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18年金秋，上海大学与英国伯明翰大学铁桥文化遗产国际研究院联合举办了“当代工业遗产:价值、保护与利用”高端工作坊。英国工业遗产研究领域专家与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原三线建设亲历者以及国家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原国防科工局三线协调中心等部门相关领导，近百位嘉宾共同聚焦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主题，探讨中国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本论文集便是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实际成果。

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三线建设，是中国当代工业发展史上一段不可湮灭的历史。三线建设既是经济建设，更是国防军工建设，由于保密的原因，长期不为外界所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三线建设有关的文献资料与档案逐渐解密，国内史学界学者先拔头筹，率先对三线建设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2006年4月，国家文物局在江苏无锡举办“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通过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草案》。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又下发《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在国家层面拉开了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序幕。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也随之开始受到关注。

1964年到1983年间，中国在三线地区八省一市的范围内，建设了省属以上大中型骨干军工企业和科研事业单位共1 945个（《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关于三线企业调整方案的报告》，载陈夕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这些单位按照“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原则选址，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大山深沟、穷乡僻野。同时，在安徽、江西、山西、河南等一些二线地区，也建设了近300家小三线企业。1983年11月，国务院确定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针，三线企业终止建设，“军转民”的产品转型和调整搬迁成为后来三线企业的主要任务。三线企业搬迁后留下的大片厂区，多年无人经营管理，遗址上留存着大量被闲置的厂房、职工住宅和部分设备、配套设施等，成为今天“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在国家文物局系统职能部门的努力下，已有少量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被列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大多数三线企业遗址（遗迹）仍未被列入文保单位，亦未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近年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部分政协委员在全国或地方的“两会”上纷纷献上提案，呼吁保护与开发利用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政策，如国家工信部发布《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已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纳入国家工业遗产申报范围，在已公布的三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名单中，有成都市成华区国营红光电子管厂、贵州安顺市平坝区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攀枝花钢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等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今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有湖北老河口的三线火箭炮总装厂旧址（1970年）、湖北安远三线航天066导弹基地旧址（1970年）、贵州安顺西秀区三线贵州歼击机总装厂旧址（1966年）、贵州安顺平坝区三线贵州航空发动机厂旧址（1965年）、四川绵阳梓潼三线核武研制基地旧址（1969年）、四川乐山市中区首座受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旧址（1971年）等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承载着三线建设的历史，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今天，被遗忘多年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迎来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三线工业遗产分布区位的“身份”逐渐发生了变化，有些不再“隐藏”在原来清一色的深山沟里，已经“挪”到了城郊，有的甚至进入城市中心区域。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三线城市”——攀枝花市，从一个原本只有七户人家居住的山野荒坡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钢铁城市。攀枝花市文物局普查认定，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点分布在攀枝花市城区的共有12处，其中三处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两处被列入市级文保单位。其他因三线建设而由山村荒野发展为城市的，还有贵州省六盘水市（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等。已经属于城市地域范围内的三线工业遗产，正在参照发达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模式被开发。如位于遵义市汇川区西安路、温州路、南宁路交汇处的“1964文创园”，建设在长征电器集团下属的原长征电器十二厂旧址上，成为人们缅怀历史，留住记忆，又有创意和休闲价值的一个文化地标。类似的还有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的新天光学仪器厂，50多年前，上海光学仪器厂的支内职工从大城市来到这里，在荒山野岭中开山辟路，建起厂房和生产、生活设施，还将周围的河流湖泊建成供人们旅游休闲的城市水域景观。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新天光学仪器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落，工厂走上产业转型之路，旧厂区的部分厂房被改造为新光文创园区，继续进行新的业态——文化产业生产。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三线工业遗产是幸运的，但为数并不多。更多的分散在山野之中的三线工业遗产，依然处在被闲置、荒废的境地。有的虽然被当地乡镇企业或个人租用，或用作仓库，或用作养殖场所，圈养猪、牛、鸡、鸭等，这些初级的空间利用尽管能保留些许建筑，但对保存三线历史记忆并无帮助，对周边环境带来的污染也不可小觑。这种利用方式不可能长久。

