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若干思考

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价值、保护与利用——以武汉硚口工业区为例

严 鹏^[1] 刘 玥

工业遗产的价值、保护与利用已经是一个学术界广泛讨论与研究的问题。不过，由于工业遗产的种类较多，不同类型的工业遗产的价值存在着差异性，其保护与利用需要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因此，分类研究有其必要。本文拟就中国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价值、保护与利用进行研究，并通过武汉硚口工业区的个案剖析若干问题。

一、当代工业遗产的界定及其价值

人类的工业革命或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因此，工业遗产的产生也具有世界普遍性。所有工业发展史的时间足够长的国家与地区，都可能出现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本质所带来的去工业化现象，而去工业化或工业衰退正是工业遗产形成的前提条件。不过，由于各国的工业革命或工业化进程又是在相异的时空环境里发生的，所以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并由此影响到工业遗产。各国工业革命存在着时间差，无疑是所有差异性因素中最突出的一种。

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是18世纪以后出现的，因此，尽管当前人们对于“工业”（industry）一词有着泛化理解的倾向，往往将古代的手工业遗产亦视为工业遗产的一部分，但这种泛化理解与定义会使研究缺乏边界，故本文仍遵循传统上对于工业的理解，即将工业视为工业革命之后诞生的非农业物质生产部门。狭义的工业革命就是指英国工业革命，英国既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最早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并兴起工业遗产保护的国家。毫无疑问，英国的工业遗产，在本文的限定之下，是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与19世纪初的，这也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工业遗产。从19世纪初开始，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与北美扩散，到19世纪中叶，东亚的中国与日本亦踏上工业化的征程。于是，当英国完成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美国与欧洲大陆才刚刚开始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中国和日本则尚未启动工业化。这就是不同国家与地区工业革命的时间差，由此亦导致了各个国家与地区工业遗产的历史长短大不相同，进而影响到其所能被赋予的价值。例如，后发型国家历史最悠久的工业遗产，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可能在历史年头上无足观之，在技术内涵上缺乏原创性，在建筑特点上平平无奇。因此，评估工业遗产的价值，要考虑国别乃至地区的差异，既正视工业遗产价值的层次性，又尊重工业遗产价值的地方性。由这一点出发，本文所谓的“当代工业遗产”，是一个限定在中国大陆这一空间范围内的概念，其价值也只能从中国自身的工业史进程中产生。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发展史波澜起伏，也可以划分为若干明显的阶段。洋务运动时代，以江南制造局等军工企业为先导，中国建起了第一批现代工业企业，也由此留下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开滦煤矿、汉冶萍公司等最早的工业遗产。然而，甲午战争以后，由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主导的工业化实际上就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了，民间资本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工业领域，成为推动中国工业革命的新动力。这个时期兴起了以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荣家兄弟在无锡等地创办的面粉厂与纺织厂等为代表的企业，其中一些企业的厂房、建筑亦遗留下来，成为重要的工业遗产。辛亥革命之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国工业保持了发展的势头，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繁荣一时。不过，到了20世纪30年代，受日本侵华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工业不甚景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集中于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大量内迁，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兴起了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因此这些企业虽很多地处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亦有不少留下了保存完整的工业遗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史进入到真正的“当代”部分。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历经近70年的沧桑，其时间已远远超过民国时代，故其工业史也可以而且必须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一般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是当代中国工业史的第一阶段，其特点为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与苏联的大规模技术转移建立起了近代中国欠缺的重工业基础。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的工业化探索陷入曲折中，直到此后的调整期才有所恢复。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大跃进”期间，中国工业出现了一次扩散，部分凭一时激情创立的企业甚至成长为今天亦极具竞争力的工业企业。^[2]而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国开始了三线建设这一大规模的战备工业化，在大三线、小三线建立了一批工业企业，促成了中国工业的又一次大扩散。当然，从1966年到1976年的历史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总的来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或工业革命可以视为经历了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大的阶段，其留下的工业遗产是不少的。改革开放无疑又使中国工业掀开了新的篇章，在40年的时间里，也可以划分出至少三个阶段，一些作为改革开放标志的工业企业如宝钢，今天同样已出现了遗产化的现象。

