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工具的价值

尽管音乐的独有价值在于它能为人们呈现的特殊的感性世界，在实用中，音乐作为手段为非音乐目的服务，和其他工具一样具有可替代的，但是它毕竟具有特殊功效。也就是说，音乐具有特殊工具的价值。工具的价值哲学上称为“外在价值”，即依附于目的的价值。作为工具的音乐的外在价值具有特殊性。

解决战争尽管可以使用通常的武器和方式，但是使用音乐这样的“武器”可以不流血或少流血。音乐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声波的衍射可以绕过障碍物。两军对垒，往往要避开对方的视线，因此靠声波来传递信息是最佳方法。这就是音乐作为特殊武器的价值所在。古代有“四面楚歌”的功用事例，现代也有类似的例子。在解放战争期间，敌人被围困在碉堡里，人们除了喊话之外，也曾采取音乐的“攻心战”，瓦解敌人军心，令其不战而降。当然，已经构成的围困是前提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仅靠音乐的力量将不足以解决战斗。

在作品分析教学中，被选择的作品通常具有典型意义；作为标本，虽然可替代，却具有特殊性。每个音乐作品都是特殊、独特的。就获得曲式结构等等知识而言，可以选择不同的作品来分析，但是“这一个”依然有其特殊价值。例如为了让学生掌握乐队变奏手法，教师选择肖斯塔科维奇《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展开部，这个部分采用了一个“侵略”的主题，有11次力度逐渐增强的变奏。这个主题自身几乎没有变化，依次出现在不同声部，主要靠配器产生变化。因此它在让学生掌握管弦乐队变奏写法上具有特殊价值，尽管从根本上说是可替代的。

音乐在教化上的特殊价值恰恰在于它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由于音乐是非语义性的，可以直接抵达人的内心深处，而且感性上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人们喜闻乐见，因此可以悄悄影响听者的精神。对比之下，直接的说教虽然明确，却未必收到足够好的功效。因为直接说教具有“良药苦口”的特点。音乐被用于教化时，是“裹着糖衣的药”，人们在接受时不会产生抵触。古今中外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都看到了音乐的影响力，留下许多相关言论，从中可以看到利用音乐来感化人心一直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过去的人们认为音乐有好坏之分；接触好的音乐能使人变好，反之使人变坏，就像和好人或坏人交朋友一样。宗教界更是利用音乐来创造氛围，影响人心。根据不同的目的，人们选择不同的音乐样式。中国先秦时期，人们以平和为最高价值，因此要求音乐具有平和的样式。反过来，人们认为平和的音乐能使心灵获得和谐——使虚弱者充盈，使烦躁者平静。今天看来，是由于音乐的时间性、过程性，音乐和情感起伏的“异质同构”关系，使听者可以在和音乐接触的过程中心随音动，因此逐渐被音乐感化。

宣泄内心淤积，人们如果采用音乐的方式，将获得特殊效果。摇滚广场是典型事例。巨大的声场、繁复的色光、强劲的律动，令所有在现场的人们处于亢奋、迷狂状态。随着台上歌星的歌唱和扭动，台下的人们也一边吼叫一边扭动。在巨大的体能输出过程，内心淤积得到宣泄。摇滚广场是非常特殊的，尽管它依然可替代。首先它不是日常生活中有害的发泄，如醉酒发癫，或打砸东西，甚至自虐性疯狂工作。其次它不似民间狂欢的随机性，没有导演，也没有预演，完全即兴。摇滚广场中，人们毕竟是在音乐中沉醉，而且有群体效应，有身心双重安全感。在那个现场，你不用担心受伤，也不用顾虑行为举止是否规范。这就体现了音乐手段的特殊性。实际上仅仅听音乐就能抚慰心灵。很多普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心烦时听自己喜爱的音乐。内心淤积的“板结”随着音乐的流动而松动。

显然，音乐作为工具的特殊价值和它自身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关于音乐的特殊性，将专门阐述，不在此展开探讨。总之，音乐能够较好地满足某些非音乐目的的需要。尽管如此，音乐在满足各种实用的需要时，毕竟不能体现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