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善轻美的历史与现状

周末至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礼乐思想，将音乐与政治联系起来。战国时期，孔子在区别美与善的同时，强调礼乐思想，事实上重善轻美。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功用，特别是教化的功用，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甚至提出“知乐”的标准，因为“乐”是“礼乐”共同体中的组成部分，它的意义是由“礼”确定的。强调“知乐”，就是要人们接受礼乐思想，接受礼乐规范，也就是接受礼乐教化。从积极意义上说，儒家为了社会的安定而强调乐教，但是从审美的意义上说，儒家的乐教思想却在中国音乐教育历史上遗留下很深远的负面影响。因为儒家乐教的实质不是以审美为中心，而是以教化为中心；不是以完整的人格塑造为目的，而是以培养服从周礼等级制的社会成员为目的；不是将音乐作为生活的组成部分，作为审美对象，而是作为礼教的工具。

道家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崇尚自然，提出“大音稀声”的观念，对中国音乐的生存和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并主要影响了历代的文人音乐。但是，道家音乐思想也不是以音乐作为审美对象，而是以它作为修身养性的方式。因此，听得见的“五音”（日常音乐）受到道家的排斥。

儒道两家的音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当然，二者并不相同。儒家要的是符合礼乐的雅乐、德音，排斥的是郑卫之音、民间俗乐。道家要的是符合道的大音、天籁，否定的是世俗的音声之乐。儒家的目的在礼教，道家的目的在修道。从抽象的意义看，二者都将“音乐”（尽管所指不同）当作工具。应该看到，道家崇尚的是宇宙万物的自然和谐，希望通过修行，达到和自然和谐的统一。这一点和欧洲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一些思想家崇尚宇宙和谐的观念是一致的，也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乐记》明确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但是，道家否定听得见的“五音”，对常人来说，缺少感性对象，无法进行审美。

到了20世纪，中国开办学堂，出现学堂乐歌，随后有社会上的“新音乐”。虽然“五四”以来反传统，将儒家和道家等都反掉了，但是同样的观念仍然存在，音乐作为工具的思想和行为仍然存在。当时中国处于特殊时期，救国救民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为此，音乐成了救亡的工具之一。新文化运动更是为了瓦解、打击敌人和鼓动人民，把音乐作为宣传武器来使用。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期间，艺术性的音乐处于边缘，音乐教育界和全社会一样充满政治性功用歌曲；即便有些歌曲具有一定的艺术性，流传至今，但是其中的教化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被认为不符合政治标准的校园歌曲，则在文革期间被取缔，直到改革开放才重见天日，如《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和平时期由于搞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又将政治标准置于艺术标准之上，必然还是将音乐作为宣传教化的工具。