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方式：工业文化的两个维度
工业遗产保护是对人类工业技术文明史的再认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工业技术便得到不断创新。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往往从属于整个农耕社会的演进，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这是一个“小工业时代”，此时，“资本不能集中，因此产业不能发达”。[3]从18世纪开始，工业革命使得机器在许多领域代替了繁重的手工劳作，促进了社会分工，形成了工业产业链，使得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机器的普及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可能，生产方式出现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4]中国的工业革命起步晚于西方。费正清曾指出:“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5]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主导的一场以军事技术更新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革命”可以视作中国工业文明的起步。由此开始到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但大多数都是在政治革命与战争洗礼的环境下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工业基础总体仍十分落后，使用机器工业的产值只占整个工农业生产总值的17%左右。[6]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目标。全国范围的大机器生产、电气化生产开始得到推动，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微生物技术等逐渐突破。因此，众多学者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的工业化国家。[7]但无论先后，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都是技术与方式两个维度的变革。
工业文明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包括建筑、劳动工具、日常消费品等，它们是器物属性的。与此同时，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发生了改变，这是社会变迁中更具深层意义的内容，它们是非器物属性的。从广义上讲，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关于物质文化，英国学者麦克德莫特（Catherine McDermott）认为:“由于它关注实物更多于对文字的记载，因而对设计产生了兴趣。……这种以物品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分析依据的特点，与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和民俗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物质文化研究试图探索文物和社会之间在它们的历史背景下的关系，研究社会和生产与使用文化之间的联系。”[8]可见，物质是物质文化的基本，但绝非全部。与物质文化相比，非物质文化的外延更为广泛，从字面上看，不属于物质形态表现的文化即可视作非物质文化。一般而言，它往往包含精神与制度两个层面。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从工业文化的结构层级来看，非物质文化是指“行为层文化”和“精神层文化”。[9]无论采取何种意图去理解和表述，工业文明给人们在物质技术和非物质方式上带来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
意大利著名学者奇波拉（Carlo M.Cipplla）在谈到欧洲工业革命时明确指出:“引进新式机器和新的生产技术只是实现工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机器和技术只有在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有意义，只有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范围内才起作用。”对于这一点，他进一步强调认为:“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问题。”[10]这种物质与非物质的双重作用在工业后发型的中国同样存在。费孝通曾在20世纪中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指出:“在中国，现代技术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11]诚然，费孝通强调的是技术革命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与解构，但以此类推，技术革命在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的推广显然无时无刻不包含着与之适应的新工业文化的产生。
关于工业文化，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例如2006年王正林曾指出:“工业文化既不仅指工业社会的精神生产，也不只是工业社会的物质生产，而是包括了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方方面面，以及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水平。”[12]王学秀认为:“工业文化是人类在工业社会进程中，通过工业化生产与消费过程逐步形成的共有的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及具有工业文明特色的群体行为方式，以及这些信念和准则在物质上的表现。”同时，王学秀还认为工业文化应该秉持传统，这包括“人类开始工业化进程后产生的制度与组织、理念与精神、人物、事件、物质与器物、工业文化与社会互动等”。[13]严鹏在谈到工业文化时认为:“人类在工业时代逐渐产生了一种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体系和生活形态，这种价值观体系和生活形态所构成的文化即工业文化，工业文化具有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14]由此可见，就工业文明而言，以技术变革为重要标志的物质层面和以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为重要标志的非物质层面构成了工业文化的两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