如果以陈东林先生2006年刊登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三线建设，离我们最近的工业遗产》文章为发端，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研究至今才走过十多年的历程。以“三线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收入的相关文章已达上百篇，可以说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是一个新热点。已发表的文章内容涉及三线工业遗产的资料调查和现状记录、三线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和评估体系的建立、三线企业遗址的旅游开发以及基于特定地区的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案例的研究等。研究人员以建筑学、城市规划、旅游地理、历史学、文化遗产保护及博物馆学等领域的学者为主，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占了相当比例，预示着这一研究方向有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接棒，未来大有希望，成果可期。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工程，这是由其内容的多元性、内涵的丰富性以及理论的实践性所决定的。三线工业遗产属于文化遗产之一部分，其保护与利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都会不同程度地涉及建筑学、历史学、遗产保护及博物馆学等多门学科，尤其是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路径研究，必然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与创新。跨地域、跨学科的协同合作研究方式胜过单打独斗，凭借丰富的多学科研究手段与宏观的学术视野，可以比个人独立研究获得更加深厚宽广的学术成果。为此，我们通过国际工作坊的学术活动形式，汇集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方略，群策群力，在学术交流中产生思想火花，收获创新与智慧。(https://www.daowen.com)

本次与国外学术机构合作举办的聚焦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学术研讨，在国内尚属首次。这里，我们首先要感谢工作坊的合作方——英国伯明翰大学铁桥文化遗产国际研究院及其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会议做了大量的联络与协调工作，并帮助解决了英方专家来华的差旅等费用）；其次，我们要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对宣传推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7ZDA207）的资金支持；再次，我们还要感谢上海研究院合作项目处、上海大学国际部国际学术论坛项目、上海大学高原学科中国史建设项目对工作坊活动的支持。在工作坊活动期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我们将利用这一平台，聚集国际国内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把三线建设研究和三线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研究推向深入，使之成为国际冷战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作为现代社会与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当代工业遗产是整个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在时间上属于当代的范畴，三线工业遗产自然是当代工业遗产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在国际上形成两大对抗的政治、军事阵营，冷战局面由此形成。而1991年华约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冷战期间，政治、军事对峙导致各国纷纷展开军事设施建设，其中的相当一部分随着冷战的结束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或为新的军事科技设施所取代），成为今天的“冷战遗产”。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冷战时期未加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峙军事阵营的任何一方。中国三线建设是在受到外来势力威胁的严峻形势下被迫开展的，完全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犹如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次长城修建，都是为了抵御当时的外来入侵之敌。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冷战遗产”范畴内，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军事防御特性显而易见。

本论文集尽管聚焦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但并不受地域和国别的局限，视野开阔，兼容并蓄，还收录了欧洲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和中国城市工业遗产保护研究的成果。在工作坊开展前夕，我们专程陪同受邀的英方专家前往重庆，考察部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现状，听取了他们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宝贵建议。欧洲开展工业遗产保护至少早于中国30年，不仅拥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理论研究成果，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今天的欧洲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英国著名工业遗产保护专家迈克·罗宾逊（Mike Robinson）面对欧洲工业遗产保护的新问题，围绕如何迎接挑战，与我们分享了他的思考。韦恩·柯克劳夫特（Wayne D.Cocroft）是英国著名国际冷战遗产研究专家，他以英国对一些冷战遗产的保护利用为例，向我们介绍了英国的一些做法。戴维·潘伯希（David Penberthy）通过其长期的实践经验，分析了如何发掘威尔士工业遗产的内涵，吸引观众眼球，讲好工业遗产的“故事”。艾奥娜·卡塔迪（Ioanna Katapidi）则结合社区发展，阐述了工业遗产怎样作为社区资源进行管理与利用。尽管中英国情不同，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本论文集中的国内作者除了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业学者之外，还有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他们的文章既有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现状调研，也有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开发利用的规划与思考，还有关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品牌建设等。这也是本论文集与一般纯学术单位研究人员参与编写的论文集的不同之处，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其中多篇论文为英文撰写，并由原文作者重新整理、改写为中文论文，现附上中英双版，供国内外读者参阅。总之，本论文集从多角度研究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为人们了解三线历史、讲好三线故事、弘扬三线精神、保护和创新利用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提供了具有极高价值的资料。

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吕建昌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