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 记

二〇一六年秋末冬初，是我人生中的一段至暗时刻，我被确诊患了肺癌。我做了死的准备，暗地里给妻子和女儿女婿写了遗书。在上手术台的前一晚，我回顾自己的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写成严子陵的传记。我要感谢为我主刀的上海市胸科医院的申屠阳教授，是他的精湛医术，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为我创作严子陵传记，延续了一段极其宝贵的生命时光。

我执念写严子陵，是因为在余姚的四大先贤中，严子陵是唯一一个没有完整生平事迹的历史人物。（迄今为止还找不出一本完整地写他一生的书。）我下决心要去填补这个空白。但这只是我选择写严子陵的原因之一。点燃我写严子陵传记的引信，是二〇一四年的一件旧事。

那年，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上演了姚剧《严子陵》，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不久，它以高分荣获宁波市“五个一工程”奖。但是，在送评省级有关奖项时，《严子陵》落选了。落选的原因是因为某些评委（包括一些领导）认为，严子陵是一个对社会有消极影响的历史人物。

当时，我在余姚市委宣传部分管文化工作，听到这一消息后，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一个深受浙东人民敬仰和尊崇的历史人物，居然被定性为一个消极负面人物，难道严子陵对社会没有一点正能量吗？难道世世代代的浙东人民都看走眼了吗？

其实，国人对严子陵（主要对他的隐居不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评价：

一是风骨高洁之士。认为严子陵以矫行特立的姿态，写下了一篇意蕴深邃、影响深远的大文章，他的高风亮节，似“云山苍苍”，如“江水泱泱”。

二是沽名钓誉之徒。认为严子陵的行为，是“故作清高”的作秀，他贪图虚名，却追求逍遥，不愿做官为国家尽责担当，对社会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这两种绝然对立的是非褒贬，即使在严子陵故里余姚，今天也依然普遍存在着。它真实反映了世人（包括余姚人）对严子陵的心态。

我惊讶喟叹，祖辈把严子陵列为余姚四先贤之首，而后人却对严子陵缺少了应有的文化自信。

我心里忽然有一股子冲动，要为严子陵写一部传记。我要探秘他的人生轨迹，揭开他隐居不仕的谜底，展现他蓬勃向上的积极形象。

我认为，严子陵的历史影响是精神和文化上的，内在、积极，深远而广泛，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宋范仲淹在千古名篇《严先生祠堂记》中，将严子陵推崇至极，赞美严子陵的行为“使贪夫廉，懦夫立”，严子陵的品格“山高水长”；政治家、主持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仰慕严子陵的耿介兀傲，击案高呼“吾爱严子陵”；词圣苏东坡吟诵严子陵的行为，恰似“耿耿清风”拂遍大地。明大儒王阳明曾登临客星山拜谒严子陵墓，并游览了高风三亭，称颂“严光亭子”胜过洛阳云台。（南宋嘉定十七年，郡守汪纲在余姚客星山严子陵墓左侧建高风阁，配建遂高亭、丝风亭和苍云亭）清康熙朝“中州先哲”吕履恒，感叹严子陵高洁的精神之魂，犹如翱翔天空的鸿雁，那么多东都洛阳的名士，也难及他的一只翅膀。近代戊戌变革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断言，就凭严子陵“怀仁抱义天下悦”这一句话，对当政者已是“片言为政固已足。”

曾任浙江省社科院院长的王凤贤论严子陵，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图腾”，在物欲横流、名利至上被极度放大的当下社会，有其“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严子陵的同邑后学华建新评严子陵，“志不在名”但“高名自至”，因为严子陵的行为，挑战的并不是皇威，而是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法则。

《宁波通史·史前至唐五代卷》（傅璇琮主编）称誉：“严光现象是中国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象，已经成为含义丰富的人格‘原型’，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和审美的内涵”“严光不仅是余姚的乡贤之首，而且是浙东文化史上的最早楷模，是浙东文化发轫的一块界碑。”

《毛泽东早期文稿》选有一篇《讲堂录》，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学习期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毛泽东写道：“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王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在这篇笔记里，毛泽东肯定严子陵是一个既具远见卓识又能“正风俗”的人，他“力讲气节”功成不居的风节，可以起到影响当时与后世的作用；毛泽东推崇严子陵是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人，在那个“专制时代”，严子陵那种“不屈于帝王”的勇气，在封建士大夫之中“高尚不可及哉”。作为熟谙历史、缔造新中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对严子陵“力正风俗、传教后世”的评价，足以表明严子陵是一位具有正能量的历史人物。

我对严子陵文化充满着百分百的自信。

写严子陵很难，难就难在关于严子陵的史料少，尤其是他的生平信息。不过，少也有少的好处。少的好处是，留给写作者想象的空间大了。严子陵留下的谜，给了人们无限的想象，令人神往而欲探究之。但是，想象要有历史依据，想象要照应历史背景，想象要遵循历史规律，想象要符合历史人物的心性情理。说到底，想象要讲究科学，要以缜密的逻辑托底。

追求科学的想象，首要是研究，把严子陵文化研究深、研究透。这是写严子陵传记前必先做的功课。

于是，我在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年的情况下，抱着走一步是一步的心态，迈出了我的计划的第一步。二〇一七年春，当我自觉身体有所起色时，便着手研究严子陵。