因此，所谓“当代工业遗产”，指的应该是1949年后中国产生的工业遗产，但其亦包含不同的类型，从最基本的历史价值角度说，不存在单一类型的当代工业遗产。概略地说，当代工业遗产包括“一五”计划时期的工业遗产、“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工业遗产、三线建设工业遗产、20世纪70年代工业遗产、改革开放工业遗产等。本文无法对当代工业遗产进行系统的学理总结，但是仍然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初步分类，见表1。

表1　中国当代工业遗产的类型

毫无疑问，不同类型的当代工业遗产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从共性的角度说，所有的工业遗产都是工业文化的产物，都反映了工业革命进程中的文化，尤其是人们从事工业建设过程中依托的各种精神，这是最宝贵的工业遗产，也是真正对工业发展本身有用的值得继承的遗产。但是，抛开这种非物质的工业遗产的文化价值之外，工业遗产那些有形的与可见的组成部分，如厂房、建筑、景观、设备等，显然存在着不同的估值。从经济学角度说，工业遗产的价值应该遵循价值评估的一般准则，即由其稀缺性来决定高低。简单地说，那些历史更悠久的历经百年的厂房遗迹显然比三四十年的厂房遗迹更有工业遗产意义上的价值，那些曾经具有创新性的工艺显然比普通工艺更有价值。从这个角度说，近代工业遗产天然地就比当代工业遗产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在当代工业遗产中，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遗产一般来说也要比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遗产更有价值。但是，历史价值虽然取决于历史距今的时间长短，但同样取决于历史内涵，即历史上人们的活动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程度或独特性程度。例如，同样是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的工业遗产，通过学习苏联技术建立起来的“156项工程”的遗产就比普通的小型地方工厂的遗产更有价值。也是基于这种逻辑，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在1978年前的当代工业遗产中具有特殊意义，是一种专门类型的工业遗产。至于在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或其他类型当代工业遗产内部，不同的遗产肯定也具有不同的价值，那就需要从遗产的历史地位、规模、核心物件等方面再进行更具体的评估与鉴别了。

不过，工业遗产不同于传统的文化遗产，更不同于单纯的历史文物，除了历史价值外，还具有其他维度的价值。尤为重要的是，工业遗产一般具有开发与再利用的现实经济价值。而从这个角度说，当代工业遗产的价值构成就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了。一方面，当代工业遗产因其距今年代较近而缺乏厚重的历史价值；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当代工业遗产形成的年代不久远，其厂房、物件、景观等一般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如果保护得当，往往比近代工业遗产更完整，从而更具可观性，且其建筑的可再利用价值从经济角度说也是更高的。因此，当代工业遗产作为中国工业遗产的重要一支，在工业遗产的利用方面有着较高的现实价值，可以弥补其历史价值较低的不足。

二、武汉硚口工业区当代工业遗产概况

在数量众多的当代工业遗产中，除了较为特殊的“156项工程”工业遗产和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外，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大中型城市里，还散布着一大批1978年以前建成的普通工厂留下的遗存，这就是前文界定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遗产。这些工业遗产的特点是历史价值通常较有限，在工业史上缺乏显著地位，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则缺乏独特性，但对于当地历史与文化或有较大纪念意义。本文拟以老工业基地武汉市的硚口区的两个个案来具体分析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状况。硚口区的工业史可以追溯至晚清时代，具有深厚的工业文化积累与底蕴，迄今亦保留着完整的民国时代的工业遗产，但本文仅探讨该区的武汉铜材厂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这两处当代工业遗产。

武汉铜材厂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是武汉市当代工业遗产开发的代表。这两处工业遗产的开发的共同特点是都保留了原先的老厂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该两处遗产的原工厂所在的硚口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重点规划建设的工业基地”，曾经出产过“武汉的第一块肥皂、第一根火柴、第一滴自来水和新中国的第一台手扶拖拉机机”，同时“共有以机械电子、印刷包装、化工医药等为主的各类工业企业220家，熟练产业工人10.5万人，其中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5 100多人”^[3]。在硚口区浓厚的工业文化氛围中，武汉铜材厂和武汉轻型汽车公司已完成转型，形成了当代宝贵的工业遗产。下文将详细介绍这两处工厂的历史演变及其所形成的工业遗产的具体情况。

