军:《文化产业发展呼唤金融业的支持》，《新视野》1999年第4期。
[14]章祥生:《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大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以婺源县文化产业为例》，《金融与经济》2016年第10期。
[15]周凯、高玮:《公共支出、金融支持与文化产业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16]王志标、孙震宇、杨盼盼:《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影响效力评估》，《文化产业研究》2017年第1期。
[17]侯英:《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创新研究》，《经济问题》2016年第3期。
[18]熊花:《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支持对策研究》，《企业经济》2017年第9期。
[19]陈畅、陈洪、李司东:《上海工业遗产保护的难点与对策》，《科学发展》2018年第4期。
[20]陈畅、陈洪、李司东:《上海工业遗产保护的难点与对策》，《科学发展》2018年第4期。
[21]陈志敏、张明、司丹:《中国的PPP实践:发展、模式、困境与出路》，《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4期。
[22]邱勇哲:《钢筋水泥中的人文关怀——后工业景观公园》，《广西城镇建设》2017年第6期。
[23]严华鸣:《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我国城市更新领域的应用——基于上海新天地项目的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