我根据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逸民列传》等有关史料，开列了一百多个问题，如：严子陵“少有高名”，发生在哪一岁，因什么事，在什么地方？严子陵“与光武同游学”，他们是太学同学，还是像先秦诸子一样游学五湖四海的同学（游学在西汉成为一种国家化的时尚）？严子陵与侯霸“素旧”，是老相识或老朋友，那么，他们相识于何时何地，关系是好是坏，有过什么交往？严子陵被王莽、刘秀多次征聘，在当世应是一位声誉卓著的人物，却为什么没有著说存世？严子陵与梅李陀的千里姻缘如何结成，他的继配范氏又是怎样一位女性？刘秀礼聘严子陵到洛阳后，邀他入宫“相对累日”，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有史料说严子陵以自己的声望，通过举荐和游说，为刘秀网罗军事人才，“先之以邓禹，继之以马援”，那么他与邓禹和马援有旧交吗，他是怎么说服他们追随刘秀的？……

我按照拟定的题目，穷根究底地去找史料，没有正史找野史，没有野史找传说，没有传说就找元明戏曲和明清演义。除了搜集已有文字资料，我还擘画出两千年前严子陵的足迹，游走全国各地开展田野调查。我企图把撒落在大地上的挂在民众口头上的严子陵的故事，统统收集起来。

我在收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素材的基础上，进而逐题加以整理、研析、破解。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我对严子陵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他一生的轨迹和形象轮廓在我的脑海里跃然而出。至二〇一八年底，研究告一段落。回首望，已历时两年整。

二〇一九年春节后，我开始写作。整个写作过程，依然伴随着大量的研究。文中凡严子陵走过的路、办过的事、说过的话、交往过的人等，都是在不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转化为文字和语言的。就这样，我边研究，边写作，到二〇二一年六月底，在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前夕，完成了约二十万字的初稿。

写作本就不易，对我而言更加艰难。因为，我这习惯写行政公文的手，笔头一扭要写文学类的文章，如何组织好语言让我大伤脑筋。这二十余万字，是我在三年时间里，靠着韧劲，逐字逐句地抠出来的，其中的艰辛难以言状。

终于，我将严子陵的研究成果，化茧成蝶为《达人严子陵》这部传记。

有好奇的朋友会问，为什么在书名里给严子陵冠以“达人”称谓，而不冠以惯用的“高士”之称。我自己也有过疑虑，称严子陵为“达人”，是否会贬损严子陵高风亮节的形象。

“高士”，一般指志趣、品行高洁之士，也指隐居不仕的名士，有时特指道家人物或佛界僧人。我认为，“高士”一词有点高冷、偏狭，不足以表现严子陵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的丰富性。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在《秦汉称谓研究》一书中提出，“达人”这一社会称谓，源于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孟僖子对孔子的评价。在古代，“达人”通常指明德者、通识者、睿智者、成功者和显贵者。严子陵应属“达人”无疑。

——达人明德。《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国大夫孟僖子追溯了孔子家族的光荣，又引叔梁纥的话：“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他判断孔子就将成为这样的“达人”。于是，他让自己的儿子从孔子学礼。《左传》里的“达人”，虽然不是“圣人”，却和“圣人”相接近。

——达人大观。汉初贾谊的《鸟赋》曰：“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亡不可。”贾谊赋中的达人，意为通达博识之士，大观指视野广阔、目光远大。

——达人豁达。《列子·杨朱》论及孔子的学生子贡的后代端木叔，夸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列子》里的“达人”，不仅明德，还具有“达人”的标志性品格——“达而不拘”，抱有性情豪爽、胸襟宽阔的生活态度。

——达人有为。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曾被称作“达人”。《艺文类聚》卷六四引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对诸葛亮有“达人有作，振此颓风”的高度赞美。

——达人进止得时。后汉班彪在《悼离骚》中曰：“惟达人进止得时。”班彪笔下的达人，是充满着积极主动的人生智慧的士人。

“达人”一词，从古至今，一直担当着对某一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的褒扬。

可喜的是，现今的“达人”，已从庙堂走进民间，成为老百姓赞美身边能人的习常俚语——全世界都一样。它与平凡的我们亲近了，但它依然光彩熠熠。

我希望我笔下的严子陵，正是这样一位既需要你仰望，又能让你亲近的东汉达人。

在本书写作期间，我得到了董朝晖、谢志强、张建华、干亚群、徐渭明、郑遥波、陈刚和章颖等文艺界领导和老师的热忱鼓励和不吝赐教。著名作家谢志强老师为我开列的《通天之路：李白传》（美籍作家哈金著）等书单，引导我找到了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新方法。文史学者诸焕灿、谢建龙老师为我提供了许多史料线索，包括元明戏曲方面。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加油鼓劲和智力支援，才使我的创作激情一直如此亢奋。

严子陵后裔、余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严忠苗同志，是本书修改定稿后的第一位读者。他的“读后感”很有见地。我在对书稿作补充修改时，对他的意见几乎全部予以采纳。

严子陵故里低塘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把严子陵的研究、传记写作和出版，作为一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工程，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注，以及必要的资助。

还有余姚市委宣传部、余姚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的领导和同人，近年来他们每与我相遇，常会在不经意间诹询我的写作情况。我把它当作一种鞭策和勉励，成为自己坚持创作的动能之一。

我的妻子黄丽君对我抱恙写作采取了“纵容”态度，我退休前许诺的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也被她兜揽过去，她每日烧菜做饭带外孙女，辛劳不言而喻。书稿的字里行间，沾着她的通达和汗渍。

感谢所有为我研究、创作和出版提供过帮助的人。是众人拾柴，成就了《达人严子陵》。

范立书

2021 年12 月31 日于余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