（一）保存与开发：武汉铜材厂与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

武汉铜材厂是武汉地区加工有色金属材料的工厂，兴建于1958年，1976年正式定名。武汉铜材厂发展很快，在其建厂初期，“以青铅、铸字铅、合金焊件、锡罐和小规格铅衬板等冶炼产品为主，兼轧少量铜板带（片）材”；1963年以后，“逐步形成电炉熔铸、热轧加热、酸洗刷铜等近20道工艺流程”；到1985年，“武汉铜材厂已发展为湖北省内主要生产各类铜板、带、箔、锡铅、铅铝合金板及双金属材料的厂家，也是武汉市唯一生产铜带材的企业”。^[4]武汉铜材厂形成了完整配套的有色金属材料加工体系，发展势头一直很猛，但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受到了冲击，生产经营情况下滑。在武汉铜材厂搬离以后，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在其老厂房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于2010年开始建设，到2011年5月28日正式建成开放。因此，针对武汉铜材厂的工业遗产，目前一方面将部分厂房保存起来辟为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另一方面则将厂区的其他建筑用于再开发。

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的内容不仅仅与武汉铜材厂有关，而是整个硚口工业区工业文化遗产的整合。馆内设置有百坊手工业、民族工业、新中国工业三个展示厅，在各个展厅中汇集了武汉市硚口区各个时期典型的工厂。在百坊手工业厅中，结合硚口区发展的历史特点，还原了旧汉口的市井百态，当时典型的手工业生产有缝衣、打铁、铜器、锁业、补锅、竹编等，这些手工业产业奠定了硚口区的民族工业的基础。博物馆中主要选取了老天城槽坊、苏恒泰伞店、叶开泰参药店，运用场景模拟的形式，展现这三个老字号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民族工业展示厅，主要讲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开埠通商的历史。这一时期在张之洞的大力扶持下，民族资本家创办了一批近现代工厂，其中包括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厂、汉昌烛皂厂等。燮昌火柴厂是1897年由上海商人叶澄衷派宋炜臣到汉口投资42万银元开办，该厂成为上海燮昌火柴厂的分厂。硚口区的燮昌火柴厂也是武汉的第一家民族工业企业，生产出了大汉口的第一根火柴。既济水电厂于1908年建成送电，1909年建成送水，是由英国籍工程师穆尔氏设计的，它曾生产出汉口的第一度电、第一滴自来水。新中国成立后，既济水电厂被政府接管。汉昌烛皂厂是1915年所创办的“汉昌烛皂厂无限公司”，生产出了汉口的第一块肥皂。抗日战争时，汉昌无限公司的手工生产设备与部分职工搬到四川，在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在武汉复业，并在1958年并入武汉化工厂。进入新中国工业展示厅，主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硚口区工业的新生，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硚口区对老工业区的改造。这一展示厅详细介绍了武汉柴油机厂与武汉机床厂的情况。1958年11月，毛泽东曾视察武汉柴油机厂试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1984年11月，武汉市政府聘请联邦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一时传为佳话。武汉机床厂主要生产工具以及刃具磨床，在20世纪50年代，被国家列为全国生产工具刃具磨床的骨干厂，成为机床行业的“十八罗汉厂”之一。同时，在这一展厅中，也介绍了2003年武汉市政府以“整合资源、企业改制、充分就业、环境整治”为目标推动的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的建设，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的开发和建设利用了武汉铜材厂原先的生产场地与厂房，博物馆的开发与硚口工业区的宣传相辅相成，且利用现代化的馆内设计和布局，展览了较多的图片、实物与资料，对于工业遗产来说形成了有效的利用模式。但是，本文作者2017年与2018年两次实地调研后发现，目前武汉铜材厂工业遗产的整体利用情况不佳。从2017年夏天的调研看，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利用原武汉铜材厂车间，有较好的展示空间，但其展示内容无论在展品还是在设计上均乏善可陈，并没有真正挖掘出当代工业遗产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据当时的调研，本文作者被告知，与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毗连的武汉铜材厂厂区将建设成电子商务园区。一年后，本文作者回访该工业遗产，则被告知因园区建设，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停止对外开放。整体来看，武汉铜材厂遗留下来的厂区有着完整的工业景观和可以利用的建筑设施，也有将工业博物馆和新业态结合起来的开发思路，但目前的利用情况，从公益和经济两个角度看，都不尽人意。(https://www.daowen.com)

