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时期：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前8—前6世纪）
这个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散见于《国语》、《左传》记载的虢文公、史伯、晏婴、伶州鸠等人的有关言论，可以概括为“平和”审美观、礼乐思想和阴阳五行音乐思想。涉及的音乐美学基本范畴有以下几对。
“和”与“同”。“和”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最重要的概念，它自出现以后一直贯穿整个中国音乐美学史。所谓“乐从和”。从各人的言论中可以概括“和”的含义——高低、长短、强弱等不同的声音按一定规律组织起来，就产生了协和的音乐。“和”就是美。这和古希腊的“和谐”说非常相似。中国古人还明确指出“和”不是“同”；假如仅仅是相同的声音就不美了（所谓“声一无听”）。“和”也是萌芽状态的哲学、生态学、中医、烹调等领域的重要概念，除了和谐的意思之外，它还有动态平衡、恰到好处等含义。
“中”与“淫”。古人认为和的音乐是适中的；只有适中才是好的。“中”是“和”的重要性质。“中”即适中，因此“和”除了和谐的含义之外，还有“平和”的含义。适中的音乐能够使亏损得到补充，使淤积得到宣泄（“济其不及，以泻其过”）。不适中、无节制的音乐就是“淫声”。民间音乐充分表现思想情感，大喜大悲，因此被当作“淫声”。对比之下，中国古人推崇适中，一种平和的音乐就具有“济”与“泻”两种功能，而西方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则认为人们需要勇猛和宁静两种音乐，分别实现激励和安抚两种功能。
“音”与“心”。古人认为音乐和人心密切相关。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音乐对人能产生重要作用。平和的音乐能使人心平和，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通融和谐。这一点无论对君子个体还是对百姓群体都一样，所谓“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等等。
“乐”与“礼”。中国早期礼和乐就是不可分的社会规范活动。礼乐一体，政治与音乐密切相关。一方面乐受制于礼，必须“为礼以奉之”、“修礼以节之”。另一方面礼受到乐的辅佐，使人心和顺，上下和德。这一点后来的儒家特别推崇，对中国音乐历史影响深远。
“哀”与“乐”。当时已经有表现悲与乐不同情绪的音乐，但是，从言论上看，多数人倾向于表现乐而否定表现哀，尤其是统治阶级。究其原因，一方面人们认为哀的音乐会使国运衰弱，另一方面表现悲哀的多为民间音乐，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被统治阶级认为对社会和谐不利。
“新声”与“德音”。前者是民间音乐的统称，后者是平和、符合礼的音乐的统称。新声多哀怨，是人民心声的自然、充分流露，既不符合平和的美学观，又不处于礼的规范之下，因此受到排斥。而德音则是平和原则与礼乐规范的典型，所以受到极力推崇。
此外还有“气”、“风”等与音乐有关的概念范畴。“气”是自然的造化，由天地所生，“风”是“气”的运行。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强调音乐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认为音乐产生于自然，所谓“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省风以作乐”，另一方面认为音乐可以对自然产生特殊的作用，可以协调风气有利于农事，所谓“乐以开山川之风”，“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可见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深受阴阳五行观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