（二）创意与开发：武汉轻型汽车制造公司与“江城壹号”

武汉轻型汽车制造公司也是当代工业遗产的典型代表。武汉轻型汽车公司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反映了新中国工业化的探索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以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生产轻型汽车，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在当时是国家定点生产汽车的重点企业，“为全国28家轻型汽车制造厂家之一”^[5]，由原武汉汽车制造总厂和长江汽车改制总厂合并而成。长江汽车制造厂的前身是武汉消防器材厂，生产消防车和扬子牌汽车。1970年，武汉消防器材厂迁至武汉机械学院，生产越野吉普车和汽油发动机。1970年该厂生产吉普车465辆。1973年便达到1 018辆，比1972年增长79%，1975年产量增至1 765辆，并在1980年获得机械部科技成果三等奖。1980年，撤销了汽车工业公司，成立武汉长江汽车改制总厂，后又再次成立汽车工业公司，由长江汽车改制总厂和武汉汽车制造总厂合并，成立了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到1985年底，该厂累计生产各种轻型汽车68 747辆，累计销售收入99 249.99万元，累计上缴利润3 391.4万元。全厂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6.7万平方米，拥有生产设备960台，年产轻型汽车的能力已达8 000辆。^[6]可以说，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在当时生产轻型汽车的能力上水平很高，但在经历了一个巅峰期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产情况发生改变。1994年4月19日，武汉市政府将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转给东风汽车公司，由东风汽车公司负责对武汉轻型汽车制造总厂的人、财、物、产、供、销实行统一管理，并更名为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然而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并没有因此实现更加快速的发展，而是陷入了生产萎缩的境地。企业发展无法实现新的突破，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企业濒临破产。2002年1月1日，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的资产和人员关系划转给武汉市，2003年2月，武汉工业国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其进行管理，当年末，企业资产总额15 150万元，负债总额26 727万元，净资产负11 577万元。资产负债率176.4%。^[7]2004年，企业实行改制，配合了汉正街都市工业园的建设，从2004年10月28日到2011年11月31日，历时八年时间，清场交地的工作完成。

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在原址上撤离之后，留下了不可移动的老厂房和土地。2013年，这块土地在保留原始厂房的基础上，作为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与开发，修建了“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在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成的时候，有一处设计十分新颖，那就是将13辆报废车辆用叠罗汉的形式堆砌出的10米高的雕塑，足以令游览者感到震撼，也包含着汽车厂从历史走向新生的寓意。文化创意产业园共分为四大文化板块，有时尚休闲区、文化休闲区、美食风情区以及创意办公区。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园突出创意与个性，结合时尚和现代的新式元素，入驻了不少商家，其中包括美食、咖啡厅、书吧等餐饮相关的商家，也包括乐器学习中心、电影院等文化层面的消费场所，还有快递公司的仓库和房车公司的展示厅等。整个产业园中的道路根据12星座命名，商家店铺外观设计文艺有趣，可见“江城壹号”在整体规划的过程中是特别注重细节的。原有的老厂房上挂着汽车厂尚在时的原场所说明牌，比如油漆化验室、总装车间等，对工业遗产进行了有效的保存。“江城壹号”文化创意产业园从整体来看，将对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的工业遗产的保护融入了利用与再开发中，且在开发过程中注入了现代化的创意与布置方式，以迎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形成一个以工业元素为主题的产业经营链，注重细节，设计感较强。然而在其运营的过程中，“江城壹号”并没有真正起到宣传与开发的效果，据实地对商家的调研反映，园区店面经营颇惨淡，这也与“江城壹号”所在地理位置偏僻有关。

三、对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若干思考

作为一个初步的研究，本文难以得出完整而系统性的结论，只能结合案例对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引出若干思考，更多的研究还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入。

首先，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价值必须得到深入挖掘与完整认知。由于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工业革命是1949年后乃至1978年后才展开的，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工业遗产中的主体部分应该是当代工业遗产。而且，由于战乱和改建等各种原因，目前保留较完好的近代工业遗产数量不多。以中国工业发祥地之一的武汉来说，尽管在1949年前该市一直是中国不多的工业重镇之一，但目前真正较完好保留下来的建筑类近代工业遗产仅福新第五面粉厂、平和打包厂与大智门火车站遗址等数处。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和较佳工业景观的汉阳铁厂工业遗产与“汉阳造”工业遗产等，其厂区与建筑恰恰是当代城市工业遗产。^[8]因此，从全局性的角度说，如果将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视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文物保护事业，则有关部门是不应低估当代工业遗产的价值的。

其次，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的历史价值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文化的传承功能。无可讳言，中国各地尤其是各大中型城市大量兴建于1958年以后的工业企业，其历史意义既不如近代企业，也比不上“156项工程”企业，其特色甚至也比不上三线建设企业，而且横向比较来说同质性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城市工业遗产缺乏历史价值。实际上，1958年以后不少城市工业企业是在国家投资不足的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职工们的创业热情和奉献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真正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此，当代城市工业遗产承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文化，可以很好地发挥工业遗产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层面的教育功能。而且由于当代城市工业遗产往往具有地方性与社区性，这种教育功能是更加日常化而能够与城市自身文化传承与更新密切结合的。遗憾的是，不少地方的工业遗产主体往往过分以年代尺度来衡量遗产的历史价值，建立起对于近代中国工业的不合实际的想象，乃至产生种种歪曲史实的比附，而忽略了当代中国工业人自我奋斗历史的宝贵价值。这种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贵族病”与“遗老病”是一种文化不自信的体现，不仅不能增进当代工业遗产的价值，而且也有损于工业精神的真正发扬。即以本文案例来说，武汉铜材厂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可歌可泣的创业史，但这一点不仅为学界所不知，而且在以该厂厂房为基础建立的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里，亦未得到展示。进一步说，从手工业时代开始追溯起的硚口民族工业博物馆，在展示内容上也与武汉其他博物馆或相关机构的展览有较多重复之处，没有很好地突出特色。

最后，当代城市工业遗产具有极好的开发与利用价值，但真正有效的开发与利用仍然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当代城市工业遗产尽管从理论上说存量甚大，但实际上也正在迅速消失着，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具有区域中心意义的大城市中。这些大城市往往本身并非单一的工业城市，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快速发展，其原有的工业区正被大规模地重新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工业景观正迅速被新的城市景观取代，真正能保存下来的工业遗迹亦屈指可数。本文所举的武汉市可谓一个典型，该市不仅近代工业遗产几近荡然无存，就算是“156项工程”工业遗产乃至普通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遗产，在除青山区之外的城区内亦所剩无几，而青山区的特殊性在于宝武集团的武钢厂区仍在正常生产中，其停产部分停产的时间也还不久。因此，当代城市工业遗产因其位于城市的特殊性，而增加了保护的难度。但在另一方面，以本文所据案例来看，尽管相关工业遗产得到了较完整的保存，但是后期的开发与利用工作目前却效果不彰。从目前的具体分析看，其原因主要在于两处工业遗产的地理位置仍较偏僻，其周边地块虽然已经大规模去工业化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与地产开发，在这种环境下，转型为商业业态的工业遗产的经营，自然会面临较大困难。长远来看，此类工业遗产的开发与利用仍然要与城市整体规划结合起来，并探寻自身特有的市场竞争优势。

【注释】

[1]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工业文化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业经济、工业文化、企业史和经济思想史。

[2]严鹏:《简明中国工业史（1815—2015）》，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66页。

[3]杨卫东、许以洪主编:《武汉市硚口地区国有企业调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4]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工业志（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5]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工业志（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

[6]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工业志（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

[7]杨卫东、许以洪主编:《武汉市硚口地区国有企业调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8]汉阳钢厂遗产的实际情况及其与历史上汉阳铁厂的关系，详见胡怡婷、周冰雪:《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实践一例——汉阳钢厂遗产简介》，载彭南生、严鹏主编:《工业文化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